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京生离世后的这一个月里，我一直在努力回忆一件事: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京生和我同校、同系、同级，但不同专业、不同班、不同宿舍。认识之前，肯定见过面，毕竟是同一个宿舍楼睡觉，同一个食堂吃饭，有时还同一个教室上大课。但是，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认识的呢？ 　　 　　想来想去，我们认识的契机似乎是照片。 　　 　　京生同史东明是好朋友。史东明和我同班、同宿舍，他家和我家的胡同都紧挨着，所以关系不错。有一次，京生把自己的相册拿给史东明看。是那种老式的相册，黑色的厚纸上，用相角固定着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片，异常整齐。相当多的照片记录了京生的家庭和他个人的历史。相信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有这么一本相册。而留给我深刻印象的，除了相册的大，照片的多，摆放的整齐之外，还有京生同相册一起带来的一柄放大镜。用放大镜看照片，我可是第一次见到。这除了对照片的珍爱外，还体现出对照片上细节的重视。那次，京生邀我一起观看他的相册。我们也就这样认识了。 　　 　　多少年以后，我也买了一柄放大镜，专门看照片。这肯定是跟京生学的。再过了多少年，我更多的是趴在灯箱上用观片镜看底片，很少用放大镜看照片了。也是因为现在的照片都放得很大，不像当年大都是直接用底片晒印的。 　　 　　毕业以后，和京生一直有来往。这里不提，继续说照片。 　　 　　1988年6月，京生在家里为女儿抗抗举办了家庭画展。这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12日，我们很多人前去参观。既为抗抗的儿童的天真想像所吸引，也为京生的慈父的关爱鼓励所感动。最后是刘京生的自助餐招待。那天，我为抗抗在画作前拍了不少照片。回家后冲洗出来，结果发现都拍虚了。于是，我如实相告京生，并欠下抗抗一张照片。后来，京生曾让我帮他放大一些黑白照片。其中有一张抗抗在家庭画展上的底片，一看就是专业水准。问京生，果不其然，是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所拍。既然有贺延光的照片，我也就心安理得的自愧不如了。当然，欠抗抗的照片帐肯定会还。 　　 　　再给抗抗拍照片是1994年1月23日下午，定位就是拍肖像，但只能说拍的还可以，谈不上精彩。后来，我看到旁边坐在小板凳上的京生，眼睛看着抗抗，神态生动。我马上让京生别动，并把镜头对准了他。这就是今天放在纪念馆上的梁京生的照片。前些天，我把这张照片重新制作装框送给刘京生。她说，这张照片最像梁京生，虽然快10年了，但神态一点没变，只是头发比那时少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张照片会用在这个时刻，这个地方。 　　 　　后来，我还为京生拍过半步斋。但这篇文章就不提了，那是下一篇的题目。 　　 　　京生自己也喜欢拍照片。最初，他主要拍女儿。我看过一些他在天坛公园给抗抗拍的照片，非常有趣。后来，他主要是拍风景。山川风物，江河树木，都被他收入镜头。北斗星图片社，先在菜市口，后在虎坊桥，他是常客，这也是我们见面的原因之一。 　　 　　我和京生还以摄影家的身份，参加过两次摄影采风活动，当然，这也是京生联系促成的。一次是1996年9月20日至29日的“海峡两岸摄影家看壶口”，另一次是1997年5月26日至30日的“世界华人看华山”。壶口之行，我们去了黄陵、宜川、集义、壶口、延安，当然还有西安。华山之行，还去了韩城和西安。“看壶口”后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摄影展览，京生和我的照片都有展出。我们也都得奖，但京生的奖比我高一等。我服气。 　　 　　两次陕西之行，我们只顾着拍照片，交谈不多。只有在延安时，京生和我一同爬上清凉山，参观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纪念馆。纪念馆里没有几个参观者，京生却看得津津有味。我体会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父辈到过延安，所以对这里的一切都有兴趣，二是他的新闻专业背景。 　　 　　尽管喜欢拍照，但京生的照相机是简陋的。开始，他使用的是刘京生的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国带回的一台东欧的相机，属于普及性。他还用过国产的单镜头反光相机，又重，故障又多，可能是单位的，但跟他跑了不少地方。后来就是傻瓜相机了。前几天，我帮刘京生取出梁京生用的照相机中没有拍完的胶卷，也许这是他到西安拍的照片吧，普通的机型，连我都不知道这台相机是什么牌。我体会，京生注意的被拍摄的对象，是使他忘情的风景，照相机仅仅是工具而已。这一点让我这个喜欢买照相机的人惭愧。好在我的照相机还为京生留下了几张照片，这又让我感到安慰。 　　 　　京生喜欢艺术，照片就是艺术的一种体现。京生热爱生活，照片就是生活的一个记录。 　　 　　在照片中，我看着京生，念着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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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6/12 10:4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