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近距离接触姚文元（三） 　　 　　我们全力配合姚文元猛攻海瑞戏 　　 　　为了堵人之口，张春桥就亲自赶到上海京剧院去，当众批判周信芳演出《海瑞上疏》是“为民请命”，说什么在戏里出现的一把大雨伞，就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张春桥还布置我抓紧撰写批判《海瑞上疏》的文章，以配合姚文元的文章。我和文学组的两个成员奋战了几天，用“丁学雷”的笔名写了一篇《“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我还给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说《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文章硬把这个戏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诬称它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丁学雷的文章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 　　文章发表后在上海京剧院掀起了一阵批判浪潮，同时揭发出一项重要“材料”：一九五八年三月，周扬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在上海锦江饭店约见周信芳，建议他编一出以海瑞为主角的戏。周扬说：反右之后，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写海瑞戏，就是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周扬还把《海刚峰奇案》和《丘海二公合集》两部书送给周信芳。周信芳欣然接受了周扬的建议，组织人员编出了海瑞戏。这下子，张春桥、姚文元和我认为终于找到了《海瑞上疏》的“黑后台”。张、姚要我再写一篇文章上挂周扬。我亲自主持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把这个戏的定性升格为“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章里点了“中宣部副部长”（即周扬）的名。当时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去北京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把文章署上了“方泽生”的笔名，给张春桥送去请他审查。张春桥特别重视这篇首次点周扬之名的文章，决定在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同天发表。头一天晚上，张还亲自前往人民日报社，最后修改和审定了这篇文章，发表时间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这时，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范围展开了。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以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提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还说：“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要解散，彭真要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上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时又说：“《前线》（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也是吴晗、廖沫沙和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消彭真主持起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出：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姚文元得悉毛泽东的指示以后，就着手撰写另一篇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猛攻北京市委。与此同时，我布置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成员，全力配合姚文元，为他从《前线》杂志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书刊中摘录论点，分类注释，编印成册，提供姚文元在写批判北京市委的文章时参考。 　　姚文元的文章写成以后，原来的题目是《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店“三家村”》，由张春桥转给江青呈送当时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文章，大笔一挥，把三个“反”的形容词和“大黑店”等提法统统圈掉，直接定题为《评“三家村”》。 　　文章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在上海发表的当天早晨，姚文元一早就来到武康路二号市委写作班，他还是穿着那身蓝卡其的中山装，戴着帽檐油光光的鸭舌帽，背着一只草绿色的军用背包。他兴冲冲地来到楼下我的办公室，进门就问道：“文章看了没有？” 　　我回答：“刚刚看到。” 　　姚文元说：“今天又放了一颗‘原子弹’！”他的得意神情溢于言表。 　　说罢，他从军用背包里掏出一大包糖果，抓了一把，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请吃糖！” 　　然后，他又转身到一楼文学组和二楼历史组、哲学组送糖果去了。 　　写作班的人们都说：“姚文元请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过不几天，姚文元就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到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 　　至于姚文元是怎样当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其中也有一段曲折的过程。据戚本禹告诉我们：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戚本禹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身份来到上海。当时戚本禹深得毛泽东的器重，所以他到上海时由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曹荻秋出面接待。戚本禹住在锦江饭店，约见姚文元。姚文元按时去饭店时戚本禹还在睡觉，姚文元就在外边耐心等待，等了很久，服务员觉得过意不去了，才去叫醒了戚本禹。戚本禹见姚文元穿着朴素，谈吐谨慎，对他印象很好。一九六六年年中，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周恩来、陈伯达都出席了，江青、张春桥、戚本禹也列席会议。会上，戚本禹提名姚文元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表示反对，理由是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在三十年代时作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并为国民党做过一些事，因此姚文元不合适进中央文革。会上，江青没有积极支持姚进中央文革，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张春桥则不作声。倒是周恩来出来说，对一个人的评价应该主要看本人表现，不应看他的家庭出身。最后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也都是出身不好的，我还是富农家庭出身，还不是照样干革命？于是，一锤定音，姚文元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星克尔出版社（香港）2013.11  浏览：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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