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老圣陶近年为某一旧体诗集题词，其中有云：“瓶无新旧，酒要清醇”，如此论诗，可谓达识。 　　然清醇之境，实非易跻。盖诗以言志，风格即人。惟其志洁行芳，而后气清味永。忆昔少年，读杨椒山（继盛）“男儿欲到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心窃重之；且知“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皆以“不慕荣利”为起点。古人尚且如此，况于今乎？ 　　吾读维鼎先生之作，其中颇多言志之篇，如云：“一意从来为革命，此心从不在功名”，何其与椒山相似耶！然其早岁即已献身革命，心向延安，“千山行尽路迢迢”，即奔延安中途路阻时所作；其送友赴新四军又有“愿作流莺一路行”之句，壮志豪情，则非椒山之可比也。实则先生此时已在党领导下从事民族解放斗争；旋复参加人民解放军，为淮北解放作出贡献。“诗情莫道幽燕少，曾向沙原跃马来”，惟曾跃马沙原，故笔有风云之气，拟之魏晋，正如刘越石，可以横槊建安，是不特有其志，而又见于行矣。此后四十余年，夷险一节，虽处逆境，信念弥坚。“平生都惯风涛险，不唱人间行路难”、“天门浪险人何处，风雨张帆夜渡江”，以革命人为革命诗，诗品即人品，于此又得证明。 　　晚年教授阜阳师院，备荷组织关怀；先生亦倍加奋励，虽在病中，犹矻矻孳孳，撰述不辍。“生多白发休惊老，病久荒村不计年”，老骥壮心，尤足感人。两女及义女考入大学，寄诗相勉：“又是长征万里行，斯时奋起任非轻”，“须知求学亦攀险，珍重痴儿韦秀清”。父女之情、英雄之气，凝合为一，益见诗教之大。由是推之，其诗之有助于精神文明之建设，盖可必也。 　　先生之卒也，予电致挽词云：“直、谅、多闻，难忘益友，颍、淝、宛水，长流相思。”自信可谓实录；独惜未及其诗耳。顷来阜阳，瞻拜遗像，回思倾盖之初，距今已三十二年，怆念人琴，不禁泪下。伊君嫂以所录诗词，命为校字。见其各体皆妙，尤爱其言志之作。合浓郁与清新，由寻常见奇崛，意新语新，谁能谓之“旧”哉？此乃叶老所谓“清醇”者乎？ 　　独惜散佚者多，存者不过百余首。然吾闻之：王之涣，唐之大诗也，传世之作亦止六首而已。是则诗之可传，固在精而不在多也。校录既竟，爰作数语，所愧不文，未足表潜德幽光于万一耳。 　　 一九八七年九月庐江吴孟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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