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_中国古代文献～集部_39号馆文选__朱子语类

朱子语类卷第三十七 　　论语十九 　　子罕篇下 　　 　　法语之言章 　　「法语之言」，「巽与之言」，巽，谓巽顺。与他说，都是教他做好事，如「有言逊于汝志」。重处在「不改、不绎」。圣人谓如此等人，与他说得也不济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 　　植说：「此章集注云：『法语，人所敬惮，故必从。然不改，则面从而已。』如汉武帝见汲黯之直，深所敬惮，至帐中可其奏，可谓从矣。然黯论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岂非面从！集注云：『巽言无所乖忤，故必悦。然不绎，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如孟子论太王好色、好货，齐王岂不悦。若不知绎，则徒知古人所谓好色，不知其能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徒知古人所谓好货，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先生因曰：「集注中举杨氏说，亦好。」 　　 　　三军可夺帅章 　　志若可夺，则如三军之帅被人夺了。做官夺人志。志执得定，故不可夺；执不牢，也被物欲夺去。志真个是不可夺！ 　　 　　衣敝缊袍章 　　「衣敝缊袍」，是里面夹衣，有绵作胎底。 　　「衣敝缊袍」，也有一等人资质自不爱者。然如此人亦难得。 　　先生曰：「李闳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耻己之无。』吕氏之说亦近此意。然此说又分晓。」 　　问「子路终身诵之」。曰：「是自有一般人，着破衣服在好衣服中，亦不管者。子路自是不把这般当事。」[莹田-玉]问：「子路却是能克治。如『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曰：「子路自是恁地人，有好物事，犹要与众人共享了。上蔡论语中说管仲器小处一段，极好。」 　　问：「『子路终身诵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颜渊处。盖此便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底意思。然他将来自诵，便是『无那无伐善、施劳』意思。」曰：「所谓『终身诵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将这个做好底事，『终身诵之』，要常如此，便别无长进矣。」又问吕氏「贫与富交，强者必忮，弱者必求」之语。曰：「世间人见富贵底，不是心里妒嫉他，便羡慕他，只是这般见识尔！」 　　谢教问：「『子路终身诵之』，夫子何以见得终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势恁地。这处好，只不合自担当了，便止于此，便是自画。大凡十分好底事，纔自担，便也坏了，所谓『有其善，丧厥善』。」 　　道怕担了。「何足以臧！」 　　 　　知者不惑章 　　「知者不惑。」真见得分晓，故不惑。 　　道夫问「仁者不忧」。曰：「仁者通体是理，无一点私心。事之来者虽无穷，而此之应者各得其度。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何忧之有！」骧。 　　「仁者不忧。」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忧之有！ 　　或问：「『仁者不忧』，但不忧，似亦未是仁」。曰：「今人学问百种，只是要『克己复礼』。若能克去私意，日间纯是天理，自无所忧，如何不是仁。」 　　陈仲亨说「仁者不忧」，云：「此非仁体，只是说夫子之事。」先生曰：「如何又生出这一项情节！恁地，则那两句也须恁地添一说，始得。这只是统说。仁者便是不忧。」 　　「勇者不惧。」气足以助道义，故不惧。故孟子说：「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今有见得道理分晓而反慑怯者，气不足也。 　　或问「勇者不惧」，举程子「明理可以治惧」之说。曰：「明理固是能勇，然便接那『不惧』未得，盖争一节在，所以圣人曰：『勇者不惧。』」 　　李闳祖问：「论语所说『勇者不惧』处，作『有主则不惧』。恐『有主』字明『勇』字不出。」曰：「也觉见是如此。多是一时间下字未稳，又且恁地备员去。」因云：「前辈言，解经命字为难。近人解经，亦间有好处，但是下语亲切，说得分晓。若前辈所说，或有不大故分晓处，亦不好。如近来耿氏说易『女子贞不字』。伊川说作『字育』之『字』。耿氏说作『许嫁笄而字』之『字』，言『女子贞不字』者，谓其未许嫁也，却与昏媾之义相通，亦说得有理。」又云：「伊川易亦有不分晓处甚多。