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_中国古代文献～集部_39号馆文选__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三 　　陈君举陈同父叶正则附。 　　先生问德粹：「去年何处作考官？」对以永嘉。问：「曾见君举否？」曰：「见之。」曰：「说甚话？」曰：「说洪范及左传。」曰：「洪范如何说？」曰：「君举以为读洪范，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则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过于皇极，则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还他题目：一则五行，二则五事，三则八政，四则五纪，五则皇极；至其后庶征、五福、六极，乃权衡圣道而着其验耳。」又问：「春秋如何说？」滕云：「君举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恶不与圣人同，谓其所载事多与经异，此则有说。且如晋先蔑奔，人但谓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书「奔」以示贬。』」曰：「是何言语！先蔑实是奔秦，如何不书『奔』？且书『奔秦』，谓之『示贬』；不书奔，则此事自不见，何以为褒？昨说与吾友，所谓专于博上求之，不反于约，乃谓此耳。是乃于穿凿上益加穿凿，疑误后学。」可学因问：「左氏识见如何？」曰：「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观其议论，往往皆如此。且大学论所止，便只说君臣父子五件，左氏岂知此？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使孔子论此，肯如此否？尚可谓其好恶同圣人哉！又如论宋宣公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是何等言谈！」可学曰：「此一事，公羊议论却好。」曰：「公羊乃儒者之言。」可学又问：「林黄中亦主张左氏，如何？」曰：「林黄中却会占便宜。左氏疏脱多在『君子曰』，渠却把此殃苦刘歆。昔吕伯恭亦多劝学者读左传，尝语之云：『论孟圣贤之言不使学者读，反使读左传！』伯恭曰：『读论孟，使学者易向外走。』因语之云：『论孟却向外走，左氏却不向外走！读论孟，且先正人之见识，以参他书，无所不可。此书自传惠公元妃孟子起，便没理会。』大抵春秋自是难看。今人说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圣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学者问春秋，且以胡文定传语之。」 　　陈君举得书云：「更望以雅颂之音消铄群慝，章句训诂付之诸生。」问他如何是雅颂之音？今只有雅颂之辞在，更没理会，又去那里讨雅颂之音？便都只是瞒人！又谓某前番不合与林黄中陆子静诸人辨，以为「相与诘难，竟无深益。盖刻画太精，颇伤易简；矜持己甚，反涉吝骄」。不知更何如方是深益？若孟子之辟杨墨，也只得恁地辟。他说「刻画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说得太分晓，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会不得，被众人拥从，又不肯道我不识，又不得不说，说又不识，所以不肯索性开口道这个是甚物事，又只恁鹘突了。子静虽占奸不说，然他见得成个物事，说话间便自然有个痕迹可见。只是人理会他底不得，故见不得，然亦易见。子静只是人未从，他便不说；及钩致得来，便直是说，方始与你理会。至如君举胸中有一部周礼，都撑肠拄肚，顿着不得。如游古山诗又何消说着他？只是他稍理会得，便自要说，又说得不着。如东坡子由见得个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开心见胆，说教人理会得。又曰：「他那得似子静！子静却是见得个道理，却成一部禅，他和禅识不得。」 　　金溪之学虽偏，然其初犹是自说其私路上事，不曾侵过官路来。后来于不知底亦要强说，便说出无限乱道。前辈如欧公诸人为文，皆善用其所长；凡所短处，更不拈出来说，所以不见疏脱。今永嘉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头没尾，又不及金溪。大抵只说一截话，终不说破是个甚么；然皆以道义先觉自处，以此传授。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胡季随亦从之问学。某向见季随，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无主人，所以纔闻他人之说，便动。季随在湖南颇自尊大，诸人亦多宗之。凡有议论，季随便为之判断孰是孰非。此正犹张天师，不问长少贤否，只是世袭做大。正淳曰：「湖南之从南轩者甚众且久，何故都无一个得其学？」曰：「钦夫言自有弊。诸公只去学他说话，凡说道理，先大拍下。然钦夫后面却自有说，诸公却只学得那大拍头。」 　　因说乡里诸贤文字，以为「皆不免有藏头亢脑底意思。有学者来问，便当直说与之，在我不可不说。若其人半间不界，与其人本无求益之意，故意来磨难，则不宜说。外此，说尽无害。我毕竟说从古圣贤已行底道理，不是为奸为盗，怕说与人。不知我说出便有甚罪过？诸贤所见皆如此。祇缘怕人讥笑，遂以此为戒，便藏头不说。