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红卫兵运动对我的冲击（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上海也跟着乱起来了。六月十日，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代表市委宣布公开点名批判八名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接着，各单位一批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挨整、遭受批斗，社会上的抄家、打砸抢成风。 　　张春桥、姚文元去了北京，临走前，张春桥把上海市委写作班交给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领导。可是，因为复旦大学运动的兴起，杨西光分管教育卫生系统，忙于处理复旦大学的事务，就顾不得我们这边的工作了。我记得，这段时期他也曾和我一起到《解放日报》、《文汇报》去为几篇重点文章定稿，但总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我感到他的日子比较难过。 　　 　　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 　　 　　我们写作班随后写的一些大批判文章，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大家都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斗争方面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红卫兵就开始南下串连。陆续到达上海的有大学红卫兵，也有中学红卫兵，都是自发的，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到上海后散住在各个学校，并到市委上访，要求了解上海市的运动情况。市委成立了专门的接待站，也指定写作班派人参与接待，我就同意把从华东师大选来的写作班文学组成员王绍玺，调去担任红卫兵接待站政宣组的组长。我自己也常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到接待站去接待北京红卫兵。 　　当时，上海市委对外接待的基本口径是：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因而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煽风点火，市委就布置我们以这样的口径对外接待、宣传。我以写作班笔名“丁学雷”的名义接待北京红卫兵的时候，总是强调上海市委领导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有本质的不同。上海市委也乐意利用写作班作为应付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挡箭牌。市委办公厅还要我安排写作班的成员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市委机关大门口去值班，历史组的人值上午班，文学组的人值下午班，有的人还要值通宵班，挡住来势汹涌的红卫兵。 　　可是，这样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市委大门口就越来越乱。北京红卫兵传来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们主张对上海市委也要“炮打”。他们说：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以后自然会有结果。可是上海市委组织了大批工人和农民到市委延安西路大门口，和北京红卫兵展开大辩论，上海一方的观点是：毛主席指出要“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的上海市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不应该“炮打”。双方各执一词，争论非常激烈。 　　我们守在市委大门口，和上海工人持同样的观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的学校等基层单位串连，认为上海的运动是捂盖子，和前一阶段的北京情况相仿，因此强烈要求上海市的领导人接见表态。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市委书记处的几个书记到场，和三千多名北京红卫兵见面。曹荻秋的讲话刚刚结束，北京红卫兵就冲上台，指责市委把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见面会变成了声讨会。八月三十一日，北京红卫兵的代表来到延安西路市委大门口，要求市委单独接见，履行昨天大会上的承诺，双方发生了冲突和争执。北京红卫兵越聚越多，坚持了好几天，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发生的这一事件，有一位直接指挥这次活动的当事人，在二零零五年八月当面找到我，向我详述了事件经过。他姓孙，当时是来沪的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简称“北航红旗”）这一组织的红卫兵。为了力求保存事实的真相，我把他的口述内容记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我在北京航空学院读四年级。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以后，我以“北航红旗”红卫兵的身份，到上海串连。我们感到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到延安西路三十三号上海市委，要求面见当时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可曹荻秋就是不见，我们就在市委大门口静坐。 　　从九月一日到三日，市委门口北京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有大学的，有中学的，都来声援我们。市委调来了许多工人队伍、农民队伍，把我们包围起来。有的老工人、老农民还哭着劝说我们，说解放以后亏得共产党，才使他们翻身得解放，要求我们把队伍撤走，不要为难上海市委。到后来调来的工人队伍越来越多，有几千人，把我们层层包围起来，和我们辩论，指责我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还发现背后还有市总工会的领导和区委书记等到现场指挥。他们把我们当作“洪水猛兽”，不让我们吃饭，甚至不让我们大、小便。我们晚上睡在马路上，躺在大雨里，坚持不散。 　　在形势最严重的时候，我设法挤出包围圈，这天晚上，我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以及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彭小蒙三个人在南京西路静安寺的一个转角上碰头，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贺鹏飞说他要乘飞机回北京去，找中央文革向江青阿姨汇报上海市委的情况，只是我们几个人身边都没有钱，没法买机票。贺鹏飞就说附近有一个有钱的资本家，去抄他们的家，抄到了钱买飞机票赶回北京去。我们就分手了，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去抄了家，怎样回了北京的。 　　我返回到上海市委大门口，北京来的中学红卫兵越来越激动，他们主张冲进去，我不主张冲。市委的值班人员看到我是领头的，就把我请进市委机关办公室，拿出很多面包请我吃。我坚持要求曹荻秋接见，遭到拒绝。我回到马路上告诉大家上海市委的态度，这时已经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了，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们按捺不住，就集体往市委机关里冲。机关工作人员拼命阻挡，当场发生了冲突。