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一）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张春桥处理完“安亭事件”回到北京去了，我在上海又感到徬徨起来：我怎么办？我们市委写作班怎么办？…… 　　张春桥在上海总共只逗留了两三天，我和他只在文化广场的后台匆匆见上一面，虽然我见证了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历史时刻，但我根本没有机会和张春桥深谈，更不用说向他请示我们这个班子的去向了。即使向他请示，他也只能原则地回答：要到群众中去，要和群众站在一起。这些话十月间他和姚文元在北京见到朱永嘉时就说过了。当时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摸情况，总算见到他们一面，传回来了这样的几句话。我很惶惑：什么样才算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呢？在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北京红卫兵，或是在市委机关延安西路大门口值班，显然不能算到群众中去，连“安亭事件”以后我陪同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工人造反派，也仍然不能算和群众站在一起，因为在别人看来，我充其量只是张春桥的一名联络员。 　　何况，市委仍不断找我，一忽儿要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去处理“漕溪北路”事件，一忽儿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准备为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有时还要让我代表市委领导去文化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批判。我感到厌烦和苦闷，内心不愿再为市委做“挡箭牌”，可是我一时又找不到出路。市委写作班的同事们和我一样，大家都知道闭门写作已经不能适应外界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前景不明，人心涣散，历史组“罗思鼎”小组的成员大部分回到复旦大学去了，文学组“丁学雷”小组的青年们也纷纷返回作家协会，大家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分头参加到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 　　 　　复旦红卫兵到市委写作班抄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市委写作班发生了一件大事：复旦大学的红卫兵贴出大字报，要求被市委派往北京的朱永嘉回复旦大学参加运动。复旦大学党委报告了市委，市委找我，我就电话通知朱永嘉返回上海。胖胖的朱永嘉，江苏无锡人，原来是复旦大学毕业生，留校研究中国古代史，又是共产党员，担任过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总支委员，分管统战工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六四年和几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一起调到丁香花园，后来成为“罗思鼎”写作小组的组长。当时，正值全国学雷锋的高潮，他们写作时就以雷锋的话“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谐音，取笔名为“罗思鼎”。在张春桥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罗思鼎”小组为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做了许多工作。可是，现在复旦大学的运动深入了，历史系的两派红卫兵为了争夺批判系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把矛头对准了朱永嘉。 　　朱永嘉回校后，历史系的红卫兵召开大会，批判他参加撰写的、用“罗思鼎”笔名发表的《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论清官>质疑》等文章是“明批暗保”的黑文，执行的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的路线，并抄了他住在复旦大学宿舍的家，可是抄不到什么东西。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支气势汹汹的红卫兵队伍冲进武康路二号，要市委写作班把朱永嘉的“黑材料”交出来。我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心想我们前一时期是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怎么能抄家抄到这里来？我当然要对此负责，不肯交材料。红卫兵看了我们贴在会议室里的批判市委的大字报，说你们写作班是“老保”，专门保市委。他们拿不到材料，就冲上二楼去，把历史组的门强行打开，把朱永嘉等人的办公桌撬了，把所有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原始材料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当时我们认为，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市委写作班居然也成了抄家的对象，而且来抄的是复旦大学的造反派“红革会”，这怎么得了！当天赶来的是郭仁杰，他是山东来的南下干部，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调去华东政法学院，大批判过程中又调到市委写作班任党支部副书记和哲学组组长。他当时已从写作班返回复旦大学，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中造反比较早的，与“红革会”关系非常密切，“红革会”请他当了顾问。现在，复旦大学“红革会”冲到武康路造写作班的反，他也赶过来，对我们说，你们应该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对红卫兵，他也做一点工作，希望他们把抢走的材料送回来。他表示：小将们来抄家事先他并不知道，复旦大学“红革会”也不太了解写作班、朱永嘉等和张、姚的关系，意思是误闯“白虎堂”了，他想对两边做工作起一些调节作用。我埋怨他：你一忽儿装红面孔，一忽儿装白面孔，但是你不想想，红卫兵把批《海瑞罢官》的好多文字材料搞走了，我们怎么向领导交待？我担心资料里面有很多保密的东西，随便搞走外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了姚文元。 　　 　　