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李先念挨整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久，外事活动很多，国宾不断到上海来。当时中央指定有一些领导人可以陪同外宾离开北京到外地访问。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李先念副总理陪外宾访问上海。他既然能陪外宾来，说明还没有被打倒。在上海逗留期间，由于李先念在北京一直分管财经工作，那时上海财贸系统正好在文化广场召开一个大会，主持会议的是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头头，他看到李先念陪外宾来上海，又是中央的领导，于是就邀请李先念到场。 　　 　　李先念绕文化广场一周 　　 　　文化广场坐落在上海陕西南路，解放后由跑狗场改建的，会场非常大，可以坐一万多人，开会那天前面后面都坐满了人。文化广场又很宽，从旁边和后面台阶上的座位朝主席台上看，看不清楚。有人就递条子给主持人，说李先念副总理坐在主席台上，我们看不清他，希望他能走到台下来跟大家见见面。当时人们都从电视中看到这样的画面：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多次走下天安门绕场一圈和群众见面。那天主持大会的财革会头头根据群众的要求，也邀请李先念到下面走一走，让群众看一看他。这样，李先念就在大会主持人的陪同下，走下主席台，绕场一周，挥手向群众致意，群众也向他热烈鼓掌，表示欢迎。 　　那一天，张春桥、姚文元和我都没有去参加财贸系统的大会。到了晚上，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联络组的工作人员来找我，说他参加了财贸系统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他把李先念在大会上怎么绕场一周，群众怎么鼓掌，李先念怎么向群众挥手致意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头脑里马上有了反应，我想：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发布名单的时候，是有档次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名单，到姚文元为止，李先念不在这个名单里。所以，在我的脑海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不包括李先念，这是一。第二，这次李先念副总理到上海来，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单独去看望过他，我觉得有点意味深长。 　　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市革命委员会联络员反映的李先念在文化广场绕场一周的情况，应该向张春桥、姚文元报告。我就马上赶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张春桥、姚文元的住地，把那天下午在文化广场发生的事情，向他们当面做了汇报。谁晓得，这件事情引起了出乎意料的重视。 　　 　　“他有什么资格绕场一周？” 　　 　　当时，张春桥听了情况感到非常意外，急切地问我：“哦，有这种事？是谁让他绕场一周的？” 　　我说：“听说是到会的群众递了条子，主持会议的财革会头头就把条子转给先念同志看了，再邀请他下去的。先念同志也同意了，大会主持人陪他绕场一周，到会的群众一面鼓掌，一面拥到过道边挤着看李先念是什么样子的，会场上很热闹。” 　　这时候，姚文元用平时不大有的表情冷笑一声，说：“他有什么资格绕场一周？” 　　张春桥说：“二月份，我们到北京去的那段时间，他们这些人可凶啦。二月十六日下午，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去参加总理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在门口碰到谭震林，他问我：‘陈丕显来了没有？’我说：‘陈丕显正在接受群众的批斗呢。’谭震林又问：‘为什么不让他到北京来？’我当场把他顶了回去：‘这可得征求征求上海群众的意见呢！’这时候，谭震林火了，说：‘群众！群众！你们就是把群众抬出来，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啊，自己教育自己啊，自己搞革命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整天说群众，那么党组织是干什么的？’我说：‘上海的党组织都瘫痪了，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都靠边了。’” 　　接着，张春桥又说：“谭震林进了怀仁堂以后，又提出来要把陈丕显弄到北京保护起来。他还破口大骂，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张春桥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够保持沉默，所以当场跟谭震林展开了争论。” 　　姚文元也插进来说：“谭震林越说越不像话，说什么革命四十多年，现在倒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下场。谭震林还说什么砍脑袋、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说到这里，他忽然拎起皮包掉头就走，边走边说：‘我跟了四十多年，以后不跟了。’”姚文元说，“这明明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呢！” 　　他们两个人交替着说话，张春桥打断说：“还是陈毅厉害，陈毅马上大叫了起来：‘谭老板，不要走，留在里面跟他们斗！’陈毅这么一说，就把谭震林从门口叫了回来。