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罗巧平，生于1946年6月5日，张家口市东山区晋察冀军区解放军部队医院，随父母转战华北，九个月时被寄养在河北省完县杨各庄（父母的战友华江姥姥家所在地）一家农民家里， 两岁多回到父母身边。1950年随父母到北京。 　　1953年入北京十一小学住读，1955年转入离家较近的北京翠微路小学，六年级时任大队长。弟弟妹妹和低年级小朋友很羡慕，喜欢我，一个三年级女孩叫我“巧巧大队长”。 　　初中就读北京四十四中，任中队长，三年品学兼优，被保送到北京女三中读高中。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理工科优佳，偏爱几何，代数，高一时获数学竞赛第一名。且喜爱作文，初中和高中，作文常被当做范文在各班朗读。被七弟戏称为：“文科理科都好，就是眼科不好”。（双眼均为700度的深度近视） 　　从中学起，不喜欢当干部，且常有小小违反纪律行为：上课悄悄学唱歌，初中时迷上“刘三姐”，“五朵金花”和许多其它电影歌曲；高中时不睡午觉，和好友淼淼说笑，为此很久没有入团。中学起爱上唱歌跳舞，高中时是文艺委员，班上文娱活动活跃，比赛常得第一名；每逢五一，十一，组织排练舞蹈，参加游园晚会。班集体荣誉感很强，中学是我最快乐的时期。 　　 　　从小学起，爱上读书，常常在翠微路小学附近的书店站着几个小时看书，当年喜爱的书有“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富尔摩斯探集”，还有一本科幻小说，叫“XX教授的头颅”。高中时受小说“军队的女儿”影响，向往当一名搞科技的女兵。报考高校时，不听老师劝告，放弃进清华的机会，只报军队院校，第一志愿十个选择只填了七个，因弟弟罗岩在石油附中，随意添了“石油学院”，勘探系，受电影“年轻一代”影响，跑野外，点篝火，住帐篷，很浪漫。 　　不幸军校没上成，因身材瘦小，不足90斤，且眼睛深度近视，体检没过，而被石油学院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大哭一场。当女兵的理想破灭了，就这样进了石油行业的大门。 　　1965年9月， 入石油学院勘探系测井专业学习。一年多后，石油学院在毛泽东“石油学院要办在油田的”指示下，分兵两路，赴大庆和东营建“干打垒”学校。勘探系去了大庆。 　　在大庆期间，住干打垒，吃高粱米饭，垒土坯，砸夯；后因喜爱文艺，选入学院宣传队，在大庆各个工地演出宣传。 　　1966，文革开始，随同学到齐齐哈尔，参加了批判走资派的群众大会，目睹体斗，人身攻击和污辱，心里颇为反感，但不敢直言。 　　1966年底，大庆建校同学“造反”回北京，此时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我们一些干部子弟也成立了一个" 红内卫",随即南下大串联，焰林在北京车站被男友潘一黎拉走，我，大鹏，康宁，月华，姚振兴等十余人，坐火车到上海，住上海音乐学院，之后又到南昌，大茅山调查“教改”，和当地同学上山劳动，砍毛竹；后南下到四川重庆，参观了红岩旧址；此时我们已精疲力尽，从重庆坐两天两夜火车，直回北京。火车超级拥挤，过道，厕所，全站满人，没水和食品，火车不敢在大城市停，只停小镇，我们可以在那里买些食物。 　　回北京后，我们没什么活动，大家也不知道做什么好，学校停课，学院领导被停职审查，我们几个好友就在一起看书，下棋，游泳，郊游。不久，江青把中学红卫兵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 （简称“联动”）打成反革命组织，我们“红内卫”有人和“联动”有私人关系，也被校内各组织视为靶子，我们的宿舍被抄家，我的日记被抄走，大喇叭整日播发批判文章，同班同学和我疏远，以示划清界线。 　　我在齐齐哈尔已目睹人身攻击，武斗批判，对此很反感，现在自己也被牵入，心身受辱，更是不满。造反派们没有在我们身上找到任何值得批判的材料，也就不了了之。当时北京的大学分两大派：天派 ， 地派，我从此哪派也不参加，当起“逍遥派”，与班上同学也很疏远，只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大鹏，月华，焰林，康宁，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如今。 　　我盼望复课，学习是我的特长，但一直没如愿，我只好看书，读书馆仅有马恩列斯著作，我读这些书，想搞明白这场革命到底为什么，我也读所有私下能找到的书，“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基督山伯爵”，还有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其中“项链”是我最爱的一篇。一位爱虚荣的小职员的太太，向富有的女友借了串项链，在一个晚会上出尽风头，但回家路上将其丢失，只好高利贷借巨款买了串一样的还给女友；以后的十几年，省吃简用，做各种苦工，终于将债还清，心身轻松，但已衰老的她，在公园偶遇昔日女友，依然年轻美貌，她告知真相，女友叫到：“可怜的A，我那串可是假的，一共只值......" (记不清数字和单位，反正是很少的钱) 。多么深刻! 　　……

原文 发表于美国，休斯敦  浏览：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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