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厚厚两册先师姜书阁先生《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感觉沉甸甸的。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与同门师友一起回校为先生庆祝八十大寿，下午到达的时间稍早，先生说一起出去走走吧。我们沿着房后的小路上山，从东山走到西山，然后绕回来。这是当年读书时陪先生散步常走的一条路线。土路弯蜒，秋冬时节，山上杂草枯萎，只有南坡上的那片松林依旧葱翠。先生手持拐杖，一路缓缓地走，一路缓缓地说，聊了许多旧事，问起我的工作，于是说到自己的年事与眼疾，告诉我，虽然身体状况是一日日地糟糕，可长期的生活习惯，读书写字是一日也不可少。先生说，现在不写长文章了，准备写个札文集，记下自己的读书思考，形式就象顾炎武的《日知录》，一文一事，日累月积，名字就叫《百一集》，取义“百有一得”，计划是一百零一篇。说完又叹：能否出版就不计了。一九九三年暑假再度回校拜望先生，说了许多旧事，却未曾言及《百一集》之事。当时想，老人计划写个一百零一篇，也算是布置给自己的功课，老来度日有个目标，是否完成就另当别论，何况先生晚年苦于白内障治而不愈，此时视力不足0.1，读书写字还是不做的好，于是也没问。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先生以九十四岁的高龄过世，回校送别，从校报所刊登的先生学术传略上看到，先生不仅已经完成《百一集》，而且还写了《百一集续编》！悲痛之际，惊诧中更生感佩之情：先生对于学术的执著真是令后生惭愧难当，那聊以度日的想法是我的陋解，难免有亵渎真诚之嫌。继而想到遗著出版的困难，忆起先生的那一声叹息，心情变得格外沉重。时光流逝，当《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终于面世，这已是先生走后的第十个年头了。凝视封面上先生的遗像，拜读久闻未见的先生的文章，万千感慨，凝作二句：“学人风范在，薪火自相传”。 　　《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由《文史说林百一集》和《文史说林百一集续编》合刊而成，上下两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二零一零年四月出版，收文二百零二篇，总计约九十六万字。先生的议论，不仅在文学，亦关史学哲学，因“广说诸事，其多如林”，故取《韩非子》之例而题名为《文史说林》。 　　这九十六万字，主要写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零年间，最晚者则写于一九九七年，即先生的写作至九十一岁眼力已完全不支时才最终停止。这些文章，或考订史实，或评析古说，尤其是就今人的著作指陈謬误，分析事理，辩驳最多。先生在序中申明：“兹编所辑，盖以千言以上，八千言以下，且有所评论、考证、驳辩者为限；其篇幅过多、过小或独述己说，无所评论、考证、驳辩者，则不与焉。”也就是说，这些文章是在平日阅读的基础上写成，重在批评。搜检书中所涉及现代人的著述，名家如钱钟书、夏承焘、姜亮夫、程千帆、施蛰存、任继愈、汪曾祺、郭绍虞、吴调公等等，或就其论点，或就其论据，或就其文字，先生均不作保留地表达自己的修正意见。而对于一些青年人的论文，则批评言辞虽尖锐，却很少指名道姓。这显然是因为名家言论影响大，不得放任疏误流布，而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年青人则既要指正，又不要打击其探索与努力。这些批评无论正确与否，先生之目的是在维护学术的纯粹与品格，文字之中流动着不容沉默的感情。先生说：“尝谓向来学者多有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甚深：其于同者，或相标榜，或相阿附；而于其异者，则或相鄙薄，或相攻讦，一若不能共存者然。此皆无实事求是之心，故多强词夺理之论；逞意气，争高下，无益于学，有害于道，非所以昌明学术也。然而亦有心知其非，而不敢执言；或敷衍模棱，无所可否：是则学术上之乡愿，其为害盖尤甚焉。”（同上）这些文字写在二十年前，而所批评的学术现象今天并未消失，甚至更掺杂进各种现实的利害而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之势，诸如抄袭成文、金钱署名、贿赂项目一类丑行，已是屡见不鲜，其中何尝没有利益集团的学术交易？读此书，感受这样一种坚持独立思考、强调独立人格的学人精神，对于今天的我们，无疑有一种照镜自鉴而砥砺奋发的作用。 　　先生对于今人著述的批评，大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资料征引、校点注释、论证方法和文字表述。