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往事儿 喻星 　　高考本来应该在一个人二十岁左右就解决的问题，可在我的大半生中它却一直与我相伴，从1966年那个难忘的春夏之交，直到2007年我退休的前夕。 　　人们常说：年轻人生活在对未来的憧憬中，而老年人则生活在对过去的回忆里。我也已到了花甲之年，虽然心态似乎还不容易接受这个年龄，但思绪常常会回到对过去岁月的追忆里，可见不能违背自然辩证法的规律，老了毕竟是老了。今年距我应该参加的第一次高考，已四十有一年了，也正值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三十周年，那些往事不免时时萦绕于怀。 　　 一、高考停止 　　1966年的五、六月间，正值春去夏来，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是政治气候却是瞬息万变，越来越热，越来越燥，广播里、报纸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社会上的政治气息就像高尔基《海燕》中预示的革命风暴即将来到。这对我们这些18、9岁，特别是处在六十年代前半期那种政治氛围中、受到多年共产党思想熏陶的高中学生，不能不产生极大的刺激。我平日里在父亲的影响下比较关心时政，酷爱读书看报，在班上任读报员工作，平素每日都离不开报纸，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虽然只刊登在1965年12月《人民日报》的学术讨论栏里，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到了1966年4、5月间报纸上的这种批判开始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从批判吴晗到批判“三家村”，已经闹得“山雨欲来风满楼”。特别是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点了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和党报《前线》《北京日报》的名，提出“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口号。像这样公开点名批判党刊党报，尽管是一级地方的报刊，似乎是从来未有过的，这使我很惊愕。恰巧我又从父亲的旧书堆里找到了1957年的《人民日报》社论集，看到57年那些火药味甚浓的社论和文章，如姚文元的《读报偶感》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亲笔）等，和现时的政治气氛一对照，我感到自己可能赶上了一次政治的大变革，这对于我这个年轻、在政治上十分幼稚而又充满好奇的中学生，难免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自幼就看过和听过多少革命年代那激情燃烧的故事，象《青春之歌》等小说里描写的那些青年学生投身沸腾的革命斗争使人热血澎湃一幕，现在感到似乎又要重演了，又能赶上了一场革命的大风暴了。但是十分矛盾的是，这正是我们高三学生准备高考的紧要关头，繁忙的高考复习使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过份关注这场政治风暴的来临，所以我在内心深处有点把高考看作是一个负担。 　　我的家庭是书香门第，父亲三十年代从浙江大学毕业，当了一辈子铁路工程师，是高级知识分子。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都是大学生。高中毕业后上大学，这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事，也似乎是我的必然选择。而且高中三年我的学习也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物理和语文，我在班上也是拔尖的，就是俄语差一点。当初我二哥在高考中物理是拿了满分的，多年后教过他的老师一提起此事都啧啧称道，这对于我的影响很大，自己也希望能在高考中考出好成绩，上一个比较理想的大学。当然在我上高中的这些年，随着政治气氛的不断变化，家庭出身问题在大学录取中也越来越占更重要的作用。前几届有不少学习相当不错的同学，都莫名其妙的在高考中落榜，或者上的是较差的学校。当时还不明就里，文革开始后，一些档案流失到民间，才知道多是出身不好，学校写的鉴定上加了一条出身有问题，导致终身的前途都受到影响。二哥高考那么出类拔萃，也没有考上内地的名牌大学只被新疆大学物理系录取，可能有此因素。我家出身虽然不是黑五类，但父亲解放前有点历史问题，又是需要不断改造的知识分子，成分当然是比较高。到了66年形势已经是很“左”了，高考前要填报考表，班主任就曾把我叫去问了这些问题，我当时很幼稚，说自己不知道父亲的历史问题，还觉得没有欺骗组织，不应该有什么事。现在想起来，即使当初如期进行了高考，我也未必能顺利录取。因为从高二起，我们班在思想极左的班主任的领导下，就开始贯彻所谓“阶级路线”了，一批在高一入学时因学习不好默默无闻的“出身好“的同学，突然在班上红了起来。（过去在学校里基本以学习好坏划线，比较出风头的基本是学习好的同学，无论是选班干部还是入团，学习差的同学大多靠后）我在高一很积极靠拢团组织，看起来入团也有些希望，但一到高二，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教育，班主任和团组织不断的提醒出身差的要和家庭划清界限、要改造思想，要深刻地挖家庭出身的根子，我做了多少次挖出身根子的思想汇报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而那些“根红苗正”学习又不咋地的同学却一批又一批的入了团，还不断在班上当作样板做“忆苦思甜”的报告。这就是“阶级路线”的结果。多年来，我一回想起当年的那条所谓“阶级路线”，心里始终是耿耿于怀，那时虽然还没有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么“左”的程度，但那个所谓的“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表现”的“阶级路线”实际上就只是前三个字，只看家庭出身，后两句仅仅只是门面话。（从内在的含义上说：成份是指一个人早先的主要经历或职业，而出身则是指一个人由家庭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身份。