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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桐城文派评述》的遐思(一)

刘涵之

  有关《桐城文派评述》的遐思
  刘涵之
  一
  每一次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忍不住在该书的第四讲“桐城派古文”一段文字上多停留一会:“关于桐城派的文献可看《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该派的重要主张和重要文字,通可在这两部书内找到。此外便当可用的还有一本叫做《桐城文派述评》的小书”。 我感兴趣的是周作人在严肃的学术演讲场合为何会对《桐城文派述评》的小书予以一定的推介,认为它“便当可用”。猜想起来,周作人说《桐城文派述评》“便当可用”一则可能因为此书的著述体例对读者、听众了解作为文学流派的桐城文派创作主张、师承渊源等有帮助,二则该是此书的评述方式契合了周作人对桐城文派的理解,与演讲的主题保持着一致,三则也许是坊间一时还没有找到类似《桐城文派述评》的读物,或者有类似读物也不见得“便当可用”。总之,周作人在演讲中特地提到这样一本书也许会有两种既定的事实,周作人在演讲前已经参阅过它,或者是知悉有这样一本书再顺便推荐给他的听讲人(辅仁大学的师生),以便他们更好地领会演讲的内容。
  我对演讲文字的关注不只在于周作人怎么看待《桐城文派述评》这样一本书。我想到的更多是这本小书的作者姜书阁以及有关作者的一些趣闻。1994年秋,我进入湘潭大学中文系念书。入学甫始,中文系的新生当中就不知不觉传起系里有姜(书阁)、羊(春秋)、萧(艾)三大元老的说法来,军训不久依稀得知姜书阁先生便是三大元老之一,而且位居首位。再后来,同学们口耳相传的故事逐渐具体起来,说姜老原是国民党政府的大官,说他在解放前夕断然拒绝去台湾,说他因为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不公平待遇,说他耄耋之年每天还坚持写作一万字,说他每天下午都会按时拄着拐杖在校园里散步,等等。其实大家都没有见过三大元老,那时他们相继退休已不再担任教职,同学们的口耳传闻很多毕竟是出于新生对教授们的崇拜,也算是入学专业教育的组成部分。大学两年的“中国古代文学”课,我们似乎没有从几位任课老师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关于三大元老的趣闻。大概是在1996年冬季的某一天,学校为姜书阁先生九十华诞举行了一场学术活动,有不少姜先生的友人和弟子专程从外地赶来庆贺,我同几位怀着好奇之心的同学赶赴会场,其时姜书阁先生已从会场退出。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历史系的才子型教授启良老师发表的演讲。启良称姜先生为湘潭大学的一棵大树,因为这棵大树的感召和呵护,许多小树得以集聚、得以茁壮成长,得以形成一片树林,进而造就学校最亮丽的风景。启良的风景论引发了很多老师的应和,也让不少在座的学生轻声鼓掌。当然也让懵懂无知的我生平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学术事业的美好。现在想起,大学中文系四年的读书生活,其中最宝贵的收获可能就是许多关于教授们的故事,这些故事经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传述,相比课堂上的传道解惑更有兴味,因而总是睡前侃大山的重要内容。
  据姜先生哲嗣姜逸波告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所称《桐城文派述评》可能为《桐城文派评述》之误。1926年姜书阁进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在中国文学系选朱洪所开设“文论辑要”课程, 1927年完稿,1928年暑假经修订送交时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1930年商务印书馆将该稿列为“国学小丛书”一种予以出版(笔者写作小文征引的就是这个本子)。1933年,该书复列入“万有文库”再版。
  就1930年出版的《桐城文派评述》来说,全书结构、体例并不繁复,除“小引”和“附表”以外,另五个篇章分别论述“桐城派以前之古文”、“桐城派之三祖及其义法”、“桐城派别枝——阳湖诸子”、“桐城派之传播”、“对于桐城派古文之批评”。可以看出,这几个篇章的安排很合乎专书写作的规范,与当下博士论文的要求所差无几。这一体例也许与作者所设的目标有关:“一大半叙述(它)的史实、一小部批评它的内容”。 这种纲举目张的结构带来的好处容易给读者留下“论从史出”、“以史带论”的印象。循着作者的思路去阅读,不难看出该书在处理“史实”方面,不是从一个既有的观念出发,而是坚持从“桐城文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发展史、变迁史来梳理其创作主张、文学风格以及美学旨趣的形成与表现,裁评其得失,诚所谓“论如析薪,贵能破理”。当然,一旦从流派的层面来思考包括创作主张、文学风格以及美学旨趣内在的共性,则桐城文派的整体特色就不得不考虑。在中国文学史上,桐城文派自康熙年间至民元,大概持续发展了二百余年。虽然在文学史上,桐城文派影响“自然坏的方面多——非常之大”, 但并不意味它一旦被视为“坏”的东西,我们就可完全排斥它、忽略它、抹杀它,事实上桐城文派的“缘起、传衍、发展、递变和衰落的情形”完全可以纳入到文学史的视野得到观照——既然桐城文派贯穿清代文学,那么阐发它在整个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勾勒其成就与不足就有充足的理由。关于桐城文派,作者这样概述道:“迨方望溪出,标明义法,而以唐宋八家及归氏熙甫之文为宗,时流乃稍稍趋之。