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墓是历史上的名人墓葬，1956年公布为江苏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扫“四旧”时被彻底摧毁，1984年复建。2004年，镇江市政府决定以宗泽墓为中心兴建“宗泽纪念园”，表明宗泽墓的保护和开发已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把它作为文化建设的大事来抓，拟创建一个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一决策，符合时代的潮流和人们的企盼，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拥护。兴建“宗泽纪念园”的决定宣布后，关于文革后1984年复建的宗泽墓是否错置的争议就浮出了水面。南京、镇江、金华、义乌等地报刊纷纷报导，散居各地的宗泽后裔及有关人士积极参加讨论。我们怀着对宗泽的崇敬，也撰写了《关于宗泽墓及其纪念祠的历史考察》一文，清理历史上有关纪念宗泽的各种设施及其兴废的记载，供制订宗泽纪念园建设规划时参考，但对文革后复建的宗泽墓也存有疑问，认为可能错置在其后裔的墓上，故提出了“容有错置”的看法。镇江市领导对这场争议十分重视，王副市长批示：“广泛征求意见并讨论后，提出一个结论。”市文化局领导分别听取争议双方的陈述，组织市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座谈，还委托原镇江古城考古所长刘建国，组织考古团队，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四、五年过去了，关于宗泽墓是否错置的争议仍聚讼纷纭，严重影响了“宗泽纪念园”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 　　 　　争议的一方是文革后宗泽墓的复建者，得到了义乌宗宅村部分宗泽后裔的支持，认为“宗泽墓沿袭至今近九百年的历史”，“现今的宗泽墓是宗泽原始墓址没错”，“1984年整修宗泽墓是在1937年修缮扩建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复建工程”，认定文革后复建的宗泽墓的位置绝对正确，断然否定和拒绝不同的意见，且话说得很难听；另一方是首先发现并指出现今的宗泽墓墓址有错者，得到镇江、常熟和义乌宗堂村、宗宅村的一些宗泽后裔的支持，我们也赞同此说，认为南宋宗泽墓是建在宗泽墓山居中偏右山岗的山腰里，历史上不存在迁墓之事，文革后复建的宗泽墓是错置在其后裔的墓上。 　　 　　我们认为通过墓址的研究和探讨，将有助于提高对宗泽墓这个历史遗存及其特殊价值的认识，因此积极参加。本文拟围绕争议的焦点：南宋宗泽墓究竟在墓山何处？如何解读“忠简公墓图”？梳理各方的观点，核实有关资料，并作一些评述，以祈有助于消除分岐，取得共识。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南宋宗泽墓在墓山上的地理位置 　　 　　 　　 　　史载，宗泽于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在东京留守兼开封尹任上病逝后，宋高宗命其子宗颖和岳飞扶柩归镇江，与夫人陈氏合葬，并赐予京岘山北麓汝山湾之原为宗泽墓山。南宋宗泽墓在墓山的位置当年缺乏记载。清康熙年间，奉侍生宗文灿在《忠简公墓图纪》中有描述，写道：“宗泽墓坐丙向壬，汝山为案，沙渚环抱，大江远流，墓前通丹徒大路，对墓为陈家湾，陈姓聚居于此。”解放初曾任镇江市文教局长、熟知当地名胜古迹的姚荷生，在1956年出版的《镇江的名胜古迹》一书中说：“宗泽墓在山腰里，当地人称为‘宗家坟’，墓门远望大江，左右岗峦环抱，气象十分雄壮。”我们带着争议的问题，去宗泽墓山汝山湾之原实地考察，根据宗、姚的记载，结合当年宗泽的政治地位及宗家在此前后的巨大变化，进行综合分析。众所周知，夫人陈氏去世时，宗泽正遭政治迫害，被羁置镇江府，行动不自由，经济上贫困潦倒，只得就近在京岘山找个地方将夫人安葬，其原来墓址现今已无从查考。