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见证了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一）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家里的电话铃声急骤地响起来。 　　我拎起电话，是中国科技大学来沪的红卫兵许小昆打来的，我和他在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相识并有过交往。他在电话里急切地说道：“我刚从安亭回来。你知道吗，几千个工人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要求市委接见并承认这个组织，市委不予理睬，他们就乘火车北上告状，被困在安亭车站。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同志赶到现场处理。昨天工人们已经接受张春桥同志的意见返回上海，张春桥对他们有过承诺，他们不放心，这批人现在等在文化广场，一夜没睡觉，要求张春桥见他们，但没有办法和张春桥联络。张春桥回到上海后在家里休息，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转告他安亭回来的工人们正在文化广场等他。” 　　我知道在安亭发生的事件闹大了，心中也非常着急。 　　 　　“安亭事件”的发生 　　 　　安亭是京沪线上的一个小车站，地处上海市嘉定县的南翔镇附近。一个小站发生的事件怎么会惊动北京的党中央呢？这还得从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运动说起。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在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和上海的大学红卫兵的策动下，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玻璃机械厂的潘国平、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等人，参加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连经验交流会”，会上确定要成立一个全市性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造反组织，定名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据王洪文后来告诉我，在促进建立“工总司”的组织中最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派来的红卫兵名叫包炮，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 　　成立组织可是一个敏感问题，在当时的体制下，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总工会和各地的工会组织都由官方筹建，下属各个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决不允许有与此相并行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组织存在。因此，当“工总司”发起单位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承认这个“合法组织”并通知市委领导人参加成立大会时，市委立即向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陶铸请示，陶铸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 　　十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在陕西南路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通过了《宣言》，声称“工总司”“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对于这样的组织，上海市委采取的态度是“三不”政策：不承认、不支持、不参加。 　　市委的态度激起了工人造反派的义愤，会后几千工人列队到市委请愿。那天我正好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下班，看到工人们举着红旗，排成整齐的队伍，从淮海中路折向常熟路朝市委前进。工人队伍没有呼喊口号，在沉默中前进，颇有点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悲壮的意味。我当时在思想上是倾向市委的，但看到这样一支队伍，也从内心感到震慑。 　　工人们在延安西路市委等了几个小时，要求领导接见，当时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养，他们便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接见，等了几个小时，没有见到市委领导。夜深了，他们又前往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要求市委领导接见，结果只出来一个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劝他们回家。他们激怒了：市委不承认“工总司”，我们就到北京去告状。工人队伍冲到北站，潘国平带人占领了两节客车车厢开往南京，王洪文带人登上了六0二次列车准备上北京。清晨，六0二列车启动北上，但开出不久，列车就被阻在安亭火车站，引入岔道并被上了锁。天下起雨来，工人们饥寒交迫，据缝纫女工徐美英后来告诉我，工人本来没有准备上北京，她自己脚上只穿了一双布鞋，在寒风冷雨中冻得直发抖。工人们决定孤注一掷，就在安亭铁轨上卧轨拦车，造成重大影响。中午十二点，从上海去北京的十四次列车被迫停靠在安亭。从此开始，京沪线交通全线中断共达三十一小时三十四分，上海站内三十四列火车不能开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滞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了京沪沿线的交通和生产，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铁路交通系统第一起重大事件----“安亭事件”，震惊全国，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和陈伯达都表态认为阻断铁路交通是错误的，要求工人们返回上海。 　　 　　陈伯达发来了电报 　　 　　十一月十二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上海发来了电报，全文如下： 　　陈伯达给在上海安亭火车站的工人的电报 　　陈伯达一九六六.十一.十二 　　〖直送上海安亭火车站〗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持不下，我们打了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工人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但是，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留在车站，不愿意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搞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 　　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的利益，因为有些人一时意气用事，而损害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的最高敬礼。 　　上海市委收到电报以后，立即大量翻印。我觉得这是中央的指示，就布置市委写作班的成员连夜把电报抄成多份大字报，张贴到静安公园的大字报专栏去广为宣传。 　　 　　张春桥飞赴安亭 　　 　　十一月十一日晚十点多钟，张春桥受中央文革委托，从北京飞到上海，立即在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成员包炮等人的陪同下，赶赴安亭，和“工总司”代表王洪文等见面，潘国平听说张春桥来了，也从南京赶到安亭。在安亭的汽车修理厂里，张春桥先找“工总司”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写给工人的电报，想说服他们带领工人们返回上海。可是工人们开始时不接受陈伯达的电报，他们认为这个电报只强调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指责这次行动“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为今后上海市委“秋后算帐”处分工人埋下了伏笔，提供了依据。根据“反右派”等运动的政治经验，工人们知道就这样回到上海去再分散到各工厂，肯定会挨整。工人们向张春桥控诉：他们所以要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是因为前一时期他们在各工厂、企业，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所以他们成立这样的组织是“革命的”、“合法的”，至于这次到安亭来，是“被迫的”，责任全在上海市委。 　　张春桥和工人们的谈判通宵达旦，谈得非常艰难。王洪文、潘国平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有交通大学“反到底”等组织和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的红卫兵为他们撑腰，所以一直谈不下来。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工人们把张春桥请到一辆卡车上，在安亭车站和群众见面。張春桥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动员工人回上海。工人们在现场“控诉”上海市委，反复强调自己的行动是被迫的，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说穿了，工人们害怕自己回去被打成“反革命”。张春桥站在卡车上淋着雨听完了工人们的“控诉”，据他后来告诉我：他觉得工人们的过激行为是有因的，同时他们要求成立这样的组织是符合宪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精神的，张春桥觉得，听了工人们的发言，原来他来上海以前中央文革考虑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也许是应当改变的。“ 　　在和广大工人见面以后，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他和王洪文、潘国平等商量，要他们先带领工人返回上海，然后再讨论工人们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觉得这是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最终同意了张春桥的建议，但他们刚向在场的工人宣布谈判的结果，就被别人轰下了台。结果王洪文和潘国平带了大部分工人回上海，另外一个中泥造纸厂的工人耿金章带了一千人去了苏州。张春桥也于当天下午返回上海。但回到上海的工人觉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既然张春桥承诺回上海后再讨论其他各项要求，他们就直接去了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见面。 　　这就是我在十一月十三日清晨接到从安亭回来的北京红卫兵许小昆的电话之前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安亭事件”的概况。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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