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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中国古代文献_中国古代文献~集部_39号馆文选__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一

朱熹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一
  孟子一
  题辞
  陈丈言:「孟子,赵岐所记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气闷人。东汉文章皆如此。」
  解书难得分晓。赵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章
  希真说孟子对梁惠王以仁义章。曰:「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然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盖缘本来道理只有一个仁义,更无别物事。义是事事合宜。」
  说义利处,曰:「圣贤之言,所以要辨别教分明。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说义,乃所以为利。固是义有大利存焉,若行义时便说道有利,则此心只邪向那边去。固是「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纔于为仁时,便说要不遗其亲;为义时,便说要不后其君,则是先有心于为利。圣贤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这一边,又思量那一边。仲舒所以分明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
  孟子大纲都剖析得分明。如说义利等处,如答宋牼处,见得事只有个是非,不通去说利害。看来惟是孟子说得斩钉截铁。
  正淳问:「『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德与理俱以体言,制与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浑沦说,『爱之理』方说到亲切处。『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扬雄言『义以宜之』,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须如程子言『处物为义』,则是处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概说道理只浑沦说,又使人无捉摸处;若要说得亲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说得浑沦开阔无病。知言说理是要亲切,所以多病。」
  或问:「『心之德,爱之理』,以体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义亦只得如此说。『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义,则在心也。程子曰:『处物为义。』非此一句,则后人恐未免有义外之见。如『义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谓义』,皆说得未分晓。盖物之宜虽在外,而所以处之使得其宜者,则在内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见得可包四者。义言『心之制』,却只是说义而已。」曰:「然。程子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说得太浑沦,只恐人理会不得。大抵说得宽广,自然不受指点。若说得亲切,又觉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则是要说得亲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须说教亲切。」因言:「汉唐诸人说义理,只与说梦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说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说得近旁,然也只似说梦。但不知所谓刘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几之子。据本传说,迅尝注释六经,以为举世无可语者,故尽焚之。」曰:「想只是他理会不得。若是理会得,自是着说与人。」
  至问:「『心之德』,是就专言之统体上说;『爱之理』,是就偏言之一体上说,虽言其体,而用未尝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说义之主于中;『事之宜』,是说义之形于外,合内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义之全体处说。『事之宜』,是就千条万绪各有所宜处说。『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说。看甚么事来,这里面便有个宜处,这便是义。」又举伊川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曰:「义似一柄利刀,看甚物来,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处是义,只这刀便是义。」时举录略,别出。
  至之问「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说在外底『事之宜』。但我才见个事来,便知这个事合恁地处,此便是『事之宜』也。义如刀相似,其锋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将去。然锋与刀,则初未尝相离也。」
  「义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谓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当然之理,未说到处置合宜处也。
  问:「『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问:「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有这制。心自是有制。制如快利刀斧,事来劈将去,可底从这一边去,不可底从那一边去。」
  梁惠王问利国,便是为己,只管自家国,不管他人国。义利之分,其争毫厘。范氏只为说不到圣贤地位上,盖「义者,利之和也」。集义。
  
  王立于沼上章
  德修说「王立于沼上」一章,引「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事,云:「梁惠王其辞逊,齐宣王其辞夸。」先生曰:「此说好。」又说:「寡人愿安承教」一章,有「和气致祥,乖气致异」之说。曰:「恐孟子之意未到此。」
  
  寡人之于国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废也。
  
  晋国天下莫强焉章
  问:「孟子告梁王,省刑罚,薄税敛,便可以挞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于秦,无时不受兵,割地求城无虚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响应如此。当时之人焦熬已甚,率欢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见效速。后来公子无忌缟素一举,直捣至函谷关,可见。」
  孟子亦是作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当时战国之无义理耳。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而下,为政之实行之既至,则视当时无道之国,岂可但已哉!
  
