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地否定其过去、现在，绝不给其留下“未来”的空间。这是“五四”的呼声，也是文学启蒙运动潮起之时的主流。透过这个主流去看，桐城文派的“坏”乃是因为它无能适应浩浩荡荡的时代之潮，原来桐城文派的鼎盛期早已过去，它在一个与载道传统发生断裂的转折时代不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 　　二 　　在周作人1932年于辅仁大学的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当中，“载道”、“言志”说是这次著名的演讲中的著名提法，桐城文派亦是被纳入到其“载道”、“言志”二元论文学发展史的整体视野下得到观照。周作人的演讲共分五个部分，桐城文派为第四部分，篇幅约占六分之一。周作人认为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传统中，一直存在“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的主导，故“载道”、“言志”相互消长。周作人看重言志，故将载道派的文学当作言志派的反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周作人的此种表述似乎已成老生常谈，但在80年前出于维护新文学健康发展和为其寻找合法性源头的目的，却显得十分必要，也能引得同人的喝彩，为新文学呐喊助威。自晚清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对桐城文派“义法”的批判，到“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傅斯年等竖立起倒桐城文派的大旗，所谓的“桐城谬种”一类不无激进的提法容易让人将桐城文派完全当作某种反动、腐朽、没落的文学。事实上，桐城文派的后裔们，即便桐城“中兴之才”如方东树、林纾等人虽多方设法也没能挽文派颓丧之势。不但如此，他们的文章著述还被讥评为“文法不通”。从新文学的时代大背景来看，周作人对桐城文派的评价比较克制，更与一棒子打死的讨伐无关，周作人反对桐城文派的“义法”，肯定的是其创作实绩，“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以为桐城派倒有可取处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味。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有时比唐宋八大家的还好”。 与陈独秀、钱玄同等人的讥评相比，周作人的态度显然要温婉、宽容一些。之所以采取温婉、宽容的批评，一方面是因为周作人处世待人原则，另一方面则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创作观不无关系。周作人反对更不会践行所谓“义法”，但他对桐城文章“文学意味”的肯定则能说明他文学史观的辩证色彩，他不因自己偏好言志的文学一脉彻底否定桐城文章的贡献。如《桐城文派评述》一书体谅桐城文派不完全贯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周作人也不绝对视文派为不可救药的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者。关于考据，周作人如许评价：“本来自唐宋八大家‘文以载道’而后，古文和义理便渐渐离不开，而汉学在清代特占势力，所以他们也自以懂得汉学相标榜。实际上方姚对于考据之学却是所知有限得很”；关于义理，周作人如许评价：“他们（指桐城派，引者注）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并不是处处要和程朱一样，而是以为：只要文章作得好，则‘道’也即跟着好起来，这便是学行方面的成功”。不仅如此，周作人还以为桐城文派推崇的“义法”其实是一种“修词学”，是服务于文章写作的雅正标准，只不过这样的义法在每一代桐城诸子那里都难以说清楚道明白，故桐城文派“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是“古文”而非其他，这大概是周作人对桐城文章的总体态度。正因为打心里认识到 “古文”并非一无是处，或者说“古文”传统有其内在的生命力，即便桐城文派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坏”，周作人还是不忘表彰近代文学史上这个文派的特别贡献，去肯定一个特定时代、特定文学圈内文学实践的价值和某些未必落伍的策略性调整。周作人认为，经桐城中兴的“明主”曾国藩的努力，他所影响的吴汝纶、严复、林纾非但不是新文学的罪人，相反，他们“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真合得上“没有桐城后裔的努力，何来‘五四’”的话题。不过，当着这样的桐城古文最终和新文学“言志”一脉发生矛盾之时，周作人出于维护“言志”文学的优越性、出于呵护他所珍视的新文学“宁馨儿”，也会不失时机地强调林纾、严复的消极一面，“他们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周作人的温婉、宽容背后还有他作为新文学大家的坚持。 　　