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姜书阁的人格、文格与诗格 　　(作者：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湘潭大学 蒋长栋教授） 　　姜书阁先生逝世了，我内心十分地沉重和悲痛。这不仅是因为先生生前曾给过我许多信任和厚爱、指点和教诲，而且还因为，我总感到这位曾释放出巨大的学术能量、体现出难以令人置信的智慧和顽强生命活力的学界巨星，应该是永缀长空、长明不息的。我作为与姜先生交往较密切的晚辈和学生，从他为人、为学和为诗的生涯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人格、文格与诗格之魅力。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创造力、生命力与上进精神的化身。 　　 　　一． 崇高、纯洁、无私的人格 　　谁能在七十四岁至八十四岁高龄的十年中一年出一部著作？姜先生做到了。谁能在年过九旬的几年中还完成二百余篇论文的撰写整理工作？姜先生做到了。谁能在古典文学、古代史学、政治学、法学、财政金融学，乃至旧体诗词创作等多个领域都取得杰出的成就？姜先生做到了。谁能在十年浩劫住牛棚的艰难日子里不坠青云之志，顽强地挺了过来？姜先生做到了。谁能在腐败成风的国统区手秉财权却能一身清廉、两袖清风？姜先生做到了。谁能在中国政治风云变换的关键时刻识大体、鉴时务，毅然做出走向光明抛弃黑暗的抉择？姜先生做到了。总之，姜先生是集道德与文章，智慧与勇气于一身，为我们树立了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榜样，从旧式的一代廉吏变成新型的一代学界巨星泰斗的榜样。姜先生一生成就之巨大，与他那本已高寿的九十四岁漫长岁月是成正比的，而且是多少个常人的九十四岁加起来所无法比及的。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姜先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读过大学本科之外，并未念过硕士或博士。在他成长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尚未完整地建立起学位授予系统。姜先生与“五四”以后其他学界巨星一样，都是靠自身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他们披荆斩棘、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而取得成功的。看起来，姜先生来湘大后古典文学研究的成就似乎是一蹴而就、一气呵成的。然而，实际上，他在年轻时就已长期积累的学术功底，以及他那颗似乎永远都保持着创造精神的不老的心，正是他成就常人所无法企及的学术成就的法宝，是他学术上不断腾飞的翅膀。而这种保持创造精神的原动力，又来自于他那种忧心国是、服务民众的非凡理想和志向。姜先生在他的五言古风《教学三十年言志》中，将自己的辛勤教学和科研工作比作引绳于井中打水：“为给众所需，日汲夜不辍。辛勤三十年，种种双鬓白”，他日夜不辍，辛勤劳作的目的，都是“为给众所需”。这种公而忘私、人而忘己的精神，正是姜先生之所以能充分发挥其开拓创新精神的原动力。姜先生的这种“给众所需”的人生观，更体现在他做学问时的淡泊名利、清心寡欲而沉迷于学问的执着精神。他在《书臆》诗中批判嘲笑自己的逐利小人：“青蝇点白璧，斥晏笑高鸿：肯与争腐鼠？情如失鸡虫！清心遗世虑，却俗乐郊垌。”姜先生正是在不与小人“争腐鼠”的“清心遗世”之志中，既保持了其“白璧”无暇的高洁，又成就了其燕雀之辈所无法比及的“高鸿”展翅之宏伟志向。姜先生的人格，就是如此之崇高，如此之纯洁，如此之令人感佩莫名！ 　　在姜先生九十寿辰时，我曾赋《扬州慢》词为之祝贺，中有“古柏苍松，腊梅霜菊，峥嵘晚景风光”的赞颂，又有“但愿人长久，年年此日同觞”的祝愿。现在，与姜先生“年年此日同觞”已永远不可能了，然而，他在二十世纪给我们留下的“古柏苍松，腊梅霜菊”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却永留人间，并将激励我们去迎接一个更加辉煌、更加充满奇迹的二十一世纪。 　　 　　二． 博大、精深、创新的文格 　　姜先生人格的高尚，决定了其文格的非凡拔卓。