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4日是昕儿逝世13周年的忌日，这一天让我再一次回忆起1964年6月19日，当那天晨曦升起的时候，昕儿在北京301医院呱呱落地。前一天夜里9时多，住在731医院待产的昕儿的母亲推进了手术室，到11时，医生通知我， 昕儿的母亲是难产，必须送到301医院。到达301医院已是凌晨一点多了，好在医生医术高明，只是动用了产钳和侧切，昕儿就在凌晨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为了纪念这个时刻，他的母亲给他起名为“黄昕”。 　　晨曦预示着光明的未来。黄昕的到来给我们这个年青的家庭，增加了许多快乐和希望。在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之后，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十分茫然，但我们坚信未来肯定会好起来，即使我们这一辈子无所作为，但孩子肯定会比我们活得更好。过去的一年，我们的生活既有波折，也有过不少希望，往往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同来到。 　　1963年，根据聂帅的指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要求老专家带徒弟，我也被列为留美国归来的庄逢甘先生的门下。研究室政委知道这个消息后，却表示坚决反对，他说：“这个人如果得到重用，他一定会跑到美国去的！”不久，就通知我爱人要调到北京玻璃厂工作。后来所长了解了我们的实际困难以后，总算夫妇可以不再分离，但她却被调离了理论研究室。我们在东工字楼里“蜗居”了数月之后，却因领导的亲自来到，意外地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在云岗家属区南区给我们分了两家合住的一个单元中的一小间。我在年初承担了《高M数机翼理论》的课题，工作中发现了当今非常流行的“乘波”外形，并提出要将此作为研究方向。当时，正值研究院政委郁文在我们研究室蹲点，他了解情况后，就在全院干部会议上对此提出表扬，但不久掀起的一场“设计革命化”运动，同样一件事，又被痛批为脱离实际的典型。1964年初，我就被顶替一位研究室副主任，调到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办公室去当秘书，终于离开了这个研究室。 　　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昕儿的到来，是福？还是祸？我们并不知道。不到昕儿满月，一道命令就又传来，要求我爱人尽快去通县参加四清运动。此时，我爱人就只能一个人带着昕儿，乘硬座回无锡老家，将昕儿交给我父母照顾。赶回北京后，她就匆匆去四清工作队报到了，那时昕儿刚好出生只有六个星期。 　　在黄昕五个多月时，我们在北京突然接到电报，说昕儿病重要我们速归。我爱人只能立即请假，带上家里全部积蓄和向同事借的钱，赶回无锡。一路上她心急如焚，只嫌火车开得太慢，要知道，那时的京沪铁路，火车在浦口还要用轮渡才能过江呢！赶到了无锡第二人民医院，才知道昕儿得了肠套叠，已经在当天动了手术，但就在第二天，昕儿又再次发生了肠套叠，医生对此已经毫无办法，宣告孩子无救了。主治医生只好对我爱人说：“这个孩子长得又白又俊，这样走了太可惜了！”我爱人急中生智，就亲自去找院长。由于她走得很急，没有换下军装，那时无锡市内很少见到女军官，院长出于对女军人的尊重，提出可以请无锡最有名的一位老中医来会诊。老中医对昕儿诊断后，开出了一个药方，对我爱人说：“孩子服药后，两天内能放出屁来就有救了，假若还是无效，那我也真的没有办法了。”我爱人守在昕儿床边用手捂着他的屁股二天一夜，昕儿终于得救了。 　　由于军队规定，子女只有在731医院看病才能免费，在外地医院只能自费。当昕儿出院时，一共交了7000元医疗费。在当时是多大的一笔费用啊!为此，我们省吃俭用，连袜子和鞋都是补了又补，好容易几年后才还清这笔债。 　　我爱人回到四清工作队后，由于当时农村条件十分艰苦，身体很差，腿脚脸颊都肿了起来，但还是坚持完成了四清任务。回云岗后，到医院检查，诊断为肾小球肾炎，住了几个月医院，也未见好转。后来，经人介绍，到广安门一个老中医家去就诊，终于治愈。这时，我们就把昕儿接回云岗，由于他术后患有肠粘连，不时要去医院打针和理疗。好景不长，很快我又奉命去怀来参加四清运动了。 　　岁月匆匆，往事难忘，仅以此短文再次祭于昕儿的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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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2/9/10 5:3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