  孟子见梁襄王章
  问:「『望之不似人君』,此语孔子还道否?」曰:「孔子不说。孟子忍不住,便说。安卿煞不易,他会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处。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无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过,都落从小路去了。」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章
  「无道桓文之事」。事者,营霸之事,儒者未尝讲求。如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则谁不知!至于经营霸业之事,儒者未尝言也。
  或问:「『仁术』字当何训?」曰:「此是齐王见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谓『无伤』,盖能获得齐王仁心发见处。『术』,犹方便也。」履孙。
  「仁术」,谓已将牛去杀,是其仁心无可为处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为其仁之术也。
  陈晞周问「仁术」。曰:「术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术,见牛之觳觫,是仁心到这里;处置不得,无术以处之,是自家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这是用术处。有此术,方得自家仁心流行。」时举录详。
  陈晞周问「仁术」。曰:「『术』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缘后来把做变诈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难处处,须着有个巧底道理始得。当齐王见牛之时,恻隐之心已发乎中。又见衅锺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见者而易之,乃是他既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当时无个措置,便抑遏了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谓术也。」
  「见牛未见羊也」。「未」字有意味。盖言其体,则无限量;言其用,则无终穷。充扩得去,有甚尽时?要都尽,是有限量。」
  问:「先生解『物皆然,心为甚』,曰:『人心应物,其轻重长短之难齐,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权度,又有甚于物者。』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权度?」曰:「本然之权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万理皆具。应物之时,须是子细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权度也。如齐宣王见牛而不忍之心见,此是合权度处。及至『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又却忍为之,便是不合权度,失其本心。」又问:「莫只是无所为而发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问:「如何忘了?」曰:「当恻隐时,却不恻隐,是也。」问:「此莫是养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
  黄先之问「物皆然,心为甚」。曰:「物之轻重长短之差易见,心之轻重长短之差难见;物之差无害,心之差有害,故曰『心为甚』。」又曰:「物易见,心无形。度物之轻重长短易,度心之轻重长短难。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了时,万事差,所以『心为甚』。」又曰:「以本然之权度度心。」又曰:「爱物宜轻,仁民宜重,此是权度。以此去度。」
  问:「孟子论齐王事,考之史记,后来无一不效。」曰:「虽是如此,已是见得迟了。须看他一部书,见得句句的确有必然之效,方是。」
  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见孟子于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为甚严。至于顾鸿鴈麋鹿之乐,与好世俗之乐,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顺而导之以与民同乐之意。至于误认移民移粟以为尽心,而不能制民之产以行仁政;徒有爱牛之心,而不能推广以行仁政,以开导诱掖以先王之政,可谓详明。至皆未见所疑处。只伊川说:『孟子说齐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尔。』于此数句,未甚见得明。」先生却问至云:「天命之改与未改,如何见得?」曰:「莫是周末时礼乐征伐皆不出于天子,生民涂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权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晋犹尚请命于周?」曰:「三晋请命既不是,而周王与之亦不是。如温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权。」曰:「如何周王与之不是,便以为天命之改?」曰:「至见得未甚明。旧曾记得程先生说,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则须栽培。莫是那时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势已去了。三晋请命于周,亦不是知尊周,谩假其虚声耳,大抵人心已不复有爱戴之实。自入春秋以来,二百四十年间,那时犹自可整顿。不知周之子孙,何故都无一人能明目张胆出来整顿?到孟子时,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说『天命之改』,莫是大势已去?」曰:「然。」集义。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章
  孟子开道时君,故曰:「今之乐犹古之乐。」至于言百姓闻乐音欣欣然有喜色处,则关闭得甚密。如「好色、好货」,亦此类也。
  
  齐宣王问文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兴,亦未必然。」问:「孟子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后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谓『传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须有据。但孟子此说,其意亦只主在风齐宣王尔。若文王之囿果然纵一切人往,则虽七十里之大,不过几时,亦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乌兽之长茂乎?周之盛时,虽天下山林,犹有厉禁,岂有君之苑囿,反纵刍猎恣往而不禁乎!亦无是理。汉武帝规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当时诸臣已皆以为言,岂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问交邻国有道章
  「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汤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时,犹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岂得已哉?亦所当然耳。
  问:「『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宽洪恻怛,便是小国不恭,亦挠他不动。『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盖智者见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见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至问「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曰:「只是说其规模气象如此。」时举录作:「有大小耳」。
  问「乐天畏天者」。曰:「乐天是圣人气象,畏天是贤人气象,孟子只是说大概圣贤气象如此。使智者当以大事小时,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当以小事大处,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将太王文王交互立说,便失了圣贤气象。此自是两层事。孟子之说是前面一层,又须是看得后面一层。所以贵乎『不以文害辞』者,正是此类。人须见得言外意好。」
  