在近代中国，桐城文派的余绪秉持的“载道”传统代表了中国文学史文学工具论其时的具体展开，汉学家出身的新文学家们接续的晚明的“言志”传统则张扬了文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载道”、“言志”既是文学观念的对立，也是文学实践的对立，是反映在文学观念和创作方面的双重对立。新文学作为革命文学的直接目标即便不是要打倒、消灭反动的文学，“言志”一脉也未见得有胸襟和胆识容下原本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载道”文学和文学所载的封建之道。周作人看到新文学稳步前进的历史合理性、旧文学走向衰败的必然性，也不无认同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对桐城文派的讨伐。周作人不是从讨伐者一方来检讨桐城的非，也不是受诱于桐城文派自身的鼓吹并以之来肯定古文的是，他的“载道”、“言志”二元论文学发展史观树立的评价标准穿越了历史的重重雾霭，更具有包容、稳妥处和阐释强度，也更能涵盖古今文学演变的此消彼长、循环前进之格局，这就是周作人此次演讲着重思考的文学史问题。事实上，在“五四”大讨伐的批评热潮消退之后，周作人以相当个性化的风格一直持续着对文学史上革新与守旧现象的探讨，他始终反对文学的功利性，赞同文学的自主性，即所谓的“文学是无用的……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 他的文学观和文学史意识都是统一于对文学“无用”的鼓吹，他甚至以之为基点来重建中国文学史。在《自己的园地》中，“言志”、“载道”的双核模式雏形稍具，而到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个模式既能检验历代的文学变迁，也能检验新文学运动的实绩。中国文学史走着“言志”、“载道”交叉的路——在某个时候，“言志”被突出；在某个时候，“载道”被突出；在某个时候，“言志”可佳；在某个时候，“载道”无碍，只要这个“道”能促进“志”更好地得到表达。这个观念，周作人在演讲的近结尾处这样表述：“我的意见是以为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条河，只要遇到阻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变化，再遇到即再变。所以，如有人以为诗言志太无聊，则文学即转入‘载道’的路，如再有人以为‘载道’太无聊，则即再转而入于‘言志’的路。现在虽是白话，虽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后也仍然要有变化，虽则未必再变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却许是必得对于人生和社会有好处的才行，而这样则又是‘载道’的了”。 很多时候，文学的历史之河不是“言志”压倒“载道”，就是“载道”压倒“言志”，不管周作人建构的文学史观念或模式是否真能充分有效应用于我们对文学史的观察，周作人毕竟尝试用它来解释和评价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实绩，以至于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学史还受惠于周作人的“载道”、“言志”二元模式。由此看来，周作人对桐城文派的态度是一种独具史家意识的对文学潮流做历史化处理而形成的态度。我们也不难理解，在这样的历史意识中，“古文”的好、“古文”的坏最终等同于桐城文派的好、桐城文派的坏，在“载道”、“言志”的循环模式下坏和好都是因为观察者立论的角度之异，周作人的见解确实没有什么不妥。 　　 　　三 　　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桐城文派评述》相互对照，不难发现周作人对待桐城文派的态度和姜书阁多有相似之处，这当然不是要说周作人沿袭了姜书阁的一些说法，可能的更是新文学运动如火如荼发展态势下文学史研究、文学史写作的弄潮儿的所见之趋同。不妨先从两书的文化历史意识着手。《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开篇，周作人有言在先：“既然文学史所研究的为各时代的文学情况，那便和社会进化史，政治经济思想史等同为文化史的一部分，因而这课程便应以治历史的态度去研究”。 《桐城文派评述》的开篇，姜书阁则重点指出：“文章之变，以时代潮流为转移。世事更易，文体亦随之而不同。”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两书不唯论文学而文学，因而文学之变其实是时代之变的反映总是能适当得到照顾，两书的旨趣、立场由此可见。《桐城文派评述》虽是以桐城文派为个案，梳理其“缘起、传衍、发展、递变和衰落的情形”，背后却有自觉的文学史观和文化意识。表面上看，桐城文派的兴衰只是某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衰，实际上立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角度，这一流派的历史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折射，尤其是古典文学表现形式、手段的终结几乎都可以从其中找寻到共同的规律和原因。