北京红卫兵们挥舞着皮带冲了进去，有的还一直冲到办公大楼的楼顶上，树起了旗帜。这件事震动了全上海，这就是所谓冲击上海市委的“九.四事件”。 　　 　　红卫兵打、砸、抢和“漕溪北路事件” 　　 　　上海市委在这段时期不断向中央发电报，指责北京红卫兵太无组织，搞乱上海，冲击市委，要求中央采取措施。市委还组织老工人、老劳模象杨富珍等人联名向中央发电报，因病一直处在幕后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又直接多次向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反映北京红卫兵来沪的情况。接着，上海市委就张贴出了大字报，说周总理在电话中表态：“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于是，又一次引起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激烈争论。 　　关于周总理的电话真假，我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到北京参加中共“九大”时，在预备会议上见到周总理，曾经当面询问他有没有这回事？周总理回答：“我是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因为当时它毕竟领导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嘛，但我决没有说过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因为谁都犯过错误，连我都犯过错误。怎么能说自己是正确的就不能接受群众的批评呢？” 　　结果，“周总理的电话”仍阻挡不了来势汹涌的北京红卫兵冲击上海的党政机关。在上海市委的一再要求下，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决定一方面组织各地红卫兵上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和检阅，另一方面决定有组织地安排北京红卫兵去外地串连。于是，就在九月十日由国务院组织第二批红卫兵来上海，人数达几万人，其中很多是干部子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扬言：“这批红卫兵是来保上海市委的！” 　　这批红卫兵统称“南下兵团”，分成十几个中队。上海市委对他们的到达非常重视，专门派车队迎接，由摩托车开道，一路十分威风。他们一到上海，就大肆宣传“血统论”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市委安排他们到各区、县，为他们召开座谈会。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上海怎么批判牛鬼蛇神？怎么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怎么抄家？有哪些成果？等等。总之，他们的矛头大都指向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和“阶级敌人”。 　　同时，上海本地的一批红卫兵也和他们结合起来，有些高干、军干子弟闹得很凶，象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儿子带着一批红卫兵，穿着长皮靴，开着摩托车，挥舞着皮带到处打人。市委怕北京红卫兵把火烧到自己头上，不敢管束他们，乘势尽量把他们引到社会上去。而这批来上海的红卫兵有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也不会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对准自己的叔叔、伯伯们，因为要保护他们老子的利益。这样，掌权者和红卫兵双方都把火力集中用来对付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这些红卫兵在上海以破“四旧”为名大搞抄家和打、砸、抢，在南京路、淮海路等随意打人，造成一个所谓“红色恐怖”的局面。 　　我很反对红卫兵打人，就组织写作班历史组和文学组的成员写大字报，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写完后由王知常、朱维铮等人连夜张贴到北京红卫兵居住比较集中的黄陂路等处，向他们作宣传。这批红卫兵在上海闹得天怒人怨，市委不得不再次向中央反映，中央就趁国庆节到来的机会，通知北京红卫兵回去过国庆，这总算使上海在国庆节前后又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北京和外地红卫兵在上海的打、砸、抢行为，还酿成过一起“漕溪北路事件”，出了两条人命，引起上万人的围观和辩论，市委不得不派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前去处理。漕溪北路是在上海徐汇区的一条马路，聚居着很多居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有八名外地红卫兵，都是军干子弟，有几个是师长、团长的儿子，来到上海扬言要整“牛鬼蛇神”。他们闯到漕北街道漕北里委看大字报，看到大字报上点名批判漕溪北路天福里居民张炳生是“反动资本家”（实际上张只是小业主），又以张的儿子张俊发在工作单位天马电影制片厂表现不好为理由，找到派出所民警和里弄干部，要求提供材料，并直接上门“教训教训”这一对父子。然后，他们就闯进张家，严刑拷打张炳生父子，把他们两人活活打死，还砸烂了屋内的家具物件。这一事件激起了众怒，有上万人天天围堵在漕溪北路抗议、辩论、贴大字报。市委怕局面失控，赶紧派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前去平息事态，并派市公安局林德明副局长配合我。 　　我到漕溪北路天福里现场去调查的时候，只见这一条老式的石库门弄堂内，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大家都在激动地议论，有的指责打人者手段残忍，有的埋怨里弄干部向红卫兵提供了材料，还有的责备派出所严重失责。为了平息局面，我们决定先由公安局对打人者和有关里弄干部、民警采取保护性拘留措施。但是，事态还是无法控制，在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电影制片厂造反派的策动下，在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漕北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万人大会，从此在上海刮起了一股批斗里弄干部之风。一直蔓延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之后，我要文汇报发表了《不准批斗里弄干部》的社论，才算把这股风煞住。漕溪北路事件中的打人者后来也移交给原籍公安部门处理。 　　我当时的政治态度是要尽心尽力地维护市委的领导，市委也很重视写作班所能起的特殊作用，特意安排我出席全市的国庆招待宴会，还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在十月十九日文化广场举行的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国庆节期间，市委秘书长李家齐找我，说市委决定从写作班派一个人到北京去，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常住在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专门负责搜集中央首长的讲话和北京市的运动情况，及时反馈给市委，供市委作决策参考。由于历史组朱永嘉在《海瑞罢官》批判期间和张春桥、姚文元较为熟悉，最后市委决定派朱永嘉前去担当此任。 　　（未完待续）

原文 发表于《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  浏览：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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