如『益之，用凶事』，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当时未见有刺史、郡守，岂可以此说。某谓『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是责难于君之时，必以危言鲠论恐动其君而益之，虽以中而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而通，又非忠以益于君也。」 　　行夫说「仁者不忧」一章。曰：「『勇者不惧』，勇是一个果勇必行之意，说『不惧』也易见。『知者不惑』，知是一个分辨不乱之意，说『不惑』也易见。惟是仁如何会不忧？这须思之。」行夫云：「仁者顺理，故不忧。若只顺这道理做去，自是无忧。」曰：「意思也是如此，更须细思之。」久之，行夫复云云。曰：「毕竟也说得粗。仁者所以无忧者，止缘仁者之心便是一个道理。看是甚么事来，不问大小，改头换面来，自家此心各各是一个道理应副去。不待事来，方始安排，心便是理了。不是方见得道理合如此做，不是方去恁地做。」恪录别出。 　　蔡行夫问「仁者不忧」一章。曰：「知不惑，勇不惧，却易理会。『仁者不忧』，须思量仁者如何会不忧。」蔡云：「莫只是无私否？」方子录云：「或曰：『仁者无私心，故乐天而不忧。』」曰：「固是无私。然所以不忧者，须看得透，方得。」杨至之云：「是人欲净尽，自然乐否？」曰：「此亦只是貌说。」洪庆问：「先生说是如何？」曰：「仁者心便是理，看有甚事来，便有道理应他，所以不忧。方子录云：「仁者理即是心，心即是理。有一事来，便有一理以应之，所以无忧。」恪录一作：「仁者心与理一，心纯是这道理。看甚么事来，自有这道理在处置他，自不烦恼。」人所以忧者，只是卒然遇事，未有一个道理应他，便不免有忧。」恪录一作：「今人有这事，却无道理，便处置不来，所以忧。」从周录云：「人所以有忧者，只是处未得。」 　　方毅父问：「『知者不惑』，明理便能无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无私欲，则不屈于物，故勇。惟圣人自诚而明，可以先言仁，后言知。至于教人，当以知为先。」时举少异。 　　先生说「知者不惑」章：「惟不惑不忧，便生得这勇来。」 　　问「知者不惑」章。曰：「有仁、知而后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盖虽曰『仁能守之』，只有这勇方能守得到头，方能接得去。若无这勇，则虽有仁、知、少间亦恐会放倒了。所以中庸说『仁、知、勇三者』。勇，本是个没紧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则做不到头，半涂而废。」 　　或问：「『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何以与前面『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次序不同？」曰：「成德以仁为先，进学以知为先，此诚而明，明而诚也。」「中庸言三德之序如何？」曰：「亦为学者言也。」问：「何以勇皆在后？」曰：「末后做工夫不退转，此方是勇。」 　　或问：「人之所以忧、惑、惧者，只是穷理不尽，故如此。若穷尽天下之理，则何忧何惧之有？因其无所忧，故名之曰仁；因其无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无所惧，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说孰是？」曰：「仁者随所寓而安，自是不忧；知者所见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惧。夫不忧、不惑、不惧，自有次第。」或曰：「勇于义，是义理之勇。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人杰录云：「或曰：『勇是勇于义，或是武勇之勇？』曰：『大概统言之，如孟施舍北宫黝，皆血气之勇。』」曰：「三者也须穷理克复，方得。只如此说，不济事。」 　　问：「『知者不惑』，集注：『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终之。』看此三句，恐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养，勇是克治之功。」先生首肯，曰：「是。勇是持守坚固。」问：「中庸『力行近乎仁』，又似『勇者不惧』意思。」曰：「交互说，都是。如『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知都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三行都是仁；『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近都是勇。」宙。 　　 　　