这四个方面，可以说包括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与根本路径，而先生议论之材料的札实，思考的细密，考订的严谨，不仅在知识与认识上给我们以启示，而且展示了真正的学人品格与学术风格，为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树立了一种榜样。 　　掌握材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前提，其意义之重要，无庸赘述。《文史说林百一集》的不少议论都是就此而发。比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据《宋史·艺文志》而考订南唐人王勉所作《楚辞释文》一事，对楚辞研究者影响很大。姜亮夫、汤炳正等均引以为据，或作附议，或作引申。但是，姜先生在细致地梳理了史料之后，认为余氏据以判定时间的材料出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而《书录解题》本是引《中兴书目》之说，引录后又有“未知何据”的字样，那么，余氏用存有疑问的间接材料来下结论，显然不足为据。在进一步的搜检中，先生发现，余氏据《书录解题》改《宋史·艺文志》“总集类”中“宋遵度”为“崔遵度”，此人其实是朱遵度，人与书均见录于乾隆二十一年初修、同治七年重修、光绪十一年刊行的《湖南通志》卷252《艺文志》八“子部·类书”：“宋《群书丽藻》一千卷，《目录》五十卷。衡山朱尊度撰”。《宋史·艺文志》“总集”的记载，因“宋”与“朱”，形近而讹，《宋史·艺文志》“史部”中的记载就是“朱遵度”。故叹息余氏“没有发现这一条，竟致为陈直斋所误”，而“姜、汤两位先生在编印他们的《楚辞学论文集》和《屈赋新探》时，竟没有再取新标点过的《宋史·艺文志》核对一下”（P117），因为新版中不仅已经改正，而且还有校勘记的说明。在细致而详尽的材料清理与考订之后，先生指出，作《楚辞释文》的王勉应该是宋初人（上册第20和21篇）。它如先生批评中华书局1978年版《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所辑资料分辨不精，“张冠李載”（上册第87篇），钱钟书《管锥编》用《金楼子》记载说事未作考订，“事不可信”（下册第37篇）；凡此，先生均强调立论有据，是学术的金律。而急于求成，为了论证而忽略材料，大家尚且难免，后生更当谨慎。因此，作研究，不仅是材料很重要，而且，搜检是否周全，分辨是否精细，引据是否准确，在在都考验着学人的真功夫，一点不得怠慢。 　　古籍的校点注释，既代表了校注者的学问深浅，也代表着校注者的学术态度，《文史说林百一集》有相当数量的文章与此有关。如先生对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咸宾录》校点本列举多条断句错误，遂以《点校古籍不可轻率从事》为文章标题（上册第90篇）；在《读今人标点校订本萨都拉〈雁门集〉札记》（下册第63篇）中，先生从不同版本的异文选择、词调的分别与标识方式、文字的校改以及校注者前言中的评价等方面作了总计十二条批评；在《读今人点校本〈诗林广记〉纠谬》（下册第58篇）中，先生举出数处标点符号不当而引起理解错误等问题作出纠正，并感叹“今天校点古书的人必须有一种认真负责不怕麻烦的精神，才算初步具备校点资格，否则，即使很简单易解的书也会被不负责任的校点者校点得不可卒读”（P280）。因为校注本的特殊性，有些问题虽然出在校注者，但是，如果责任编辑负起责任，“不怕麻烦”，细心编读，是可以救正的。如先生对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清真集》点校本的重复收录与统计不确等问题的批评（上册第64篇）。校注本是为社会提供的古籍读本，若有错讹疏漏，而未能发现与指正，其贻误读者，将会不止一代。先生之斤斤计较，不厌其烦，不仅表现了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精神，而且也是为了努力唤起今天学者的良知以保证学术的品格与传承。 　　唯其如此，先生对于知识性错误的指正尤为严厉。如对荣孟源《中国历史纪年》中宋代广源州侬智高年号的考订（上册第85篇），黄天骥《不知何事萦怀抱——纳兰性德清醒而悒郁的一生》中对科考制度的理解（上册第98篇），钱钟书《谈艺录》中以沈宛为纳兰性德之妇的讲法（上册第100篇），施蛰存《唐诗百话》对王维诗中“鸡人”的解释（下册第26篇），《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第2期内页所刊怀素《自叙帖》墨迹的说明（下册第46），等等，先生不仅一一指出其错误，而且以充分的材料加以论证，指出正确所在，以见其错之所以。