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升空∕返回以及多家媒体的采访，又把我带回到已经消逝的年华。 　　1957年10月4日，我站在西安航空学院（第二年与西北工学院合并成为我国惟一的三航──航空、航天、航海高等学府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个篮球场上全神聆听高音喇叭传来的特大喜讯──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宿舍后，我不由自主地翻开学院连同入学通知书一块寄给我的那篇印在绿色信卡上的长诗，题目是“献给未来的红色航空工程师”，激扬文字，催人奋进…… 　　5年大学还未结束，1961年4月12日苏联的“东方”1号载人飞船就发射成功──他们在飞奔向前啊！这使我深感不安。 　　毕业后当了2年助教，随即又进入研究生班。在“文革”的困境中，我历尽艰辛偷偷摸摸地写完了研究生论文《我国尾旋研究的发展途径》，含着热泪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告别了学习、工作、生活了11年的母校，来到正在筹建中的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希望在这开门见山开窗也见山的山沟里找到我的报国之门。 　　1986年12月5日，我奉命到气动中心总部参加一个据说是非常重要的会议──连续2天的会议决定要把我推到一个全新的领域──航天高技术，从此我就开始介入“863计划航天技术领域的概念论证”工作。 　　12月15日、16日，有关技术骨干开会研究气动中心如何在我国航天高技术概念论证工作中发挥与其职能相称的作用。我首先提出6条建议：摸着石头过河，踩着美国人的肩膀向上走，着手编制我们中国的ADDB（气动设计数据手册）；风洞试验、理论计算与模型自由飞试验这三种主要研究手段必须有机配合；为了降低费用、提高效率，拟通过“七巧板”/“魔方”途径巧妙地制作多用途的风洞试验模型；筹建精干、高效的组织管理／技术决策专家组，以拼搏精神开创新局面……主持会议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涵信显然觉得我的见解有独到之处，立即叫我写下来交给他。 　　12月22日至24日在气动中心超高速空气动力研究所举行《天地往返运输器空气动力学讨论会》，当我陈述模型自由飞试验在飞行器研制中的作用及其发展前景时，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在会下向我表示他们对我国自由飞试验技术的发展寄予极大的希望。 　　1987年2月初，黄志澄（1958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高才生）和我在气动中心总部招待所，日夜兼程地起草向国防科工委汇报的有关航天高技术方面的材料。2月14日，我和黄志澄等人从成都飞抵沈阳，参加在601所举行的《869航天飞机方案研讨会》。会上我介绍了气动中心在开展模型自由飞试验研究方面的情况。为时3天的会议还没有结束，我们已得到北京发出的信息——黄志澄被任命为由7人组成的《863计划航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他立即与我们分手进京报到。 　　3月4日，气动中心总工程师乐嘉陵把包括黄志澄和我在内的5个人集中在总部的招待所，要我们夜以继日地完成“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气动问题与我部研究试验能力的综合分析” 这篇份量很大的技术报告——这是黄志澄首次以国家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与我们一块工作，这篇报告他无疑是主笔（后面作者的名次由他决定，他把我紧排在他的后面）。接着，从3月16日开始，我又马不停蹄地和黄志澄、向衍荪、倪亚琴三人合作，先后完成了“关于‘863’计划航天技术的概念研究”和“关于先进飞行器的前期设计问题”这2篇直接上报国防科工委的技术报告……4月6日，黄志澄专门打电话告诉我，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对我们上交的报告很满意。 　　4月下旬，我正忙于和黄志澄为国防科工委写一份很重要的论证报告（题目是“我国航天高技术发展战略初探”），此时由我主持的遥控机失速∕尾旋自由飞试验研究课题已进入准备进场的紧张调试阶段……在航空研究与航天高技术论证发生“撞车”的危急关头，总部的领导认为论证工作更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国的发展战略，而且时间紧迫，要我放弃参加尾旋自由飞试验。