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１０年，我们不得不想起那个经常遇到的尴尬——人们反反复复地问：“你们为什么要去攀登雪山？”我们常常无言以对。北大学生为什么要去登山，质问的前提是人们认为登山是一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的运动，北大学生去登山，仿佛是去挖煤，或者当清洁工，或者说象是亡命徒，浪费青春、才华和钱财；这个质问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即这些学生不务正业，有违北大精神。但我们还是把它看作一个纯私人性的问题，并努力地尝试着去回答，然而，这样更使人难以回答。 　　在我队，这些问题只有在其所在的特殊时代和所处的特殊情境中，在一种烙上历史性和通融性印记的个性状态中，被我们以生死大限和集体孤独的形式印证、丰富和进一步展开。北大精神与雪山之间的磨砺，使山鹰社已经具备某种凝聚性的文化性精神内核。正如北大山鹰社的“山鹰之歌”： 　　 　　　　　　存鹰之心于高远 　　　　　　取鹰之志而凌云 　　　　　　习鹰之性以涉险 　　　　　　融鹰之神在山巅 　　 　　　　所谓生死大限，即，与其说在攀登过程中提升人的极限，不如说是这种提升却是在生死临界点处提升。人只有一次生命和一次死亡。生死之间只有大限，没有极限。尽管人与雪山之间的物质技术关系一直在发展着，但是现在还是处于保险系数较小的阶段，更何况一无所有的北大登山队。 　　在这种大限的照耀下，所有间接的直接的关系和所有的澄明的和晦暗的事物都真切如初。人与雪山之间的经验技术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协作关系等等都在这一刻回到事物本身，充实参与者的人生的经验空间和立意空间。待在校园中的人生不再仅仅拥有从书本中获得的想象性的经验。 　　 　　　　所谓集体孤独，有对这样一种状态的描述，这种状态，既是孤独的，有时集体的。孤独感是那么的真实和刻骨铭心，集体感是那么的实在和铭诸肺腑。七八个人，或者十来个人，虽然算得上一个小群体，但是在雪山皑皑、荒漠茫茫、天清云淡中，或者在月失天黑、狂风骤雪中，说话还未出声，就被风刮走；人影还未立定，就被雪搅乱；视线出蓬，放眼千里，寻不着语声灯影；踏步荒野，骆驼有声，寻不着他踪迹，一阵阵风刮过蓬顶，风声呜咽，一阵阵孤独透心。人太渺小啊！人在天地之中，毕竟渺小了一点；念天地之悠悠，怎能不怆然而涕下。这种孤独确确实实是来自人与天地相对之间。来自人与天地相对的孤独是本体的孤独，因为它不缺友情和温馨。几个人结组在一根绳上，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于对方。这是何等的相托！虽然在雪山上不提倡随意地舍身救人，也就是说在登山遇险中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则：一是救自己，二是救你可以救的人，三是如有选择，你应该救最有机会生存下来的人。换而言之，在雪山上，在很大的意义上，我们只能从事肯定性的或者正向的活动，如安全地攀登，而如要求急救、雪崩之类的否定性的活动最好不要发生。但是我们在雪山上还是要求生命相互托付，为自己，为队友担起责任。探险队伍里最忌讳两种人，一是缺乏合作精神，不能正确对待自然和人，个人英雄主义时时作祟的自大狂；一是固执己见，不顾客观条件一意孤行，不听从指挥和不配合集团作业的偏执狂。在人不相互依存就不能生存的条件下，以上两种人，哪怕队伍中只有一个，就会“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因此，登山中的生死大限照出这个小群体的集体性，几个人之间的集体性，或者说生命的相互性，个体的相互性。人与天地相对之间的孤独袭来之际，这种集体感油然而生，天地也得动容，谁不激动不已？激动——――人生的纯粹。 　　 　　　　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探索。我们编织和叙说这种状态。陈平原在《北大旧事》的“代序”《老北大的故事》中写道：“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我们――“山鹰人”叙述的故事，能否进入“北大风景线”行列，与“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岸然和蔼可亲的笑容”一类的旧事并列，史意难测，我们也无此奢望。但我们自豪，因为我们的故事独成燕园一景――在人与雪山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和想象的所有关系中发生的当代青年和当代大学生的故事。里面有蓝冰莹影，有茫茫雪原，有乍雪乍晴，有狂风骤雪... 　　无论作为群体和个体，“山鹰人”富有特色的人生和命运，将成为故事的中心。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些故事也可以当做个案材料，全面展示或揭示人与雪山之间所有的关系，包括在某种特殊的共同处境中的雪山的命运、人的命运、雪山与人共在的命运。 　　 　　--《八千米生命高度.后记》 　　 　　 　　《八千米生命高度》北大登山队 著。　辽海出版社，1999 　　讲述北大登山队10年来的风雪历程。远看是个传奇，近看是个温暖可爱的 　　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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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8/14 15: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