当时是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作为学生，大家的成份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根本不应存在什么“红五类”“黑五类”的等级和地位的不同。可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是没有人区分这些概念的。多少所谓“黑五类”“狗崽子”，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出身不好的祖父、甚至是隔了好几代的祖先，或者父辈有所谓“历史问题”，就被打成了“贱民”，就要世世代代背负着这个“阶级出身”的十字架而终生不得解脱。这个深深烙上封建等级制度烙印的“出身论”，在当时却被冠冕堂皇地装扮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这种“出身论”扼杀了多少人才，也戕害了多少青年，其害人程度不亚于鲁迅先生痛斥的那“吃人”的封建礼教。多年后当我看到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中提到“人人生而平等”的论断，是多么感慨啊，号称最先进的共产党的行为，却远远不如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与封建主义决裂的差距！但不管怎样，此时我还沉浸在上大学的梦想中，被这即将到来的高考深深挂牵，基本上是在全力以赴地备考。 　　这个学期已经是高中最后一个学期了，虽然我家离学校不远，为了高考复习上晚自习方便，我也搬到学校宿舍住校，但吃饭还在家。六月一日，我刚在家吃了晚饭，按惯例先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再去上晚自习。这时收音机里传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播音员以异常严肃的语调播着所谓“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同志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将要在六月二日发表的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些文章广播得慷慨激昂，很有震撼感。联想到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中写道：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 １／４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这些煽情的文字，对我们这些正值青春年少的中学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不由得令人情绪一下子亢奋起来，好像感到自己也应该立刻投身到这场从未遇到过的大事中去。当晚到了学校，同学们也是议论纷纷，谈的都是这张大字报，大家都群情振奋，晚自习上也没有什么学习的情绪了。 　　紧接着，人民日报每天都有一篇重要的社论，象《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这样大家每天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当天的报纸看，于是就有人天天到邮局批发报纸到学校卖，以后甚至在校门口摆了一个报摊，供应各班的报纸。这似乎是学生中最早有经济头脑的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也不可能以营利为目的。而这些报纸也就起了点燃学校文革之火的火种。 　　　　聂元梓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校园里如巨石投水，惊起了无限波澜，原来师生们仅仅是读读报纸、学学社论，六月初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开始出现。第一张出现在高三的同学中间，高三甲班的Z贴出了一张给本班同学M的大字报，一下子惊动了全校。Z和我虽然同是高三同学，但不是一个班，所以当时并不太熟，不料以后我们却成了莫逆之交。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后来曾多次成为制造新闻的“人物”。M和我小学就是同学，关系很好，上中学后由于不是一个班，来往也少了，但是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现在突然吃了第一张大字报，为什么？实在想不明白。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学校的墙头顿时热闹起来，到处糊的都是大字报，基本上都是给老师贴的，因为对学生的大字报很快就被学校制止了，好像上面有文件一般不针对学生贴大字报。但是和聂元梓大字报不同的是：几乎没有给校领导和党支部及党员老师的大字报。在六月份，整个教学楼、校园都变成了大字报的天下。特别是当《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一文发表后，许多同学都开始逐渐意识到大字报该和北大一样主要应指向学校的领导，而不是象当时许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什么“二次反右斗争”，只能针对所谓的“牛鬼蛇神”。社论写道：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 　　　　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 　　　　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冈岩做的。他们不准群众革命，不准群众写大字报。群众写起来了，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假借种种名义，组织保皇派搞反革命的大字报，企图围攻革命的大字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们这种做法，我们并不怕。