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父母亲携全家来到江西，仍供职于浙赣铁路。1946年后父亲在江西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任浙赣铁路南春段新喻工务总段工程师、副总段长。1947年8月我在新喻出生。在新喻工作期间，父亲深感抗战后国家的和平恢复和建设来之不易，不愿过问政治，只想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因此以兢兢业业从事本职工作为本分。可是腐败的国民党政治却未放过他，当时的浙赣路局曾督办父亲单位全体职工集体加入国民党，无奈之下父亲也同随大流，谁知这就种下了以后“文革”中的灾祸种子。然而，父亲青年时代爱国正直的精神始终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事中。1949年夏，新喻解放前夕，整个单位随国民党溃逃，他不愿作这兄弟阋于墙的内战牺牲品，故未受上级胁迫，而是联系七位同事和工人坚持留守原地，特别是当解放军未到之时，当地处于“真空”状态、社会治安紊乱，他们不顾败兵和匪类抢劫破坏的危险，挺身护路护段，毅然保护了路产，迎来解放，并为过路解放大军和新生的人民政府提供了物资支援，此举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也是父亲为新中国做的第一个贡献。 　　 　　解放后，百废待举，1949年9月父亲任上海铁路局南昌分局新喻工务段工程师、副段长，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了恢复铁路支援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1950年国家对西北的大建设开始，决定全国铁路支援修建西北铁路干线，当年12月父亲乘飞机赴北京接受铁道部派遣任务，当年底到甘肃天水，任铁道部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工务处工程师、施工组织主任等职务，为旧中国留下的那条残破的宝天铁路修复和新中国在西北第一条铁路——天兰铁路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父亲自幼体弱多病，从江南鱼米之乡骤然来到艰苦的西北，生活很不适应，虽然天水也号称甘肃小江南，和南方相比仍差距甚远，为照顾父亲生活，母亲也携全家子女来到西北，与父亲同甘共苦。从此父亲和我们全家就远离老家、定居西北了，然而他犹心系桑梓、惟愿返乡。 　　 　　天兰铁路通车后，1953年父亲随铁道部第一铁路工程局机关来到甘肃省会兰州，开始了通往祖国西北边疆的兰新铁路的建设工程。我们全家也随父亲迁到兰州，在这座西北古城度过了五十年代那些个热火朝天但又波澜起伏的岁月。此阶段政治风波不断，但是由于父亲为人低调、慎言谨行，只知潜心工程技术事业，故在政治上虽也略有小波折，并无大碍。在新中国初期的建设中，父亲衷心感到新时代不同于旧社会的腐败，他的技术才能终于得到了报效国家的机会，因此不顾多病的身体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铁路建设事业。他的勤奋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赞赏，都认为他是一位业务精湛、做事踏实、待人诚恳，有学者风范的技术人才。1956年他任技术处副处长后，更为西北的这条在昔日丝绸之路上建设起来的钢铁大动脉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母亲此时也参加了工作，在路局工会女工部属下领导了一所托儿所的工作，充分显示了她原先当家庭妇女被埋没的潜力，工作能力特强，经常受到嘉奖。她还通过夜校的刻苦学习，达到了中学文化水平。 　　 　　1958年随第一铁路工程局机关来到新疆乌鲁木齐，父亲先后在局长办公室和科学技术研究所任主任工程师（相当于现在的总工）工作。在此期间，父亲不再担任行政领导，成了工程技术方面的权威，他出差都是与局长同行做技术顾问，受到局领导的尊重。记得在铁路俱乐部里的每次文工团演出，发给他的票都是首排，却往往都被我享受了，看到身旁坐的都是局领导们，对我少年时代的虚荣心是极大的满足。然而，六十年代初所遇的三年困难时期艰苦生活：饥馑粗食、营养匮乏，加上对边疆严寒的自然环境的不适，进一步摧损父亲的身体，他多次因病重住院，甚至咳血，为照顾父亲身体，母亲主动辞职，放弃了她卓有成效的工作。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以事业为重，一丝不苟、勤勤恳恳抱病工作，把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新疆的铁路建设事业。 　　 　　父亲的个人生活品质方面，道德素质极高，他温文尔雅、善良低调、诚以待人，甚至常以君子之心容小人之恶。记得单位有位出身优越的同事，困难时期因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父亲主动省出家里的粮食帮他，文革期间此人却恩将仇报，因嫉妒父亲的高工资（当时父亲月薪大约200多到300元左右，在那时候属于高薪），则揪住父亲的历史不放，落井下石打击迫害。我家当初因父亲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分得三居室一套住房，由于看到单位有年轻人新婚没有住房，他便主动让出一间与人解困，谁知这间房子就再也没有归还我家，插入的人家走马灯似的变更，我家始终是插户。文革开始后，也是那些个“左派”甚至还企图把我家扫地出门，最终以大换小，把我家的大间换成了小间，才获栖身。