陈毅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的。’陈毅还讲，延安整风的时候，整了许多老干部，抢救运动整错了许多人。”张春桥说：“他们攻击延安整风。” 　　他们俩把怀仁堂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下，又回到我告状李先念绕场一周的事情上来。话题原是从这地方讲起的。 　　 　　李先念哭了三次 　　 　　张春桥说：“谭震林居然还讲：‘他连哭都没地方哭了。眼前有秘书，又有孩子，我只好在背地里哭了三次。’” 　　姚文元说：“他哭都没地方哭，谭震林说哭了三次，他李先念也说哭了三次，李先念还说，全国都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搞法，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现在是全国范围大搞逼、供、讯。” 　　张春桥说：“那天闹得这么凶，他们居然敢当着总理和我们的面公开这么说，我们索性不争了，随他们怎么说。后来，总理宣布开会了，才把他们制止下来。当天晚上，我们把怀仁堂会议的情况整理了一份书面纪录，还当面向毛主席报告了，总理也向主席汇报了。我们回上海的那一天，二月十八日，主席亲自召开会议，把这几个人和中央文革成员统统都找去了。” 　　姚文元说：“那天，主席真是发火了，可以说是震怒了。” 　　张春桥说：“是啊，主席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 　　张春桥接下去介绍：“主席说：‘谭震林既然讲跟了四十年，今后不跟了，就让他走。’主席又说，‘五.一六 ’通知是大家一致赞成的，‘十六条’是大家举手通过的，还算数不算数？为什么要反对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告诉我，除了这一次大闹怀仁堂外，还有一次是大闹京西宾馆。 　　姚文元说：“其实他们在好几个地方都闹过了。那天在怀仁堂只是一次总爆发而已。之前，叶剑英在京西宾馆第四会议室的军队干部会议上，拍桌子大骂文化大革命，把右手小指头都弄骨折了。徐向前当时是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但他在讲话的时候也大发脾气，把桌子都掀翻了。” 　　我听了以后，觉得中央的斗争太尖锐了。后来在一九六九年召开“九大”会议的时候，我和王洪文、王秀珍一起到京西宾馆去，因为张、姚讲的“大闹京西宾馆”的事在我脑海里印象太深刻了，我特地找到第四会议室去看了看。会议室一角有个大地球，是丝织品，充气的，装在一个铝制的支架上，可以旋转。会议室前面有一排桌子，我对王洪文、王秀珍讲：“你们看，这里的一排桌子，就是叶剑英拍桌子拍得小手指都骨折的地方。”这件事对我们来说都觉得很新鲜，难以忘怀。 　　在张春桥、姚文元那里谈到李先念绕场的那件事时，张春桥还说：“主席最生气的是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些话。主席在他召开的会议上，非常气愤地说：‘难道延安整风整错了吗？难道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吗？谁想把王明请回来，我就走。你们留在北京，我带着林彪、江青、春桥、文元到上海去。’”张春桥又说：“那几个人看到主席那样生气，在会上就都改口了，当面向主席承认错误，做起检讨来。”那天在兴国路招待所听了他们这番话，我恍然大悟：“哦，怪不得你们上次到北京去，耽误了这么久。” 　　 　　李先念在中央作了检查 　　 　　张、姚从北京参加怀仁堂会议回来以后，在文化广场开会的时候，在主席台上我向姚文元谈起北京农林口正在大造谭震林的反。姚文元当时朝我点点头，拿起桌上的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起来。他是一个很慎言的人，平时较少说话，看来现在是满腔的话，有感而发。在文化广场主席台上，别人正在发言，张春桥坐在中间，姚文元挨着他坐，我坐在姚文元旁边，姚文元写好后把纸递给我看，那是一首七言律诗： 　　画皮恶魔现原形，红日喷薄夜气沉。 　　敢横冷眼驱白虎，岂畏热血洒黄尘。 　　雄文四卷擎天柱，人民七亿镇地金。 　　大海自有飞龙在，跳梁小丑岂足论。 　　 　　诗的意思是说谭震林属于“跳梁小丑”一类人，这还是一九六七年二月间的事情。后来我到张春桥、姚文元那儿去汇报李先念的问题，是在三、四月间，已经过了一段时候。所以我说：“当时文元同志把那首诗写给我的时候，我理解只是指谭震林一个人的，没想到斗争这样复杂。” 　　姚文元连连摇手说：“不提了，不提了。”因为我提到了他写的那首诗，“刚才谈的情况你注意，不要外传。” 　　听了他们的谈话，我才知道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也是参与进去的，张春桥说：“李先念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他以为群众都不知道他们那些事，我们两个都在上海，他居然能在这里绕场一周，他把我们当成什么了？太过分了嘛！” 　　现在我还记得他显得很气愤的样子。我感到张、姚对李先念这些老同志们心里有一股恨，另外也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流露出一副轻视、蔑视的神态。姚文元当时很肯定地对我说：“这件事要向中央作报告的。” 　　过了几天，我又到他们那儿去，姚文元告诉我说：“上次你说的李先念在文化广场绕场一周的事情，我们已经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很重视，李先念已经在中央的会议上作了检查。”姚文元说的时候，张春桥在旁边听着，脸色冷峻，没有表情，也不出声。回过头来思考，肚量太小，情绪化的东西太多，后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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