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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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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三

朱熹

  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问政章
  问:「『先之,劳之』,『劳』字既有两音,有两说否?」曰:「劳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须是自家吃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诗所谓『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劳苦,方能说得人。欲民之亲其亲,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长,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请益,圣人告之『无倦』。盖劳苦亦人之难事,故以『无倦』勉之。」
  问:「『劳之』恐是以言语劝勉他?」曰:「如此说,不尽得为政之理。若以言语劝勉它,亦不甚要紧,亦是浅近事。圣人自不用说,亦不见得无倦底意。劳是勤于事,勤于事时,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劳。东坡下『行』字与『事』字,最好。」或问:「『爱之能勿劳乎』,有两个劳字?」曰:「这个『劳』,是使它劳。」谦之。
  文振问:「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则虽劳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劳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须一面与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劝课农桑等事,也须是自家不惮勤劳,亲履畎亩,广录作「循行阡陌」。与他勾当,方得。」集注。
  问:「苏说『劳』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劳,是为他勤劳。」
  问:「『先之,劳之』,诸说孰长?」曰:「横渠云。『必身为之倡,且不爱其劳,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说好。」又问:「以身为之倡者果劳乎?」曰:「非是之谓也。既以身为之倡,又更不爱其劳,而终之以无倦,此是三节事。」集义。
  
  仲弓为季氏宰章
  潘立之问「先有司」。曰:「凡为政,随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须先责他理会,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钱谷之事,其出入盈缩之数,须是教它自逐一具来,自家方可考其虚实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来,不批不得。如词诉反复,或经已断,或彼处未结绝,或见在催追,他埋头又来下状;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与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后,或有人词诉,或自点检一两项,有批得不实,即须痛治,以防其弊。」
  问:「程子曰:『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所谓公私者,岂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己举,圣人则使人各得而举之否?」曰:「仲弓只是见不到。纔见不到,便陷于私。学者见程子说『兴邦、丧邦』,说得甚险,故多疑于此,然程子亦曰推其义尔。」集注。
  问:「程子谓:『观仲弓与圣人,便见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乐取诸人以为善』,所以为舜之圣,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于此可见圣贤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缘见识未极其开阔,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缘私故小。蔽固之极,则可以丧邦矣。」
  问:「『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各是一事。苏氏杨氏乃相须而言之。」曰:「论语中有一二处,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虽各是一事,然有相须之理。」集义。
  
  子路曰卫君待子章
  亚夫问「卫君待子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个『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礼乐不兴,刑罚不中』,便是个大底『事不成』。」问:「『礼乐不兴』,疑在『刑罚不中』之后,今何故却云礼乐不兴而后刑罚不中?」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乐既不兴,则刑罚宜其不中。」又曰:「礼是有序,乐是和乐。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礼乐耶?」
  文振问:「何以谓之『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曰:「『事不成』,以事言;『礼乐不兴』,以理言。盖事不成,则事上都无道理了,说甚礼乐!」亚夫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曰:「实与文原相离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离那形说影不得。」
  「事不成」,是粗说那事做不成。「礼乐不兴」,是和这理也没了。事,只是说他做出底;礼乐,却是那事底理。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无那乖争底意思,便是乐。
  或问:「如何是事不成后礼乐便不兴?礼乐不兴后却如何便刑罚不中?」曰:「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如此,则用刑罚者安得不颠倒错乱?诸家说各有所长,可会而观之。」
  杨问:「注谓:『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此句未晓。」曰:「实,即事也。」又问:「言与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讨水来救始得,却教它讨火来,此便是『言不顺』,如何济得事。又如人捉贼,走东去,合从东去捉,却教它走从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顺做事不成。若就卫论之,辄,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明道所谓『一事苟,其余皆苟』,正谓此也。」又问:「子路之死于卫,其义如何?」曰:「子路只见得下一截道理,不见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难』,却不知食出公之食为不义。东坡尝论及此。」问:「如此,是它当初仕卫便不是?」曰:「然。」集注。总论。
  问:「卫君欲召孔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为之臣,复欲去出公,亦岂人情?」曰:「惟孔子而后可。」问:「灵公既逐蒯聩,公子郢辞不立,卫人立辄以拒蒯聩。论理,辄合下便不当立,不待拒蒯聩而后为不当立也。」曰:「固是。辄既立,蒯聩来争必矣。」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辄亦不当立,当去辄而别立君以拒蒯聩。晋赵鞅欲立蒯聩。圣人出时,必须大与他剖判一番,教它知个是与不是。」亚夫问:「论道理,固是去辄,使国人自拒蒯聩。以事情论之,晋人正主蒯聩,势足以压卫,圣人如何请于天子,请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圣人出来,须自能使晋不为蒯聩。」贺孙因问:「如请讨陈常之事,也只是据道理,不论事情。」曰:「如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八十岁,拳拳之心,终做不成。」
  吴伯英问:「若使夫子为卫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从蒯聩否?」曰:「圣人行事,只问义之合与不合,不问其能与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计较其能与不能,则岂不惑于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学者尤宜用力,而况圣人乎!」
  问:「夫子得政于卫,须有所废立否?」曰:「亦只是说与他,令自为去就,亦难为迫逐之。」
  胡文定说辄事,极看得好。
  问:「胡氏之说,只是论孔子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设若卫君用孔子,孔子既为之臣而为政,则此说亦可通否?」曰:「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若辄有意改过迁善,则孔子须先与断约,如此方与他做。以姚崇犹先以十事与明皇约,然后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辄不能然,则孔子决不为之臣矣。」
  问:「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则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据事理言之,合当如此做耳。使孔子仕卫,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听,则去之耳。」
  「蒯聩与辄,若有一人识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聩欲入卫,辄不动,则所以处其事者当如何?后世议者皆以为当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盖知其必有纷争也。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与其事也。」或谓:「春秋书『晋赵鞅纳世子蒯聩于戚』。称『世子』者,谓其当立。」曰:「若不如此书,当如何书之?说春秋者多穿凿,往往类此。」
  叔器问:「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辄时,只是蒯聩一个来争。若立它时,则又添一个来争,愈见事多。人以千乘之国让之而不肯受,它毕竟是看得来惹手难做后,不敢做。」
  