可与共学章 　　「可与共学」，有志于此；「可与适道」，已看见路脉；「可与立」，能有所立；「可与权」，遭变事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纲如此说。 　　问「可与适道」章。曰：「这个只说世人可与共学底，未必便可与适道；可与适道底，未必便可与立；可与立底，未必便可与权。学时，须便教可适道；适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须教权去。」 　　或问：「『可与立』，是如『嫂叔不通问』；『可与权』，是『嫂溺援之以手』？」曰：「然。」 　　问：「权，地位如何？」曰：「大贤已上。」 　　权，是称量教子细着。 　　问：「权便是义否？」曰：「权是用那义底。」问：「中便是时措之宜否？」曰：「以义权之，而后得中。义似称，权是将这称去称量，中是物得其平处。」 　　经自经，权自权。但经有不可行处，而至于用权，此权所以合经也，如汤、武事，伊、周事，嫂溺则援事。常如风和日暖，固好；变如迅雷烈风。若无迅雷烈风，则都旱了，不可以为常。 　　苏宜久问「可与权」。曰：「权与经，不可谓是一件物事。毕竟权自是权，经自是经。但非汉儒所谓权变、权术之说。圣人之权，虽异于经，其权亦是事体到那时，合恁地做，方好。」时举同。 　　「可与立，未可与权」，亦是甚不得已，方说此话。然须是圣人，方可与权。若以颜子之贤，恐也不敢议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缁，如何更说权变？所谓「未学行，先学走」也。 　　先生因说：「『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处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当用，小人固当去。然方当小人进用时，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当其深根固蒂时，便要去他，即为所害。这里须斟酌时宜，便知个缓急深浅，始得。」或言：「本朝人才过于汉唐，而治效不及者，缘汉唐不去攻小人，本朝专要去小人，所以如此。」曰：「如此说，所谓『内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乱恁地说，不知何等议论！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恐出此。」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叔重问：「程子云：『权者，言称锤之义也。何物以为权？义是也。然也只是说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此意如何看？」曰：「此如有人犯一罪，性之刚者以为可诛，性之宽者以为可恕，概之以义，皆未是合宜。此则全在权量之精审，然后亲审不差。欲其权量精审，是他平日涵养本原，此心虚明纯一，自然权量精审。伊川常云：『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义以为质，则礼以行之。』」 　　问经、权之别。曰：「经与权，须还他中央有个界分。如程先生说，则无界分矣。程先生『权即经』之说，其意盖恐人离了经，然一滚来滚去，则经与权都鹘突没理会了。」又问：「权是称锤也。称衡是经否？」曰：「这个以物譬之，难得亲切。」久之，曰：「称得平，不可增加些子，是经；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权，依旧得平，便是合道，故反经亦须合道也。」 　　问经、权。曰：「权者，乃是到这地头，道理合当恁地做，故虽异于经，而实亦经也。且如冬月便合着绵向火，此是经。忽然一日暖，则亦须使扇，当风坐，此便是权。伊川谓『权只是经』，意亦如此。但说『经』字太重，若偏了。汉儒『反经合道』之说，却说得『经、权』两字分晓。但他说权，遂谓反了经，一向流于变诈，则非矣。」 　　用之问：「『权也者，反经而合于道』，此语亦好。」曰：「若浅说，亦不妨。伊川以为权便是经。某以为反经而合于道，乃所以为经。如征伐视揖逊，放废视臣事，岂得是常事？但终是正也。」 　　或问：「伊川云：『权即是经。』汉儒云：『反经合道。』其说如何？」曰：「伊川所说权，是说这处合恁地做，便是正理，须是晓得他意。汉儒语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横说，一向不合道理，胡做了。」又曰：「『男女授受不亲』，是常经合恁地。『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理合恁地，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衣裘附火，是常理也。忽然天气做热，便须衣夹挥扇，然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公羊就宋人执祭仲处，说得权又怪异了。」