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觉得命运就像一个顽童，会时不时给你个意外，一个惊喜，或一个恶作剧。当风顺路坦，好运直上，不要得意忘形，警惕前面风险；当百受挫折，身陷绝境，不要失望悲观，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就是一段曲曲折折，上上下下的路。 　　1991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地球物理实验室的广告栏上，偶然看到一个地球物理软件公司CS招聘程序员，和我的工作经历正对口。年底我在大学的资助就到期了，我正发愁不知怎么办呢。打了电话，约了时间面试，30分钟的谈话，我就被通知可以上班了。这么简单！谁说天上不能掉馅儿饼？ 　　这是个私人拥有的公司，三，四百号人，在美国和英国设有办公室，专做地震数据处理软件，产品销往美国，亚洲，欧洲；那时石油公司不大景气，地球科学毕业的人不好找工作，这个公司就趁机压低工资，付给程序员的工资只略高于政府规定最低工资，和大学里的老清洁工差不多。我这个位置还是零时的，试用期三个月。难怪这么容易就得到了，卡儿设在这儿呢！没有人抱怨低工资，少总比没有好，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公司拥有一座多层的大楼，下面三层为办公室，上面几层是停车场。每个职工有自己的办公室，计算机和电话，在国内，那可是我们主任才能享受的待遇。办公室窗户大而明亮，走廊摆设着鲜花，盆栽绿树，工作环境宽敞，安静，舒适，很适于编程思考；休息室除了各种咖啡和茶，还有个水果篮，每天都有新鲜水果，免费供应给职工。 　　公司里人人都很和气，彬彬有礼，每天见面都互相问候；而且不管年龄大小，职位高低，都免姓，互称名字，只有在非常正式，隆重的场合，才称XX先生，XX女士；开始我很不习惯，在国内只有我父母和非常亲近的人才直称我名字。但时间久了，我也习惯了。 　　面试我的人叫迪克，我就分在他组里。迪克是个技术人员，不苟言笑，对工作兢兢业业。上班第一天他就拿来一大摞资料。我那时英语并不好，日常生活用语结结巴巴，但进入专业，就如鱼得水。那时的地震处理还是批量作业，各家软件系统虽不一样，但大同小异，FORTRAN是我精通的语言，我的工作主要是根据用户反馈的信息，查找和修改程序中的错误。搞软件的人都知道，读他人写的程序是件头痛的事，但我有足够的耐心和经验，没几天我就进入角色，错误查出来，修改了，我桌上的那摞用户报告，渐渐减少了。迪克的脸上有时现出笑容。我知道他对我很满意。当其他的零时工还在学习培训阶段，我已经在为公司做贡献了。 　　那时能在美国公司工作是很幸运的事；我周围的中国学生们，很多人拿到博士也找不到工作，有人继续在学校做博士后，还有人只好打餐馆维持生活；我认识的一位地球物理学博士，干脆放弃学位，和太太一起在大型购物中心（Mall）里开起快餐店。 　　人们告诉我在试用期的三个月后，就可以申请转为正式员工。我对此很有信心，耐心等待着。大约刚过一个月，一天迪克来到我办公室，郑重其事地问我：“你想不想转为正式职工？”这还用问吗？他说公司很满意我的工作和能力，让我填表，申请转正。我喜出望外，转正意味着稳定的工作，固定的收入，这是初来美国的移民的梦。这么快我就得到了？天上又掉馅儿饼！ 　　我填好了表，迪克帮我递上去，他告诉我，每一个新雇用的员工，必须经过公司副总裁审批。那时正是美国感恩节到圣诞节的节日期间，副总裁活动很多，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我倒不着急，等就等吧，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没任何消息；三周过去，四周过去，眼看就是新年了。我想，怕是要到年后了，这头头们就是忙。 　　离新年只有两天了，这天早晨，终于一个电话，人事部门叫我去！好哇，还是赶在年前了。我兴高采烈地来到人事科，礼貌地和那位负责女士打招呼，她同样有礼貌地回答，然后平静地说：“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什么？！ 她说什么？我没有听错吧？她见我一脸茫然的样子，又重复道：“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你把东西收拾一下，可以离开了”。 　　怎么回事？“为什么？”我问，这或许是个误会。“没有那么多项目，公司不需要合同工了。” “不会吧，我桌上还有一摞任务单呢？迪克说很缺人。”她很有礼貌地说“我不知道详情，总裁要我这样告你。”我知道和她说没用，于是心急火燎地走出门，想找到迪克问个究竟。 　　