宗泽逝世时，他官高位尊，声名显赫，宗家的社会地位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宗泽逝世后奉旨归葬，非同寻常，与夫人陈氏去世时的境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宗颕、岳飞等必然会在钦赐墓山上，挑选一块与宗泽的崇高地位相称的地方建墓。宗泽墓山大致由自上而下的四个小山岗组成，其中居中偏右的山岗规模最大，其山腰地势高旷平整，向北面缓缓延伸，前方是丹徒大路、汝山、长江，高低层次分明，正如宗、姚描绘的“宗泽墓坐丙向壬，汝山为案，沙诸环抱”，“墓门远望大江，左右岗峦环抱，气象十分雄壮”，确是建墓的理想之地，能较好地体现宗泽的地位身份和理想抱负。我们登上这个山腰的高地，举目四望，宗、姚所述的情景历历在目，一目了然。同时，也看到该处仍有一个墓壙的痕迹，似为文革前宗泽墓的遗存。宗、姚的记载，不仅证明此处是南宋宗泽墓的所在地，同时也证明直到建国后（文革前）其墓址并无变动。 　　 　　2005年5月开始，宗泽墓考古团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他们将墓山居中偏右山岗的山腰标为一号土丘，文革后复建的宗泽墓标为二号土丘，然后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钻打深孔，试掘深沟，分层细究，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在南宋晚期层，发掘出南宋的享堂、配殿、墓道等建筑遗迹，出土了碗底墨书“宗”字的瓷器、“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三种北宋钱币等一批历史文物。这次考古的结论是：“志载：宗泽享堂是建于墓道之上，因此，此次宋代享堂及配殿遗迹的发现，证实了与享堂正对的一号土丘应是宋代宗泽墓所在。”考古发掘出的遗迹、遗物，对认定南宋宗泽墓的地理位置是无可辩驳的最有力的证据。 　　 　　宗泽墓的复建者却完全否定这次考古的价值，乃至怀疑考古组的作为，说什么“这是一次授意的发掘，也是一次随心所欲的发掘。发掘仅取一点不及其余（因从宗泽墓图上看有11-12座享堂建筑遗址），故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科学的发掘（据说花了四个月时间），其发掘结果也显然是错误的（如分一号丘、二号丘等，且宗泽后裔对此也持否定态度），又无上级（省里）严格检查验收，是不足据的。”那么，他凭什么认定“现今的宗泽墓是宗泽原始墓址”？回答是根据所谓我国古代的葬制，并斥责我们“没有能从根本上看问题，没有抓到本质，把握住关键问题——葬制。”于是，大发宏论，写道：“按古制，合葬始于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有周公辅佐其兄武王执政，成王即位年幼，由周公摄政，制定一系列礼制典章制度。故西周《礼记·檀弓上》有‘周公以来盖始祔葬’， 祔即合也，言将后丧合前丧。查宗泽夫人陈氏逝世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之后，宗泽逝世于南宋初年建炎二年（1128年）。由此可知，夫人陈氏早于宗泽六年去世，先行安葬于京岘山即现今墓址。六年后宗泽逝世，由其子宗颖和学生岳飞由开封护送宗泽遗体来镇江，依照‘后丧合前丧’的既定礼制，即将宗泽遗体并入夫人陈氏墓穴内合为一墓，亦即是现今墓址。”他把《礼记正义》说成是西周的作品，是周公制订的礼制典章制度，认为文中提到的“后丧合前丧”是“既定礼制”。“后丧合前丧”是“既定礼制”吗？我国古代礼制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值得商榷。 　　 　　首先，《礼记正义序》指出：“《礼记》之作出自孔子。”是孔子整理西周礼制及各家有关著述，汇集成篇，才形成《礼记》初本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礼记正义》概述了《礼记》被重新发掘、历代各篇章的增删、各家注疏、各流派的传承等情况，直到清代纳入汉郑元注、唐孔颖达疏，构成《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并编入《十三经注疏》，才成为现今的通行本。