又曰：「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 　　吴伯英问：「伊川言『权即是经』，何也？」曰：「某常谓不必如此说。孟子分明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权与经岂容无辨！但是伊川见汉儒只管言反经是权，恐后世无忌惮者皆得借权以自饰，因有此论耳。然经毕竟是常，权毕竟是变。」又问：「某欲以『义』字言权，如何？」曰：「义者，宜也。权固是宜，经独不宜乎？」 　　问：「经、权不同，而程子云：『权即经也。』」曰：「固是不同：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大概不可用时多。」又曰：「权是时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赐。 　　或问：「『反经合道』之说，程先生不取，乃云『不必说权，权即是经』，如何？」曰：「某常以为程先生不必如此说，是多说了。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如程先生之说，则鹘突了。所谓经，众人与学者皆能循之；至于权，则非圣贤不能行也。」 　　或有书来问经、权。先生曰：「程子固曰：『权即经也。』人须着子细看，此项大段要子细。经是万世常行之道，权是不得已而用之，须是合义也。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此是权也。若日日时时用之，则成甚世界了！」或云：「权莫是中否？」曰：「是此一时之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然舜禹之后六七百年方有汤；汤之后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权也是难说。故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到得可与权时节，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 　　或问经与权之义。曰：「公羊以『反经合道』为权，伊川以为非。若平看，反经亦未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经，不可易者。汤武之诛桀纣，却是以臣弒君；周公之诛管蔡，却是以弟杀兄，岂不是反经！但时节到这里，道理当恁地做，虽然反经，却自合道理。但反经而不合道理，则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于经乎！」又曰：「合于权，便是经在其中。」正甫谓：「『权、义举而皇极立』，权、义只相似。」曰：「义可以总括得经、权，不可将来对权。义当守经，则守经；义当用权，则用权，所以谓义可以总括得经、权。若可权、义并言，如以两字对一字，当云『经、权举』乃可。伊川曰：『惟义无对。』伊川所谓『权便是经』，亦少分别。须是分别经、权自是两物；到得合于权，便自与经无异，如此说乃可。」 　　问：「『可与立』，如何是立？」曰：「立，是见得那正当底道理分明了，不为事物所迁惑。」又问：「程子谓『权只是经』，先生谓：『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莫是经是一定之理，权则是随事以取中；既是中，则与经不异否？」曰：「经，是常行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不得已而有所通变底道理。权得其中，固是与经不异，毕竟权则可暂而不可常。如尧舜揖逊，汤武征诛，此是权也，岂可常行乎！观圣人此意，毕竟是未许人用『权』字。学者须当先理会这正底道理。且如朝廷之上，辨别君子小人，君子则进之，小人则去之，此便是正当底道理。今人不去理会此，却说小人亦不可尽去，须放他一路，不尔，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济事者，但终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并进，则岂可也？」 　　亚夫问「可与立，未可与权」。曰：「汉儒谓『反经合道』为权；伊川说『权是经所不及者』。权与经固是两义，然论权而全离乎经，则不是。盖权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病，热病者当服叙药，冷病者当服热药，此是常理。然有时有热病，却用热药去发他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药去发他病者，此皆是不可常论者。然须是下得是方可。若有毫厘之差，便至于杀人，不是则剧。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这个物事。