姚文元来电保护“罗思鼎”小组 　　 　　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应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迅速和果断：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商量，张春桥感到：名义上是搞市委写作班，整“罗思鼎小组”，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他的。他们都感到事态严重，姚文元表现得特别激动，提出必须马上表态。他们商量以后，决定由姚文元直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写作班。对此，我的笔记本上有着当时的详细纪录： 　　“二十日晚，姚文元给丁电话（当时我对外都叫“丁学雷”），听说复旦大学党委顽固地执行资反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注：姚文元不提红卫兵，只讲复旦党委）。张春桥、姚文元非常惊讶，关锋、戚本禹十分气愤，戚本禹还说要到复旦来贴大字报（注：这是电话原话）。有几个问题你记下来：第一个问题要追根的问题，你话要讲得硬，追根就是应该追到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才是根子。第二，去年十一月份以来，《文汇报》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注：因为《文汇报》搞了《海瑞罢官》的批判，而现在复旦大学要批发表了“罗思鼎”文章的报纸）。第三，朱永嘉的问题为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想追到张春桥。（要我记下原话回答他们）你可以转告复旦大学，整朱永嘉是错误的，我跟春桥同志商量了，复旦大学要追“罗思鼎”小组的根子，你去告诉他们好了，根子就是张春桥，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谁要揪，到北京来揪好了！“ 　　这是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听到的姚文元的一次最强硬的表态。因为当时复旦大学有些人把贯彻毛主席意图、为张、姚服务的写作班子，说成是执行了彭真的错误路线，这使张、姚怎么能够容忍？怎么不跳起来？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还怀疑是上海市委的某些领导人在背后策动这件事。所以，他们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而且整个中央文革的“秀才班子”几乎都表态了，一致非常重视这件事。这在后来王力所写的回忆录里也有记载。 　　我当时接了电话感到很兴奋：姚文元和中央文革的态度如此强硬，对上海市委写作班的评价这么明确，完全可以把写作班和朱永嘉有力地保护下来了。姚文元在电话里还跟我讲，要用“丁学雷”的名义，对复旦大学所有红卫兵说，“罗思鼎”小组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线是对头的，跟姚文元的合作是很好的。还要我说，写作班在前一个时期，是张春桥直接领导的，跟杨西光没有关系。那天姚文元给我打电话，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他到北京以后给我打的最重要、最交底的一个电话。他这样说，完全把我们作为张、姚自己的嫡系部队，高度信任，全力支持。 　　接完电话后，我马上向郭仁杰以及“罗思鼎”小组成员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作了传达，把姚文元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要他们记下来后详细地告诉复旦大学党委和红卫兵。我还在华山路市委接待站约见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向他们宣读了姚文元的来电记录。当时朱永嘉还关在复旦大学，不知道喜从天降。那天我很激动，我感到姚文元代表中央文革的来电，给了我们一把“尚方宝剑”，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 　　那两天，复旦大学正在召开批判朱永嘉的大会，两派红卫兵都到场，一派是复旦党委扶植的红卫兵，他们也要举批判的旗子；另一派就是起来造反的“红革会”和“红三司”。会议中间，朱维铮和王知常冲上台去，责问保守派追后台要把矛头指向哪里？造反派红卫兵冲了会场。吴瑞武接着在会上一字一句地宣读了我传达的姚文元来电记录，指出要揪朱永嘉、追“罗思鼎”小组的后台的话，后台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后台就是中央文革！这样一来会场大乱，保守派对党委当场反戈一击，批斗会再也开不下去了。 　　 　　郭仁杰、朱永嘉陪我到复旦大学“留学”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和复旦大学党委、历史系总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很难站出来，张春桥在北京也对他说过：“谅你也不敢造反！”现在，经过红卫兵这么一冲，姚文元这么一保，朱永嘉被解救出来，反倒“逼上梁山”了。再说，他有了那么硬的后台，就在复旦大学宣布造反了。从此，整个“罗思鼎”小组在复旦大学和郭仁杰联合起来，一起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同时造分管教育的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的反。他们在复旦大学造反后，感到市委写作班再也不能象目前那样为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他们共同商量以后，决定杀回市委写作班，敦促我起来造反。因为他们的造反范围毕竟只能在复旦大学，而我如果能带领市委写作班起来造反，将会在全市和全国造成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当时对造反仍是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上海市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过程中，包括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中，整体是站在革命方面的。