概而论之，博大、精深、创新是姜先生做学问的基本特点，也是他众多学术著作所体现出来的共同风格。 　　就博大而言，只要粗略浏览一下姜先生一生的学术著作之要目，即可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姑且勿论姜先生在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皆体现出的非凡学识和渊博的知识，单就他下功夫最深的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其所得之博大在当今古典文学研究界亦堪称一个奇迹。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四十讲》这两部共一百一十余万字的巨著，既将中国文学之通史写了一遍，又将其中的重要问题有重点地写了一遍，这已经可称得上是一种“博”了。如果说，这种“博”在姜先生之后因为曾掀起一股文学通史之写作热潮而让人产生“薄”之嫌疑，那么姜先生的“博”却绝对是与“厚”相伴随的。只能称之为“博大”。这只要看看姜先生的古典文学专著所涉足的领域即可得到证明：《诗学广论》涉及以诗学为主而又包括词学、曲学领域在内的多方面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及主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先秦辞赋原论》是对以楚辞为主的先秦辞赋的研究。《陈亮龙川词笺注》是对词学领域中作家作品的研究，《说曲》是对元明清戏曲和散曲的多个领域的研究，《汉赋通义》是对汉赋之纵向发展与横向结构等诸多理论问题的研究，《骈文史论》是对中国骈文史具有总结性和权威性的研究，而《文心雕龙绎旨》则又是对中国古代具有代表性文论著作的研究——这一切，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文学之从诗赋到词曲，从韵文到散文，从作品到文论的亘古及今的所有研究领域！当今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们，即使是成就较卓著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们，有几人能达到如此纵贯古今数千年、横亘“韵散”两系统的博大广阔之研究境界？其驾驭古典文学各领域那如君临四方、鹏飞九重的气势和才力，足令当今所有古典文学研究家们都驻足顶礼、望洋兴叹。 　　就精神而言，凡认真阅读过姜先生研究专著者，无不因姜先生为学的这一特点而感喟赞叹。姜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都如“五四”以来学界的先驱者们一样，以浑厚的学术底蕴来构建高屋建瓴的学科大厦。以严密无懈的逻辑联系将渊博的知识有机地勾连关合起来，使姜先生著作的行文呈左右逢源、缜密无隙、水到渠成之势，于博大中显出其精湛深邃之特色。例如其《诗学广论》首篇之“说诗”节，为了说明诗之起源，从“诗”字之训诂说起，就引用了《说文》、《尚书·尧典》及郑玄之《注》、高诱注《吕氏春秋·慎大览》、王逸注《楚辞·悲回风》、郑玄注《洪范·五行传》、《诗谱序》所引《春秋说题辞》等众多古籍中有关“诗”字的多种解说，然后依次考释其形、声、义，并且结合今人的权威结论重点对“诗”字发展三阶段所具有的“记忆”、“记录”、“怀抱”等义项加以归纳，最后从人类学和文艺学等理论高度分析这些义项，顺理成章地得出有关诗歌之源起的结论。姜先生的论述遵循从个别到一般 ，从具体字义到抽象说理这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逻辑顺序，使有关“诗”之源起的主要理论蕴含于其纵横捭阖、侃侃而谈的巨谈宏论之中，使人不能不为先生缜密而有力的论证所折服。在这里，学识的渊博促成了论证的精深，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融会贯通将看似混沌迷茫的重大难题于通透活脱中变得清晰易解。这种做学问的风格，决不同于知识贫乏者的知难而退与浅尝辄止，也不同于虽有一定知识却不知灵活运用者的生硬艰涩，更不同于那一意沽名钓誉者的故作博大精深而弄巧成拙。姜先生是在厚实广博的知识基础与机敏纯熟的研究才能之有机结合中，成就了其唯精品是成的学术风格的。