既是合用，此权也，所以为经也。大抵汉儒说权，是离了个经说；伊川说权，便道权只在经里面。且如周公诛管蔡，与唐太宗杀建成元吉，其推刃于同气者虽同，而所以杀之者则异。盖管蔡与商之遗民谋危王室，此是得罪于天下，得罪于宗庙，盖不得不诛之也。若太宗，则分明是争天下。故周公可以谓之权，而太宗不可谓之权。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故在伊尹可以谓之权，而在他人则不可也。权是最难用底物事，故圣人亦罕言之。自非大贤以上，自见得这道理合是恁地，了不得也。」 　　因论「经、权」二字，曰：「汉儒谓『权者，反经合道』，却是权与经全然相反；伊川非之，是矣。然却又曰『其实未尝反经』，权与经又却是一个，略无分别。恐如此又不得。权固不离于经，看『可与立，未可与权』，及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事』，毫厘之间，亦当有辨。」文蔚曰：「经是常行之理，权是适变处。」曰：「大纲说，固是如此。要就程子说中分别一个异同，须更精微。」文蔚曰：「权只是经之用。且如称衡有许多星两，一定而不可易。权往来称物，使轻重恰好，此便是经之用。」曰：「亦不相似。大纲都是，只争些子。伊川又云：『权是经所不及者。』此说方尽。经只是一个大纲，权是那精微曲折处。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经常之道，如何动得！其间有该不尽处，须是用权。权即细密，非见理大段精审，不能识此。『可与立』，便是可与经，却『未可与权』，此见经权毫厘之间分别处。庄子曰：『小变而不失其大常。』」或曰：「庄子意思又别。」曰：「他大概亦是如此，但未知他将甚做大常。」僩录别出。 　　经与权之分，诸人说皆不合。曰：「若说权自权，经自经，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说事须用权，经须权而行，权只是经，则权与经又全无分别。观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则权与经须有异处。虽有异，而权实不离乎经也。这里所争只毫厘，只是诸公心粗，看不子细。伊川说：『权只是经』，恐也未尽。尝记龟山云：『权者，经之所不及。』这说却好。盖经者只是存得个大法，正当底道理而已。盖精微曲折处，固非经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所以说『中之为贵者权』，权者即是经之要妙处也。如汉儒说『反经合道』，此语亦未甚病。盖事也有那反经底时节，只是不可说事事要反经，又不可说全不反经。如君令臣从，父慈子孝，此经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处，经所行不得处，也只得反经，依旧不离乎经耳，所以贵乎权也。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立便是经。『可与立』，则能守个经，有所执立矣，却说『未可与权』。以此观之，权乃经之要妙微密处。非见道理之精密、透彻、纯熟者，不足以语权也。」又曰：「庄子曰『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便是经权之别。」或曰：「恐庄子意思又别。」曰：「他大概亦是如此，只不知他把甚么做大常。」又云：「事有缓急，理有小大，这样处皆须以权称之。」们问：「『子莫执中。』程子之解经便是权，则权字又似海说。如云『时措之宜』，事事皆有自然之中，则似事事皆用权。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言之，则『权』字须有别。」曰：「『执中无权』，这『权』字稍轻，可以如此说。『嫂溺援之以手』之权，这『权』字却又重，亦有深浅也。」 　　问：「伊川谓『权只是经』，如何？」曰：「程子说得却不活络。如汉儒之说权，却自晓然。晓得程子说底，得知权也是常理；晓不得他说底，经权却鹘突了。某之说，非是异程子之说，只是须与他分别，经是经，权是权。且如『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此是经也。有时天之气变，则冬日须着饮水，夏日须着饮汤，此是权也。权是碍着经行不得处，方使用得，然却依前是常理，只是不可数数用。如『舜不告而娶』，岂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观之，那时合如此处。然使人人不告而娶，岂不乱大伦？所以不可常用。」赐。夔孙录详，别出。 　　问经、权。曰：「『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此是经也。有时行不得处，冬日须饮水，夏日则饮汤，此是权也。此又依前是经。但经是可常之理，权是碍着经行不得处，方始用权。然当那时却是常理。