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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风范在,薪火自相传——姜书阁先生《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读后

蒋方

  手捧厚厚两册先师姜书阁先生《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感觉沉甸甸的。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与同门师友一起回校为先生庆祝八十大寿,下午到达的时间稍早,先生说一起出去走走吧。我们沿着房后的小路上山,从东山走到西山,然后绕回来。这是当年读书时陪先生散步常走的一条路线。土路弯蜒,秋冬时节,山上杂草枯萎,只有南坡上的那片松林依旧葱翠。先生手持拐杖,一路缓缓地走,一路缓缓地说,聊了许多旧事,问起我的工作,于是说到自己的年事与眼疾,告诉我,虽然身体状况是一日日地糟糕,可长期的生活习惯,读书写字是一日也不可少。先生说,现在不写长文章了,准备写个札文集,记下自己的读书思考,形式就象顾炎武的《日知录》,一文一事,日累月积,名字就叫《百一集》,取义“百有一得”,计划是一百零一篇。说完又叹:能否出版就不计了。一九九三年暑假再度回校拜望先生,说了许多旧事,却未曾言及《百一集》之事。当时想,老人计划写个一百零一篇,也算是布置给自己的功课,老来度日有个目标,是否完成就另当别论,何况先生晚年苦于白内障治而不愈,此时视力不足0.1,读书写字还是不做的好,于是也没问。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先生以九十四岁的高龄过世,回校送别,从校报所刊登的先生学术传略上看到,先生不仅已经完成《百一集》,而且还写了《百一集续编》!悲痛之际,惊诧中更生感佩之情:先生对于学术的执著真是令后生惭愧难当,那聊以度日的想法是我的陋解,难免有亵渎真诚之嫌。继而想到遗著出版的困难,忆起先生的那一声叹息,心情变得格外沉重。时光流逝,当《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终于面世,这已是先生走后的第十个年头了。凝视封面上先生的遗像,拜读久闻未见的先生的文章,万千感慨,凝作二句:“学人风范在,薪火自相传”。
  《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由《文史说林百一集》和《文史说林百一集续编》合刊而成,上下两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二零一零年四月出版,收文二百零二篇,总计约九十六万字。先生的议论,不仅在文学,亦关史学哲学,因“广说诸事,其多如林”,故取《韩非子》之例而题名为《文史说林》。
  这九十六万字,主要写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零年间,最晚者则写于一九九七年,即先生的写作至九十一岁眼力已完全不支时才最终停止。这些文章,或考订史实,或评析古说,尤其是就今人的著作指陈謬误,分析事理,辩驳最多。先生在序中申明:“兹编所辑,盖以千言以上,八千言以下,且有所评论、考证、驳辩者为限;其篇幅过多、过小或独述己说,无所评论、考证、驳辩者,则不与焉。”也就是说,这些文章是在平日阅读的基础上写成,重在批评。搜检书中所涉及现代人的著述,名家如钱钟书、夏承焘、姜亮夫、程千帆、施蛰存、任继愈、汪曾祺、郭绍虞、吴调公等等,或就其论点,或就其论据,或就其文字,先生均不作保留地表达自己的修正意见。而对于一些青年人的论文,则批评言辞虽尖锐,却很少指名道姓。这显然是因为名家言论影响大,不得放任疏误流布,而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年青人则既要指正,又不要打击其探索与努力。这些批评无论正确与否,先生之目的是在维护学术的纯粹与品格,文字之中流动着不容沉默的感情。先生说:“尝谓向来学者多有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甚深:其于同者,或相标榜,或相阿附;而于其异者,则或相鄙薄,或相攻讦,一若不能共存者然。此皆无实事求是之心,故多强词夺理之论;逞意气,争高下,无益于学,有害于道,非所以昌明学术也。然而亦有心知其非,而不敢执言;或敷衍模棱,无所可否:是则学术上之乡愿,其为害盖尤甚焉。”(同上)这些文字写在二十年前,而所批评的学术现象今天并未消失,甚至更掺杂进各种现实的利害而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之势,诸如抄袭成文、金钱署名、贿赂项目一类丑行,已是屡见不鲜,其中何尝没有利益集团的学术交易?读此书,感受这样一种坚持独立思考、强调独立人格的学人精神,对于今天的我们,无疑有一种照镜自鉴而砥砺奋发的作用。
