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义可就：信念缺乏下的生命矛盾（中） 　　——李秀成晚节分析 　　 　　三 　　 　　以“愚忠”来解释李秀成十几年战争活动的精神支柱也许正确。矢志忠心，历来被视为一种美德。拜上帝之前的李秀成读过“四书五经”等，略为“知书达礼”，自然已接受了这一美德标准。李秀成十年“一忠”，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也是对道德形象的自珍自爱，对自我人格的维护。 　　 　　在企图维护个人道德形象的前提下，“十年一忠”也是忠于自己。如果没有洪秀全带起的这场“太平天国革命”，李秀成绝对不会成为李秀成，仍然是李以文，不会成为“忠王”，仍然是一介草民，艰苦度日，娶妻生子（？）老死于山村，绝无声息丧于孤丘一坟。他之得纵横半世，显赫一时，离不开太平天国这个价值载体。因而，“十年一忠”，也是他对个人价值载体的本能的保护。因而，他对洪秀全也不是完全唯命是从。对战局的估计；行军打仗，他要比洪秀全高明得多。因而他对洪秀全的一些自欺欺人之举，置若罔闻；一些盲目膨胀之计，则力加阻止，又凭着某种预见，作了些用心良苦，计高一筹的备战措施。 　　 　　李秀成二克苏杭，“自嘉兴还苏州，奉秀全伪诏趋还江宁，令经营北路，初，咸丰三年，林凤祥、李开芳北犯不返，李秀成未敢轻举。适江西湖北匪目四十余人俱降，书投李秀成，邀其上窜，自称有众数十万备调遣。秀成覆书允之，留陈书坤驻守苏州，自返江宁。请先赴上游招集各股，再筹进止。秀全大怒，责其违令，秀成反复争辩，坚执不从，秀全卒不能强……”李开芳、林凤祥北伐是非，史界似乎犹存争议，而李秀成一直以为此是败国之举，在其自述之中所谓“天朝十误”，此是一误。天京内讧之后，洪秀全面对日薄西山的“上帝天国”，犹言让李秀成再度北伐，实属妄举。此时不但人心有散意，并且将才严重缺乏，下此孤注，实取速灭。在李秀成来说，当然更不能接受。 　　 　　“秀成之在伪京，与诸党会议也，曰曾国藩善用兵，将士听命，非向张可比，将来七困天京，必属此人。若皖省无他故尚不足虑。一旦有失，则保固京城必须多购粮食为持久之计。秀全闻之责秀成曰，‘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也’秀成叹息而出，因与蒙得恩、林绍章等再三计议，佥以秀成之策为然，因议定，自伪王候以下凡有一命于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财广购米谷储公仓，设官督理之矣，候阙乏时平价出粜。”后来此计遭洪仁发，洪仁达的干扰，乃至有七围天京之饥。 　　 　　客观上李秀成为人计，亦是为己计，但是单为个人利益的话，李秀成还另有选择。这个选择却要以个人“道德形象”为代价。卖主救荣，在他看来是可耻的，是他所不愿，天京失守之前，他最大的叛逆也只如石达开，“我兵将数十万人在外．任我风流，而何受此难者乎”！即使到了后期，清军渐占上风，清军统帅仍然是感到压力重重。离天京失守前不久，曾国藩还在叹息兵事不振，为人之艰难。这时若得李秀成降，无疑是喜从天降。就此时局势，李秀成降，清军扫灭太平天国几乎是方便一半。李秀成则从未想过。“奈我粤人，无处他逃，故而死对主忠”，只忠一主。到了天京垂危之秋，李秀成苦劝洪秀全让城别走，“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令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秀成又道，‘粮道已绝，饥死可立待也！’秀全曰，‘食天生甜露自然救饥。’……”破城之后，李秀成弃妻室老母，保一孺子，献骑坐，乔装，使之得以走脱，此忠是忠得还可以了。 　　 　　有论者以为李秀成此是“外柔内刚”。爱军恤民，乃至对俘虏、叛将都极为仁善，此为外柔；他驰骋沙场、战功显赫，此为内刚。将事实和矛盾作如此简单的归类，显然不能反映李秀成思想的复杂性。说成“阴柔阳刚”结果相同。 　　 　　如果用“愚忠”还能对李秀成作一个较泛的描述，那么，对于这个“愚忠”，我们还应如此理解：一是“既为其用”的行为惯性；二是“各事其主”的责任感；三是人格自守。 　　 　　四 　　 　　李秀成被捕后的第六天，曾国藩从安庆赶来南京亲自提审数次。当时现场的情形是怎样的？有论者提到曾国藩与李秀成的关系时，认为李误中曾奸计，李错误地相信了曾，李寄希望于这个“农民天敌”等等。这种描述显然言过其实。曾李之间此时此刻已不可能存在设计与中计、欺骗与被欺的关系。一个已功成名就，一个则已为阶下囚，已不存在谁进谁的圈套的可能。 　　 　　当时的情形没有什么正面记载，我们只能从有关文字中作符合情理的推测。曾国藩提审李秀成的几次，围观者极多，是否有过单独审讯或只有亲信在场的时候？