他们跳出来当反面教员，正好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有利于辨别大是大非，这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吗？。” 　　社论里已经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皇派”这些新鲜名词，这当然对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热衷于标新立异的青年学生，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于是学校校园里便出现了一批针对校领导和党员老师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出现使学校文革的气氛有了变化，方向由对老师转向了对校领导。开始时大多数同学感到新鲜，也纷纷响应。我们班也出了一些这类大字报，我也执笔写了一张，具体内容已经忘了，有多个同学都在上面署了名。记得好像是高一、高二同学贴的这类大字报较多，高三的同学还要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准备高考上。总之，学校里群情振奋，同学们好像见到了一片新的光明，奔向一个新的方向，特别是矛头针对着以前以党的化身自居、高高在上的学校领导，这过去是不可逾越的禁区，是谁也没有尝过的新鲜味道，大家都开始寻求这种从未有过新刺激了。当然如果说这些毛头小子的学生娃，这时已经理解了毛泽东提出的、后来被“十六条”明确规定的“斗争目标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这些激进一点的学生也只是从中央报刊的社论里得到了一点朦朦胧胧的感觉，而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定势在“领导是不可反对的，反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这一由多年运动植根于人们思维中的固定概念里。 　　果然过了一晚上，形势就来了一个大转变。估计是校领导和党支部立即开始进行了自上而下深入到了各班和各团支部的细致的“清肃异类”的工作，看来那些班上的“积极分子”一夜之间就得到了上边的指示：必须与那些“右派学生”划清界限，不能和他们混在一起进行反领导的“反动”活动。第二天一早，学校里的大字报忽然减少了许多，一些被人撕去了，一些上的签名被人抠掉了，我写的那张大字报原来有十多个同学签名，现在撕的撕、抠的抠，只剩下五六个“死硬分子”的名字了。班上那些出身好的、团支部的红人们凑在一起不断的唧唧咕咕，我们几个不思改悔的，虽然还在因那些出尔反尔的人撕去名字而义愤填膺，但明显的已经被孤立为“一小撮”了。在此之前，我还因自己在运动中挺活跃，以“文革积极分子“自居，不料在评选“积极分子”的会上有两个以前的好朋友公开反对评我当“积极分子”，给我了当头一棒。我开始有点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另类”、是“异己”了，自然，这在那个人人都希望自己是最革命分子的时代，这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我们高三四班团支部在文革前就是全校闻名的“先进集体”，以“左”著称，特别是我班的班主任j老师早就以蛊惑手段把我们班的团、班干部和出身好的同学笼络到了一起，剩下了我们这些被看作非依靠的对象（也就是以后所说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是无论你如何努力也没有进步可能的“一群”；我在高中三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表现自己的进步要求，也没有入上团，以至于若干年后我都当上了党支部书记了，一些小青年得知此事，会很惊讶的问：“沈老师你怎么连团都都没入过？”我也无话可答。而在这场文革初的“反领导”风波之后，我在班上完全成了“另类”，是再也翻不过身来了。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一件对全国的高三学生（实际上也是对全体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学生）决定命运的事情发生了。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 （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 （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要求停止马上就要进行的高考”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通知称：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这样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研究和制定新的招生办法。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１９６６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为了不影响高级中学接收新生和新学年开学，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 　　通知说高考推迟半年进行，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这一推就整整推迟了十一年还要多。而且当时也没有人注意到通知最后那个安排：高中的应届毕业生……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实际上这也预示了以后的知青上山下乡。 　　这个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知，实际是对整整一代青年的前途的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安排，它将继续求学的大门在这整整一代青年面前轰然关闭，它无情的践踏了这整整一代青年受高等教育的基本人权，它凭着这一纸轻率的通知就改变了这整整一代青年的人生轨迹，使他们的走上了一条苦难多磨的道路，让他们为这个极端无理的决定搭上了自己的一生。