  先生对于今人著述的批评,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资料征引、校点注释、论证方法和文字表述。这四个方面,可以说包括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根本路径,而先生议论之材料的札实,思考的细密,考订的严谨,不仅在知识与认识上给我们以启示,而且展示了真正的学人品格与学术风格,为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树立了一种榜样。
  掌握材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前提,其意义之重要,无庸赘述。《文史说林百一集》的不少议论都是就此而发。比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据《宋史·艺文志》而考订南唐人王勉所作《楚辞释文》一事,对楚辞研究者影响很大。姜亮夫、汤炳正等均引以为据,或作附议,或作引申。但是,姜先生在细致地梳理了史料之后,认为余氏据以判定时间的材料出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而《书录解题》本是引《中兴书目》之说,引录后又有“未知何据”的字样,那么,余氏用存有疑问的间接材料来下结论,显然不足为据。在进一步的搜检中,先生发现,余氏据《书录解题》改《宋史·艺文志》“总集类”中“宋遵度”为“崔遵度”,此人其实是朱遵度,人与书均见录于乾隆二十一年初修、同治七年重修、光绪十一年刊行的《湖南通志》卷252《艺文志》八“子部·类书”:“宋《群书丽藻》一千卷,《目录》五十卷。衡山朱尊度撰”。《宋史·艺文志》“总集”的记载,因“宋”与“朱”,形近而讹,《宋史·艺文志》“史部”中的记载就是“朱遵度”。故叹息余氏“没有发现这一条,竟致为陈直斋所误”,而“姜、汤两位先生在编印他们的《楚辞学论文集》和《屈赋新探》时,竟没有再取新标点过的《宋史·艺文志》核对一下”(P117),因为新版中不仅已经改正,而且还有校勘记的说明。在细致而详尽的材料清理与考订之后,先生指出,作《楚辞释文》的王勉应该是宋初人(上册第20和21篇)。它如先生批评中华书局1978年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所辑资料分辨不精,“张冠李載”(上册第87篇),钱钟书《管锥编》用《金楼子》记载说事未作考订,“事不可信”(下册第37篇);凡此,先生均强调立论有据,是学术的金律。而急于求成,为了论证而忽略材料,大家尚且难免,后生更当谨慎。因此,作研究,不仅是材料很重要,而且,搜检是否周全,分辨是否精细,引据是否准确,在在都考验着学人的真功夫,一点不得怠慢。
  古籍的校点注释,既代表了校注者的学问深浅,也代表着校注者的学术态度,《文史说林百一集》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与此有关。如先生对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咸宾录》校点本列举多条断句错误,遂以《点校古籍不可轻率从事》为文章标题(上册第90篇);在《读今人标点校订本萨都拉〈雁门集〉札记》(下册第63篇)中,先生从不同版本的异文选择、词调的分别与标识方式、文字的校改以及校注者前言中的评价等方面作了总计十二条批评;在《读今人点校本〈诗林广记〉纠谬》(下册第58篇)中,先生举出数处标点符号不当而引起理解错误等问题作出纠正,并感叹“今天校点古书的人必须有一种认真负责不怕麻烦的精神,才算初步具备校点资格,否则,即使很简单易解的书也会被不负责任的校点者校点得不可卒读”(P280)。因为校注本的特殊性,有些问题虽然出在校注者,但是,如果责任编辑负起责任,“不怕麻烦”,细心编读,是可以救正的。如先生对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清真集》点校本的重复收录与统计不确等问题的批评(上册第64篇)。校注本是为社会提供的古籍读本,若有错讹疏漏,而未能发现与指正,其贻误读者,将会不止一代。先生之斤斤计较,不厌其烦,不仅表现了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精神,而且也是为了努力唤起今天学者的良知以保证学术的品格与传承。
  唯其如此,先生对于知识性错误的指正尤为严厉。如对荣孟源《中国历史纪年》中宋代广源州侬智高年号的考订(上册第85篇),黄天骥《不知何事萦怀抱——纳兰性德清醒而悒郁的一生》中对科考制度的理解(上册第98篇),钱钟书《谈艺录》中以沈宛为纳兰性德之妇的讲法(上册第100篇),施蛰存《唐诗百话》对王维诗中“鸡人”的解释(下册第26篇),《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第2期内页所刊怀素《自叙帖》墨迹的说明(下册第46),等等,先生不仅一一指出其错误,而且以充分的材料加以论证,指出正确所在,以见其错之所以。先生自述最爱清人阎若璩所集柱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下册第74篇)读此可以理解,以学问为不懈的追求,读书必须用心尽意,是先生始终坚持的学人品格。