某与林黄中争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说，不以为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掩蔽之有」？打空说及某人，乡里皆推其有所见。其与朋友书，言学不至于「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处，则学为无用。先生曰：「近来人自要向高说一等话。要知初学及此，是为躐等。诗人这句自是形容文王圣德不可及处。圣人教人，何尝不由识入来！」 　　或曰：「永嘉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学做孔子不得了，才见个小家活子，便悦而趋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因说永嘉之学，曰：「张子韶学问虽不是，然他却做得来高，不似今人卑污。」又曰：「上蔡多说知觉，自上蔡一变而为张子韶。」学蒙。 　　「古人纪纲天下，凡措置许多事，都是心法从这里流出，是多少正大！今若去逐些子搜抉出来评议，恐不得。凡看文字，也须待自有忽然凑合见得异同处。若先去逐些安排比并，便不是。」因问：「君举说汉唐好处与三代暗合，是如何？」曹曰：「亦只是事上看，如汉初待群臣不专执其权，略堂陛之严，不恁地操切；如财散于天下之类。」曰：「这也自是事势到这里，见得秦时君臣之势如此间隔，故汉初待宰相如此。然而萧何是多少功劳！几年宰相，一旦系狱，这唤做操切不操切？又如周勃终身有功，后来也下狱对问。又如贾谊书中所说是如何？财用那时自宽饶，不得不散在郡县。且如而今要散在郡县，得也不得？上面又不储蓄财赋闲在那里，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入，不足以供一年之用；一月之入，不足以供一月之用，逐时挨展将去。将汉初来看，要散之郡县得否？这只是闲说。第一项最是养许多坐食之兵，其费最州郡自是州郡底，如许多大军，见如何区处？无祖宗天下之半，而有祖宗所无之兵。如州郡兵还养在，何用！若留心太守，又会教他去攀些弓，射些弩，教他做许多模样，也只是不忍将许多钱粮白与他。到有冢杀时，你道他与你去冢杀否？只是徒然！」问：「君举曾要如何措置？」曰：「常常忧此，但措置亦未曾说出。」问：「看唐事如何？」曰：「闻之陈先生说，唐初好处，也是将三省推出在外。这却从魏晋时自有里面一项，唐初却尽属之外，要成一体。如唐经祸变后，便都有诸王出来克复，如肃宗事。及代宗后来，虽是郭子仪，也有个主出来。」曰：「三省在外，怕自隋时已如此，只唐时并属之宰相。诸王克复，代宗事，只是郭子仪，怕别无诸王。唐官看他六典，将前代许多官一齐尽置得偏官，如何不冗？今只看汉初时官如何，到得元成间如何，又看东汉初如何，到东汉末时如何，到三国魏晋以后如何：只管添，只管杂。」 　　器远言：「乡间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会教着实，缘是向时诸公多是清谈，终于败事。」曰：「便是而今自恁地说，某尚及见前辈都不曾有这话。是三十年前如此，不曾将这个分作两事。如所谓『推倒墙，撞倒壁』，如此粗话，那时都恁地粗，却有好处。南渡时，有许多人出来做得事。经变故后，将许多人都推折了。到而今却是气卑弱了，凡事都无些子正大，只是细巧。」曰：「陈先生要人就事上理会教实之意，盖怕下梢用处不足。如司马公居洛六任，只理会得个通鉴；到元佑出来做事，却有未尽处，所以激后来之祸。如今须先要较量教尽。」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说话。如温公所做，今只论是与不是，合当做与不合当做，如何说他激得后祸！这是全把利害去说。温公固是有从初讲究未尽处，也是些小事。如役法变得未尽，只是东南不便，他西北自便之。那时节已自极了，只得如此做。若不得温公如此做，更自有一场出丑。今只将纸上语去看，便道温公做得过当。子细看那时节，若非温公，如何做？温公是甚气势！天下人心甚么样感动！温公直有旋乾转坤之功。温公此心可以质天地，通幽明，岂容易及！后来吕微仲范尧夫用调停之说，兼用小人，更无分别，所以成后日之祸。今人却不归咎于调停，反归咎于元佑之政。若真是见得君子小人不可杂处，如何要委曲遮护得！蔡确也是卒急难去，也是猾。他置狱倾一从官，得从官；置狱倾一参政，得参政；置狱倾一宰相，得宰相。看温公那时，已自失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后既加罪于蔡确之徒，论来安石是罪之魁，却于其死，又加太傅及赠礼皆备，想当时也道要委曲周施他。如今看来，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当显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谓『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须是明显其不是之状。若更加旌赏，却惹得后来许多群小不服。今又都没理会，怕道要做朋党，那边用几人，这边用几人，不问是非，不别邪正，下梢还要如何？某看来，天下事须先论其大处，如分别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于中间酌量轻重浅深施用。」 　　器远言「陈丈大意说，格君，且令于事上转移他心下归于正。如萧何事汉，令散财于外，可以去其侈心，成其爱民之心。说北齐宣帝」云云。曰：「欲事君者，岂可以此为法？自元魏以下至北齐，最为无纲纪法度，自家却以为事君法！」 　　永嘉看文字，文字平白处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寻节目以为博。