  樊迟请学稼章
  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炎。
  
  诵诗三百章
  亚夫问:「『诵诗三百』,何以见其必达于政?」曰:「其中所载可见。如小夫贱隶闾党之间,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闻见者,其情状皆可因此而知之。而圣人所以修德于己,施于事业者,莫不悉备。于其间所载之美恶,读诵而讽咏之,如是而为善,如是而为恶;吾之所以自修于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当赏,如是而当罚,莫不备见,如何于政不达。若读诗而不达于政,则是不曾读也。」又问:「如何使于四方必能专对?」曰:「于诗有得,必是于应对言语之间,委曲和平。」
  
  子谓卫公子荆章
  问:「『公子荆善居室』,也无甚高处,圣人称善,何也?」曰:「公子荆所为正合道理恰好处。常人为屋室,不是极其华丽,则墙崩壁倒,全不理会。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圣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圣人称之。」谦之。时举录小异。
  问:「卫公子荆,夫子止称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举其一事之善而称之,又安知其它无所长乎?」
  
  子适卫章
  宜久说『子适卫』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礼乐,动容周旋,皆要合他节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宽底要慢也不得,所以养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无礼乐,只得把两册文字教他读。然而今未论人会学,吃紧自无人会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讲明教人之方,选其德行最高者,留以为大学师,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学者。须是如此,然后学校方成次第也。」
  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而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故既富而教之。
  
  苟有用我章
  立之说『苟有用我者』一章。曰:「圣人为政,一年之间,想见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尽。到三年,便财足兵强,教行民服。」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圣人做时,须一切将许多不好底撤换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纪纲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
  
  善人为邦章
  安卿问:「集注云:『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恐善人只是使风俗醇朴。若化于善,恐是圣君之事?」曰:「大概论功效是如此。其深浅在人,不必恁地粘皮着骨去说。不成说圣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别。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积累到此,自是能使人兴善,人自是不陷于刑辟。如文景恁地,后来海内富庶,岂不是『胜残去杀』。如汉循吏,许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陈太丘卓茂鲁恭只是县令,也能如此。不成说你便不是圣人,如何做得这个!只看他功效处,又何必较量道圣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圣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善人定是未能到这田地。但是有这般见识,有这般心胸,积累做将去,亦须有效。且如而今宽刑薄赋,民亦自能兴起而不陷于刑。圣人论功效亦是大概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处如何便了,何必较他优劣。便理会得,也无甚切己处。」
  问:「『善人为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后仁』,与『可也,三年有成』之义,如何?」曰:「此须有圣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概亦自可见。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详,与今人答策专是谩策题者甚别。试读之,可见。」
  
  如有王者章
  或问:「『三年有成』,『必世后仁』,迟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天下变化,风移俗易,民归于仁,而礼乐可兴,所谓仁也。此非积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这个道理浸灌透彻;自天下言之,举一世之仁,皆是这个道理浸灌透彻。」
  
  苟正其身章
  问:「范氏以先正其身,为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为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说,缓而不切。」
  