  学术有品格,学人有性格,故而学术研究,虽然方法多样,路径不一,却总能殊途同归,成就共识,本不可求之一律。但是,论而有据,以理服人,则是赢取共识的根本。因此,先生对于那些唯新是求而不顾论理的文章,批评严格,不留情面。在《屈原研究中之岐路》(上册第17篇)一文中,先生着重批评汤炳正《屈赋新探》第九篇《草“宪“发微》是“先预定结论,再从外围找符合意愿的无关材料相附会,作为证实预定结论之论据”,并细致地逐次批驳汤文的分析与论证,断然指出其研究方法的错误。在《琵琶女即“酒家胡”耶》(下册第45篇)一文中,先生批评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就“虾蟆陵”而引出的人物身分考证是“猜测式的判断”,细致地论析其错之所在,指出这种过度的联想,“实悖常理”。在《白居易〈长恨歌〉以形传神与“孤灯挑尽”》(下册第44篇)一文中,先生批评程千帆《古诗考索》中对“孤灯挑尽”的阐释是“读文学作品而用历史考据的功夫”,破坏了诗中的人物形象。先生与程千帆先生是好友,生前常有学术研讨的信件往来,《文史说林百一集续编》中就收有他们的学术通信。读这类通信,看到他们既虚心接受意见,又不轻易放弃己见,敢于批评,相互商讨,也就明白二位老人的友谊正是源于对学术的尊重。而先生自己的论述以严谨为特色,凡有问题,一定追源所出,比列异说,考订事由,析理入微,故而立论有据,令人服膺。读《〈孙叔敖传〉与〈孙叔敖碑〉》、《世所称杜牧〈清明〉诗当是南宋人伪托》、《近人编的三种〈李清照集〉》等文,其言不轻出、论而有据、事必合理、析必入情的论析风格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先生之批评并非只是为了批评,而是出于他对学术的忠诚。
  学术文章是学者个性的体现,自有风格。而无论风格如何,文章的写作总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因此,先生一向主张“总宜明言显说,使读者易解”(上册P446),即使是诗歌也当“文从字顺”(下册第82篇),以专攻为能的学术文章就更加要注重表述的通达。《文史说林百一集》中有相当的篇幅批评今天学者的文风,或为求出新见而搔首弄姿,或为求显个性而故作深雅。这一类文字,不是以艰涩文浅显而弄玄虚,就是词生语涩,意思艰晦。前者如发表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四期上的《理性的觉醒和悲剧的诞生》,先生读后,激起不满,于是作《一篇从题目到正文到思想到语言都令人莫名其妙的屈原论》(上册第15篇)。而对后者的批评则比较集中于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先生有六篇文章都是因读钱氏的著作而发,文风批评是其中之重。如《治学谈艺之文应力求浅显——读〈谈艺录〉补订本》(下册第91篇),先生细细引录钱氏文字,作了总计十三条批评;如《从“抟心揖志”即“专心一志”说古文今用》(下册第93篇),先生通过考证说明“抟心揖志”即“专心一志”,批评钱氏“以此嗜古好异之习来著书,播之于世,实易误人”。读这些文章,有人或许会觉得如此咬文嚼字,一丝不苟,难免过于苛刻。然而在先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其超越与公正的品格正体现在这一字一句的讲究之间。他说:“论学不论人,倘亦西哲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欤?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知我罪我,其何敢辞!”(上编自序)
  合上书页,遥想先生终身以读书思考为乐而年至颓龄犹日读不辍,精神鑺铄,令我肃然起敬。先生思想明彻,言辞犀利,辩驳之中,态度平和,不掩锋颖,处处透现出那种传统学人视学术为生命所具有的热情与责任感,令我十分感动。《文史说林百一集》是一部学术著作,凝结着姜书阁先生晚年的学术思考。它更是一部学人的风范之作,这部书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相信无论现实的情势如何变化,总有真正热爱学术的人散布于世上。《文史说林百一集》不仅以锋颖详实的议论吸引着学者,而且将真正的学人品格昭示于世,将真正的学术路径昭示于世,一定会得到有志于学术的人们的衷爱。
  谨以此文纪念先生逝世十周年。
  
原文2010.12 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四期  浏览: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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