负责无线电遥控的航模运动健将旷天金则明确表示：“飞行试验时，许光明必须在我的身边，万一遇到非常情况我得和他商讨对策——他毕竟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飞机尾旋问题的研究生……如果他现在抽不开身，可以迟几天进场，准备工作我们可以先做……”就这样，我负责的几十个人辛辛苦苦准备了几年的遥控机失速∕尾旋自由飞试验研究任务圆满地完成了，1991年该课题荣获国防科工委科技术进步2等奖，那份关系到“我国发展战略”的论证报告也按时保质地上交给国防科工委了。 　　1987年6月14日（星期日）晚上10点，乐嘉陵通知我：“明天一早到总部，然后立即乘8次特快进京，协助黄志澄策划我国航天高技术发展图像的初步方案……软卧票已准备好了。”军令如山倒，我立即骑自行车赶到办公室收拾一些必需的文件、资料……可是我一夜难以入睡──总在猜想着这十万火急的重任到底是什么？到了北京专车立即把我拉到一个我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十分偏僻的角落──这里听不到一点公交车的声音，的确是个闭门苦思的圣地。 　　黄志澄立即要我进入“角色”，把一些背景情况和绝密任务要求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关起门来（吃喝有人管，不准外出也没有时间外出），一干就是20个日日夜夜，最后完成了一份倾注我们全部心血和智慧的技术报告──“我国航天高技术发展图像的初步分析”（内容涉及开发太空的目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飞船∕航天飞机的选择，空间站的建立与规模，相关研究设备的配置，研究经费的分配……），受到国防科工委领导的多次赞扬。 　　与黄志澄早就认识，但接触不多，是我国航天高技术使我有机会与他进行这种特殊的合作。他知识丰富、思维敏捷、落笔成文、精力充沛、待人随和……与他相处我得益甚多,可惜有一点我至今无法借鉴：当他疲劳时，躺在床上说睡就睡着了──和机器人一样，而我，越累就越难以入睡。 　　自从他进入专家委员会，多次提出希望把我调到北京，在航天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领导的一个班子里工作……我坦诚地问他:“您最欣赏我什么？”他不假思索地答道：“12个字──充满活力，思维敏捷，细心踏实。”但我再三考虑，总不愿离开我自己“鼓吹”起来，并得到钱学森全力支持的自由飞试验研究这个领域。我向他许诺，即使像现在这样充当“突击队员”我也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1987年9月12日，在北京怀柔“龙山宾馆”召开规模空前的《航天高技术概念论证阶段空气动力手段研讨会》，大会的第一个报告就是黄志澄和我合写的《我国航天高技术发展图像的初步分析》；在分组会上，我又作了题为“模型自由飞试验在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研制中的作用”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11月23日至25日，我作为《四川省流体力学学术座谈会》的特邀代表，作了题为“模型自由飞试验研究的过去、现状与展望”的报告，着重阐述了模型自由试验技术在航天飞行器（飞船∕航天飞机）研制中的特殊作用，引起强烈反响。 　　与此同时，我还得与他人合作，按863专家组的要求主笔完成航天飞机再入问题的模型自由飞试验研究论证，以及航天飞机进场∕着陆问题的模型自由飞试验研究论证。工作十分紧张，既要阅读大量外国文献资料，又得分批外出调研，此时春节将至，这一年春节也得与往年一样，工作，工作…… 　　1989年新年伊始，我在广州接到急电，立即赴京协助黄志澄撰写作为专家委员会2年工作总结的“863计划航天技术领域论证工作阶段报告”──他是7人专家委员会的“笔杆子”，这类工作非他莫属。 　　1月10日下午2︰00～4︰30，专家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家屠善澄（兼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到我们工作的“翔云楼”511号房谈工作，在翻阅我们起草的图表时，拿着其中一张问：“这么精细的图是谁设计的？”我答道：“我弄的。”临走时，他与我握手说：“感谢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1月15日，这是个星期天，上午9︰00～12︰00屠善澄专程前来对这份长达110页的报告进行最后审阅……临走时他再次握住我的手说：“感谢您的支持！”