《礼记正义》集我国古代礼制的大成，但并不是西周的作品，更不能说是周公制订的礼制典籍。就以他引用的《礼记·檀弓上》来说，原文是：“季武子曰：周公盖祔。”孔颖达疏曰：“季武子言云，周公以来盖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后丧合前丧。武子去周公不远，无可疑，亦云盖者，意有谦让，不敢指斥，虽不疑亦云盖也。”指明此说系“季武子言”，并非来自周公制订的礼制典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盖”字，“盖”系传疑之词，季武子记录此说，虽不敢指斥，却有存疑，特加“盖”字。季武子尚且感到此说未必真实可信，怎能把它说成是“既定礼制”呢？ 　　 　　再说，周礼强调的是“体”。《礼记正义》释曰：“其体有二：一是物体，言万物贵贱、高下、大小、文质各有其体；二曰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用世界万物的差异，说明在礼制中建立等级制度的必要性，这是周公制礼作乐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礼制包括形、质两个方面，形是可变革的，质是不可变革的。《礼记·大传第十六》指出：“立权度量，考文章，易服色，殊徽号，异器，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不可与民变革者也。”关于男女间的定位，《礼记·郊特性》说：“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器用陶匏，尚礼然也。”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思想观念直到宋代都没有变化，这是封建等级制度在男女关系中的体现。把“后丧合前丧”的形式视为“既定礼制”，不管客观情况如何，都必须无条件遵行，并以此去推断宗泽墓址，于是陷入难以自拔的泥潭，把自己置于历史记载、考古发掘提供的客观事实的对立面，这表明对我国古代礼制的精神实质尚缺乏正确理解。 　　 　　宗泽墓的复建者曾转引清光绪《丹徒县志·陵墓》中的“宗忠简公墓在京岘山东北夫人陈氏袝”一语，认为其推论“与志书所记相符”。这段文字是复合句，把它点断，可分为“宗忠简公墓在京岘山东北”、“夫人陈氏袝”两句，显然前者是主体，后者处从属地位，清楚说明是把夫人陈氏袝于宗泽墓，而非“将宗泽遗体并入陈氏墓穴合为一墓”。他原想用志书证明其论断的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其结果适得其反，进一步表明这种推断的谬误。 　　 　　 　　 　　正确解读“忠简公墓图” 　　 　　 　　 　　为了保护历代名臣先贤遗垅，清廷著各地方有司修葺管理。于是清康熙年间，镇江知县鲍天钟率奉侍生宗文灿等绘制“忠简公墓图”。“忠简公墓图”是经清镇江官府审定的，与一般的家族自绘的墓图不同，它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其后，宗文灿将“墓图”编入清康熙刻本《宋宗忠简公全集》卷十二。在这次争议中，各方也拿出一些墓图，如民国戊子重修《麒麟塘宗氏家谱》中的“宗忠简公墓图”、清乾隆《宗氏家谱》中的“忠简公墓地位置图”，与我们持有的清康熙刻本《宋宗忠简公全集》中的“墓图”对照，并无二致，各宗氏家谱很可能是按《全集》所附墓图复制的。因此，“忠简公墓图”是认定宗泽墓的最直接、最可靠、最有力的依据。 　　 　　宗文灿等所作的“忠简公墓图”，是遵照清顺治年间镇江官府对程德“占葬”事件的《断案》绘制的，内标有宗氏三塚、程家四塚，这时宗泽墓区实际上成了一个墓葬群。“墓图”绘得相当精细，对墓山的结构及走势，墓区内各墓的位置和朝向，宗泽墓的纪念设施，甚至程大烺之父的这个土坟堆，都绘得清清楚楚。只要我们持严肃、认真、公正的态度，查对有关的记述，搞清各墓位置及墓主情况，实事求是解读“忠简公墓图”，是不难分清是非正误，对宗泽墓址取得共识的。 　　 　　打开“墓图”，宗泽墓位于墓山居中偏右山岗的山腰里，居墓区的中心位置，这是一目了然的。宗泽墓的复建者却说：“宗泽墓址（指现今的宗泽墓）和墓区位置图对照，也是完全吻合的、准确的。”