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大清的正义 　　 　　前面提到了天国的正义，天国的脊梁，这里我们来看看大清的正义，大清的脊梁。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生于湖南省双峰。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1832年考取秀才，28岁时候考中进士，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颇有才名。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曾国藩，饱读诗书，事业一帆风顺，当然是感激天恩，以图报国。比起我们的洪教主来，应该还是曾国藩多一点真才实学，可惜清朝当年没有让洪秀全考起秀才，这既是清朝的不幸，也是天国的不幸吧。咸丰二年丁忧之后，曾国藩回家，成了一个在籍绅士。那个时候，太平天国势不可挡，绿营不堪一击，于是朝廷不得不任用汉人和加强地方势力。曾国藩有感国家危难，愤然而起，出任湖南团练。不要以为这是个什么好职位，看看官名，“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权利有限的很。在那个时候，苏、皖、闽、浙、赣、黔、豫、鲁和直隶还有四十二个团练大臣，但是也就曾国藩一个人把团练当成了一回事，要知道曾国藩在团练之前，一直都是文官啊。曾国藩的团练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帆风顺，他最先受到的挑战竟然是来自大清内部。 　　 　　那个时候，“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留公过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曾国藩在长沙受到了排挤，有委屈还说不得，只能逃到衡阳去练兵。好不容易等到“粤贼之据武昌、汉阳也，进陷岳州以逼长沙；曾文正公以丁忧侍郎起乡兵，逐贼出湖南境，进克武汉黄诸郡，肃清湖北。”曾国藩好不容易立下大功。文宗显皇帝喜形于色，谓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结果被祁隽藻一句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馀人，恐非国家福也。”于是皇帝“默然变色者久之”。于是“曾公不获大行其志者七八年”。可是清军的绿营死不争气，江南江北大营被一破再破，朝廷只得请曾国藩再次出马。曾国藩文人出身，战略战术并非其长，他亲自指挥的几次战役，还真是败多胜少，两回都要跳河自杀，可见一斑。然而说到知人善用，却是天下皆服。湘军崛起。李续宾、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蒋益澧、曾国荃、彭玉麟、扬岳斌、刘锦棠、刘坤一、杨昌濬，李续宜都是大名鼎鼎的人才，当时湘军将领担任“总督、巡抚，其它**********************************！?另一方面，和湘军有很深渊源的大官，有沈葆桢、李鸿章、严树森、李瀚章、李宗羲、阎敬铭、许振韦等等。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创立淮军，这一批人中间又产生了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刘秉璋、丁日昌、钱鼎铭、郭柏荫、王凯泰、刘郇膏、周馥等等。同治二年，容闳到安庆拜访曾国藩时看到：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此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这些可都是同治中兴的人才，洋务运动的骨干，也是中国的脊梁。曾国藩曾经说，“方今大难削平，弓知载橐，湘中子弟忠义之气，雄不可遏抑之风，郁而发之为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必将震耀于寰区。”果不其然，在曾国藩以前，湖南名人极少，而历经湘军的崛起，湖南开始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强势的形象出现。对左宗棠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位自称“今亮”的左公为收复新疆，抬棺出阵，愣是收回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算到了年老体衰时候，仍然坚持对法作战，甚至亲临前线，直至去世，不负盛名。杨度说：中国若为古希腊，湖南当为斯巴达，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当为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的宋教仁， “无公即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的黄兴，如说鹊取?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十九世纪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家。我们也不可能奢求曾国藩成为革命家，强求他推翻满清王朝，这既是实力不济，也不符合他的一贯思想。但是曾国藩思想，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留给了后人，能够让中国拥有变革的力量。英勇、刚烈、无畏，这是湘军的正义，也将是中国的正义。洋务运动的成就，我们今天看来，或许不觉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但是中国精英的忧患意识和强国理念，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却始终激励着中国。 　　 　　5.1. 洋务运动 　　 　　从1851年到1865年，经过十四年的战乱，全国减少了一亿一千二百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太平天国军和清军的绿营、湘军的战场是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和长江流域。左宗棠在行军中看到“浙中光景已是草昧以前世界” 。然而大动乱的破坏和杀戮，对外国人来说，不过是中国人的自杀残杀而已。在满清方面。 “（太平军）自去岁屡战屡败，各城精锐散亡不下十万。今年春夏间窜皖北，我军（清军）截杀解散又十数万。其自九洑洲过江，仅存四五万人。” “（曾）国荃令闭门（南京城门）封缺口，搜杀三日，毙寇十余万，凡伪王以下大小酋目约三千馀”。 　　 　　太平天国方面。 1856年，天京事变，9月2日东王杨秀清“及其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9月2 0日开始，又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有两万多将士死于屠刀之下；11月2日，杀杨秀清的韦昌辉和所有姓韦的也全都被杀。这场屠杀直杀得天国元气大伤，宛若一场恶梦，身经百战的老兄弟在起义后的六年中，不过牺牲四千余人，而在不到一个月的内讧中，牺牲的人数就在两万以上。十九世纪的中国就在大清和天国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1875年，天国的战争结束已经?2年了，郭嵩焘仍向皇帝报告：“江浙财赋之邦，经乱已十余年，而土田之开垦无多，或七八成，或仅及五六成。皖南积尸填塞山谷，至今未尽收掩，田卒污莱不能辟，人民离散不能归。”对中国来说，战乱之后，一片废墟，百废待兴。