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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大师郑文光1929年出生于越南海防市一个华侨家庭。是印度支那热带的空气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无情铁蹄使他幼小的心灵过分早熟。从12岁起,他就已经成为当地华侨华人报纸的撰稿人。他的稿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深深地鞭挞,对抗击暴行的人们热情的讴歌,对遥远的祖国深深地眷恋。他告诉所有愿意倾听爱国和自由声音的人,他早晚要"告别海防"要回到那未曾谋面却孕育了整个民族的美丽的故乡。 回乡之路,崎岖而漫长。 从1947年起,郑文光开始了长途跋涉。他辗转东南亚多个国家,边工作边学习边寻找机会。在香港教书期间,他与多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交往甚密,这些人中有后来著名的心理学家曹日昌,有著名散文家秦牧。正是这些人激励他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并将笔触不仅仅停留在战乱和腐败的人际的现实,而要跨越到科学和民主所能奔向的无限远方。 当郑文光以天文为题材的科普文章在香港获得知识界的广泛好评的时候,新中国成立的钟声再一次催促着他返归故里的愿望。1951年2月22日,他毅然结束了流亡生涯,来到新生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1951年的北京,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地方。年青的共和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材,一个以科学作家为响亮职业的人自然被推荐到了中国科协科普局,成为了一名为洗刷旧世界封建遗骸、散播新世界科学文明种子的先锋。 从1951年到1957年,郑文光进行了大量科普组织工作和创作。他编辑过《科学大众》、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新闻发布会,还进修过上千次关于宇宙航行的科普讲座。他的科学文艺作品《飞出地球去》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广泛好评。他还与李四光、竺可桢、戴文赛、邓稼先等结识并讨论过科技传播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于1954年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 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郑文光进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成为编辑。在这里,他与文学艺术界的大量交往,成了他科幻创作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他与老舍、郭小川、王蒙、张天翼、丛维熙、柯岩、刘厚明、刘绍棠等人过从甚密。不但如此,他的小说《黑宝石》获得了中国作协的儿童文学奖、《火星建设者》还获得了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的大奖。 文化大革命中,郑文光不得不停止创作下到家乡农村务农。他最终觉得放弃文学,并于7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开始了天文史研究。在这个领域他出过三部著作,至今仍然有人引用或者驳斥着这些著作的观点。可见这些著作的价值。 当第二次春天到来的时候,郑文光已经50岁上下。在感受到科学春天的到来基础上,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中一个个复苏的灵魂拿起了笔,开始新的艺术和人生旅程的时候,郑文光也恰到好处地开始恢复他的创作。他写了四本长篇小说和数十部短篇小说,他的小说从对科学的无限赞美到对过去的无穷感叹再到重新拾回对未来的憧憬,一部比一部更加精彩和具有探索性。美国评论家认为,郑文光是当代亚洲少有的能在科学和人文领域并行驰骋的重要作家。 正当郑文光的创作进入最佳境界的时候,1983年4月的一天,过分劳累引发脑血栓,使他半身麻痹,再也不能伏案写作。一个曾经在亿万光年中纵横驰骋的太空骑士被疾病的精灵软禁起来,这些精灵要打击他的精神的要害,要让他永远地退出曾经为之奋斗的中国科学文艺的土地。 相信科学和精神力量的郑文光没有倒下。在他贤淑的妻子陈淑芬女士的照料下,她坚持锻炼并逐渐恢复了少量写作。他关怀年青人的成长,经常为他们的新作选撰写绪言。他还热情地主编文集,为中国科幻积累资料。闲暇的时候,他从坐落在北京繁华的北三环路的家中11层高楼向下眺望。 总是有不少朋友从远方赶来看他。他也永远欢迎朋友的到访。这些朋友中有中国作家协会的、有中国科协的、有天文台。多数人是作家。更有一些青年读者。一些人带来鲜花,另一些人带来的是从天南海北捎回的礼物。但更多人带去的是渴望他恢复健康、重新开始文学创作的心。在大家眼里,郑文光是个好脾气、敏感、热情、真诚和常常激动得无法自制的人。他对宇宙之美的深刻理解,对人生光明之面的坚定信念和对文学事业的虔诚追求,常常是大家称道最多的地方。 对于《科幻海洋》他可以说是最老的作者。因为创刊的科幻海洋就发表过他的文章。对于新版《科幻海洋》他仍然抱着热切的期望。 对于所有《科幻海洋》的编创人员来讲,中国的科幻事业因为有了郑文光而显得不同凡响。《科幻海洋》因为有了郑文光的支持和关怀,而必定能在通向永恒的科幻宇宙的征程上,再次扬帆远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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