只如韦玄成传庙议，渠自不理会得，却引周礼「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注云：「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之庙。」遂谓周后稷别庙。殊不知太祖与三昭三穆皆各自为庙，岂独后稷别庙！又云：「后稷不为太祖，甚可怪也！」 　　季通及敬之皆云：「永嘉貌敬甚及与宫祠，乃缴之，云：『朱某素来迂阔，臣所不取。但陛下进退人才，不当如此。』」以问先生，先生云：「不曾见此文字。怎见得。」 　　德粹问陈君举福州事，曰：「如此，只是过当。作一添倅，而一州之事皆欲为之。益之初九曰：『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下不厚事也。』初九欲为九四作事，在下本不当处厚事。以为上之所任，故为之而致元吉，乃为之。又不然，不惟己不安，而亦累于上。璘录云：「初九上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尽善而后无咎。若所作不尽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释之曰：『下不厚事也。』盖在下之人不当重事。若在下之人为在上之人作事，未能尽善，自应有咎。」向编近思录，说与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则有时而有，岂可不书以为戒？』及后思之，果然。」璘录少异。 　　陈同父纵横之才，伯恭不直治之，多为讽说，反被他玩。陈同父。 　　说同父，因谓：「吕伯恭乌得为无罪？恁地横论，却不与他剖说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里。今来伯恭门人却亦有为同父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举只道某不合与说，只是他见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两边去，如何恁地含糊鹘突！某乡来与说许多，岂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这里，而今人虽不见信，后世也须有人看得此说，也须回转得几人。」又叹息久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圣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污浊，要担头出不得！」 　　同父才高气粗，故文字不明莹，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先生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直卿言：「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 　　陈同父祭东莱文云：「在天下无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万变之难明。」先生曰：「若如此，则鸡鸣狗盗皆不可无！」因举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虑？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又云：「同父在利欲胶漆盆中。」 　　郑厚艺圃折衷，当时以为邪说，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权。其说之行，犹使人知君臣之义。如陈同父议论却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窥圣人，谓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揖逊尔。同父亦是于汉唐事迹上寻讨个仁义出来，便以为此即王者事，何异于此？ 　　因言：「陈同父读书，譬如人看劫盗公案，看了，须要断得他罪，及防备禁制他，教做不得。它却不要断他罪，及防备禁制他；只要理会得许多做劫盗底道理，待学他做！」 　　或问：「同父口说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这只是见不破。只说个是与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杀身，也是合当做底事。」 　　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 　　陆子静分明是禅，但却成一个行户，尚有个据处。如叶正则说，则只是要教人都晓不得。尝得一书来，言世间有一般魁伟底道理，自不乱于三纲五常。既说不乱三纲五常，又说别是个魁伟底道理，却是个甚么物事？也是乱道！他不说破，只是笼统恁地说以谩人。及人理会得来都无效验时，他又说你是未晓到这里。他自也晓不得。他之说最误人，世间呆人都被他瞒，不自知。叶正则。 　　叶正则说话，只是杜撰。看他进卷，可见大略。 　　叶进卷待遇集毁板，亦毁得是。 　　叶正则作文论事，全不知些着实利害，只虚论。因及许多云云。又见一文论社仓事。戴肖望尚有些实说，然不是如此。叶则都是闲说。 　　见或人所作讲义，不知如何如此。圣人见成言语，明明白白，人尚晓不得，如何须要立一文字，令深于圣贤之言！如何教人晓得？戴肖望比见其湖南说话，却平正。只为说得太容易了，兼未免有意于弄文。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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