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义可就：信念缺乏下的生命矛盾（上） 　　——李秀成晚节分析 　　 　　舆论话题日渐敏感和深刻后，非思想家型的人物，已不易引起思考者的兴趣。显然，李秀成不是思想家，但似乎很难说他不是最复杂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所表现出来的天赋秉性，个人与价值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如此有趣和细腻入微，以至近一个半世纪后的今日，仍有如手可触抚。 　　 　　理解常常比判断更有价值。尤其对于人，判断易于致使内涵的张力和性灵流失于非彼即此的单一取向，这时只有尽可能设身处地的体察，更能接近迷离的真。李秀成被捕后“献谀讫活”，这是贪生怕死，然而他一向冲锋陷阵，出生人死，最后关头还舍己护幼主，并不畏避死亡；两军对垒，他一向保持恃重、冷静的战略心态，然而有时冷静地放纵敌人，甚至是叛将；他一向爱人恤财，有颇高的人道主义境界，到了最后还表现出企图“走出”“叛逆王朝”的“反正”心理，但当天京沦陷举朝逃命时他却一把火烧尽天王府中如山的财宝文物，“达观”扫地，无异于任何一个亡命之徒。以上三点并不能将李秀成的许多微妙矛盾完整概括，但似乎可以让我们初步理解：对李秀成的晚节作任何简单的归类，都容易流于偏颇不周。 　　 　　一 　　 　　在二十八岁前，李秀成一直在家乡广西梧州府大黎里新旺村为农，偶为私塾帮工。“在家孤寒无食，种地耕山，帮工就食，守分安贫。”①洪秀全、冯云山、洪仁干、李敬芳等人一八四三年在广东花县创立的拜上帝会，约于一八四八年前后传至大黎里，李“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② 　　 　　道光三十年也即一八五0年十月，洪秀全兵起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等地。第二年，肖朝贵、韦昌辉进军永安城，兵经大黎里。“大黎处所，四面高山，平地周围数百里，……西王、北王带悍兵在大黎里屯扎五日，将里内之谷粮衣食等，逢村即取，民家将粮谷盘入深山，亦被拿去。西王在我家近村居驻，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全家食饭，何必逃乎！我家寒苦，有食不逃，临行营之时，凡是拜上帝之人，房屋俱放火烧之。家寒无食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③ 　　 　　这便是李秀成从军之际的实况。在《李秀成自述》中他多次用这样的语调谈到类似这样的实情及其身世。“家寒无食”，“有食不逃”，这种革命理由，大有点出门谋生的意味。“拜上帝之人，房屋俱放火烧之”，无疑又是一个重要的压力，“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则已有“走上不归路”的惆怅，虽有悔退之意，亦悔退不得了。 　　 　　《李秀成自述》的真实性，似乎极少有人否认。对于一个落后山村的贫苦安份的农民来说，从房屋被烧而有食不逃，到畏而思退，都是完全可能可信的。也就是说，他之从军，不是感到与朝廷之间誓不两立，不是压迫之下的反抗，不是要争取什么权利，要解放自己的什么。简单地说，至少没有带着仇恨，没有带着任何进步的意志，也即缺乏最起码的、最低级别的精神动力。 　　 　　古代有组织、有规模的械斗，双方都把自己说成正义之师，以此获得人们的支持。也许洪秀全的确想建立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国，家家有五母鸡二母彘，天下之田，丰荒相通，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暧，但他对帝王的认识，要优于对上帝的认识，对荒淫享乐的认识，要优于对时政的认识，权术要优于治国之术。于是，当那些不合时宜的小农平均主义，行军禁欲主义在施行中步伐维艰，乃至出现更为惊人的营私，天国理想便成无源之水，理想主义色彩很快土崩瓦解。由于太平天国的许多实情，性质问题，都已有详实的丰富的证述，本文便不予赘语。即使我们不去对太平天国作任何判断，不管他有多崇高的理想，多伟大的纲领，是如何重要的“推动历史”，在李秀成看来，也仍然是一个唯有过而无不及的洪家天下王朝。