  定公问一言兴邦章
  圣人说话,无不子细,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如说「以德报怨」,如说「一言兴邦」。其它人便只说「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便可以丧邦,只此一句便了。圣人则须是恁地子细说,方休。如孟子说得便粗,如「今之乐犹古之乐」,大王公刘好色好货之类。故横渠说:「孟子比圣人自是粗。颜子所以未到圣人,亦只是心尚粗。」
  
  叶公问政章
  曾问:「『近者悦,远者来。』夫子答叶公之问政者,专言其效,与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须有施为之次第。叶公老成,必能晓解也。」
  近者悦而远者来,则大小强弱,非所论矣。
  
  樊迟问仁章
  孔门教人,多以数语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处恭」,纔恭,则心不放也。如此之类。
  问「虽之夷狄不可弃」。曰:「上三句散着,下一句方●得紧。」谦之。
  亚夫问:「如何『虽之夷狄不可弃』?」曰:「『道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须是无间断方得。若有间断,此心便死了。在中国是这个道理,在夷狄也只是这个道理。」子善云:「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时,私心更无着处。」曰:「若无私心,当体便是道理。」南升。
  或问:「『樊迟问仁』一段,圣人以是告之,不知樊迟果能尽此否?」曰:「此段须反求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迟身上讨,则与我不相干矣。必当思之曰,居处恭乎?执事敬乎?与人忠乎?不必求诸樊迟能尽此与否也。又须思『居处恭』时如何,不恭时如何;『执事敬』时如何,不敬时如何;『与人忠』时如何,不忠时如何,方知须用恭敬与忠也。今人处于中国,饱食暖衣,未至于夷狄,犹且与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弃,而况之夷狄,临之以白刃,而能不自弃者乎!」履孙。
  大凡读书,须是要自家日用躬行处着力,方可。且如「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与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须是日日粘放心头,不可有些亏欠处。此最是为人日下急切处,切宜体之!椿。
  亚夫问「居处恭,执事敬」一章。曰:「这个道理,须要到处皆在,使生意无少间断,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叶,无非生意。才有一毫间断,便枝叶有不茂处。」时举云:「看来此三句,动静出处,待人接物,无所不该,便私意自无容处。」因兼「仲弓问仁」一章说曰:「大抵学问只要得个门户子入。若入得门了,便只要理会个仁。其初入底门户,不必只说道如何如何。若纔得个门户子入,须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说道如何,也不济事。」
  或问:「胡氏谓:『樊迟问仁者三:此最先,「先难」次之,「爱人」其最后乎!』何以知其然?」曰:「虽无明证,看得来是如此。若未尝告之以恭敬忠之说,则所谓『先难』者,将从何下手?至于『爱人』,则又以发于外者言之矣。」
  
  子贡问士章
  问:「『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两句似不连缀。恐是『行己有耻』,则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职分,则『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职分之所当为。」曰:「『行己有耻』,则不辱其身;『使于四方』,能尽其职,则『不辱君命』。」
  「宗族称孝,乡党称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广其固有之良心。
  文振举程子曰:「子贡欲为皎皎之行闻于人者,夫子告之皆笃实自得之事。」谓子贡发问节次正如此。曰:「子贡平日虽有此意思,然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实了。盖渠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问其次。至『宗族称孝,乡党称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问其次。凡此节次,皆是他要放平实去做工夫,故每问皆下。到下面问『今之从政者何如』,却是问错了。圣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为他截断了也。此处更宜细看。」
  子贡问士,都是退后说。子贡看见都不是易事,又问其次。子贡是着实见得那说底也难,故所以再问其次。这便是伊川所谓「子贡欲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笃实自得之事」底意。
  或说某人可奉使。云:「子贡问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笃实自得之事』。谓如有耻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虽小人亦可,只是退步意思。如『使乎使乎』意,则是深厚足有为者。又如行三军,『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此八字极有意。然言之谦谦气象,正如出军之『忧心悄悄』也。若轩然自表于众人之上,安可为将!如孔明用兵如此,然未尝谓精。又如曹公赏谏乌桓者。至如徐禧云『左萦右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则其死可见矣。狄青杀伐,败之而已。『至于太原』,出境而止。段颖则不然。」
  