“墓图”所示的宗泽墓与文革后复建的宗泽墓相距有三十米左右，不知他是怎样对照的，竟得出“完全吻合的、准确的”结论。复建者声称：“现今的墓是按1937年宗泽墓复建的。”的确，1937年是历史上宗泽墓的一次大整修。这次整修对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宗泽墓墓址没有丝毫更动，仍在“墓图”所标的位置上。据有关的记载和回忆，这次修复了“石驳墓壙、坟墓包，前列墓碑依旧文曰：‘宋宗忠简公讳泽之墓’，墓包前为平台、台阶（双层平台夹双层台阶，上为13级台步，下为10级台步），平面呈由高向下的曲尺坡梯形，两边环状墓道相抱。”在墓道中新建花坛，坛中竖立《重修宗忠简公墓碑记》，墓道入口处，新建“民族之光”的石牌坊，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精神。从与宗泽墓直接关联的墓前平台、台阶看，建有双层平台，上下台阶共二十三级，表明宗泽墓位于居中偏右山岗的山腰里。请问，如果说现今的宗泽墓是在1937年墓址上复建的，怎么不重建双平台、多级台阶，以襯托宗泽的光辉和伟大？事实上是由于宗泽墓已被移到右边小山岗比较低平之处，已不可能也不必要建造双平台和如此多的台阶了。复建者为复建进行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做了大量工作，有不少收获，如发现《重修宗忠简公墓碑记》石碑，拓下和拍摄碑上的文字，找到石牌坊的两条坊柱等，为复建这些重要的纪念物提供依据，可是却忽略了对墓址认真细致的查考。他们曾走访陈家湾（村），登上墓山考察，由于宗泽墓在文革扫“四旧”时已彻底平毁，上面草木丛生，难觅踪迹，而右边不远处有一墓葬，虽墓壙已坍塌，墓包已破坏，但“园形花坛、长长的墓道及两边稀疏的冬青树皆显现眼前”，就认为这是宗泽原墓。文革扫“四旧”的斗争矛头专指像宗泽这样的名人墓葬，一般墓葬并不在扫荡之列，因此往往是一般墓葬保存尚可，而名人墓葬却荡然无存，不抓住这个特点，去追查、考证和鉴别这个墓是不是真正的宗泽墓，这可能是造成错置的重要原因。复建者虽把宗泽墓错置在其后裔的墓上，但墓形、墓碑、墓道、石牌坊等，是根据1937年的记载及找到的部分实物复建的。当人们对现今的墓址提出质疑时，他又拿出1937年有关宗泽墓外表和纪念物的记述，来反驳对墓址的质疑。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真把人们搞得头昏脑涨。 　　 　　“墓图”标示，宗泽墓上方为程德墓。清顺治镇江府经历杨启瑞登山踏勘丈量后指出：“宗忠简公之墓居下，程德之墓居上，其坐之向道虽有少差，而实无逈异。”明崇祯年间，宗泽常熟裔宗发在《清墓田林木引》中气愤地说：“恨为程指挥坟处于首丘，仅丈宗尔！踵接凌逼，几同父子位，楔棹石函，俨似一姓龙脉之斩。”可见宗泽和程德两墓相距仅丈余。有人说：“这从‘乾隆墓区图’中可以看到，所谓程德葬地即位于现今一号土丘处，这表明宗泽墓迁至二号土丘是与此事件（指程德‘占葬’）有直接关系。”关于程德“占葬”事件，我们在《关于宗泽墓及纪念祠的历史考察》中，已较系统阐述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官府的处置，程德虽“占葬” 宗泽墓山，但没有也不敢搬迁宗泽墓，只在这个山岗的上部建墓。“墓图”清楚标示，在居中偏右山岗的高地上宗泽、程德两墓并存，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妄自猜测呢？“墓图”左侧小山岗的山坡上有程家两墓，是程德的儿孙。程家三塚是明宣德年间或稍后先后建起来的。至于宗泽、程德两墓间右侧的墓，系清顺治年间程大烺将其父之棺强埋于此，丹徒县令张晋勒令其迁出宗泽墓山，程家拒不执行，但也不敢公然建墓，“墓图”显示仅仅是一个土坟堆而已。 　　 　　“墓图”左右两边小山岗上，各绘有宗姓之墓，他们自然是宗泽的后裔，但墓主是谁，何时埋葬于此，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在争议中，一些人认为文革后复建的宗泽墓错置在其后裔的墓上，我们赞同这个意见。但有人说这是宗泽的第二个孙子宗嗣尹的墓，却不以为然。《盘溪宗氏宗谱》记载：宗嗣尹“娶陆氏，继娶赵氏。葬张胡岭。”《麒麟塘宗氏宗谱》记载：宗嗣尹“娶四明陆氏，诰赠夫人。