我觉得：市委主要领导从柯庆施到后来的陈丕显，作为第一书记都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陈丕显还参与领导了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讨论，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周总理也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这样的市委如果要造反，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 　　第二，一九六四年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到市委写作班以后，市委对我非常重用，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由于我参与创作了话剧《年青的一代》，撰写了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出版了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又写出了一批评论文章，市委就指定我和黄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访问越南，见到了胡志明主席。我从原来的副科长，变成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从原来宣传部文艺处的一般干部，变成市委直接领导下的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让我参加重要的会议包括列席市委常委会，让我出席上海市的国庆宴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上海市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市委又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代表上海革命文化界做了长篇发言。市委对我的确不薄，如此重用，我不能忘恩负义，感到一下子难以和市委决裂。写作班的大量批判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界、文艺界都知道徐景贤是写作班负责人，又是“丁学雷”的头。我对自己已经到手的一些既得利益，舍不得丢掉。 　　第三，长期以来党内有一种思维定势：群众运动起来以后，牛鬼蛇神必然要自己跳出来，当时的市委领导也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也好，全国也好，要抓他几十万个右派。我担心，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像反右派那样，先发动大家鸣放、造反，到最后来一次总算帐和大反击，抓一大批右派。如果谁带头的话，说不定将来会划成右派或者什么分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北京的蒯大富等人不都已被说成是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了吗？我经历过反右运动，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一直是心有余悸的，这也是我对造反一直处于犹豫不决状态的原因之一。 　　第四，十多年来党一直教育我要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因为我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更觉得要注意保守党的机密，注意党内外有别，注意一言一行的影响，顾及党的利益。至于首脑机关像省、市委这一级能不能造反，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市委的领导人也一再强调这些观点。长期以来共产党的教育所灌输的这些观念，更使我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所以，在造反的问题上顾虑重重。 　　由于我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郭仁杰就和朱永嘉以及“罗思鼎”小组的几个人，多次到武康路二号来找我谈话，反复强调他们已经豁出去了，没有再回头的可能了，你呢，直到现在还没有亮出旗号来。“我们现在需要一面从市委里面杀出来的旗子”，这是郭仁杰的原话。他还说，你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只能到静安公园看看大字报（市委在静安公园搭了一圈很大的大字报栏，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贴在那里），但公园里两派的观点都可以贴出来，看不到尖锐性、揭露性的大字报。你有没有看到学校里那种如火如荼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最后，他动员我到复旦大学去“留学”。 　　那几天，正好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急着找我，要我去给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我就给写作班的值班人员作了布置：凡是市委通过保密的红机子来电找我，就说我外出了，不知道去哪里了！其实，我真的到复旦大学“留学”去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郭仁杰等人陪我一起观看了复旦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复旦大学的“南京路”全部被大字报贴满了，一直贴到学生食堂。那些大字报确实与静安公园里的不一样，学校的情况与北京的文革运动互为呼应，首都来的消息非常多，大字报对市委的批判一针见血，使我受到很大震动。看完大字报，郭仁杰、吴中杰、朱永嘉又陪我到朱维铮住的第六宿舍日本式小楼前的院子里小坐喝茶。郭仁杰是“红革会”的顾问，吴中杰是“红三司”的智囊，他们都算是复旦大学教师中的老造反。吴中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他的妻子高玉蓉参加过市委写作班，所以和我相熟。他们几个人就轮流劝说我“揭竿而起”。 　　之后，郭仁杰等又陪我到校园里第一教学楼的大教室里，向我介绍认识了“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劳元一，“红三司”的负责人安文江，他们现身说法，讲了自己当初怎么受压制、后来怎么起来造反的历程，还送我两句话：“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他们说，我们红卫兵本来感到北京那么遥远，党中央那么遥远，但造反以后，到北京去，毛主席接见我们，做我们的红司令，给我们作指示，指挥我们战斗，我们就觉得毛主席特别亲，假如你老徐起来的话，你一定也会有这样感受的。看了他们的大字报，听了他们的介绍，又想到姚文元这次来电话给我们撑了腰，我开始有所触动了。在一千二百号楼的教室里，我和哲学系、中文系正在开会的红卫兵们见了面，听了他们的发言，我也作了一个简短的表态，我说自己是到复旦大学来“留学”的，复旦大学确实像“解放区”一样，红卫兵小将就像高尔基所说的，是暴风雨行将来临前的海燕，我要虚心地向你们学习。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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