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时期的中国朝廷可谓人才辈出，晏殊、宋祁、范仲淹、欧阳修，你方唱罢我登场，用诗文奏章乃至变法烘托着一幕幕光鲜陆离的闹剧。有些人留下了千古的诗文，有些人被吹捧为革命的先驱，却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得到了当时人以至千年后世的认同？包拯，这个力重千钧的名字，也许并不常见诸于自命清高的文人笔端，却被百姓们跨越千年地崇拜者。对于一个一生只留下了一首五言诗，被欧阳修讥为“素少学问”的来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他竟成为了“清官”永恒不朽的代名词？包公戏的广为流传中又可以透视出中国民众何种的情感依托呢？ 　　不妨让我们首先理一下包公戏的发展脉络。 　　最先将包公带入文学领域的是宋代深受广大市民欢迎的说唱艺人。经过说书艺人的再创作后流传至今的十余种宋元公案小说中涉及包公的就有两部：《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到了元代，由于蒙古贵族的高压统治下，杂剧作家只好采用借古喻今的的手法来反映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因而，在现存一百多种元代杂剧里，包公戏就有十三种之多，其中有十种是公案戏。明朝则问世了有关包公的公案小说集：《全补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龙图公案》等，一些短篇小说集如《警世通言》、《初刻拍案惊奇》等，也收有包公断案的故事。清代最著名的石玉昆在道光、咸丰年间以独特风格说唱包公，吸引很多听众，当时有人把他说唱的包公案笔录下来，加工成散文章回体，就是有名的《龙图耳录》。光绪五年出版的一百二十回《三侠五义》恐怕是大家最为熟悉的版本了，近十年前风靡东南亚的华视《包青天》、《七侠五义》等剧集就是以此为原型的。而清代包公戏剧在元、明的基础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比较著名的有《狸猫换太子》、《打龙袍》、《秦香莲》等等。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包拯的形象实际上是一个刚正不阿，断案如神的形象。“包青天”似乎称为了民众伸冤的唯一希望。“包拯”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便是百姓疾苦的呐喊者，彰显着扬善惩恶的美好愿望。 　　我们不妨把包公戏同国外的其他公案文学如侦探小说作一下比较。无论是福尔摩斯，波洛，还是日本的江户乱步川等等，一般强调的是一种推理过程，凶手的出现是层层去丝剥茧后的如见天日。而包公戏则不同，在很多戏中，罪犯是一出场便一目了然的，被害者、罪犯、审判者心中都十分明了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案子的关键在于两点。一点是如何找到证据使罪犯定罪，另一点是如何使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通常情况下后一点来得尤为重要。大部分著名的包公戏如《秦香莲》、《狸猫换太子》等等最后都是在包拯与更加位高权重者之间的冲突中达到高潮。而即便是那些普通的包公故事中，百姓上告至开封府包大人处的大多是错判、误判、倒判等冤案，其上诉包拯的行为本身便是一个对权贵的抗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使得惩恶扬善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证，实际上兼具了扶强锄弱的性质，包拯被推为“清官”的最主要原因不在于断案如神，而是在于他的平民意识和刚直不屈。 　　在这一点上倒是与历史上的包拯原型不谋而合。历史上的包拯在开封府仅做了一年零三个月，但是却遇到了蔡河泛滥。当他确切知道这是中官势族筑园榭以至何塞不通时果断下令将所有跨河的楼台园榭尽行毁去得罪了很多权贵。他们为此放刁使奸，伪造地契步数，与包拯纠缠，包拯通过实地测量和验证，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弄虚作假、妄图永远侵占河道的丑态，并上奏朝廷进行抨击，要求严惩，严重地打击了中官势族的嚣张气焰。 　　而在包拯最辉煌、最有成就时期——谏官时期中曾经七弹王逵，三劾张尧佐，成为谏官中最富之间精神的一员。谏官在宋朝时的境遇明显胜过明朝。明朝谏官动不动便会被“廷杖”，有时甚至以被斩首来收场。然而在宋代，台谏虽然可以君权、相权三分天下，却依然要视皇帝眼色行事。张尧佐是皇帝最宠爱的张贵妃的父亲，因此包拯三劾张尧佐显然也有着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这句诗充分反映了包拯这种大义凛然的风范。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公戏的广泛流传也说明了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对不合理的制度的一种无奈的呐喊。包公的出现的得益者时宋仁宗朝的百姓，而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浩浩历史中包公式的清官又有几个？生活在最底层民众长年受到官僚主义的压迫，在畸形的体制下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的摆脱压迫，追求平等的方法就是肯为民主持公道的“青天”以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尧舜型的明君。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几千年牢牢盘踞的家族制和等级制造成的，另一方面，向来依赖于土地、环境的中国农民也缺乏大规模暴动的勇气，而把希望寄托在明君改良的理想上。包拯的出现正是符合了这样一个思想。清明公正的包拯危开封府知府，掌管京畿要务，虽说是三品官，其影响力却被想象为与丞相不相上下。而且，更多的时候，包拯的头上更戴着“巡视”、“钦差”的光环，甚至被无限夸大为手持尚方宝剑，可先斩后奏，上斩皇亲国戚，下斩贪官污吏，已经完全等同于皇帝代理人。 　　很多人看来，包拯身上被赋予了浓厚的“反贪精神”，这种精神的背后是百姓对“贪官”的无可奈何也是对“反贪斗士”的冀求。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反贪斗士最后惩治贪吏的手段仍然是“以权制权”。因此，窃以为，“反贪”不过是这位皇帝代理人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归根到底贪官的形成也是制度不健全的一个反应。这种官僚制度的不健全再加上传统伦理道德的重重枷锁，中国自古至今数以亿计的平民百姓只得逆来顺受，“青天”仅仅是存怀着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 　　所以，被称为“包青天”的包拯实际上是弱势者的代言人，是对强权不屈的抗争者，更是百姓心目中“明君”的代理人。他的存在闪现着广大百姓对于公正平等的强烈希望。自古至今盛演不衰的包公戏创造了一个黑面阎罗，扬善惩恶，抗鸣权贵，吟唱着千百年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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