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推迟了20年出版的学术著作 ——读姜书阁先生《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 2010年4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已故姜书阁教授20年前完成的《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上下册),了却了作者生前的夙愿。 姜书阁教授是一位学养深厚,治学严谨,在古典文学和史学等多个领域均有独特贡献的学者。文革以后,他在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辞赋、《文心雕龙》研究、骈文史、诗学、词学、曲学等方面有多部专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齐鲁书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岳麓书社等各大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样一位成就卓著,影响广泛的老学者的一部封山之作《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在他生前却未能出版,使他欲效法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而时隔二十年后的今天,它终于得以问世,又不能不算是幸事。 《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上下册)计95万余字,共收论文202篇,是作者数十年间读书、治学中具有“评论,考证,驳辩”性质的心得之记录、阐发和集结,针对性很强,绝非一般的学术研究论文。 翻开《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 从上册第一篇《黄帝纪年》指出刘师培,宋教仁考订的黄帝纪年不能确立,到下册最后一篇《选文应录全篇,不可截去首尾》评萧统、姚鼐、曾国藩等选《桃花源记》及《归去来辞》之不当,中间虽有对古人及古书的批评,但全书主体正如著者所说“大抵十有七八皆驳难时贤之作”。对我国当代学术界来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对所“驳难”的“时贤”均指名道姓,对他们著作及文章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不论大小皆明确指出,“不因为我所敬爱之师友而有所回护,亦不因其闻望崇隆为举世推尊而有所避忌。”不难发现,本着这一原则,书中涉及的“时贤”颇多,按其篇目先后举其要者如:朱东润、刘大杰、余嘉锡,汤炳正,姜亮夫,梁启超、胡适、游国恩、任继愈、钱基博、钱钟书、郭沫若等等。可以看出,上述诸先生均是二十世纪中国国学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作者书中指出他们著述中的若干问题,当然不会影响他们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著作“完美无缺”,谁也不能夸口说自己知识上绝无“盲点”。 《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中所“驳难”的学者,正不乏作者的师友。然而,恰如前人所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让读者在辩驳中认识学术真谛。 但是,这样一部不囿于门户之见,不涉及个人恩怨,“论学不论人”,“只以论说文史,期有补于学术”,体现“百家争鸣”精神的著作,竟不能见容于当时。1990年姜先生在本书下册《自序》中谈及个中原委:“友生有见我书目录者,私相建言,请撤出某些评论篇章;不然,则此稿将莫肯为之出版矣。噫!余竟不知当代有若古之所谓‘圣人’者出,其著作已‘具有某种经典性’,而区区如我者,竟敢不自量力,罔识忌讳,对其著作进行批评,甚至择误纠谬,则我书之终不为今时出版家所接受,不问可知。”最后,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耄耋之年,但愿著其所得以贻后世,固不必及吾身而亲见之也。倘吾稿得留存三五十年,时移世易,‘圣人’之气无复今日之盛,则学术上之是非正误,自有能辩之者。吾何忧哉?是故什袭而珍藏之,以待来兹。” 通过《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写成后被搁置20年的际遇,可以看出,要真正形成以探求真知、繁荣学术为指归的良好学术批评氛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幸运的是,毕竟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先生的这部可能引起众多争议的书,并未等上“三五十年”,而只过了20年就公开出版了。这可能也是先生始料不及的。 令人欣慰的是,近来在《南方周末》上开展的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指责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抄袭的争论,《中华读书报》转载的袁传璋教授质疑冯其庸教授《〈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研究方法平议》(见《文史哲》2010年第2期)的文章至少都表明了一点:舆论界和读者对学术研究的价值及道德取向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较之上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的学术环境已开始改善。大胆亮明观点,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健康的学术争鸣风气正在一点点形成。前景令人期待。这大约也是《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得以出版的大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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