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 　　 　　我们的父亲张汉英，农家书香门第出身。我们的祖父曾考中廪生，具有小小的功名。父亲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学习孔孟之道。青年时期投笔从戎，在西北军冯玉祥部队任职，陆军大学第六期毕业。在蒋冯合作期间，曾被选送德国学习军事。父亲追随冯玉祥多年，与冯交谊甚笃，曾是“换帖哥们”，我们曾见到他们用工楷书写在宣纸上的“金兰证书”；我家曾保留过许多老照片，其中一张是我的母亲怀抱一个婴儿（我的姐姐）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怀抱一个婴儿（不清楚是他们哪一个孩子）的合影；这些珍贵文物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最终查不出下落，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所幸我现在还珍藏着一只逃过一劫的金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冯将军被迫在重庆“赋闲”时，父亲趁到重庆接受中央轮训（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都要定期轮训）的机会拜访了冯将军。当时冯将军赠送给父亲一只金质怀表，表盖内侧雋刻着几行文字：右边是《汉英同志》，上边是《民族英雄》，左边是《冯玉祥赠》，下边是《廿七年八月十三日》。这只金表已成为父亲短暂而光明磊落的一生的佐证。 　　（金表照片） 　　在我的记忆中，七七事变之前，父亲一直在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做军事教育工作,担任军教导队教育长，驻扎在北京，有时在张家口。我们幼时也就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张家口之间。当时我家在张家口的地址记不清了，而在北京的地址却印象深刻。父亲的军营在北京安定门外的黄寺（就是现在的黄寺大街附近），我们的家就住在安定门内谢家胡同八号。是一处相当不错的两进四合院。1985年左右我调回北京工作后，曾去重访旧居。胡同依旧，但八号却面目全非，完全认不得了。 　　七七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的教导队改编成陆军独立三十一旅，父亲任少将旅长。几年之中，转战在河北、湖北、河南诸省战场同日军厮杀。中日战史中著名的湖北黄梅、宿松、小池口战役就是以父亲部队为主力进行的。战况激烈。战役最终虽以我方撤出阵地结束，但已给敌重创，为“保卫大武汉会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当时中国军队军械装备极差，指挥混乱，医疗救护条件奇缺，除战斗伤亡外，战士普遍患上疟疾,父亲也不能幸免。军医后来告诉我们，黄梅战役时，一次父亲染发疟疾，在体温高达四十度以上处于昏迷的状态下，父亲还愤怒地大呼“友军不听上级指挥，提前撤出阵地，暴露我侧翼，这仗怎么能打赢？” 　　 随着战局的进展,上级决定父亲的部队扩编为陆军挺进第二师,父亲任师长.但由其他部队抽调兵员补充这个新编师的上级命令迟迟得不到认真执行.这支新军最终未能编成.这也反映出国民党军队派系复杂,各怀鬼胎,保存实力,指挥无方的混乱实况。 　　1942年，在一次战役中，日军施放毒气，父亲不幸佩戴了一只质差的防毒面具，肺部受到严重伤害。从此被迫离开战斗部队，开始长达三年的治疗生活。 　　河南省南阳市西郊，距城三里的岗庄村，有一个林木茂盛 、风景优美的苗圃。在四季飘香的千亩果园中为父亲修建了一座疗养所。虽然只是一个大院和几间平房，但阳光充沛，宽敞明亮，鲜花盛开，空气清新。 父亲脱下戎装,远离战火，在这个“世外桃源”疗伤。此时中原战局陷入胶着，我和姐姐在南阳城内上学，享受了三年的安静生活。 　　1945年春季，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为进行垂死挣扎，日寇在中国战场发起最后进攻，一度攻陷南阳。伤势未愈的父亲和我们全家被迫沿着镇平、内乡、淅川一线西撤。起初，父亲还可以骑马行军。几天以后，劳累过度，伤情恶化，只能乘车。到达湖北省境，开始进入山区，山路崎岖，车不能行，只能改用担架抬行。勉强到达湖北郧阳，进入陆军七九步兵医院抢救。战争时期物资困难，医药极度匮乏，无药可用，父亲不幸于1945年6月6日在湖北省郧阳县逝世，终年只有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令后人唏嘘涕零。军政当局为父亲举行了有数千军政人员和群众参加的隆重追悼仪式。在军乐队引导和武装战士的护送下，父亲的遗体被安葬在七九步兵医院东侧一处背靠青山、面临汉水的墓地，为我们留下永远地怀念。 许多记录当时追悼会情况的极具纪念意义的照片，也悉数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 　　 追悼会后，据父亲的侍卫人员后来告诉我，父亲的爱马，一匹伴随父亲征战多年的彪壮漂亮的枣红色战马。父亲逝世当天，饲养员按惯例进行每日的溜马活动，枣红马行进到医院门前不肯继续前行，突然昂首卧地，似乎在等待什么。良久才缓缓站起。饲养员说，后来才知道，枣红马卧地的时刻，正是父亲弥留之际。义马也要送主人最后一程。如果此说属实，也着实令人感动。我宁愿相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去父亲最后的安息地凭吊祭扫。由于历史和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2005年4月，在父亲逝世六十周年前夕，由向宁陪同，我们终于踏上了这块埋葬着亲人遗骨的土地。