如「舜不告而娶」，是个怪差底事。然以孟子观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可常用。如人人不告而娶，大伦都乱了！因推说汤武事。伊川说『权却是经』，却说得死了，不活。如某说，非是异伊川说，即是须为他分别，经是经，权是权。如汉儒反经之说，却经、权晓然在眼前。伊川说，晓得底却知得权也是常理，晓不得底却鹘突了。如大过卦说：『道无不中，无不常。圣人有小过，无大』某谓不须恁地说，圣人既说有大过，直是有此事。但云『大过亦是常理』，则得。因举晋州蒲事，云：「某旧不晓文定之意。后以问其孙伯逢。他言此处有意思，但难说出。如左氏分明有称晋君无道之说。厉公信有罪，但废之可也。栾书中行偃直杀之则不是。然毕竟厉公有罪，故难说出。后必有晓此意者。」 　　问：「『可与立，未可与权』，看来『权』字亦有两样。伊川以权只是经，盖每日事事物物上称量个轻重处置，此权也，权而不离乎经也。若论尧舜禅逊，汤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权，是所谓『反经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小大之异耳。如尧舜之禅逊是逊，与人逊一盆水也是逊；汤武放伐是争，争一个弹丸也是争。康节诗所谓『唐虞玉帛烟光紫，汤武干戈草色萋』，大小不同而已矣。『尧夫非是爱吟诗』，正此意也。伊川说『经、权』字，将经做个大底物事，经却包得那个权，此说本好。只是据圣人说『可与立，未可与权』，须是还他是两个字，经自是经，权自是权。若如伊川说，便用废了那『权』字始得。只是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如冬日须向火，忽然一日大热，须着使扇，这便是反经。今须是晓得孔子说，又晓伊川之说，方得。若相把做一说，如两脚相并，便行不得。须还他是两只脚，虽是两只，依旧是脚。」又曰：「若不是大圣贤用权，少间出入，便易得走作。」 　　恭父问「可与立，未可与权」。曰：「『可与立』者，能处置得常事；『可与权』者，即能处置得变事。虽是处变事，而所谓处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此说义与权自不同。汉儒有反经之说，只缘将论语下文『偏其反而』误作一章解，故其说相承曼衍。且看集义中诸儒之说，莫不连下文。独是范纯夫不如此说，苏氏亦不如此说，自以『唐棣之华』为下截。程子所说汉儒之误，固是如此。要之，『反经合道』一句，细思之亦通。缘『权』字与『经』字对说。纔说权，便是变却那个，须谓之反可也。然虽是反那经，却不悖于道；虽与经不同，而其道一也。因知道伊川之说，断然经自是经，权亦是经，汉儒反经之说不是。此说不可不知。然细与推考，其言亦无害，此说亦不可不知。『义』字大，自包得经与权，自在经与权过接处。如事合当如此区处，是常法如此，固是经；若合当如此，亦是义当守其常。事合当如此区处，却变了常法恁地区处，固是权；若合当恁地，亦是义当通其变。文中子云：『权义举而皇极立。』若云『经、权举』，则无害。今云『权、义举』，则『义』字下不得。何故？却是将义来当权。不知经自是义，权亦是义，『义』字兼经、权而用之。若以义对经，恰似将一个包两物之物，对着包一物之物。」行夫云：「经便是权。」曰：「不是说经便是权。经自是经，权自是权。但是虽反经而能合道，却无背于经。如人两脚相似，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行时须一脚先，一脚后，相待而行，方始行得。不可将左脚便唤做右脚，右脚便唤做左脚。系辞既说『井以辨义』，又说『井居其所而迁』。井是不可动底物事，水却可随所汲而往。如道之正体却一定于此，而随事制宜，自莫不当。所以说『井以辨义』，又云：『井居其所而迁。』」 　　 　　唐棣之华章 　　问「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曰：「此自是一篇诗，与今常棣之诗别。常，音裳。尔雅：『棣，栘，似白杨，江东呼夫栘。常棣，棣，子如樱桃可食。』自是两般物。此逸诗，不知当时诗人思个甚底。东坡谓『思贤而不得之诗』，看来未必是思贤。但夫子大概止是取下面两句云：『人但不思，思则何远之有！』初不与上面说权处是一段。『唐棣之华』而下，自是一段。缘汉儒合上文为一章，故误认『偏其反而』为『反经合道』，所以错了。晋书于一处引『偏』字作『翩』，『反』作平声，言其花有翩反飞动之意。今无此诗，不可考据，故不可立为定说。」 　　或问「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一章。时举因云：「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曰：「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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