而当时我们谁也没有体会到它那不公的对待，也没有预料到它那个残酷的后果，这颗难咽的苦果造成了这整整一代人在数年以后直到如今都难以摆脱它所造成苦难的荫蔽。虽然十一年后，在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终于在那姗姗来迟的77年以及以后的高考中，重圆了上大学的梦想，也在数十年的磨难中通过自己的不屈不挠艰苦努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成为了当今社会的栋梁。（令人痛心的是，即就是这些好不容易得到的高等教育文凭，今天却又被所谓不是“初始学历”所否定，难道这该由我们负责吗？难道我们甘愿不在自己青春年少、最好的学习时光去争取这个“初始学历”，而非等到三十来岁、拖家带口、艰苦拼搏地去赢得一张这沾满汗水和泪水的文凭吗？）但这也只是老三届的少一部分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把自己求学的青春时光丢弃在那漫长的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里，接近中年好不容易得到浩荡皇恩回到城里，却干着多数城里人所不愿意干的最繁重、最低下、最没有文化的体力劳动；正当他们承担着上有老、下有小，最艰苦命运负担的时候，却因为文化程度低而被最早下岗或者在所谓“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等一点点菲薄的报酬下丧失了养家糊口的条件。面对着这一代人的悲剧，而听到那轻描淡写的什么“这不过是从头再来”的歌声，能不使人感到凄楚和愤怒吗？一个人的青春能够从头再来吗？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韶华能够从头再来吗？这就是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给我们这整整一代人带来的悲剧。这个通知实际上是当时的最高权力中心对我们整整这一代人留下的不可弥补的戕害，是他们在历史上写下的耻辱的一笔，但至今也没有任何人认真地为它负过责任。今天，在纪念1977年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对三十年前那个恢复高考决定的赞美声，却听不到对四十多年前那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评说的声音，为什么没有任何声音为那些因为这个通知而葬送了学习权利、葬送了受高等教育权利这些基本人权、甚至付出了全部青春作为代价的整整一代所谓“知青”们负一点责任呢，哪怕是道一声歉意呢？。那末，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既然二战后的德国政府总理勃兰特能够在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地前下跪赎罪，既然要求当今的日本政府应该为当年的军国主义侵略中国道歉，那末，谁应该对此负责呢？？？ 　　这个通知虽然刊登在1966年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但在12日晚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里就已经广播了此消息和《人民日报》13日的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也是要参加高考的学生，也是一个高三四班的倡导，他们的倡议一下子得到了我们班的共鸣。当晚我们班的晚自习就一改以往各自闷头读书复习的气氛，整个教室沸腾起来了，异常活跃的就是那些学习较差而出身“根红苗正”的同学，原来单凭学习他们是很难过高考这一关的，现在只见他们在讲台上窜来窜去欢呼着“我们也能上大学了”“我们也有希望了”“毛主席万岁！”。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的同桌，－个在学习上很难有悟性的干部子女，对于高考她本不存什么希望的，这会儿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地趾高气扬起来，仿佛已经得到一纸保险单，上大学非她莫属。而我们这些缺乏政治敏感的“傻逼青年”（用现在这个粗俗的名称自嘲），不但没有觉得希望丧失，却还有一种的解脱感，因为感到当时既要准备高考又要参加日益红火的文化革命，实在有点应接不暇。既然通知宣称高考仅推迟半年，那我们现在可以集中精力赶上这难得的革命机会，过几个月再准备高考也来得及。现在看来这都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呀，谁也没有想到政治是那样无情，冠冕堂皇的正式文件也会出尔反尔。最后我们中无论是哪一群，都被毫不留情地赶到“广阔天地”里，去沐浴御赐的“阳光雨露”，一误十多年，而我们那初入人世那天真的梦想也统统归于幻灭。 　　虽然没有了高考的压力，但我这样的“另类”学生却没有感到精神负担的减轻，因为日益加重的政治压力使我感到从来未有过的精神痛苦。这来自学校党的领导层和上级派来的工作组，来自班上的那些把握大权“根红苗正”的同学们。我不再有运动初那样自以为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的自信，也不再有热衷于写大字报的活跃。我开始不断地反思：自己到底错了没有？自己到底错在哪里？要知道这那个时代如果被加上一顶思想反动的帽子就意味着你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一个年轻人政治生命结束了，那他的一生不也就完蛋了吗？我沉默寡言了，我陷入了极端孤独之中，我埋头于各种报纸、文件之中，企图从报纸社论中找寻答案。然而那些中央报刊的社论给我的答案却和学校当权者的论调大相径庭，看到这些我陷入到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因为多年来我们一代受到的教育就是：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其具体的体现就是听领导的话，现在学校领导、学校的组织和中央报刊的声音完全不同，我该照谁的办？《人民日报》六月五日的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称：“陆平等一小撮保皇党，动辄用破坏组织纪律、反领导这些名义打击不服从他们命令的人。