李秀成的认识来自他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李对洪秀全所作所为，一向常有微词，在其自述中常有片言只语流露，这里只举一例。 　　 　　“天王改政，要□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家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内俱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样安人，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声称……那有尔兵不称天兵、天国、天官者，恐人霸占其国，此之实言也。何人敢称自兵者，五马分尸……”① 　　 　　洪秀全之兄洪仁发、洪仁达，以小人之见逸谋私利，又挑拨洪秀全对李秀成的信任，一向为李所深恶。李自称，“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不敢欺逼官兵。我不在城者，其满城逢屋查过，有米银物合其用，不敢与争，日日按户查寻，男女不得安然。”⑤洪氏的行径，必然影响太平天国在李秀成心目中的形象。 　　 　　李秀成盲聋从军，到一步一步高升，对太平天国的认识一步步明了。作为这个政权中的重要一员，李秀成从无感到一种高彼一等的政治优势或荣誉感，他之所以不拘听命，东征西救，则完全是“在秦为秦，在楚为楚，自尽一心”，“既为其用，不得不从”了。不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上帝天国”，都没有能给象李秀成这种富于正义感和人道意识的人提供一种可作为理想支柱的精神来源。 　　 　　被当作早期太平天国组织方式的基督教，作为一个具备完整教义并具重大影响力的教派，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但局限于传教者本身的宗教修养，被传教者的先天因素，更由于时间短促，即起兵的时间被迫提前，以及传教目的的政治化，使宗教意识、宗教情感未能深人人心，特别未能深入象李秀成这样年纪较大，又受过一定传统教育的人心，于是，“为上帝而战”也不可能成为太平天国的号召力。至此，我们便能认识到李秀成的“革命生涯”既没有个人反抗的感情因素，也没有“替天行道”式的政治道义因素，也没有为超然之物而战的宗教因素。 　　 　　象李秀成给自己的断语，“愚忠”，作为李秀成精神维系物的只有忠君思想。当然，事实也不是如此简单。在他的一贯行为中，同时也有许多发自天赋人格的美好的东西。比如，南京城破，李秀成顾不上家眷，保护幼天王洪福突围，（或还特意虚设了洪福自焚的假象以作掩护？自述中未言及，也未见于其他资料，仅是猜想，但很有可能。破城之后有洪福自焚的传说，肯定有一定根据，这“根据”的创造者最可能是李秀成。）象所有标准的封建臣子一样，在忠孝不能双全时选择了忠。突围之时，又让出了自己的战马给洪福乘坐，自己只有一匹普通的马，未得远逃以至被拿：这是在“忠”与自身生命冲突时，再一次选择了忠，而放弃生命的保障。作为君臣关系来说，这是舍身救主；作为人与人关系来讲，这是舍己救人。排除一切关系，都不失为一种高贵的品格。关键时刻如此一举，与其说是忠臣之份，勿若说是人格之美。这些都是李秀成““献谀讫活””几天前的事。 　　 　　一八六一年前后，李秀成再次率兵东征。苏州“复城之后，当即招民。苏民蛮恶，不服抚恤。每日每夜，抢掳到我城边。我将欲出兵杀尽，我万不从。出示招抚，民俱不归。连乱十余日，后见势不得已，克城未得安民，后我亲身带数十舟只直入民间。乡内四处子民，手执器械，将我一人困在于内，随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来抚苏民，……将理说由，民心服顺，各方息手，将器械收……”⑥ 　　 　　同年十二月，太平军二克杭州。孪秀成称“亲自上城，抢得一骑，单人直冲到王有龄衙内寻取此人。入屋四寻不见，寻到其后花园，见其吊死，……用棺木载之……在其亲兵之内点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动身，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路凭一纸，送其还乡。