若李劝曾反的传说可靠，则此机会有，李秀成作为此事的主角，从他的反映来作推断也许更准确。李秀成自述中后来多次出现“中堂大人”字样及“献谀讫活”的句子。择引如下： 　　 　　“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诘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贷，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我说我非我不忠，国亡而言真语，尽表周详，容与不容，皆由中堂、中丞之玉鉴，非我强要而能乎。不过见待人之深厚，自愿直详……” 　　 　　“……是我秉直之心，应言之事，不问自详，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义厚，中丞恩容，佩服良谋……” 　　 　　“今禁囚笼，蒙九帅恩给饭茶足食，老中堂自皖而来，当承讯问，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未及……” 　　 　　“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多……” 　　 　　这样的字眼不会凭空从李秀成笔下流出。在曾国藩给同治的奏章中，解释为何就地处死李秀成等时作如是语：“……古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逭，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由此看来，曾国藩问讯李秀成时，必然和颜悦色，好言相安，以至李秀成觉得其“恩深”、“量广”、“恩情义厚”，似乎存在生命的希望。并且此时南京城破大势已定，曾国藩有容可从，有喜可悦，更可能心平气和“诱以甘言”了。那些所谓“李秀成看错了曾国藩”的说法也许是从此而来。 　　 　　此时的李秀成，被囚数日不杀，又“蒙九帅恩给饭茶足食”，受中堂中丞之“恩义”，本来就矛盾重重的思想，开始回复到参加革命前的价值坐标上来，自认叛逆：“升平日久，应出此人，集传许多乱星下降，乱及世间”，悔过之意亦渐起渐显，“我自幼不知分毫之事，迷迷蒙蒙而来，造成今日患害，父母分离，妻儿失散，为人非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乎！” 　　 　　自述中李秀成较多言及自己行仁积德之事，似乎在“以身作则”劝曾国藩在处理他的生死之事时能和善如许。然而李秀成的仁善之举，在曾国藩看来却是“权术要结”，“颇得民心”于是不可久留。“二十五日驰抵金陵，询及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破城后，窜逃乡间，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秀成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去，杀而投诸水中，若代李逆投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擒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即长跪请安。臣闯此两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坚，即决计就地正法。”“李秀成之就擒也，各营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识，观者如堵。”曾国藩的奏稿多次提及李秀成，目的似乎是要从多处来讲明为何李秀成留不得，不能听其降词。当时清营中很多文武要员均以为应将李秀成解京，李秀成言可招降江西，湖州的残余太平军时，诸文武又“纷纷请贷其一死，宙为雉媒，以招余党，臣（曾）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李秀成的求生之道，是断丧于曾国藩之手了。 　　 　　如果说李秀成一贯的矛盾，使他的变节成为可能的话，那么他被捕后的那些清军为防其绝食或越狱的安心政策及曾国藩的和颜悦色则使他的变节获得一种机会，而囚禁的十数日时间则为之提供了诸多矛盾缓解乃至可以心平理顺言降的心理活动空间。

原文1997 发表于《海南师院学报》  浏览：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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