正所谓好心不得好报。但是父亲始终以豁达的胸怀容忍了这些不公之举，这种品质也自小扎根我们子女的心中，这大概也是今天的“聪明人”无法理解的。 　　 　　父亲博闻强识，知识面广博而精湛。但是他在对子女的教育理念则不是强制学习，绝无像现在这些急功近利的家长那样逼着孩子背唐诗、灌外语的强化学习手段，而是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使我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接收了丰富的知识。父亲的专业是土木工程，然而由于他早年也学过机电知识，所以他对当时也属于前沿技术的无线电很有研究，在他的影响下我的两位哥哥从小就热衷于对无线电爱好，从矿石机开始一直到自装多灯的超外差收音机，致使物理课学的出众，二哥在当年的高考中获得了100分的满分成绩，至今还被他的老师津津乐道。父亲不但精通科技，文史知识也极为丰富，家里藏书不少（可惜大多后来都被我们与别人换书弄丢了），也常常为我们从图书馆借来古今中外名著，订阅各种科普和文学报刊，用多种知识丰富我们的头脑，在他的教诲下我从小博览群书成了一个杂家，这对我后来从事的文史教师职业甚有裨益。我的四个姐姐、哥哥均受到正规高等教育，成为不同行业的知识人才。只有我因正赶上文革浩劫，未能完成正规大学学业，尽管如此，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和从小为我打好的底子给了我一生孜孜不倦努力的动力，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我终身受用无穷。 　　 　　父亲平素谦和温良，与母亲感情笃深，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两人有生气失和之时，日后当我们晚辈夫妇有口角之争的时候，母亲总是以他们从未吵嘴闹气为例劝诫我们。父亲对子女也是慈爱有加、关怀备至、平等相待，从不象有的家长，一副老子不可一世或为老不尊的嘴脸。父亲心态平和，爱好颇多，除博览群书外，也会搞搞摄影，玩玩无线电，闲时爱养个金鱼、种点花卉，困难时期亲手侍弄菜园聊解家里粮菜之难。记得小时候在兰州，假日里总带领我们游游五泉山景点，到上海新迁来的菜馆品品美食，那都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多少乐趣。 　　 　　文革成了父亲的噩梦，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容不下一切因知识丰富而在精神上能有独立意识的人们，特别是一个经历过不同社会的老知识分子。父亲是个纯粹的技术人员，素来不愿过问政治，加之还被一点小小历史包袱压着，文革时期他只参加学习而不参与一切“革命”活动，也置身于所有派性组织之外。无论办公室外的“红色风暴”多么激烈，他仍然静静地完成自己的专业工作。记得68年武斗正酣，我躲在家里“避难”当逍遥派，他把我叫到单位的“科技情报室”帮忙。我印“革命”传单、小报练出来的油印技术，在他那里却施展在科技情报资料的印刷上，全是技术方面内容，与外面满墙糊的大字报、满天飞的传单、小报绝不相干。所以，文革初期，父亲没有受到太多冲击，充其量也就是大字报上批批“技术权威”而已。可是到了1970年前后，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一打三反”开始了，科研所开进来了极左的军代表和“工宣队”，父亲的处境一下子就恶化了。那些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培养出来专以整人为快的“左棍”们，又重新翻出父亲的那件不是自己能左右的“集体加入国民党”历史问题揪住不放，军代表和“工宣队”也都是不懂历史的无知之徒，于是开始无限上纲、批斗不断，甚至停止了父亲的工作，和一批当作“牛鬼蛇神”的老知识分子去挖防空洞“劳动改造”。超负荷的繁重体力劳动再加上被批斗的精神重压使父亲原本就病弱的身体更加不堪负担，身心受到了残酷的冲击和折磨，终于患上不治之症，不幸最后在1971年8月1日与世长辞。 　　 　　父亲一生为事业颠沛流离、迁徙南北，最后埋身于西陲的一抔黄土之下，是年六十一岁，虽已过退休之年，却未能实现他回故乡安度晚年的一点微薄愿望。在他临终之时，为了子女的前途，曾希望组织能还他一个公平的历史结论而不得，仍然带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处理”的冤屈帽子不能安息（直至三中全会后才得到昭雪）。 　　 　　父亲虽然只是千万个普普通通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一员，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和瞩目的业绩，但他的生平是折射了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缩影，他的品质体现了那个时代一切正直、善良人们共同的情操，他为了国家、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也为自己的家庭和子女操碎心力、竭尽辛劳，对他的评价只有凝缩到两个字：好人。 　　 　　父亲离开我们也近四十载，然而他的身影仍时时使我魂牵梦萦、思念不绝。他的精神操守、处世准则永远是我为人的楷模，也会被晚辈所代代承继，这应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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