继娶赵氏，生卒缺。合葬东西溪天鹅抱子形。”二谱对宗嗣尹葬地称呼虽不同，但指的都是义乌同一地方。当时没有，此后更不可能移葬到镇江的宗泽墓区。因此，查明右边小山岗上宗姓之墓的墓主，是搞清错置的关键所在。宗泽镇江裔宗玉明对这场争议极为关注，去年把家藏的镇江制锦坊的《宗氏家谱》拿给我们看。我们翻阅了这部家谱，上述谜团终于解开了。《宗氏家谱·庆衍世图牒》对两墓的墓主有明确记载。左边的是宗泽十五世孙宗玺（镇江制锦坊房的《宗氏家谱》奉宗泽之父宗舜卿为始祖。现改用宗泽开始计算其子孙的世系，原谱所列世系均需下移一世。如原谱十六世孙宗玺，应为宗泽十五世孙；原谱二十世孙宗有德，应为宗泽十九世孙。）和夫人管氏的合葬墓，于明隆庆元年建造；右边的是宗泽十九世孙宗有德及继夫人贾氏和其母裴孺人的合墓，初建于明崇祯十七年，扩建于清顺治九年。宗泽的后裔怀着对宗泽的高度崇敬，从南宋至明宣德前的三百多年里，其子孙从不在宗泽墓区建墓。何以明末清初在墓区建墓呢？这与程德“占葬”有直接关系。程家有钱有势，以佃田名义霸占宗泽祀产，“占葬” 宗泽墓山。宗泽镇江后裔发现后，一面向镇江官府申诉；一面为了保护宗泽墓区，决定把去世后的族人分葬墓区的几个山岗，以抵制和防止程家扩大“占葬”。能埋葬在宗泽墓区的宗泽后裔，均非泛泛之辈。宗玺，谱载：“邑庠生，敦古博学，介然特立”，是一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刚直不阿之士。宗有德在族内的作用更值得进一步探究，谱载：十九世孙宗有德，“柏公长子，行六，字振宇。忠简公墓地为武弁程指挥侵占盗葬，力为清复，迄今肃清，赖公首严之力。生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七月二十六日午时，卒于顺治九年壬辰十二月二十日辰时，葬忠简公墓右，裴孺人壙内昭位，……继娶贾氏，与公合葬。”明崇祯年间，淮南孝廉李长科为修复宋忠简公祠而奔走呼号，在所撰的《修祠疏》中提到，他曾走访镇江宗家巷，接待他的宗家领头人就是宗有德，向他“备述家世之详，更出其真象世谱暨朱文公、陆丞相诸名贤题跋。”种种迹象表明，宗有德很可能是当时制锦房宗氏的族长。宗有德生时勇敢地与程家这股恶势抗争，力为清复；死后葬在宗泽墓右，以示捍卫宗泽墓区，他的作为值得钦佩。我们与宗玉明曾议论，既然已查明文革后复建的宗泽墓错置在其十九世孙宗有德的墓上，应予以纠正，按历史上的形制规格重建宗泽墓，让老英雄宗泽魂归故墓；现今的宗泽墓原是宗有德的墓，宜适当整修，增添墓碑，说明其身份和作为。宗泽墓是墓区主体，宗有德墓是墓区的捍卫者，两墓并存，相得益彰，还留下一段历史佳话。宗有德是镇江宗氏的嫡近祖先，也为镇江宗泽后裔提供一个祭扫的场所。此举有百利而无一害。 　　 　　 　　 　　宗泽墓是“宗泽纪念园”的重要标志。如果宗泽墓墓址得以认定，就为“宗泽纪念园”的建设扫除障碍，奠定基础。“宗泽纪念园”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工程，诸如宗泽墓按怎样的形制规格重建？陵园中其他墓葬如何处置？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纪念设施如“忠简公享堂”等是否恢复，如何恢复？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应增设哪些纪念场所，增添哪些纪念设施？一一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反复论证。我们建议镇江当局把《宗泽纪念园规划》公布于众，必要时可组织召开座谈会，尤其是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座谈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人们的智慧，把宗泽纪念园建设得更好更快，象矗立在杭州西湖之滨的岳庙，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象征，永远屹立和闪耀在中华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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