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容易。 　　 　　不过，当时世界的形势却相对好转。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内战，南北战争爆发，这个时候未来第一强，无暇顾及其他。欧洲方面，普鲁士的俾斯麦发动了统一德意志的普法战争，法国节节败退，两个国家打得不亦乐乎。托俾斯麦的福气，当时的中法战争中，法国心不在焉，无法进攻，中国总算没吃亏。纵然如此，中法战争也不过是一个平局，虽然对中国来说，已经是难得的胜利。英国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欧洲和美洲。毕竟一个统一欧洲大陆的德意志对英国不是一件好事，失去美洲利益的英国也不是一件好事。俄国也陷入了焦头烂额，十二月党人起义和民粹主义运动，搅得俄国动荡不安。中国因此也挽回了一些损失。左宗棠在收回伊梨时候，外交大臣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和俄国谈判，改定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所定约章，“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两岸地区。那个时候的日本正在忙于自己的明治维新，还没有精力骚扰中国。世界各国都忙于自身的事务，中国算是赢得难得的稳定环境来发展自己的洋务运动。当世界各国都缓过气来的时候，中国又一次的变得不堪一击。十九世纪的中国已经垂垂老矣，步履蹒跚。洋务运动改革虽然强盛一时，却还不够彻底，洋务这三十年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振兴机会，其崛起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其完败也在“师夷长技以制夷”。 　　 　　历史从来没有后悔药吃。1862年曾国藩建立“安庆军械所”开始，清朝建造了20个新式军工厂。李鸿章在上海建造的“江南制造局”，到了九十年代已成为“远东最大的综合性军工厂”。福州马尾造船厂已建造三十四艘机械舰艇；全国修造铁道四百多公里。已有一百多家大型民族商业、企业，和更多的官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企业。1888年北洋海军成立，成为“远东最大的海洋武力”。李鸿章就此夸耀：“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1862年专责翻译引介外文科技图书的“京师同文馆”成立，1864年上海、广州同文馆相继成立；1867年福州成立了“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成立了翻译馆。70年代始清政府公费派出大量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到了80代很多人已学成回国服务。从1885年开始晚清不但还清了全部外债，还出现财政盈余，到1894年止每年高达400万两。这就是晚清最辉煌的“同治中兴”。这些惊人的成就，大概不会比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逊色吧。当时在中国的英国著名学者李提摩太曾经评论道：“大清帝国从1860年的愚蠢的战争到1895 年间迅猛的进步，实不能不感惊异！” “同治中兴”， 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不屑一顾，认为是帮助封建统治苟延残喘。在我们的思想里，满清是罪恶的，那么一切强国的努力也是罪过，而我们是正义的，即算是使历史倒退也是正义。同治中兴的那些成就，在历史教科书上不过是要背诵的要点，然而洋务运动背后是当时中国最具开放意识和先进理念的一批精英，观念的改变使得中国在十九世纪末的面貌焕然一新。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正是建立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对国人的开拓思路，对西方的理念引进基础上。有个人很饿了，一连吃了5个馒头，吃到第6个时，饱啦，于是他很后悔，抱怨说，早知道我就只吃第6个馒头啦，前面5个真是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啊。有些人毫无根据的指责洋务运动其实就和那个吃馒头的人毫无区别。洋务运动的辉煌是中国一批踏踏实实做事的人造就的，这里面有慈禧的支持，也有中兴名臣的努力，更有中国精英们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意识。如果中国的精英们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慷慨激昂多而行动少，把一切认为是洋人的错，然后听天由命，那才真是国家的悲哀。李鸿章说过：“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钜痛深？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关于指责李鸿章割地赔款卖国的说法也是空穴来风。孙中山1912年曾对日本人说过：“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谭嗣同甲午之战后，给挚友信中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李鸿章以后的孙中山和谭嗣同都提出过类似的想法，我们应该不会怀疑孙中山和谭嗣同的爱国吧。至于缔结不平等条约，本身不足已成为罪名。只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使我们昧于真相，不肯承认中国落后的必然命运而已。 　　 　　固然，洋务运动最终不能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瓶颈，技术上的成功也不能掩饰政治上的失败。 　　甲午海战的惨败使得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甲午海战全景纪实》说，“中国，输掉的不仅是一场战争，也输掉了国运，输掉了希望，输掉了本该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世纪。”可是，中国并没有颓废放弃，新的希望在升起，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开始对宪政改革的思考。中国虽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还有强烈忧患意识、强国意识的中国人，也只有他们，才能使中国走上独立、自由和民主之路。以空谈、以批评为己任者，从来无利于国家。这段时间读了一些军事幻想小说，他们就是认为通过一场技术改革或者反腐败运动，中国就能够战无不胜。在十九世纪末的洋务派这么想不足为怪，他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也取得了相应成就，但是还是失败了。不是因为中国人比西方人、比日本人低能，而是我们的积弊太深。甲午海战后，清政府也兴起了宪政改革，他们最终还是意识到唯有制度的革新才能拯救中国。虽然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地位，并且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这艘大船在清朝的领导下也曾做出过积极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强国的热情和理性造就的，未来的中国也同样需要热情和理性。