他们的党性确实很强，他们的党性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的党性，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党性。他们确实是有组织纪律的，有领导的。他们的组织纪律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的组织纪律，他们的领导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的领导。我们必须告诉这班老爷们，同你们的党性敌对的，正是无产阶级的党性。破坏你们的组织纪律的，正是自觉地遵守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纪律。反对你们的领导的，正是自觉地拥护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这一通关于组织纪律和领导的议论，和我的认识搭上了界，使我的心里感到舒服多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内心的痛苦。六月底又看到另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宣称：“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脑袋是花冈岩做的。他们不准群众革命，不准群众写大字报。群众写起来了，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职权，假借种种名义，组织保皇派搞反革命的大字报，企图围攻革命的大字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不正是我们学校当权者所做的那样吗？我有了一些底气，我开始等待，我觉得会有那么一天，时间将证明我没有错误。这些报刊社论的思想也渐渐形成了我在文革中的基本思想，使我以后成为造反派的理论依据。当然，这些看上去言之有理而且很有煽动性的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当年中央文革为了利用我们这些政治幼稚的学生，而进行的蛊惑人心的一种挑唆，但是在当年却使我感到与自己的想法一拍即合，用当时的话讲是“党中央和我们心连心”，内心感到了安慰，感到了温暖。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个什么“中央文革”，而以后对中央文革的信任感和亲近感应该说是从这时候就建立起来的。我想那些和我一样在文革初期受到打击和迫害的青年学生为什么会被蛊惑、被利用、被欺骗而起来造反，到最后又被抛弃，就是因为如此。 　　虽然我在中央报刊的社论中找到一点精神安慰，但在班上被孤立受打击的地位已经确立了。学校里的这一场自发的后来被称作“造反”的事件很快在校当权势力的压制下平息下来了，运动的矛头仍然指向那些所谓“牛鬼蛇神”，也就是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经常“在无产阶级讲台上放毒”、“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老师们，特别是一些文科的老师，像以前曾在同学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李凤徳、周载芳、韩玉书等老师，一下子变成了众矢之的。实际上，对这些老师学生们并没有多少了解，特别是那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哪个学生也不可能去查他们的档案，真正把他们推出来的就是学校的那些当权者们。他们为了转移学生注意的目标，故意授意一些人揭发这些老师，把他们的本来不允许一般人看的档案公之于众，对他们的“问题”上纲上线，让他们当“替罪羊”。而幼稚无知的学生们一看到这些老师里有“国民党专员”、有“中统”“军统”特务、有“三青团员”、有“历史反革命”、有“右派分子”、有地主、资本家的“少爷公子”“大小姐”，简直是“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占领了无产阶级的讲台，还有那么多“反动言行”，放过那么“毒”，不仅大吃一惊。于是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就开始向这些昔日恭敬相待的恩师们切齿痛恨、怒目相向，要把他们“批倒批臭”，以后甚至大打出手，作出了多少他们终身痛悔的事情。然而我因为也是属于“异类”，所以基本上置身于外，每日独自在“三省”自己。整个七月就是这样孤独、沉闷地过去了。 　　1966年的八月是一个不平常的月份，文革中是号称“红八月”的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光。还在七月底我们就被召集在礼堂听了一个录音，那时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的关于撤走工作组的大会。工作组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因为各基层学校、单位的党组织被冲击已经瘫痪而派出稳定局势的。上级单位也给我们学校派来了一个工作组，因为我们这里的形势远远落后于北京，学校党组织还牢牢地把握着大权，所以这个工作组在学生面前基本没怎么露面，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撤不撤似乎与我们没有什么大关系。我们那时还不知道围绕工作组撤不撤的问题，就是当时毛泽东和刘少奇斗争的焦点。毛泽东认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出镇压学生的“消防队”，所以七月中旬他一回北京就下令撤走工作组，给了刘少奇当头一棒。听录音时远离北京、消息闭塞的我们哪里知道其中有这么多道道，只记得刘少奇说了些：文化革命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搞，还有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等等让人奇怪的话。堂堂党和国家的第二把手不知道怎么搞文化革命？有点摸不清头脑。录音快结束的时候只听得会场上闹哄哄的，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一开始没有出场，会快结束时才露面，把刘少奇晾了一下。