正如我们愿意看到的：桐城文派的好、桐城文派的坏等同于“古文”的好、“古文”的坏，桐城文派的好、桐城文派的坏是一代文学的好与坏的集中表征，也是整个古典文学的好与坏的集中表征，经验和教训足以殷鉴未来，对于处于对立状态的新文学亦有启发。姜书阁这样归纳文学史上文体演变、文派承续的兴衰历程：“新旧文体递变之过渡时期，每有截然不同之两大派或数大派，驰骋于文坛之上。杰出者倡之于前，庸弱者乃随声附和，以相标榜，而应之于后。始则面目新颖，一扫旧日积习，人皆厌故习新，故趋之如鹜，遂成当时惟一之大派。久则其体之用渐尽，为文者乃沿袭旧调，专务摹仿，无所改进，不能予世人以新刺激。世人亦习闻而厌，莫肯稍加注意。于是习者渐减，其派乃不得不衰”。 用桐城文派清初至民初两百年的演变轨迹来证实，姜书阁的观点实乃相当平实、有根有据：桐城文体的生命力造就的文派的生命力大体说明一个信守“义法”，“文章整洁平通，不为华辞艳语，不作考据名物”的创作路径的效用和影响，这是“古文”的长处。反之，这个效用和影响的丧失也说明“义法”不能保证“古文”的万古长青，也同样不能保证桐城文派的万古长青。不注重创新，过于相信“义法”的灵妙，结果只能处“义法”的牢笼、受“义法”的束缚而不能专擅“古文”的好，“古文”的坏也就格外突出。 　　前文说过，姜书阁能体谅桐城文派不完全贯彻“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这有史实为据。在姜书阁写作《桐城文派评述》一书时，新文学蔚为大观，主流地位不断强化，桐城文派已然为新文学倡导者打倒，其光芒也为新文学的创作实绩掩盖，其影响几乎消失，甚至为识时务的世人所彻底鄙弃。可以想见，姜书阁要为这个被激进的新文学发起人视为“谬种”、“余孽”的文学流派写作专史遭遇的困难。即使没有被人当作“桐城余孽”的嫌疑，也得颇具一番理论勇气来处理。姜书阁体谅桐城文派不完全贯彻“义理、考据、词章”的三者合一不是要为他们在新文学一旁争得位置，再续“古文”的传统，而是尽可能恢复一个文派、一个有自身个性和成就的文派真实的历史面貌，并总结其文学史教训。不说《桐城文派评述》第四章“桐城派之传播”从时代大氛围造就的文化语境讨论曾国藩振兴桐城文派的功绩、严复林纾翻译的别开生面（他甚至认为曾国藩闳通知远，当居桐城文派之首），单就《桐城文派评述》第五章“对桐城派古文家之批评”而言就能体会作者的用心。此章设四小节，分别为“桐城派自己之批评”、“非桐城派古文家之批评”、“白话文家之批评”、“述者对于桐城之总评”——这一设计自然保证了作者视野的开阔，既能立足文派实际，又能跳出门槛之限，充分照顾到各种观点和立场，因而“照隅隙，观衢路”的史家意识也格外得到彰显。如“桐城派自己之批评”一节针对桐城之文空疏无学，引用曾国藩对桐城大成之祖惜抱的评价——“惜抱名为开辟汉学，而未得宋儒之精，故有序之言虽多，而有物之言则少”，认为：“实则桐城派人，全坐此病……初时习桐城者，尚能得其形似，后乃并其貌而不得也”；如“非桐城派古文家之批评”一节对宗宋、宗汉的学术传统做出缕述，从宗汉者对桐城文派褒贬兼备的批评来细致分析戴震、钱大昕、章炳麟立论的确切，并指出梁启超对桐城文派的盲目崇拜有悖文派的文学史实绩；如“白话文家之批评”一节，以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为代表，肯定文学革命持论者对桐城文派“有深切之认识与批评”，尤其是胡适的“勉强应用”的断语。《述评》的结尾这样来定性桐城文派：“以历史之眼光言之，桐城派已为过去之遗迹，陈旧尸骸，不可复生。今而后设有人欲更兴其说者，则直眉目而已，吾断其必无成矣。时代关系，兴文派之兴替，不可忽也。” 作者秉笔直书的客观处理在此可见一斑。不薄今，不厚古，作为桐城文派的“第一本专书”，正因为有“论从史出”、“以史带论”的保障，《桐城文派评述》一书的眼光在今天也才颇不过时。 　　《桐城文派评述》发表约莫半个世纪以后，姜书阁先生在新著的《骈文史论》的“序”文里对自己少时的著述有过简短的回忆：“一九二五年，余在唐山学铁道工程，不惬于衷。明年，入清华，学政治，时年十九，课馀著《桐城文派评述》（有商务印书馆1930年《国学小丛书》本及1933年《万有文库》本），旨在撰史，非欲为桐城家张目也。而世之读我书者多疑余少好其道，老而不移。噫！岂其然欤？” 不像很多学者到了老年悔其少作，姜书阁就事论事的洒落、坦率个性于此力透纸背般分明。也许正是秉持了“旨在撰史，非欲为桐城家张目”的初衷，《桐城文派评述》作为评述桐城文派的奠基之作，它因体例的严谨、规范，它因“便当可用”，才会进入周作人的视野。而在姜书阁本人，“旨在撰史，非欲为桐城家张目”的文学史写作理念成就的则是他披荆斩棘开创桐城文派研究先河的功绩，他原来在起点上就占据了一种高度。 　　顺便要说的是，姜书阁写作《桐城文派评述》，时为清华大学大二学生，年龄不到二十岁，正当青春年华。他那个时期，清华园里好读书，大学校园也许还没有老耄的散步者，但那些后来名声显赫其时正年当少壮的教授们一定感召和吸引了他。他在一个最恰当的年纪写下一本书，这本书又似乎推动他在生命的中年、晚年回到文学史著述的起点，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国文学史四十讲》、《说曲》、《骈文史论》、《文史说林百一集》、《文史说林百一续集》就是明证。无疑，这更是螺旋式的上升。（完）

原文2020.10 发表于《文化与诗学》2015年第二辑  浏览：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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