当地的县委书记和政府官员热情接待并给予很多帮助(这是向东在当地的同学关系的影响力)。尽管青山依旧,汉水长流，但祖国六十年的变迁实在太过巨大。根据我少年时期十分准确的记忆中绝对可靠的参照物(山峰山谷和汉江的流向)，去搜寻昔日庞大的七九步兵医院原址已完全不可复见。经访问当地的年长者之后，证实我所指认的部位正是当年七九步兵医院和父亲遗骨埋葬的地方。如今那里已是一座浩瀚的人工水库，其余都已不见了。我们只好掘取几捧附近的泥土带回,作为永久的纪念. 　　这次去郧阳，向宁还陪我去重访了六十年前我们住过的房屋、读过书的学校、还有我和姐姐同台演出过抗日话剧的舞台。记忆中的山区小城如今已不可同日而语。昔日需要踏着一级级石阶才能进城的县城城门已不复存在，如今汽车畅通无阻；昔日青石板铺就的崎岖道路已被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替代,记忆中的一切完全找不到了。 　　父亲的一生是戎马的一生。我想，抗日战争的战斗经历应当是他生命的最亮点。父亲遗嘱中有一句话让我永志不忘: “日寇为吾之死敌，儿等与之不共戴天…….。”这遗训不仅充满壮志未酬的悲壮，也表明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民族气节。就在父亲逝世后的第70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了。 遗憾的是父亲竟没能亲睹全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狂欢场面。但历史也可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父亲逝世时我年龄尚幼，不太了解他的思想倾向。但他的几位挚友，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大都对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如原国民党将军何基丰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原国民党将军吴化文解放后任杭州市市长。当然，还有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我常想，如果父亲能活到解放战争时代，他也一定会倾向革命的。 　　父亲是军人，也是慈爱又严厉的父亲。他经常带姐姐和我去北京东安市场吃咖喱卷（我们当时最爱吃的西点）；去长安戏院听京戏。北海公园更是我们幼年的乐园。为培养我们健康成长，特别是知书达理，处事做人上，要求更为严格。在姐姐十四岁，我十二岁的时候,我们已离开家去到百里之外的城镇住校读书。没有火车汽车，交通不便，每学期只能回家一次。好不容易盼到寒假回家的日子到了，我和姐姐乘坐派去接我们的马车，颠簸两天，终于到家了。我们冲进门去扑向分别数月的爸爸妈妈。他们显然也正急切地盼望着孩子们的归来。令人绝未想到的是，父亲见到我们不但未给予期待中的热烈欢迎，却严肃地说:“你们出去，重新进来。”我们立即意识到， 我们太激动了，忘掉了必须遵从的礼节了。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我们走出家门，再按照应遵守的礼节重新走进家门，这次立即得到爸爸妈妈激情的拥抱。这样的经历使我终身不忘。 　　 父亲博学多才，既熟读孔孟，又接受西方文化。也严格教育我们。每当我和姐姐在家度寒暑假期，父亲就要求我们苦学国学，背诵《古文观止》。不论文章长短，每日一篇，全文背诵。在当天不能熟练通背全文之前是不能做其他事情的，更不要说玩耍了。直到现在我还能背诵《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李凌答苏武书》、《冯瑍客孟尝君》、《韩愈谏太宗十思书》等名篇中的部分段落。这种训练，既提高了我们的写作能力，又使我们从古训中明白了做人的道理。父亲的毛笔书法极好，也要求我和姐姐每天练习毛笔“大字”“小楷”。当时虽苦，但终身受益。 　　 父亲兴趣广泛，酷爱摄影。他喜欢购买名贵摄影器材，并亲自动手冲印。自小我就记得父亲的德国名牌相机：CONTAX、LEICA、ROLLEI等等。他的摄影作品曾被国外著名摄影刊物选登并获奖。印象最深刻的是刊登在某刊物封面的一幅照片，硕大的葫芦表面上纤细的绒毛清晰可见。可惜现在连一张遗作都未能得到保留；父亲还酷爱京剧，并和京剧大师马连良是朋友。据说，一次父亲和马连良打麻将。友人建议父亲唱一段供大家欣赏。父亲说“江边怎敢买水？”马连良的琴师听过父亲演唱，就说：“张先生可以唱一段”。一曲过后，马连良大惊，说：“张先生的唱段灌了唱片，如冠上马连良的名子普通人真听不出来。”父亲的部队有自己的京剧团。他经常亲自登台演出，慰问部队和老百姓。大概是姐姐两三岁的时候，一次看父亲演出，当父亲扮演的角色在舞台上被坏人杀害时，姐姐吓得大哭不止。直到被抱上后台看到父亲完好无恙才破涕为笑。父亲也教我们姐弟唱京剧，我们也还真的唱得不错。姐姐嗓音甜美清亮，是一个好青衣。我想，如果父亲和姐姐如今还健在，我们父女三人一定是一出《沙家浜》的好搭档。 　　父亲身为高官，但为官清廉。没有给儿女留下任何房屋地产或金银财宝。父亲逝世后，原来配备的卫兵、马匹及饲养员等均交回部队。只留下一名追随父亲多年的（也是父亲的京戏琴师）徐姓副官照顾我们的生活。母亲靠微薄的政府抚恤金和陆续变卖她的极其有限的金银首饰抚养尚在少年的姐姐和我。为了维持生计，母亲曾去上海变卖了父亲遗留下的三台德国名贵相机，得了一笔“巨款”，成为一家三口维持数年的生活费用。记得是我升入高中一年级的时侯，当我向母亲要求买一本词汇量较大的英语字典时，母亲竟为难得暗自垂泪。稍谙世事的我也只能多次在书店的书架前默默流连，然后怅然离去。

浏览：1640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3/4/9 17: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