迪克不在办公室，我整个楼层找了个遍，也不见他人影。我不能这样糊糊涂涂地走！我一定要找到他！几遍搜寻后，终于发现了他。我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你说我工作很好，你说的很需要人，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全变了？？？？ 　　迪克表情尴尬，他不做声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我可以告诉你实情，虽然我不被允许这样做，但我觉得你是好人。付总裁看到你的简历，知道你在中国时为xxxx公司服务，她怀疑你是那个公司派来的技术间谍，专来窃取我们的软件；我不相信她的说法，你有什么办法来证实你不是间谍吗？” 　　我愕然了，无言以对。我做梦都没想到是这么回事！ 　　我不能责怪那副总裁。那时的中国，还处在计算机工业的初期发展阶段，人们并不把软件当成资产；我们在国内编写的软件，任何人可以拷贝；偷辆汽车是犯罪，偷软件程序可能还是英雄。我们单位就有人用进修的机会，从美国带回大量程序编码，因而被越级提升，加以重用。 　　可我不是什么间谍，我来美国的目的是学习，没有任何其他任务；但是证明我是谁容易，证明我不是谁可就难了。 　　寂寞片刻，我答道：“我不是间谍，可是我无法证明。我来美国的直接目标是大学，并不是你们公司。” 　　迪克说：“我知道，我也不愿意你离开。可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是呀，公司怀疑你，让你走路是最简单的。你还指望他们花钱派人去调查？宁可错杀一万，不能放掉一个。你的前途与他们何关？ 　　许多年后，当我和美国人讲起这段故事，几乎人人都愤愤不平地说：告他们！美国人爱打官司。他们哪里能理解，初来乍到的我， 别说没钱打官司，就是有钱，用句老话，都不知道法院的门朝哪开。 　　当天晚上，我独自坐在我那小小的房间里，脑子里空空的，一点主意都没有。短短一天，命运把我从希望的顶峰一下推到绝望的深谷，过了年，学校的资助就停了，零时工也丢了，拿什么付房租，买食物？ 　　夜色沉了，远处传来悠扬的乐曲，哪家在开宴会？新年就要到了，到处喜气洋洋，彩灯，气球，香槟，礼物。那个五彩的世界离我多么遥远，我眼前只是一片黑暗。 　　 　　我不敢浪费时间，第二天就到中国超市，看广告栏上的餐馆招人启示；我那时还不懂美国的劳工市场，用什么途径来找到适合你的工作。原来在中国，大学毕业后，政府分配个工作，分到哪里，就在哪里干到退休；“找工作”这个词就不在我的字典上；而且我连美国有哪些公司是我的对口公司都不知道。我唯一能想到的出路就是步其他留学生的后尘，打餐馆。 　　人们常说：美国的中国餐馆养育了90年代的留学生。是的，那时80-90%的留学生有打餐馆的经历。可是中餐馆不是慈善机构，老板们想的是自己的生意。他们可以付给没有身分的学生很低的工资，知道不会有人告他们。 　　但这工作也不好得到，当希望工作的学生多时，老板们就要挑挑拣拣，英语如何？有无经验？我打了几个电话，如实回答了问话：会点英文，没经验。于是一个试工的机会也没有。“你怎么那么老实，这还能找到工作？”向前辈们学习，我也开始说谎了。“有经验吗？”“有。” “在哪一家？” “枫林”，我随便说了个中餐馆的名字，没人会去查的。果然我有了试工机会。当然我不会得到那工作，从进门的那一刻老板就会看出我没打过餐馆，因为我不知从何做起，餐馆从早10点开到晚10点，3-4点左右，可以吃饭，休息一会儿；试一天工下来，我累得精疲力尽。但我就这样积累了一天的经验，再打电话时，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在A餐馆打过。” 　　我就这样一家一家餐馆打过去，终于一家中国人管理的连锁快餐店急需要人，要我马上就去。 　　这是个汉堡包外卖店，女老板是个台湾移民，只雇有一个美国人，那是个没什么文化的蓝领，我曾见她把现金放在胸罩里，让我惊奇的以为自己是在拍西部片的现场。她最近常常请假，老板抓了瞎，忙不过来；打工什么活都得干，早上准备，洗菜切菜（生菜，西红柿），近中午时客人多起来，煎牛肉饼，炸土豆条，包装汉堡，晚上收工清洗所有油腻腻的炊具和店房，打烊关门。美国的快餐做起来也容易，用不着厨师，牛肉饼是订购的，一包一包冷冻好，化冻后放在铁板炉上，两面各煎几分钟，放到买来就分好两半的面包上，两片西红柿和酸黄瓜，抓把生菜，再挤上mustard芥末或ketchup番茄酱，打包就好了。活虽简单，但中午时分客人多，一连2-3小时，忙得喘气的工夫都没有；2-3点后，顾客少了，我可以吃个汉堡（免费）当午餐，那时我差不多已饿得眼冒金星了。 　　美国快餐虽简单，名堂也不少，同是热狗，芝加哥和纽约的不一样，客人一说芝加哥，就得知道是多长的面包，加什么样的香肠和什么配料，我对此一无所知，挨了老板不少白眼。 　　