令人惊异的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还像十九世纪的洋务派一样思考，可是除了精神胜利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建设性了。 　　 　　5.2.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时期的尴尬其实仍然是我们现在的尴尬。从宪政角度看，义和团的兴起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然而事实绝非我们所见到了那么简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说义和团是十九世纪的怪物，那么也是中国这片土壤才能培育出来的。它发源于民间的愚昧和无知，并且受到了慈禧和清朝政权的鼓励。意味深长的是，义和团运动出现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那时候的清朝政权，已经失去了对世界和中国局势的把握能力。我们可以抛开教科书，分析一下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 　　 　　那个时候，洋务运动因为甲午海战的惨败而宣告结束，改良派的戊戌变法也因为皇朝内部斗争而不能完成。即将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面临局面依然严峻，尝试使用理性的方法已经被扼杀。中国在寻找救国之路，但是中国民众已经没有耐性等待。义和团运动爆发。是十九世纪的中国选择了义和团，还是义和团选择十九世纪的中国？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义和团的行径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清政府宣布同时对八国宣战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想象，然而这是中国历史的真实。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是导致八国联军入侵，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义和团分子不堪一击，最后被清政府抛弃。这一次八国联军同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赔偿金额为所有不平等条约之最。美国竟然将一部分赔偿金退还，并且规定必须用作办学，建立中国的清华学堂。1899年义和团运动时期，“举国若狂”地崇奉神明与巫术，宛若全国皆病，的确只有教育才能够治疗。然而首先开出药方、并付诸实施的，竟然是侵略列强之一的美国，而且是美国要求清政府必须把返款用于办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讽刺。关于义和团的进步意义问题，实在不用过多讨论。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义和团强令“各家不准存留洋货，无论巨细，一样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有学生因为被义和团搜出身上带的一支铅而丧命，更有人只因为家里有一根火柴，结果“八口同戮”！这些，绝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进步。太多国人这样无辜死去，可是他们的政府和同胞毫无怜悯和歉意，后人也满不在乎。二十世纪初，科学和民主之光未能照耀在这片号称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土地上，大概是太多亡灵的哀怨与生者冷漠残忍的共同诅咒吧。令人嗟叹的是，经历了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中国，居然依旧这样毫无理性。难道千百年来的国民理性如此贫弱幼稚吗？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中，皇帝是至高无上，其他人都是奴才。所以我们的国民没有独立的人格，一旦要挑战合法的权威，要造反，就必须有意无意假借神灵的作用。这种背景下的农民运动，注定了他们的非理性。他们对自己的信仰狂热拥戴，必然伴随着对所谓异教和异教徒仇恨的强烈欲望。绝对权威，疯狂崇拜，对异己残酷杀戮，毫无人性，这是中国历代含宗教色彩人民运动的特点。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信仰上的蒙昧、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世界观上的狭隘”始终相伴随。我们知道，现代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承认个人权利、公共权利和人类的普遍权利基础之上。这些，还离我们很遥远。而义和团的遗毒，我们今天还没有彻底清除，联想起中国今天网络上那些的叫嚣狂热的“义愤”，真是不寒而栗。义和团时期的尴尬在于，号称“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的中国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之手，毫无招架之力，最后我们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学习他们的先进制度和科学技术，这种精神上的杀伤对中国人是难以承受的。义和团选择了盲目排外，可他也部分承担反抗帝国主义的使命。五四运动选择了全盘西化，实质上也是国民强国愿望的体现。妄自尊大、乃至盲目排外，极度自卑、乃至全盘西化，这些情结在中国已经十分常见。以中华民族的得失为准绳，义和团的反抗精神值得褒扬，而方式不能接受。然而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的精英仍然陷入“义和团”时期的尴尬。一方面，我们要学习科学、民主，我们需要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学习。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主权，要反抗破坏它的力量，这一点很明显的表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利益冲突上。其实，当前流行亲美和反美两种看上去截然相反的思想，实质上是一致的，强国永远是中国人的梦想。我们不能说哪种思想一定谁对谁错。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两种思想互相促进，互为依存，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们恣意嘲讽义和团，可是我们运用的仍然是义和团的思维，只是比他们胆怯和自私多了。如果一种声音强势而且试图压制异己声音，这绝对不是正义和真理，而是我们的劣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山高千仞，无欲则刚。无论是“恨铁不成钢”的训斥，还是赞扬夸奖的激励，对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都是必要的。宛若教育孩子，父亲扮黑脸，母亲扮红脸，相得益彰。如果为了教育方法问题，父母两个人经常争吵不休，还大打出手，这样言传身教下长大的孩子，不是野蛮暴戾，就是懦弱无能。而我们还在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不要忘了，中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特色，那就是国民劣根性。因为个人的权利长期被漠视，所以我们也毫不在乎他人的权利，乃至公共权利。