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作为 　　 　　李秀成是一位农民政治家。他是在杨、韦内讧后，外有强改进攻，内有分裂和投降逆流威胁着革命事业的严重关头，被“朝臣查选”“出来助国”的。面对着这种局势，他不顾个人的恩怨，不怕形势的艰险，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团结了革命队伍，向敌人进行了勇猛的冲击。同时，他又多次要求天王整顿朝政，以振兴革命。他不满天王“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佐政”，力主“择才而用”，“申严法令，严正朝纲，明正赏罚，衣(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代(待)万方”，“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他不满天王漠视“民间苦难”，要求“定制恤民”，“轻世人粮税”’“以酧民苦”；他不满天王“有天不有人”的迷信思想，主张依靠人力战胜强敌。在这里，他回避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这正是动员农民群众、打退反革命进攻的关键所在。这些主张尽管还不曾超越封建制度的范围，但它依然不啻为解救时弊、重振政局的革新方案。它适应了革命的发展，为改变杨、韦内讧后“朝规坏乱”的政治局面、团聚革命力量、冲破敌军围困、挽救革命之所必需。可惜这些合理方案，却被消失了发皇气象、增长着暮气沉沉的保守思想的天王的无理拒绝。这表明李秀成同天王之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实质上是农民内部革新和保守两种思想斗争的透影。 　　 　　李秀成的政绩，除了坚持团结和革命、力主整顿朝政以振兴革命之外，主要是在苏浙根据地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建设。 　　 　　李秀成分别以苏州和杭州为中心设置了苏福省和浙江省，并在苏浙根据地普遍的建立起守土乡官制度。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非象罗尔纲先生所说的：“由于乡官是由人民公举乡人充任的，选举出来的当然都是人民自己爱戴的人，……确实作到了‘军民一体，忠爱一心’的地步。”诚然，苏浙根据地的某些基层政权确实掌握在革命者手里，农民获得了某些权利，打倒了地主的威风，巩固了革命秩序。但是有更多的基层政权，却被地主阶级所篡夺，农民依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农民革命的冲击下，苏浙反革命政权土崩瓦解，地主阶级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一方面改头换面地钻入革命阵营，篡夺了某些地区的军政实权；另方面又拉拢腐蚀革命队伍中某些意志薄弱的人，使其蜕化变质为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而在政权问题上，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李秀成对地主阶级的复辟阴谋及其“刚柔互用，和战兼施”的反革命两手也缺乏认识，醉心于招降一切和“不战自抚”的作法，给反动分子钻入革命队伍、控制军政实权以可乘之机，致使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未被摧毁，很多地方革命政权未能真正建立，而逐渐地走向恢复和重建封建的统治秩序。不仅如此，当李秀成发觉地主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时，他又往往抱着“不严其法”、姑息养奸的态度，没有及时地进行镇压和纯洁革命队伍，结果叛变迭起，使革命遭到混入内部的敌人的袭击，使清军获得了反扑的内应。 　　 　　李秀成在苏浙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是卓著成效的。李秀成关怀“民间苦难”，常常买米粮“发救穷人；各贫户无本资生，借其本而资其生”，并且轻收“郡县百姓民粮，各卡关之税”，领导人民恢复和发展农工商业。“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正是这种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繁荣景象，它既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又为革命战争提供了物质条件。虽然如此，苏浙根据地却未能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罗先生说：李秀成在苏南实行了田归耕者所有，并发给田凭，“把太平天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制度上确定下来。”这种说法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实际情况大致是：在地主政权已被推翻、革命农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地主土地所有权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有时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发给佃农田凭，佃农“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但是在地主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掌握政权的地方，封建土地制度便被彻底地保存下来，广大农民依然呻吟在封建剥削之下。封建土地制度未被彻底摧毁的主观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作为农民将领的李秀成不可能制定统一而正确的土地政策，领导农民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斗争。他虽然“操劳瑞心，颁发田凭”，但是因为不分地主或农民占有土地概予田凭，结果却使地主土地所有制得以合法化。苏浙根据地内封建土地制度的保存，使革命丧失了获得胜利的最基本条件，给地主复辟保存了现实的经济基础。 　　 　　■历史悲剧 　　 　　素以“铁胆忠心”著称的李秀成，为什么在自述中向汉奸曾国藩表示“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投降呢? 　　 　　罗先生说：李秀成招降部众，就是要求汉奸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力量，拯救全国人民。”