几天下去，我每天拖着僵直的两腿，半夜到家，一头扎在床上就不想动；每天两个汉堡，吃得我倒胃口，想起汉堡就恨，工资又少的可怜。我决定不干了，还是找中餐馆吧, 最起码可以吃口中国饭。 　　我又一家一家餐馆地试起来。一天来到一家素菜馆，店面不大，只有十来张桌子，周末有个香港来的职业服务员做，平日缺人，老板只想要一个人，带位，点菜，清理，做所有的事，我试工那天，是这位职业服务员带我。看她干活，我几乎傻了。她手不停，脚不停，嘴也不停，客人一进门，不管她在做什么，都会马上笑脸问候，人没到，话到了，接着递上菜单，倒水，在客人看菜单的工夫又收拾了临桌的脏菜碟，一手就把满桌的碗碟都托进了厨房，出来时托盘上又满是菜肴，一一摆在客人面前；人多时，她忙而不乱，就像一支蝴蝶，轻巧的飞在桌子之间。哇！干什么都有专家！我当然没有拿到那工作，差得太远。 　　市区收益好的餐馆不好进，只有到边远点的地方找。一次，一家位于休斯敦东南区电话路上的餐馆收了我，那个餐馆人多，服务员也多。东南区不是好区，吃饭的人也杂。第一天干，觉得还行，到了晚上，人渐少了，正想歇口气，一个男人走进我，直看着我说：“I want you。”我没听懂，他想要我什么？这时我边上的一位女服务员一把把我拉在身后，对他喊：“她不想要你，走吧！”我似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吓得心怦怦跳起来。 　　第二天，我没敢再去，自己辞掉了。 　　 　　休斯敦610环城高速一段 　　休斯敦是个大城市，610环城高速一圈61公里，我试工走遍了610的各个角落，不是太远，就是区不好，太危险，因为每天都要半夜才能下班，最后又转回到市区，落脚在一家台湾人开的小小自助餐馆。这家餐馆座落在一群办公楼旁，只有十来张桌子，主要顾客是那些大楼里的上班族，所以午餐时非常忙，晚餐则没太多客人；店内已有个全天服务员，是个越南华裔，老板让我只干中午，我想也好，虽然钱少，但不用全天拴在那里，可有时间做点别的事，再找工作。我那时生活开销很少，公寓是和别人合租的，吃的是鸡腿，胡萝卜，包心菜，香蕉，这些在美国是最便宜的食品（在美国不用发愁饿着，人们描述美国是穷人是胖子的国家）。所以这份工也可以支撑生活了。 　　自助餐打工较简单，带客人到位，送饮料，加水，然后就是开帐单，清理桌子。店主是夫妇俩，老公管厨房，太太在前台主管兼收银，这是很常见的夫妇店。老板为人还不错，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我单纯，没经世故（那时我也40多了），他几次对我说，你要当心呀，这世界上坏人多的是，像你这样单纯，不小心就要吃亏的。老板娘经常对我抱怨美国开餐馆的生活，怀念在台湾的快乐时光，她说：“这哪里是生活，成天拴在这儿，半夜回家，孩子都睡了，早上孩子上学，我们还没起，没有周末，没有娱乐，没有朋友”。自己开小餐馆，辛苦？我倒是没想到，只觉得我这打工的辛苦，老板也有苦呢！ 　　美国工薪族外出吃午饭很普遍，周五更是拥挤。每到周五，忙得四脚朝天，早11点直到下午3点，才能有喘气功夫。有次我旋转在几张桌子间，招呼完了一桌客人，回头对另张桌子的客人看也没看，就机械地重复着：“女士们，请问要什么饮料？”话刚出口我噗嗤就笑出来，那一桌全是大老爷们，他们也哈哈大笑。 　　服务生打工工资很低，一小时只两美元，主要是靠小费，收入不稳定，自助餐又是可给可不给小费的，取决于你的服务和顾客的习惯，好在美国人有给小费的传统，只要你有服务，总要留些钱在桌上；我和那个越南华侨（大卫）没有包工，就是我们得的小费全放一起，收工时平分。自助午餐很便宜，6-7美元而已，所以客人给一元小费已经不少（一般是饭钱的10-15%）。 　　有个50上下的白人老头，像是个蓝领工人，很老实，经常来吃午饭，总是一个人，每次都静静的，不多话，如果是大卫招呼他，他就留一元小费；但总是留两元给我，不知为何。老板娘也看出来了，就总让我去招待他。他也许看出我的处境，同情我？一直到我离开，都如此，从没多说一句话。我觉得他是好人，挺感谢他，不是为钱，是为他的好心。 　　 　　大卫是越战时逃出来的，没受过什么教育，人也不善，他仗着有打工经验，看不起我，有次客人要啤酒，我跑到厨房，到处找不到开啤酒的起子，大卫看到，恶狠狠一把抢过瓶子，垫块毛巾，用手一下就打开了，“知道吗？进口酒，国产酒不一样，国产的啤酒不用起子！真苯，连这都不懂！”我从来滴酒不沾，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我忍了又忍，没让冲到舌尖的话出口：“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知道怎么开酒瓶吗；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大卫把小费私藏起来，没放在我们公用的罐子里。