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李秀成（上） 　　 　　李秀成是一位农民革命将领，是太平天国后期的坚强支柱。全面的研究李秀成的生平业绩，既能正确的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又有助于揭示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进程。在这方面，罗尔纲、周邨二位先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和商榷。笔者仅就李秀成的阶级性、军事战略、政治作为和招降部众等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以教正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农民将领 　　 　　是农民将领还是市民等级的代表，这是评价李秀成的关键问题。周先生在给罗尔纲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第四版)所写的序言中，认为李秀成体现了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新生的、萌芽的力量”的要求。这里所说的“新生的、萌芽的力量”的要求，显然是指市民等级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农民战争。虽然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的市民等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还只是一个微弱的经济因素，市民等级也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力量既小，又无共同的阶级要求，因而它们就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农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它们的所谓要求，自然也就难于在太平天国的纲领和政策中得到反映，更不能指导农民领袖们的革命实践了。 　　 　　李秀成是在农民战争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将领。他出身贫农，“在家孤寒无食，种地耕山帮工就食”。贫农的苦难生活赋予他强烈的阶级仇恨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鸦片战争后，广西的农民斗争和上帝教的革命思想，吸引着他走上了献身于农民解放事业的道路。在革命的烘炉里，他从普通“圣兵”逐渐的锻炼成为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中流砥柱之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是：力图推翻中外反革命的统治和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企望改变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建立为农民所向往的“地上天堂”。正因为这样，农民才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领袖，“地主见了他象见阎王，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不过，他虽然勇于冲击、但却无力摧毁中外反革命的统治和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他既不能创造出代替旧制度的一种新制度，又对洪仁玕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资政新篇》抱着否定的态度。所有这一切正是备受封建压榨、处于分散的小生产者地位的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落后面的集中反映。这表明他的思想和作为并没有超越农民的阶级性，而体现出“新生的、萌芽的力量”的所谓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军事战略 　　 　　李秀成是一位农民军事家。他在领导农民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了自己的军事战略思想。从一八五八至一八六三年间，他的军事战略思想的演变，大致可以一八六○年击垮江南大营为界标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为主，以确保天京为主要目标；后期以进取苏浙为主要目标，坚决抗击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联合进攻。一八六三年底，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又有所变化，提出了“让城别走”的建议。 　　 　　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年间，中国社会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正当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同清朝反动政权相对峙、太平军与清军决战于长江流域之际，英法侵略者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的矛盾开始激化。但是，由于清朝政府依然坚持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反动政策，国内封建统治者同农民的矛盾并没有丝毫缓和；加上农民领袖们也无法认清外国侵略者对清朝政府采用战争压迫、对太平天国进行“中立”欺骗的反动实质，因而太平军将斗争锋芒继续指向清朝封建统治是势所必然的。在这场斗争中，李秀成采取了以保卫天京为主要目标、以江南北大营为主要打击对象的战略方针。勿庸置疑，保卫作为太平天国首都和革命运动中心的天京，是完全必要和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但是，既然天京地处长江下游、湘军是反革命主力、围困天京的江南北大营是封建统治者内部满与汉矛盾的产物，太平军就只有首先全力攻击反革命主力湘军，确保长江上游的武汉、九江和安庆三大据点，然后对江南北大营再从防御转入进攻，才有可能打破敌人的围攻重振革命之声威、巩固天京的地位。在这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基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李秀成缺乏通观全局的眼光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不适当的把打击江南北大营、保卫天京放在首位，忽视了确保长江上游、消灭敌军主力这个决定性的环节。这个战略方针使他在长江下游赢得了“三解京围”的巨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汉奸曾国藩哀叹这是“近数年之一大变局”，“大局决裂，深为可虑”。但是，这个战略方针却无法挽救长江上游的危机，扭转太平天国革命的颓势。 　　 　　一八六○至一八六四年间，中国社会矛盾状况有了显著的变化。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公然同清朝统治者相勾结，以军事镇压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对太平天国展开了猖狂的进攻。这样，外国侵略者便同清朝统治者完全公开的站在一个极端，太平天国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面对着这种严重局势，尽管李秀成曾经错误的把外国侵略者看作“洋兄弟”，甚至幻想同它们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当他看到外国侵略者协同清军公然拔刀相向的时候，他却毫不动摇的奋起抵抗，把武装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他统率雄师两次进攻上海，不仅狠狠的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取得了震动中外的巨大胜利，表现出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也使他逐渐的看清了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提出了“要防鬼反为先”的反侵略计划。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洋鬼子”依然缺乏本质的认识；他的反侵略斗争也只能停留在自发的阶段上。 　　 　　在此期间，进取苏浙、创建苏浙根据地成为李秀成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一八六○年天京解围后，根据先东进后西进的保卫安庆的战略计划，李秀成挥军东指，乘胜挺进苏常。由于进军苏常的迅速成功，又见民众爱戴，物产丰饶，洋兵易打，使他产生了欲取苏浙为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缔造苏浙根据地的艰苦奋斗，正是这个思想的付诸实践。苏浙根据地的创建对革命的进程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苏浙根据地的创建，使太平军尽占苏浙富庶之区，既迅速地壮大了革命队伍，又充实了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革命声势为之一振。第二，位于苏浙境内的上海和宁波，是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的巢穴，中外反革命势力勾结的据点，进占苏浙是太平军对外国侵略者直接作战的前提条件。第三，苏浙是巩固天京的东南屏障。正因为这样，苏浙根据地的创建是完全正确的，它成为巩固天京、支撑后期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重要基地。但是，正象干王所指出的：“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即是说，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李秀成没能正确处理开辟苏浙根据地同解救安庆、力争上游、歼灭敌军主力的关系，夸大了苏浙根据地的重要性，低估了长江上游、特别是安庆的战略地位和湘军的反动作用，因而重视了前者，对后者这个决定性环节却抱着消极的态度，结果加速了安庆和长江上游的失守，使天京和苏浙根据地陷于孤立。 　　 　　一八六三年由于天京保卫战的失败和继之而来的苏浙战场的瓦解，使天京陷入了既无太平军主力作支柱，又无苏浙为屏障的孤立无恃的困境。李秀成充分的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坚决主张战略大转移。他向天王提出了著名的“让城别走”的建议：放弃天京，西走江西、湖北，会合西北太平军，另辟根据地。这个建议是在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关头，保存革命力量、继续推进革命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标志着他的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但是，这个英明的建议，却被昧于大势、信天不信人、迷恋权位、丧失进取心的天王无理拒绝了，终于导致君臣困守危城、坐待灭亡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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