  问人皆谓我毁明堂章
  问:「孟子以公刘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诱掖之意。」曰:「这两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货,乃是告以公刘太王之事如此。两事看来却似易,待去做时,多少难!大凡文字须将心体认看。这个子细看来,甚是难。如孟子又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看来也是易,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说:『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来也似易。」
  问:「孟子语好货、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问:「孟子答梁王问利,直扫除之,此处又却如此引导之。」曰:「此处亦自分义利,特人不察耳。」
  
  问汤放桀章
  「贼仁」者,无爱心而残忍之谓也。「贼义」者,无羞恶之心之谓也。
  先生举「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问何以别。近思云:「贼仁,是害心之理;贼义,是见于所行处伤其理。」曰:「以义为见于所行,便是告子义外矣。义在内,不在外。义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别?盖贼之罪重,残之罪轻。仁义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处,贼仁,则大伦大法亏灭了,便是杀人底人一般。义是就一节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伤义。似手足上损伤一般,所伤者小,尚可以补。」寓录同。
  问:「孟子言『贼仁、贼义』,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贼仁乃是伐其本根,贼义只是残害其一枝一叶。人而贼仁,则害了本心。」曰:「贼仁便是将三纲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齐坏了。义随事制宜。贼义,只是于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
  问:「贼仁是『绝灭天理』,贼义是『伤败彝伦』。如臣弒君,子弒父,及齐襄公鸟兽之行等事,皆人伦大恶,不审是绝灭天理?是伤败彝伦?」曰:「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若此等,乃是绝害天理了。义刚录云:「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如『不以礼食』、『不亲迎』之类。若『紾兄之臂』,『踰东家墙』底,便是绝灭天理。」丹书『怠胜敬者灭』,即『贼仁者谓之贼』意;『欲胜义者凶』,即『贼义者谓之残』意。贼义是就一事上说,贼仁是就心上说。其实贼义,便即是贼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则如此。」
  
  为巨室章
  问:「『教玉人雕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爱之甚也。治国家则不能用贤而徇私欲,是爱国家不如玉也。』此莫是余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说玉人自会琢玉,何消教他?贤者自有所学,何用教他舍其所学?后譬只是申解前譬。」曰:「两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齐人伐燕胜之章
  齐人伐燕,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愍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鉴,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皆不可晓。荀子亦云「『愍王伐燕』,然则非宣王明矣。」问:「孟子必不误?」曰:「想得愍王后来做得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故改为宣王尔。」问:「愍王若此之暴,岂能惭于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说得他底是,他亦岂不愧也!温公通鉴中自移了十年。据史记,愍王十年伐燕。今温公信孟子,改为宣王,遂硬移进前十年。温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记,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书不如此,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为侯三十六年,乃称王。遂为后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无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厘王冢,竹书记其本国事,必不会错。温公取竹书,不信史记此一段,却是。」此条有误。当从春秋解后序。
  居之问:「『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至『文王是也』。窃疑文王岂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难说。孔子谓『可与立,未可与权』。到那时事势,自是要住不得。后人把文王说得忒恁地,却做一个道行看着,不做声,不做如此形容文王,都没情理。以诗书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诗自从太王王季说来,如云:『至于太王,实始翦商。』如下武之诗,文王有声之诗,都说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么?又不是一项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此见大段动众。岐山之下与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这般处要做文王无意取天下,他录作「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说『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这里见都自据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张了。」或曰:「纣命文王得专征伐。纣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声色为政,不以革命有中国。默顺帝则,而天下归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说,恰似内无纯臣之义,外亦不属于商,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势自是不可已。只当商之季,七颠八倒,上下崩颓,忽于岐山下突出许多人,也是谁当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识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国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滕文公问滕小国也章
  问:「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无可奈何,只得勉之为善之辞。想见滕国至弱,都主张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毙焉』之意。盖滕是必亡,无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齐楚之间,二国视之,犹太山之压鸡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国亦必不见容也。当时汤与文王之兴,皆在空闲之地,无人来觑他,故日渐盛大。若滕,则实是难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举国以听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则大国亦想不能动他。但世间事直是难得恰好耳。齐梁之国甚强,可以有为,而孟子与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国小主张不起,以此知机会真不易得也!」
  
  鲁平公将出章
  鲁平公极是个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见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机会,只可惜齐宣一这个不相遇,其它也应是无可成之理。如见滕文公说许多井田,也是一场疏脱。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孟子也只是说得在这里,滕也只是做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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