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这一半是因为自己的幼稚，没有见识，还有一半是当时的大学的活跃气氛给了我太多的诱惑。 　　 　　８０年代初期，中国的青年们为一件现在看来并非惊天动地的事情也会狂热一 番，要么在宿舍楼的窗口敲打脸盆，要么高举扫帚围校园“行军”一周，游行、呐喊、起哄、欢呼……为了中国足球队出线，为了女排蝉联世界冠军，为了选举 海淀区人民代表。 　　 　　有一回，深更半夜，为了抗议一台墙外不熄火的拖拉机，学生们一窝蜂冲出楼外。以噪音吵人，任意侵犯别人的睡眠权为理由，居然暴打农民司机，而且还逼人下跪认罪。我当时和一拨儿人坚决反对这么干，于是，学生们分成两派，为了农民是不是混蛋而争执不下，最后干脆大打出手。水桶、杯子、拖鞋、自行车的钥匙串儿都变成了对立双方的凶器，互相厮打。我的脸被一个家伙的拳头击中,牙奔了。在拉拉扯扯的一大群学生当中，我抬脚乱踢，大概也踢中了对方的天灵盖。总之，这是一场恶斗。不过，我至今还记得那台拖拉机从头到尾就没有熄过火！ 　　 　　这样的时代对我是不愉快的，有时对我简直是一种嘲讽。 　　 　　恶斗完了的第二天，我们上党史课。老师兼管学生思想工作，对我们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我还没坐稳，他就点我的名。 　　 　　“听说昨晚有人打架啦？你知道么”他阴阳怪气地问我。 　　 　　我什么也没回答，装不知道。他停顿片刻。 　　 　　“你以为大家不知道？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嘛。” 　　 　　他又停顿一下，环视课堂。那时的党史课都在小教室，最多２０来人。这算救了我的面子。要是搬在大的阶梯教室里，他再点我名，那还不把我臊死？ 　　 　　“昨晚有人跳迪斯科，跳贴面舞，通宵地跳，最后为了舞伴儿，居然打成一团头破血流，成何提统啦？啊？你说呀！”他吭腔有力，质问我的时候，已经义愤填膺。 　　 　　我顿时呆了。有的同学忍不住“噗嗤”一下笑出声。我当时比呆还厉害，完全是木了。一夜之间，我的罪名竟然变得如此荒唐！后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成为信奉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典型分子，被人家课上课下议论。 　　 　　那个时候，跳迪斯科、穿奇装异服，听靡靡之音的学生都是思想不好的人，属于必须接受政治辅导的范围。所以，我的周围老是踪着一批要求入党的学生积极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在他（她）们当时的思想汇报上，把帮助我改邪归正当成了一项任务，还说我是“落水青年”。这些可爱的人们不了解我早在高中就向教师党小组郑重提交过入党志愿书。哪怕是考不上大学，也尽我毕生精力为人民服务，让青春闪光。 　　 　　大学里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也许是一种误会。教党史的老师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当时他老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象个耗子皮。我现在会象讲笑话一样有时说给别人听，当作茶余饭后的逗人笑料。可当时的我真是亏透了。 　　 　　于是，我从那以后，破罐破摔，学会了抽烟、喝酒和打麻将。不是非去不可的课程我就不去，我老骑个自行车到北京城里逛，回到学校看操场一有人踢球，就跟人家要求入队，也不分谁谁一拨儿，见球就踢。每天稀里糊涂，功课越来越差。按照大学的规范来讲，我这号人算“渣子”。有时，我确实想努力向上，可那些积极分子来不来就找我，一开口保准是“人犯了错误不要紧，关键是知错就改，改了就好。”他们事先好象背诵了同样的台词。我不管那一套，也不问谁是谁，劈头就说:“别你妈的胡扯啦！撒泡尿照照自个儿，你丫算老几呀？” 　　 　　尽管我也觉得我出语不逊，但这些小白脸还是笑眯眯的，耐心极了，叫我觉得跟假的一样。 　　 　　我的心情是郁闷的，表面不在乎，但内心是凄凉的。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有一帮同学哥们儿找我聚会，出去到哪儿疯他一阵，或者一醉方休.除了大学的铁杆儿同学，还有我从小的伙伴儿，大家是“一丘之貉”。聚会的次数很多，有时到野外，有时到谁谁的家里，有时钻进教室，用被单封窗，我们在里头抽烟、喝酒、跳舞、打牌，乌烟瘴气。