八月初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终于和刘少奇摊了牌。这些内幕我们都是以后才慢慢知道的，当时只看了全会公报和“十六条”，觉得“十六条”里明确指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八月份重大事件一个接一个，对社会震动最大的当数“八•一八”，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检阅百万师生，把个人崇拜推向高峰；这一天，红卫兵首次在全国亮相，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对中国甚至对当时的世界都造成一场大地震。从此为了特殊需要而被捧上政治舞台的一代青少年开始无限地自我膨胀，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上不可一世的一阵流星雨。从广播里、从报纸上全国的学生看到了北京的那一批臂戴红袖标、身穿旧军装，自称为“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的青少年，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带上了“红卫兵”袖标，威风凛凛的在金水桥前取代了解放军标兵，然后就冲上街头搞起一场“破四旧，立四新”大破坏，始而有点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接着跃跃欲试、群起效仿。我们学校也成立了一支官办的“御用红卫兵”，他们最大的“革命”成就就是在学校当权势力的授意下立刻把一批所谓“牛鬼蛇神”的老师拉上街头戴上高帽子进行侮辱型的游街示众，导致两位原来在学校德高望重的老师游街后不堪其辱悲惨地投河自尽（后来我们也知道了，就在差不多同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这样的惨剧，老舍先生、傅雷先生，还有多少无辜、善良的知识分子精英都是这样被这个罪恶的运动吞噬了）。这是何其令人悲哀的惨事，昔日的恩师竞被自己呕心沥血教育的学生施以如此暴行，这是谁的责任呢？有一篇评价文革的文章如此阐述这种情况：“在“文革”后的官版文献或“伤痕文学”作品中，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四人帮”或个别“红卫兵”、“造反派”在为非作歹；久而久之，国人的记忆中便只留下了“四人帮”的嘴脸以及模糊的“红卫兵”或“造反派”形像，抽象的符号式形像便成了暴力和杀戮的唯一罪人，而“文革”时期的领导人、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众多参与者的直接责任却被遮掩了起来，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历史界限也被刻意地弄得模糊不清了。” 那些被捧到天上的所谓“革命小将”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直到今天他们也应该毕生为此忏悔。但要知道他们当年仅仅只是十来岁的政治上一无所知的孩子，他们只是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所疾呼的“救救孩子”的那些被戕害的孩子。真正应该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的而被万世痛责的，必然是这场罪恶运动的发动者及其在全社会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帮凶们。每当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会那样疼痛，为无数这场运动的殉难者和被其“思想”的精神鸦片毒害的无知青年而心痛不已；我的心也会充满愤懑，对这场人间惨剧的制造者和至今仍不肯负责的推波助澜者而怒不可遏。此时，我已经被当作“问题学生”在一位红五类同学的“押送”下，到三屯碑水库劳动改造去了，未能看到这悲剧的一幕，也没有资格参与进去。但是，今天让我扪心自问，如果我当时和那些同龄人有同样的地位，我会怎样呢？很难想象在那样的氛围中，我会出污泥而不染吗？ 　　这时候一场到北京去看毛主席和到全国各地“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的大串连风暴开始刮遍全国大地。八月底，一批北京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来到了这里。他们人数还不多，但能量极大，一下就在这座边缘、闭塞的城市燃起了熊熊造反烈火。在他们的煽动下第一中学的学生贴出一张署名“文尖兵”的大字报，要“炮轰司令部——自治区党委”，点名把矛头直指自治区最高领导。接着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日夜不停地开始了一场大辩论，北京红卫兵和受他们影响市里主要学校的一些激进的学生主张“炮轰”，而由各级党政领导组织的干部、工人、军人等“工农兵革命群众”则一批一批来到广场，对所谓“一小撮”进行了轮番围攻。九月三日又发生了这伙学生在自治区党委前绝食的“九三事件”，从此就形成了“炮轰”和“保皇”两大派群众。只是当时“炮轰”派人数不多，主要是北京红卫兵和本地少数学生，而“保皇”派是“官办”的，有组织、有领导，势力很大、以势压人。我白天在水库工地劳动，晚上就跑到广场看辩论，由于自己就处在受压制的地位，所以渐渐思想上就靠拢了那些倍受打击的少数派，以后成为了“造反派”，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上的文革当中去了。至于原来还抱有幻想的“半年”以后的高考即杳无音信，也被丢到九霄云外了。 　　从此后十年，高考和我就绝缘了。这是我第一次与高考的接触，它就是这样擦边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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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8/4/4 11: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