我们也许痛恨强势，但是我们宁愿狂热的叫嚣而不愿付之建设性的行动，我们轻易的把矛头正对自己的同胞，极尽能事，却从未有一拳一指加身于所谓的敌人。但愿义和团的悲剧不会重演。最基本的前提是我们需要学习到更多的教训：中国的强大必然依靠的是理性，而不是发热的大脑和膨胀的血管。然而，放弃努力并且嘲笑着的人，连义和团都不如。 　　 　　5.3. 清末新政 　　 　　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态度，无论偏见还是迷信的主张，我们都能够从近代史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这积极或者消极，这偏见或者迷信，从来只是属于寻找者本身，而不属于历史。如果说，中国要最终摆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命运，我们就不得不学习西方文明所产生的民主宪政思想。很遗憾，民主宪政思想不是由中国产生，而且看上去，中国似乎也无法独立产生出民主宪政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宪政思想在一个国家的深入和发展是体现在宪政发展基础上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作为洋务运动的执行者，在现实面前，也只能承认日本能战胜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上的优越。 　　 　　这个时候张之洞、盛宣怀等洋务精英提出变法要求，甚至连洋务派中稳健派代表李鸿章也认为“至于根本大计，尤在于变法自强”。他们已经认识到，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本身的专制，文化的弊病，只进行技术上的调整已经不能够解决国家生存危机问题，只有发动深层次的、大规模的制度改革才能摆脱危机以及使国家强大起来。戊戌变法因为权力斗争而失败，中国走上了一段时间的历史倒退，但是八国联军和辛丑条约又使得中国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慈禧太后痛定思痛，以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同时命令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改革的具体办法。1901年，上谕中称。 “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如犹恶闻诤论，喜近谗险，朕德虽薄，自问当不至此。”上谕又说。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借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这种反省来自最高层，可以说很不容易，甚至我们今天都缺乏这样沉痛的认识。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诏今变法，开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清末新政的主导力量仍是洋务派那些人，只是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立宪派。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上述，“吁恳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为立宪整体之国”可谓中国宪政改革的第一提出者。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示出浓厚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 1906年，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1907年，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1908年公布由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宪法大纲》，宣布以9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清末的新政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经济上，创建了军事工业企业、民用工业企业，以及近代开矿、交通、通讯、金融业设施和企业。还制订了一批近代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军事上，从西式武器的购买、制造，到新式陆军、海军的编练，以及军事人才的培养，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国防体系。教育上，1905年，清政府上谕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隋唐以来历时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被废止了。清末新政以来，全国学堂总数从1904年的4222所增加到1909年的52348所，增长了12.4倍；全国学生总人数从1904年的9万多人增加到1909年的150多万人。民初教育总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说：“（民国）新学制的组织托始于民元前十年的学堂章程，自蒙养院以至大学堂，规模粗具。”政治上，1908年8月，清政府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清政府建立近代三权分立雏型的立宪政体，在全国范围推行了地方自治制度，还制订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制度，且这一政治架构，基本上被民国所接受。 1909年，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16省的咨议局代表上海聚会，第二次进京请援，要求速开国会。1911年清政府出台“皇族内阁”，政治形势恶化。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宪政无疾而终。清政府的倒台，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没有带来中国迅速的繁荣昌盛，中国改革之路依然老态龙钟，步履维艰。英国公使欧格讷解任归国前的说：“中国非不可振也，欲振作，亦非至难能也。前六个月，吾告贵署曰：急收南北洋残破之船于一处，以为重立海军之根本，而贵署不省。又曰：练西北一枝劲兵，以防外患，而贵署不省。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中国之熟睡不醒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发生改变。辛亥革命后，中国一样没有摆脱传统的束缚，甚至在国家建设方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超过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孙中山在他的临终遗嘱中，仍大惑不解，为何中国“去一满清之专制，演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也许我们还要反思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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