只要我们仔细研读姜先生的学术著作，就会发现几乎其每一部都堪称为真正的学术精品，像《骈文史论》这样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二等奖、省社科一等奖者固然如此，其他各著作差不多也是如此。 　　就创新而言，这既是姜先生孜孜以求的治学目标，也是他经过努力而在实践中已达到的学术境界。姜先生自谓“少壮文章惊上国，暮年诗赋动江关”（《别故里五十七年……怅然感旧二首》），的确，正是改革开放后二十余年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氛围，激发了姜先生早年就已蕴藏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创造性与活力，促成了姜先生大器晚成之奇迹的出现。对于这样一位大师，即使是一件常人所认为的常事，只要是与他的学术研究略有联系，亦可促使其创新灵感得以勃发并能及时捕捉到。即以先生自叙的《诗学广论》一书的写作起因为例：“一九七七年年终的一个早晨，梦魂初醒，忽然听到广播中发表了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全文，反复数次，唤回了我二十年来萦回在心中的思绪，觉得信中有些话（当然不是全部）适得我心，也可以说我二十年前的许多诗学观点恰好与信中某些意见暗合，或者接近。”（《诗学广论·自序》）正是这样一件与学术稍有关涉的事情引发了先生对全部诗学内容的思考，“竟越写越长，离开当初写报告提纲的预定计划，索性写成一部诗学的论著。”（《诗学广论·自序》）而这样一部论著，“既不敢徒逞臆说，托之空言；亦不愿只述陈迹，而无所论断。故在行文之时，往往多所引据，众说杂陈。然亦各加剖析，明辨是非，终于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得出一定的个人意见。”（《诗学广论·自序》）此所谓“自己的看法”、“个人意见”，正是姜先生个人可贵的创新精神的体现，无此则难成姜先生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令人欣喜的是，姜先生的这种“自己的看法”、“个人意见”在其众多的学术著作中比比皆是、俯拾即得。而且由于这些见解大都是在“多所引据，众说杂陈”的“各加剖析，明辨是非”中得出的，因而除了新颖之外，更具有信实而令人折服的特点。姜先生的创新绝非新瓶装旧酒的假冒之新，更不是为哗众取宠而不顾客观事实和规律的标新立异，他是在吸取百家研究之长的基础上，又审视百家研究之短，于取长补短中张扬个人的创造力，从而建立起其独具个性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的。这样的创新绝非个人小聪明所能企及，而是一种以创新作为推动学术起质性变化和飞跃的大手笔，因而也就是一种大聪明。 　　 　　三.沉雄高迈、圆浑流转的诗格 　　如果说由于姜先生的“文”主要是其学术著作，因而其“文格”所体现的主要是其理性思维的风韵格调；那么，姜先生作为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其诗歌创作当然更能见出其情感操守所呈现出来的风采韵致，此即其所谓“诗格”。 　　诗格即人格之写照。姜先生在为自己的诗集《松涛馆诗集》所作之《自序》中云：“言为心声，吾诗即我当时之心志所发之心声也。欲存其真，何假乎矫饰哉！”姜先生一生所作诗歌甚丰，其历尽沧桑后所幸存之三百余首诗（指包括词曲在内的广义之“诗”），的确是姜先生不假矫饰的真正“心声”。由于这些“心声”塑造出来的诗人之主观形象，以及为塑造这一形象而采用的艺术手法等诸多因素，促使姜先生诗歌形成沉雄高迈、圆浑流转这一独特艺术风格。 　　“沉雄”与“高迈”本是互有抵牾和矛盾的两个概念，然而在姜先生的作品中，这两者却是相互融会，合为一体的。姜先生所处的时代，适逢从腐朽旧中国走向光明新中国的分娩阵痛期，适逢从这种分娩后带着天真的启蒙而渐趋正常成熟的艰难成长期，中华民族在这种分娩阵痛及艰难成长中所饱受的内忧外患之煎熬，使姜先生报国的雄心壮志及行志时的坚毅豪迈，不能不受到这一大环境（如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等等）之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其报国之志的雄豪高迈与环境因素限制所造成的沉郁低回便交织融会，构成其诗歌所独具的风格特色。