各扶其主，各有一忠，念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义士，故用此心。”⑦当时杭州中被生擒活捉的清朝官员，李均予善待，传令凡妄杀清兵清将者偿命，又代寻找散失眷属，给车船钱物放行。胆子较大的甚至上门来与李商量放行之事。城里乡下此时一片荒芜之景。李“即将省内难民一一安抚。在城饿死者，发簿板棺木万有余个，费去棺木钱财贰十万余千，难民无食，即到嘉兴载米的万担载钱贰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各贫户无本资生，借其本而救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粮米发救其生，不要其还。四只月之内，将杭省一并安周……”。⑧ 　　 　　清军七围人京，城中粮道已绝。洪秀全下旨多备“甜露”，谓食饱可长生，此“甜露”为何物？杂草团也。“合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我救，不得已即张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去年至今，各门分出足有十三四万人之数”。⑨ 　　 　　不仅是对主子，对小民，甚至敌人，李秀成经常体现着这种“人格之美”，恤民爱人，似乎是在下意识地弥补战争的罪过，减少战争对人的摧残。表现得最明显，也最天真的是，在上面提到的复夺杭州之战前，他致函在任的浙江巡抚王有龄，大意是你奉你主之命守城，我奉我主之命来取，你我都是不得已之事，为避免伤人，你就献城吧！我让你安全逃走。王有龄自知不敌，却不知如何作答：说好话则见罪于皇帝，说不好了怕激怒李秀成屠城，最后战争还是回避不了。 　　 　　叛将李昭寿原为清廷官吏，投奔太平军时为李秀成部属，较得李秀成的器重。但此人德行不检，多纵兵扰民，常与某些城池守将闹事，又常打责所过各县将佐，李秀成一直难为情，虽不满却不言。“自述”中他还称早知李昭寿有反叛之心，但并不打算劝阻或诛杀。李昭寿复反之后，李秀成虽严加责骂，但暗地里却又将其在天京所娶之妻，瞒过洪秀全送付于叛贼。当然，此举未必是出于对李昭寿的关心，而更可能是对其妻的同情。但李秀成错综而又微妙的矛盾，是昭然可察了。 　　 　　同治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清军大举反攻，连克要隘，李秀成“乃于胥葑娄等门凭河筑磊数十娄，…… （清军）连克齐盘门各磊，三面薄城，寇众胸惧，而秀成及谭绍光犹图固守。郜云官⑩等皆有二心，密请鸿章乞反正，许之，学启、戈登单舸见云官等，命斩秀成、绍光以献。而云官不忍杀秀成，许图绍光。秀成觉之，涕泗握绍光手为别，乘夜率万人自胥门走嘉善。郜云官杀谭绍光……开济化门迎降。” 　　 　　李秀成纵容叛徒的实情，也许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他确实怀疑过叛徒们早有二心，作为一员大将，忠王，应及时镇压或擒杀主犯，但对方尚未挑明反叛，在李秀成看来并不到非杀不可的地步，未挑明便是莫须有，杀之或有不忍？在这种矛盾之中，无意促成放纵叛徒。一旦挑明了，李便无法推开这个责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便行动。象擒杀李文炳、徐少□等便是此例。 　　 　　尽管还可能有更接近真实的分析，但不论如何，也可以说明李秀成正处于很低调的战争状态，只有在矛盾之中才可能出现这种犹豫，在这种“以瓦击瓦”的战争中他狂热不起来，他无法心安理得地大肆屠杀。不是到了不可推卸的地步，他往往不去妄杀。从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场战争在他看来并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洪秀全与爱新觉罗皇室之争。十几年的战火中万死不辞，便也只是忠于洪秀全之份了。信念的缺乏，使战争的矛盾不是真与伪的矛盾，而是善与不善的矛盾，不是政见的矛盾，而是个人矛盾。李秀成行为的价值，也只是忠君之份了。

原文1997 发表于《海南师院学报》  浏览：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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