只要全面的研究李秀成的“收齐章程”，就能发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据我看来，“收齐章程”的实质，是要以农民革命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太平军余部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交出武器、停止革命、遣散“为民”作为条件，幻想争取汉奸曾国藩放下屠刀、停止杀戮革命群众。很显然，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阶级投降只能导致瓦解革命力量、重陷人民于水火的悲惨结局。既然如此，这又怎能说是主观上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拯救全国人民”呢? 　　 　　周先生说：“他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当中，我以为成为当时主导思想的，是着重在对外斗争上。”无人否认封建统治者内部满洲贵族同汉族地主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李秀成既然是一位农民革命将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就使他既不能认清、更无可能自觉地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同时，封建统治者内部虽然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但它们在镇压农民革命和维护封建统治等根本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杜绝了革命农民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依靠汉族地主的庇护来保存革命力量之可能。至于谈到李秀成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否“着重在对外斗争上”，我认为“防鬼”计划固然反映出李秀成把斗争矛头从国内转向外国侵略者的强烈意愿，但同时也说明他并不指望保存和依据太平军余部、而是寄希望于汉奸曾国藩来完成“防鬼”大业的。 　　 　　那么，李秀成到底为什么要替汉奸曾国藩招降部众呢?我认为这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他的政治思想状况决定的。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中外反革命的胜利；反映着全国革命运动的开始退潮，中外反革命统治趋于相对稳、定。当然这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因为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正在向前发展着。但是作为农民革命将领的李秀成，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就不能不被这种暂时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他当时只能预见到“为今虑者，洋鬼定变动之”，却无法看清随着“洋鬼”的侵略而来的必将是封建势力的进一步投降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再趋高涨。同时，李秀成既然是一位农民革命将领，也就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侵蚀，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阶级界限更加模糊起来。当他挺进苏杭和威镇东南之际，他就优礼反动的清朝官吏，对地主团练也往往以“招抚”代替武力镇压；当太平天国趋向瓦解的时候，他对阴谋叛国的人就“不严其法”甚至加以庇护。正因为这样，李秀成在革命业已失败和身系囚笼的情况下，就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对封建势力产生了天真的幻想。在他看来，既然太平天国“主死国亡”，表明“天朝之根已去”，“大清再复升平”，数十万太平军余部，与其坚持渺茫的革命斗争，不如缴械投降，既能得到“恩赦”，保全活命，又能争取汉奸曾国藩从事反侵略的斗争。李秀成的历史悲剧，恰恰在于他没有认清外国侵略者联合国内封建势力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幻想用招降部众即阶级投降去换取封建统治者的“恩赦”和从事反侵略的斗争。 　　 　　最后，谈谈李秀成招降部众的性质问题。周先生说：“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我认为这种说法除了替李秀成掩饰错误之外，对于解决历史上留下的难题毫无裨益。我们知道，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由于外国侵略者同国内封建统治者相勾结，已经开始把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革命实践确实要求中国人民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应当放弃反封建的斗争，对封建势力更不允许以投降求联合。历史证明，反帝大业只能依靠人民的斗争来完成，而推翻封建统治又是完成反帝大业的重要条件。既然如此，李秀成企图以招降部众为条件换取汉奸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对外，这是什么革命实践的要求，又怎能不是一个幻想呢?他既然要太平军余部向封建势力缴械、停止革命、争取恩赦，这难道不是妥协投降又能算作什么呢?他对汉奸曾国藩就曾表示：“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义对大清皇上，以酧旧日有罪愚民”。可见他自己都无意隐讳，我们有何必要为之开脱呢?当然，由于他并非想入伙为盗，加上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和临刑时表现尚好，所以还不应以叛徒论处。乞降固然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却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这一事实。 　　 　　* * * 　　 　　李秀成是在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民革命将领，他不仅是一位军事家，而且也是一个政治家。在他的身上，虽然也存在着某些缺点甚至严重的错误，但这些既不是他一生的主流，又扎根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性，因而是可以理解和不能苛求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01 　　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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