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走前一周，打电话来，说起自己的生日——7月17日，洪水退去，挪亚方舟停在山上的日子。他还谈起自己的笔名“水丑木”，发现道家早有记载：“水丑木为梁”，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老梁走前，5月5日、7日最后两次见到他，现在想来，确有些与往日不同。他好象两次穿的都是新衣，眉宇间横着舒朗，似登高至一平坦处，心宽宽放平的样子。我说他气色好，问是否与他去西安有关，他笑道，回来已有些日子了。 　　 　　1 　　 　　3月10日，清晨天降大雪。第一眼看窗外还薄雾如昨，再一眼就纷纷扬扬起来，仿佛天变魔术。那天约好与老梁、奚浩等一起吃晚饭。奚浩来自台湾，在北大读哲学，我因朋友介绍帮他找房，遂成好友。那天，约在中关村附近的一个酒家，我们找好座位等老梁，他却找错地方，一番辗转骑车赶到时，只剩下“上座”。老梁偏好平起平坐，那次被“专制”，只好就范。他宽衣坐下，一一问候大家，又点了绍兴老酒温暖话题。 　　 　　席间，大家话不离台湾和大陆，间或谈起奚浩叔叔奚淞的文章。奚淞隐居台北，擅画菩萨，母亲患病33个月，他画了33幅菩萨，结集成《自在容颜》，与《心经》抄在一起，圆融妙明。第一次捧起时，直觉惊心撞魂。我曾说与老梁听，老梁爱其文，却未曾见其画，嘱我哪天带给他欣赏。我虽时时念及此事，但总觉太阳每天都会划一个圆，一时疏懒，没想到竟成终身之憾。 　　 　　那天离开时，老梁推车与大家告别，出租车吞进一干朋友和我。老梁则在窗外微笑招手。那一刻，我心里隐隐作痛，从中关村骑车到天坛，那是年轻人也望而生畏的路程，52岁的老梁却视若平常，他是想独享“飒沓江湖”的夜行权么？那晚，望着老梁孤身推车的身影，我很不安，想来奚浩他们也有同感，车行中，大家都闷不做声。 　　 　　4月9日，奚浩回台湾，约好一起去长安大戏院的渝信酒家话别。那次老梁要了二锅头，我见他不劝自饮，遂问他何以报社聚酒每每不见放怀？老梁低头夹菜，扫一眼大家，说了句类似“只饮吾友”的话。 　　 　　那晚，老梁话说得多，酒也喝得多。话题从秦思源的“皮肤照”到达利北京展，天马行空，任意穿梭。最后，他拿出定原的摄影集和写在稿纸上的意见，摊在桌上逐页“圈点”。渝信幽幽的灯光一盏在顶，只照亮饭桌，周围都是模糊的灰暗，一个光源从暗处团起了大家，而这个光源似发自老梁。 　　 　　正巧，那几天我在读陈丹青，他说，在美国，大家凭艺术可以产生深厚的友情，而在中国，即使是艺术家之间，也是一套精致的人际关系。当时读罢，频频点头，而那天却不敢苟同，觉得至少应该把老梁从这句话中择出。 　　 　　告别时，奚浩、定原等与老梁握手，我也伸手凑趣。奚浩惊讶，不是经常见面吗？确实，经常见面，太熟悉了，握手反不曾有过。就像家乡的湖，小时每天经过，从不细看。不去细看的东西，一般都是至熟或至亲，平时不会在意，失去就有内痛。 　　 　　4月12日中午，我们正和奚浩在家吃饭，老梁接连打来三个电话，详细嘱托如何联系他所熟知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并叮嘱奚浩路上小心。一月后的同一个时间，我发信给奚浩，告知老梁出事，请大家祈祷。他说，那夜，他几乎承受不住。 　　 　　2 　　 　　11年前，我初到北京，户口未到，身份证经常乱扔，人在江湖，有点反叛，轻飘飘很有些体制外的不凛。朋友介绍我来这个报社，第一个见到的就是老梁。看过我在《山东文学》上的涂鸦，老梁当即拍板，应许我第二天来上班。那时的我，正是盼有人识的年龄。 　　 　　这班一上就是11年。这期间，我几次江湖上进进出出，“托钵”海外，老梁却一直稳守在报社，象一个大本营。每次我在外“讨饭”累了，要回来歇息，他就在那里开一扇门。 　　 　　老梁至诚，“我言不需劝，直怕彼不听”，说话常常象刺客入阵直取上将军首级，一切赘言略去，直陈肺腑。有一次，中国科协书记来报社开会，老梁直言报纸十年不起，彼有失察之责。那次我恰巧不在。后来听说，散会后，当即有同事与他握手，低声道“英雄啊！”还有同事私下问：老梁，你不想干了？ 　　 　　老梁的真诚得乎天性。《中庸》中祖先早就视“诚”若命，并说“至诚如神”。诚者皆无有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老梁不谙任何迂回，连他最后的离去都是果决地一跃，决不拖泥带水，似音声响至高处嘎然而止，收放一如，进退无二，这样的“率性”感天动地，何恐怖之有？ 　　 　　在报社工作期间，我的涂鸦每每被老梁点拨，常觉得写得不如他说得好。前不久，我拿写奚浩叔叔的小文请他斧正，他郑重写道：“针脚再细密一点，不能让绵密的心绪踩着文字的大针脚粗疏地一路跳过，只是看一看，而不掬起一捧细审。” 　　 　　好眼力啊！我的毛病——人在江湖，柔弱处总想回避，遂一路“潇洒地”走过，该驻足处都行了路。老梁常常提醒我，时机到来，“该展开的地方，不要省略，要多说几句。”而我深知，这几句岂是纸上的功夫。 　　 　　这几年，我一路被朋友提携着读《圣经》、诵《金刚经》，此珍彼爱，脚踏双船。老梁则一直坚持读《圣经》，凡有问题尽数记下。最近，他打电话来问我，不明白为什么《圣经》有一处提到神时用了复数——“神们”。