至刘海峰而渐大,至姚姬传乃益昌。姚弟子遍四方,辗转称誉,天下翕然宗之。方、刘、姚皆籍安徽之桐城,所为文体,因名曰桐城派”。 可以说,这一清晰、简明的界定直接构成《桐城文派评述》一书的论述基础和要则,而在这一基础上讨论桐城文派师承、宗系、影响,考评其得失则成了全书的主要内容。这可谓全书的体例和逻辑,因而五个篇章的设计可谓体例和逻辑要求的结果。究《桐城文派评述》一书,大半史实叙述有详有略,重点在突出桐城文章得势因缘,一小部分裁评则快马立刀,指陈其教训。叙述史实有尊重传统的必要,而裁评得失又颇见截断众流的胆识。比如,《桐城文派评述》肯定姚鼐为桐城文派的尊师地位和和其理论主张对于桐城文派的奠基作用,但也顺便指出:“姚鼐虽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相倡,而其自身实于‘义理’‘考据’二者所得甚微。其足传者,‘词章’而已。前二者,方苞所谓‘文之物也’;后一项,则‘文之序’也。无惑乎曾国藩评‘序多物少也’”。 “桐城文派虽以姚鼐为祖,而奉其‘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之说,但姚氏本身即系以文章义法相号召。其于义理,既一无所得;于考据,更为茫然。故习其术者,亦惟取其为文之义法而已”。 既然姚鼐于义理、考据成绩如此,想必后来者居其上的可能性也不大。与其说,这样的评价是针对姚鼐的尊师地位而言,不如说它针对的更多是文派的师承、宗系和创作理念的文学史实际,也吻合这一文派留给读者的总体印象,毕竟桐城文派是一个以词章取胜的文学流派。可以设想,没有方苞的“义法”的标明和姚鼐对“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并重”的倡导,进而没有创作实践的展开,也就没有文派赓续二百余年的丰瞻历史。因而,《桐城文派评述》依文学史实际围绕着文派的滥觞及其分殊来描述“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应然和三者无能合一的实然自然成为我们考量这一文派得失的关键。今天的读者要是提起桐城文派,感慨的是一个文派历经二百年风雨洗礼的不易,推崇的更是被目为一种共同的文章写作要则的生命力,原因无它,桐城文派作为文派实乃其成员是以创作实绩在证明自己,并非以思想和考据见长,尽管思想和考据往往成为我们诟病桐城文派的理由。这样说,相比文章体例背后的所谓思想等一类,在桐城文派这里,文学风格和美学旨趣更可能获得文学史的长久意义和价值。
  不能不承认,桐城文派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表面上都注重“义理、考据、词章”的统一,这也决定了整个文派的特色。就文脉的承续和历史语境的关联而言,桐城文派之强调“义理、考据、词章”的统一自然有其道理。问题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义理,以不变的义理来统筹和指导相当个性化和具体的写作,这样的义理是否合理,是否能有效地得到坚持、贯彻便不得不成为每个创作者无法绕开的问题。究其实,一方面在于实践和理论的不完全一致,一方面在于理论自身是否恰切。文学史上常常有理论脱离实践的情况,也常常有理论体系自身无法圆满的时候。就桐城文派而言,既然作为宗师的姚鼐在义理、考据方面建树不大,且无几多范例之作,后来者要想将其发扬光大也就更困难重重。况且由于文派所注重的“义理”多与王朝统治之术相联系,王朝政治衰亡,作为其意识形态重要内容的“道”的式微势必意味着“义理”的不合时宜。作为以词章取胜的桐城文派委实没有必要死守不变的道,用固化的道来约束原本千变万化的文章著述。考评桐城文派之功罪,不宜以其长处来掩盖短处,亦不宜以其短处来否定长处。虽然桐城文派力倡“义理、考据、词章”合乎清代的道统和文统,但这样的道统和文统随国势的发展成为一统,文统终究服务于道统,一统既成就了文派的辉煌,又促进了文派的衰亡。桐城文派之盛有盛的原因,衰有衰的理由,但这里的原因和理由是合一的,毕竟桐城诸子所倡导的“道”在有清一代烙刻下深深的流派痕迹,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互相缠绕。由此可见,桐城文派之盛是因为道统和文统,之衰亦是因道统和文统。换句话来说,造成桐城文派辉煌历史的是方苞、姚鼐等确定的文章写作要则、“义法”和高悬的“义理”,这个要则、“义法”不因时而变,且过于依附于“义理”,结果比“文以载道”更可怕的是“文以弘道”,文成为道的工具和依附者,于是文派衰亡的颓势最终就难以避免。在文学史上,倘若从复古、守旧的角度来论,桐城的坏影响自然极大了,说这个流派不怎么为人称道自然也不为过,这在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完全能见出。陈这么讨伐桐城文派:
  归、方、姚之文,或希荣誉(谀)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陈独秀视桐城文章为“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又将自韩愈至曾国藩的载道文章痛贬一番,认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陈独秀有所偏好的大批判与将婴孩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无异。但也得肯定,陈独秀毕竟看到了一种文体陈陈相因、失去造血机制,最终走向没落的必然结局,他将这个过程揭示出来,靶子便是诞生于其乡泽之地的桐城文派及近代的后裔,他看到桐城文派的过去、现在,也预设了其必将走向末路的“未来”,他要
原文2020.10 发表于《文化与诗学》2015年第二辑  浏览: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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