先生自述最爱清人阎若璩所集柱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下册第74篇）读此可以理解，以学问为不懈的追求，读书必须用心尽意，是先生始终坚持的学人品格。 　　学术有品格，学人有性格，故而学术研究，虽然方法多样，路径不一，却总能殊途同归，成就共识，本不可求之一律。但是，论而有据，以理服人，则是赢取共识的根本。因此，先生对于那些唯新是求而不顾论理的文章，批评严格，不留情面。在《屈原研究中之岐路》（上册第17篇）一文中，先生着重批评汤炳正《屈赋新探》第九篇《草“宪“发微》是“先预定结论，再从外围找符合意愿的无关材料相附会，作为证实预定结论之论据”，并细致地逐次批驳汤文的分析与论证，断然指出其研究方法的错误。在《琵琶女即“酒家胡”耶》（下册第45篇）一文中，先生批评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就“虾蟆陵”而引出的人物身分考证是“猜测式的判断”，细致地论析其错之所在，指出这种过度的联想，“实悖常理”。在《白居易〈长恨歌〉以形传神与“孤灯挑尽”》（下册第44篇）一文中，先生批评程千帆《古诗考索》中对“孤灯挑尽”的阐释是“读文学作品而用历史考据的功夫”，破坏了诗中的人物形象。先生与程千帆先生是好友，生前常有学术研讨的信件往来，《文史说林百一集续编》中就收有他们的学术通信。读这类通信，看到他们既虚心接受意见，又不轻易放弃己见，敢于批评，相互商讨，也就明白二位老人的友谊正是源于对学术的尊重。而先生自己的论述以严谨为特色，凡有问题，一定追源所出，比列异说，考订事由，析理入微，故而立论有据，令人服膺。读《〈孙叔敖传〉与〈孙叔敖碑〉》、《世所称杜牧〈清明〉诗当是南宋人伪托》、《近人编的三种〈李清照集〉》等文，其言不轻出、论而有据、事必合理、析必入情的论析风格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先生之批评并非只是为了批评，而是出于他对学术的忠诚。 　　学术文章是学者个性的体现，自有风格。而无论风格如何，文章的写作总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因此，先生一向主张“总宜明言显说，使读者易解”（上册P446），即使是诗歌也当“文从字顺”（下册第82篇），以专攻为能的学术文章就更加要注重表述的通达。《文史说林百一集》中有相当的篇幅批评今天学者的文风，或为求出新见而搔首弄姿，或为求显个性而故作深雅。这一类文字，不是以艰涩文浅显而弄玄虚，就是词生语涩，意思艰晦。前者如发表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四期上的《理性的觉醒和悲剧的诞生》，先生读后，激起不满，于是作《一篇从题目到正文到思想到语言都令人莫名其妙的屈原论》（上册第15篇）。而对后者的批评则比较集中于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先生有六篇文章都是因读钱氏的著作而发，文风批评是其中之重。如《治学谈艺之文应力求浅显——读〈谈艺录〉补订本》（下册第91篇），先生细细引录钱氏文字，作了总计十三条批评；如《从“抟心揖志”即“专心一志”说古文今用》（下册第93篇），先生通过考证说明“抟心揖志”即“专心一志”，批评钱氏“以此嗜古好异之习来著书，播之于世，实易误人”。读这些文章，有人或许会觉得如此咬文嚼字，一丝不苟，难免过于苛刻。然而在先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其超越与公正的品格正体现在这一字一句的讲究之间。他说：“论学不论人，倘亦西哲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欤？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知我罪我，其何敢辞！”（上编自序） 　　合上书页，遥想先生终身以读书思考为乐而年至颓龄犹日读不辍，精神鑺铄，令我肃然起敬。先生思想明彻，言辞犀利，辩驳之中，态度平和，不掩锋颖，处处透现出那种传统学人视学术为生命所具有的热情与责任感，令我十分感动。《文史说林百一集》是一部学术著作，凝结着姜书阁先生晚年的学术思考。它更是一部学人的风范之作，这部书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相信无论现实的情势如何变化，总有真正热爱学术的人散布于世上。《文史说林百一集》不仅以锋颖详实的议论吸引着学者，而且将真正的学人品格昭示于世，将真正的学术路径昭示于世，一定会得到有志于学术的人们的衷爱。 　　谨以此文纪念先生逝世十周年。

原文2010.12 发表于《中国韵文学刊》2010年第四期  浏览：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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