他还说，《圣经》以精练见长，而创世纪8章13-14节却言有重复。我暗叹老梁读书绵细，却无力回答，要他记下，日后请教鹏程。 　　 　　去年年底，老梁说要重读《圣经》，我听了高兴，要他马上开始。他却想选一个郑重的日子。后来，老梁选中新年，从那天起，开始了他的“创世纪”。老梁喜平实，不喜仪式，却在乎心中的仪式感。他曾经说过，他的每一个年龄段都始于一个“仪式”，其中一次，老梁穿了新衣，站在月光下的一棵树前郑重开始了他新一轮的日子。 　　 　　老梁的生命时时有开始的印记。最后几次，他与万刚和我畅谈，经常谈起当年，在内蒙、北大、电影报、青年报的时光。在这些不同的时光里，老梁似一张坚韧的底片，不管用什么像纸，其成像始终如一。确实，内蒙、北大、青年报、电影报，哪一个老梁不是他自己呢？ 　　 　　有一年春节，林海介绍我去保定打“禅七”，回来似有脱胎之感。当时，老师让我们参一个话头：“天地之大，在哪里安身立命”，回来说与老梁，他当即叫好，说参到了根本。并要我把当时记下的“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甚勿放逸”抄与他，他读罢频叹“老易至”，要切切“惜此时”。而后，则把弘一法师的“天欲祸人，必以微福骄之；天欲福人，必以微祸警之”录给我。 　　 　　3 　　 　　两年前，那时我还在巴黎“洋插”，老梁写信来谈到他去广东虎门的感想。那一次，他对关天培的《筹海初集》感触颇深。原来印象中的一介武夫，却如此敬业而富创造，在奏折和家信中，皆说到对皇帝的忠心。老梁写道：过去看来，这种愚忠十分可笑。而这次看展览，恰是这一点触动最深。皇帝如何不必评判，关天培的信奉（或扩而大之说成信仰），使他内心有所支撑，并保证了他做人的质量，使他行为有所本。因此，他最后自刎于炮台，是其源有自的。 　　 　　这个“源”使老梁动了心思。其实，早在1999年，在好友黄鹏程的引领下，老梁就开始了他的“心修”。随后，老梁的妹夫胜芳被病痛折磨，鹏程通过网络带他读《圣经》，为他虔心祈祷。送他走后，又写信安慰其妹，这些都成了老梁日后反复说人要活出“光”来的理由。 　　 　　老梁曾多次提到特蕾莎修女：拥有几亿财产，却只为自己留了两套衣服，一双凉鞋，甚至连袜子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后，她把几千美元的招待餐和高级轿车全部换成了现金济助贫病。做出如此“大舍”的不是七尺男儿，而是一个“怀大爱心、做小事情”的瘦弱女子。老梁因此感慨，看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否能“舍”，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不能舍者，得再多也无益。 　　 　　在能舍方面，老梁经常提到酷爱摄影的好友吕南，说他活在“行”中，他的“行”使“说出来的”都变得“便宜”。有一次，在车上，老梁讲起吕南的“舍”，称他从西藏回来，带了两旅行包的胶卷，这些胶卷日后只能出产有数的几张精品，即使是难得一见的美景，只要不是本次所需，也一概略去不要。而出书等凡人热衷的事，吕南经常舍去真名。每次入藏，他都要带上药物接济当地藏人……“行力啊！”“有光啊！”老梁称这样的生命活出了标高。 　　 　　与这些“光源”相对照，老梁经常谈起文坛上某些作品等身的“大名”，他们有的历尽磨难，但这些苦难只是量的叠加，其生命无任何质的改变。老梁有一次在信中感慨道：“没有信仰的心灵像一块贫瘠的土地，无论长出的东西看起来多么丰盛，但以稗草居多，没有养料，因此，对生长而言没有意义。” 　　 　　老梁一路所寻之源，是信仰之门，是生命之门，是一个人活过的印记。那样的生命，“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老梁在周围发光的生命中找到光源，又通过所行把这光源传给更多的人。 　　 　　前不久，我在网上找到几张圣法兰西斯教堂的壁画，冲成照片送给老梁，他大为欢喜，连说精彩。我说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相似性：一个13世纪的意大利圣人和一个当代中国的真理爱好者。圣法兰西斯变卖了家产修行，腰间拴着绳子，一无所有，却喜乐连连；老梁称叹“大舍”无碍，居陋室而自得，“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哥林多后书》6:10）。”他们共同享受着简朴的恩典，这样的人真的是有福了。 　　 　　说到底，老梁所寻之“光”皆由“舍”而来：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圣法兰西斯在他永恒的祈祷中早已陈明：“在原谅中，我们被宽恕；在给予中，我们获得；在死亡中，我们永生。”其实，寻找光的过程，既艰难又简单，圣奥古斯丁说得好：“如果要明白，就应当相信；因为除非你们相信，你们不能明白。” 　　 　　老梁，你是过来人，你当然相信，当然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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