我告诉给老板娘，她没说什么。我理解，第一大卫没偷她的钱，第二，她也知道，大卫是以此为生活的，能做长久，而我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她还是要靠大卫的。我只好自己对大卫多加注意。店里还有个中午专送外卖的台湾学生，也是在上学之余赚点钱。人很正直，我和他倒谈得来。 　　打餐馆，对我们来说，心理的考验比体力的更重一层，有些人可以忍受劳累，每天超时间的工作，不能压垮他们；但受不了心理的委屈，在国内受了高等教育，出国前也颇有作为，现在从零做起，在中国人最看不起的服务业伺候人，还常常受素质很低的老板的气。我认识的一位复旦大学的年轻高材生就为此得了神经病，发展到最后要杀人，被领馆送回国去了。我受益于文革和几年野外勘探队生活的锻炼，文革时红五类当过，一夜之间又成狗崽子，被学院造反派抄家，大喇叭批骂过；在勘探队指明臭老九不许做技术工，要在第一线向工农兵学习。和这些文化修养不高，又自以为是领导阶层的人们一起摸爬滚打好几年。有了这种经历，还有什么不能忍受呢？ 　　我曾在一家吃早茶的广东餐馆推过车。北京现在或许也有这种饭馆，服务员把各种小吃放在小车上，推到客人桌边，由客人自选。一天推车时碰见我大学的政治辅导员，他比我早几年来美国，没念完学位就在一家石油公司找到工作，后升到公司驻中国部门的经理，那天正带一队中国代表团来吃饭。从此我的大学同学（很多已是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知道我在美国打餐馆。我并不觉得羞耻，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不管怎样，我要靠自己来度过难关。数年后，我已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偶然和一位美国朋友讲起推过早茶车，他笑着问：“你是否觉得那工作比写电脑程序更有意思？”没法和他们解释，这种感觉没亲身体验是说不清楚的。他们哪里能了解我们初来美国所遭遇的一切。 　　 　　几个月后，我离开的那家公司的一位台湾人打电话给我，说他太太在一家批发珠宝的小公司当经理，他们正缺人，问我要不要去。我虽然只在那公司一个月，也结识了一些朋友。他们了解我的为人和能力，都替我愤愤不平，愿意帮助我。就这样，我告辞了那对台湾夫妇，来到珠宝店。正巧老板也是对台湾夫妇。 　　珠宝店的工作有固定收入，虽不多，但有保障，每天8小时上班，比打餐馆自然强多了。我开始置身于漂亮的石头中，什么虎眼石，绿松石，孔雀石，玫瑰石，彩虹石....，没听过也没见过。订单来了，我必须尽快抓货，包装打标签，准备邮寄。我玩命儿地记这些新单词，班上班下的练，如果抓错了货，我就保不住饭碗了。没多久，我已经记住了那些石头的名字和存放的柜台，抓货又快又准。公司很小，连老板，经理，共5-6人，老板带一人常年在外做秀，揽生意，老板娘主管家里这摊。管理很严，上下班打卡计时，中饭时间就15分钟。老板也拉拢职工，每月一次，老板请全体员工出去午餐；还时不时做些好吃的带到公司。台湾女人很会做，他们大学设有家政课，专教做饭理家。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我忽然意外地接到迪克的电话，他告诉我那副总裁终于搞清楚了，我在中国服务过的公司和她所怀疑的不是一家公司，整个一误会，迪克问我是否愿意回来。 　　我沉思片刻，就同意了。“就回去了？太没骨气了吧！”我同意。我是个很清高的人，但有时候，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我多么渴望回到计算机前，做我喜爱的工作。而且这一切不是我的错，我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丢脸的不是我。 　　就这样，我又回到CS,弹起了我心爱的键盘。 　　两年后，我又被迫离开了这家公司。这是另一段故事了，也许我应该在续集里再讲吧。 　　为了不再重演这种误会，我把自己将近20年的工作经历从简历上删掉了。其结果是我当时没想到的，我真的是从零做起了。后来我进入一家石油公司，其他人在我那时的年纪，怕是已开始考虑退休问题了，我却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位置做起，开始了我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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