姜先生是在抗日战争高潮中步入仕途的，其报国之心十分急切：“登车揽辔愿虽乖，击楫中流有壮怀。太傅东山高卧日，捷书哪得下淝淮！”（《言志》）然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战与腐败又使他难免心灰意冷，乃至悔恨交加，：“夜坐虚堂思意真，十年往事毕如陈。空抛宿愿图高位，却误平生自在身。”（《夜坐虚堂》）“知命余年应益算，推诚何处得同音？苍生可念纡筹策，抱膝空为《梁甫吟》。”（《书臆》）这种高迈雄豪与沉郁低回的格调不仅在上下篇之间同时存在，而且有时在一篇之中亦同时存在，因而将之视为姜诗之整体风格似无不可。这种格调在解放后的日子里当然已有一定改变，如《北游集》之后半部，《复生集》之前半部，以及《东山集》中的诗歌，其格调就高昂得多。然而，“文革”期间所作之《复生集》后半部及《退休集》中的许多诗歌，却又构成低回沉郁为主的格调。一方面，作为从旧营垒中杀过来的诗人，他“誓将脱胎换骨净洗前非”（《燕歌行》），愿“疲牛负轭登长坂，幸与斯民跻乐乡”（《却喜》），即使是年过七旬，仍“珍重余年好时光，种树栽花须及早”（《壬戌迎春自励》），这构成姜氏后期诗歌之雄豪高迈的格调；另一方面，“文革”对他的冲击迫害，又使他陷入“言忠行敬欲身修，岂意苍黄罹重忧”，“文章憎命今方信，两卷赢来半世愁”（《感遇十二绝句》）的迷惘和忧虑，这构成姜氏后期诗歌格调之沉郁低回的一面。雄豪高迈固然体现出诗人报国恤民之志的忠肝烈胆，而沉郁低回其实也仍是这种忠肝烈胆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表现，这二者都是诗人高尚情感操守与正直人格精神之不假矫饰的自然流露，正体现出姜先生之诗格与人格的高度一致和统一。 　　姜先生的诗中多次提及李白和杜甫，如“李杜余音澌欲尽，凭谁振起颂新华”（《长安行》），“一自谪仙去，高踪不可寻”（《登太白岩二首》），“汀兰岩芷潇湘意，浩咏长吟杜范篇”（《观岳阳楼徇请题句率成以应》）。其实，他自己的诗作亦多留下李杜诗所独有的基因：当他欲言理想志向而情绪高昂时，恰似李白之雄豪高迈；当他欲诉理想志向未能实现之苦衷痛楚时，又似杜甫之沉郁低回。因此，受李杜诗风之影响，是形成姜氏诗风之最直接的艺术原因。他是将李白诗之真率自然的直抒胸臆、意气俊爽的风气骨力，与杜甫诗之沉郁深邃的情思意蕴、随时敏捷的顿挫笔墨，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这位二十世纪之一代诗人的崭新诗风。而这其中，杜甫的“随时敏捷”主要启迪姜诗趋于自然而呈浑圆融通之姿。即以《积雨困人……不胜寥落》一诗而论：“看山如看画，一看一回新。塞北萧关暮，江南泽国春。旧游还似梦，重展每疑真。故侣今寥落，苍茫独一人！”首联从“看山”之初始感受“新”起笔，尾联以“看山”之最终感受“独”而结笔，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变化；中间两联则更是曲尽跌宕摇曳之态——颔联既有“塞北”与“江南”的地域转换，又有“暮”与“春”的时令变化，从而构成由上句写想象之境的虚笔到下句写眼前之景的实笔的转折；颈联既有对“旧游”的回忆与对“重展”的直观之时间转换，又有“似梦”的朦胧与“疑真”的清晰之变化，从而构成由上句写回首往事的虚笔到下句写近观今景的实笔的转折。这些都说明，杜诗之“随时敏捷”的顿挫笔法，已被姜先生十分纯熟地随心应用，此即其格调之“流转”的一面。而就全诗思绪流露之自然、情感脉络之顺畅、境界转换之合理，乃至语言运用之天然浑成等诸多因素而言，又毕似太白的真率无迹，达到了无意于工而无所不工的境地，此又是其格调之“圆浑”的一面。“流转”意味着变化和人工作为，“圆浑”意味着静止与顺应天然。姜先生诗歌之风格能做到这二者的高度统一，标志着其诗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此文发表于《当代满族作家论》200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完）

原文2004年1月 发表于《当代满族作家论》  浏览：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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