  不得中行而与之章
  狂者,知之过;狷者,行之
  问「不得中行而与之」一段。曰:「谨厚者虽是好人,无益于事,故有取于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堕于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为精密;有狷者之节,又不至于过激;此极难得。」
  人须是气魄大,刚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见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恶,也做不得那大恶,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叹「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人须有些狂狷,方可望。
  圣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为。若乡原,则无说矣。今之人,纔说这人不识时之类,便须有些好处;纔说这人圆熟识体之类,便无可观矣。杨。
  问「狂狷」集注,云:「善人胡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据见定,不会勇猛精进;循规蹈矩则有余,责之以任道则不足。淳录下云:「故无可望。」狷者虽非中道,然这般人终是有筋骨。淳录作「骨肋」。其志孤介,知善之可为而为之,知不善之不可为而不为,直是有节操。狂者志气激昂。圣人本欲得中道而与之,晚年磨来磨去,难得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为之资,裁而归之中道。道夫录云:「得圣人裁抑之,则狂者不狂,狷者不狷矣。」淳录云:「末年无柰何,方思得此等人,可见道之穷矣。问:『何谓狷?』曰:『介然有守也。』」且如孔门只一个颜子如此纯粹。道夫录作:「合下天资纯粹。」到曾子,道夫录有「气质」字。便过于刚,与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若不是刚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汉文帝谓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气象。陆子静省试策:『世谓文帝过武帝,愚谓武帝胜文帝。』其论虽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资虽美,然止此而已。道夫录云:「若责之以行圣人之道,则必不能,盖他自安于此。观其言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资高,足以有为。使合下得真儒辅佐它,岂不大可观!惜乎辅非其人,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末年天下虚耗,其去亡秦无几。然它自追悔,亦其天资高也。如与卫青言:『若后世又为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静,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见得它知过处。胡氏谓:『武帝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乎?』」道夫录、淳录同。
  
  南人有言章
  问「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读书之意。」
  或问「或承之羞」。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与之也。」
  
  君子和而不同章
  问:「诸说皆以『和』如『和羹』为义,如何?」曰:「不必专指对人说。只君子平常自处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间。淳录云:「君子小人只是这一个事,而心有公私不同。孔子论君子小人,皆然。」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峰云:『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以『同行异情』,却是。所谓同体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体用』字,却成是体中亦有人欲。五峰只缘错认了性无善恶,便做出无限病痛。知言中节节如此。」
  立之问:「『君子和而不同』,如温公与范蜀公议论不相下之类。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谁之类?」曰:「如吕吉甫王荆公是也。盖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会这一个公当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个私意,故虽相与阿比,然两人相聚也便分个彼己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纷争而不和也。」
  
  君子易事而难说章
  问「君子易事而难说」。曰:「君子无许多劳攘,故易事。小人便爱些便宜,人便从那罅缝去取奉他,故易说。」
  
  君子泰而不骄章
  问「君子泰而不骄」。曰:「泰是从容自在底意思,骄便有私意。欺负他无,欺负他理会不得,是靠我这些子,皆骄之谓也。如汉高祖有个粗底泰而不骄。他虽如此胡乱骂人之属,却无许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聪明与人辩,便有骄底意思。」
  
  刚毅木讷近仁章
  问:「『刚毅木讷近仁』,刚与毅如何分别?」曰:「刚是体质坚强,如一个硬物一般,不软不屈;毅却是有奋发作兴底气象。」
  仁之为物难说,只是个恻隐、羞恶未发处。这个物事,能为恻隐、羞恶,能为恭敬、是非。刚毅木讷,只是质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震。
  
  子路问士章
  问「何如斯可谓之士」一段。曰:「圣人见子路有粗暴底气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说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偲偲,兄弟则怡怡』。圣人之言是恁地密。」谦之。
  问:「胡氏说:『切切,恳到也;偲偲,详勉也。』如何是恳到详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联字去形容那事,亦难大段解说,想当时人必是晓得这般字。今人只是想象其声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说为当。恳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无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须着详细相勉,方有相亲之意。」
  
  善人教民七年章
  问:「『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须有个分明界限。如古人谓『三十年制国用,则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则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处。料得七年之类亦如此。」
  问:「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晋文公自始入国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义,以礼,仅得四年,遂能一战而霸。此岂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权谲,要功利,此与圣人教民不同。若圣人教民,则须是七年。」
  问:「集注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后又添入『务农讲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说,向来此间有盗贼之害,尝与储宰议起保伍,彼时也商量做一个计划。后来贼散,亦不成行。后来思之,若成行,亦有害。盖纔行此,便着教他习武事。然这里人已是杀人底,莫更教得他会越要杀人。如司马温公尝行保伍之法,春秋教习,以民为兵。后来所教之人归,更不去理会农务生事之属,只管在家作闹,要酒物吃,其害亦不浅。古人兵出于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后驱之于此,所以无后来之害。
  
  以不教民战章
  或疑:「『不教民战。』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不须兼战法而教之否?」曰:「然,战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为见春秋时忒会战,故特说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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