一连工作了13个日日夜夜，晚上发现尿血了──无疑是过于劳累所致。 　　在2年概念论证期间，由于各层次的专家和领导都普遍认为我国航天高技术活动的起步点应高一些，因而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航天飞机。可是，随着论证工作的深入，发现原先的一些设想与我们的国情、国力还有差距……怎么办？2年过去了。专家委员会当机立断提出要航天部701所、科学院力学所和国防科工委的气动中心这3家各自独立地把飞船和航天飞机的气动问题一并进行论证的决定。 　　1989年2月2日晚，气动中心在超高速空气动力研究所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从各研究所抽调精兵强将由张涵信院士直接领导开展工作，张院士点名要我当组长并负责主笔……这一年的春节我又埋头于这项前所未有的大型论证任务了。我们查阅了200多篇文献资料，多次研讨──我首先提出飞船从发射状态→升空→轨道飞行→返回有10大不可回避的空气动力学∕空气热力学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写的论证报告初稿由张涵信院士带到北京向专家委员会汇报，在5月26日的一次论证讨论会上，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们：“863专家组对此文之评价很高，认为专家委员会听到了真正专家的意见”。 　　几易其稿，历时6个月，最后由我主笔完成了题为“飞船、航天飞机的气动问题及我国研究能力现状与发展前景分析”这篇长达7万字的论证报告，并为863专家组所采用。 　　自此以后，要我全力以赴参加的航天高技术工作相对减少了，但黄志澄仍经常用电话向我通报相关信息……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第一艘遥控热气飞艇的研制和几种军用战机的失速∕尾旋自由飞试验研究。 　　这几年的航天高技术工作的确耗费了我不少心血──有时甚至要兵分几路，而且充当“突击队”很难，很难，但却换来了知识的拓展、才智的增强。自1988年以来，我已为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航、西工大等院校来气动中心实习的学生新开设了《航天高技术》课，为西南工学院特设的工程力学专业开设《航空航天技术概论》课，深受欢迎；时至1996年，在12种刊物上发表了30篇有关航天高技术方面的论文，在8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了11篇有关航天高技术方面的论文。 　　在1990～1996年这6年中，我国共发射了23枚运载火箭，其中5次失败──失败率竟高达22，更为令人震惊的是这5次失败中有4次──80为国际商业发射，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国航天史上少有的事故频频年代。 　　面对这种困境，刚步入1997年，国防科工委就采取了多种整顿举措，其中一项是开展包括热爱本职工作……的“三热爱”活动。由于我气动中心科技人员高度集中、专业面广、技术复杂，被定为国防科工委系统的试点单位，而我所在的高速空气动力研究所又被定为试点单位（基地）中的试点（研究所）。 　　国防科工委的一位宣传部长到我的办公室，关起门来与我作了一次非常坦诚的谈话，他向我讲述了这次搞“三热爱”活动的背景和必要性……这位宣传部长恳切地说：“我们都知道您在这山沟里没日没夜地干了30年，成果累累，这次‘三热爱’活动我们把您作为老一辈科学家的先进典型，您一定要向大家作一次报告，是什么信念与力量支撑着您奋斗不息？为什么您提供的研究结果能与试验数据相符，总是准确、可靠？为什么您能出那么多成果──完成技术报告200篇，发表论文200篇？如果我们每个岗位上的人都能像您这样敬业，像您这样认真负责，像您这样技术过硬，我们的运载火箭怎么可能射一个掉一个呢？” 　　当我站在讲台上，我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这可能是我告别军营前的最后一次汇报。只要我们想到已经献身于国防事业的领导和战友，我总觉得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怎么勤奋，如何拼搏，都是应该的！ 　　我为自己能在中国人的航天事业中竭尽全力而感到无比自豪。诚然，路漫漫，人类征服太空、开发太空、利用太空之路是没有终点的，需要我们中国人和全人类世世代代接力跑下去，驰而不息。 　　 　　2003.10.18.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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