这些我只能隐隐约约地记住，大部分都已经淡忘了。 　　 　　不过，唯有一次聚会让我至今难忘。因为，在聚会上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多少年来时常想起。 　　 　　１９８３年的北京夏天热得烦人，干燥、风大，灰尘多。空气里的湿度被太阳吸吮，淌出来的汗一旦晒干，全身顿时火辣辣。我们一伙儿人聚到和平里的小东家.他家是旧苏联式的单元楼，上下两套，房屋敞亮，门窗宽大又通风，连说话都起回音。在北京城内，他家的夏天有着上等的凉快。 　　 　　小东好客，又是学戏剧的，所以艺术圈子的伙伴儿多。他和我这种念外语读哲学的人不太一样。我容易把事情抽象化，不象他每天很实际，关心人的表情，说话的语气和腔调，而不是所谓的什么什么的思想。其余的哥们儿有在大学练拳击的大个子，学法律的小眼镜，上外大的小分头，还有一个是学钢琴的。 　　 　　聚会摆的吃喝非常简单。有酒，佐餐和二锅头。有肉，炖猪蹄膀和排骨。有汤，打两个鸡蛋，大葱白菜一下就得。不够，喝麦乳精补。剩下的就是香烟，大前门和恒大。 　　 　　我们没有任何议题，先到先吃，不用到齐。小东见我开吃就说；“咱这儿多棒,没加塞儿。不象学生食堂老有人自私自利。” 　　 　　“这是人少，排不成队。排了队，保你还得加塞儿。”我的话音刚落，小东直咬牙。“都是这社会的恶习太多！” 　　 　　其实，对我们来说，批评社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发牢骚的手段，尤其是我自己。 　　 　　大家谁也不招呼我，我自己就能唱独脚戏，自说自话，而且还酗酒。佐餐加二锅头一混喝，立即上头，眼前的人影满堂花。 　　 　　“你们说我多怨，我好好的一个人，偏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个坏典型，课上有人指手划脚瞅我，课下还被教党史的老师叫出去，要我宁当社会主义的草，不当资本主义的苗。还说我呢，这老师自个过去就是大右派。” 　　 　　“阿毛你真怨。”练拳击的大个子一边劝我酒，一边安慰我。 　　 　　我一口气喝下。“说他是大右派吧，过了几年，他又回城了，返校了。据说他改造完毕，不再当右派啦。心里变得红彤彤。” 　　 　　“常有的事，常有的事。”大家齐声响应我的话。学法律的小眼镜又哄我，又给我倒酒。我知道这帮哥们儿憋足劲灌我，可我已经不介意，醉就醉他一个痛快！ 　　 　　“这事常有，我知道。可过了几年，他又变成党内的走资派。大字报告他是披羊皮的狼，结果他又卷铺盖圈进牛棚了。那牛棚奇臭无比！” 　　 　　“这事也常有，这事也常有。”大家又七嘴八舌。上外大的小分头也搭着我的胳膊起哄。我知道我的醉相已经相当滑稽，从眼前这帮哥们儿的人影里我好象能看出自个儿。 　　 　　“这事也常有，我知道。可前几年，他又从牛棚回来了。党给他平反啦，他受怨深重。你们说这世上有没有真东西？这人怎么都是阴阳脸儿呀？一会儿耍阴的，一会儿使阳的，有没有个正经的时候？” 　　 　　“就是就是，是人还是鬼，人和鬼谁都分不清！”学钢琴的文弱小生扶我一把，替我倒满酒。“阿毛你别看他是老师，他批评你完了，还得被人镇压。我打保票。”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是说，他怨，干么怨我呀？我不该他也不欠他，干么找我的茬儿？我算不上什么玩艺儿，也不是瘟疫！还是…还是咱们哥们儿跟我瓷器,听我说，听我的苦衷。不象那帮积极分子给你使虚的…。”说到这儿，我把杯中酒一饮而尽，觉得眼眶发热。 　　 　　大家看我，谁也不吱声。片刻，我大骂；“操　　他　妈！ 他们丫都是大孙子！” 　　 　　我哭出声来，酒劲直冲头，腿发软，脚下如踩棉花。 　　 　　小东几个人用力搀我，叫我站住，千万别躺倒，一倒准吐。我的意识 孰剩?眼花缭乱。隐约听见小东说先把我送楼上休息。他们把我抬上楼，一进屋，小东对我说；“你先在这屋歇。”然后，他又对屋里的一个少年说；“你别管他。他醒一会儿就好，你忙你的吧。”说完，小东他们下楼了。 　　 　　屋里没有任何吵闹，没有酒，没有烟，静悄悄的。大灯没开，只有一盏台灯亮着。跟刚才的聚会相比，好象一个急速降温的空间，叫我昏沉的头脑似乎有些清醒，眼前的光和影重新聚集，越来越清晰。那个少年坐在一张小马扎儿上，怀抱一把吉他。橘黄色的琴面在屋灯下显得发亮。在他的双腿左则立着一个乐谱三脚架，摊开的乐谱本子正好和他齐胸。少年不说话，但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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