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任政永别了一生钟爱的笔墨和我们家人，永别了他广大的学生以及喜爱他书法的人们，驾鹤西去，已经整整十年了。父亲在祖国书法园地里，孜孜不倦地耕耘了七十年。以往父亲常跟我讲述他甘苦的前尘，常常会叩击我的记忆之门，唤起我对他的深深的怀念。 　　 刻有“家在天台雁荡之间”的一颗印章，是我父亲十分喜爱而经常使用的。因为这是父亲诞生和生长的地方——风景幽美的浙江黄岩，在那里他度过了最初的学书生涯。父亲的启蒙老师是他的老叔祖，晚清举人任心尹——浙江颇负盛名的柳体专家。从七，八岁起，父亲每天悬臂练习大字两百，先学柳，再学颜，从不间断。这些都为他以后学书打下了扎实的楷书根底。同时，父亲还跟随任心尹公研习诗文。 老先生用背诵《论语》，《古文观止》和唐宋诗词来约束他那孩童好动的天性，从而也为父亲自幼打下很好的文学基础。 　　 然而，父亲的童年时代就与众不同地在黑与白的世界里和好似唱歌，死记硬背古诗文中度过了。在琅琅的诵读中，他的童心往往神游；一会儿，翘首远望小伙伴们的风筝在蓝天上晃荡；一会儿，又盼望读完之后，爬上树去掏雏鸟…… 　　 幼小的他，还吃了不少的苦头。星星闪烁，蚊子成群的夏夜，他把一双小脚伸进空酒瓮里；寒风凛冽的冬天，为防墨冻住，他将砚台架空，下方点上小油灯。尽管小手冻肿，还是不停地练字…… 　　那时，乡间的学书资料极其有限，就在这有限的资料里，少年的任永正（原名），他贪婪地吮吸着。之后，他又临习了颜鲁公的《元次山碑》，王右军的《圣教序》，汉《史晨碑》，甚至将清石梁编的真伪杂糅的《草字汇》逐字逐页临摹。这些草字结构变化，似刀刻印在他的脑海里一样，他写起来已是滚瓜烂熟。 　　一晃五年过去了，十二岁的他，在路桥镇已经小有名气了。他能经常为街坊邻居写些婚丧喜事之类的对联和条幅，还很受欢迎呢！有一次，父亲坐着写，时间长了，感到疲倦，原先悬起的臂不由自主地按在桌面上。那时，在簇拥的人堆里，有一位老先生见状对旁人悄声地说：“这孩子臂也悬不起，没前途！”父亲听后大为震动，事后便向那位老先生请教。老先生抚着我父亲的头说：“写条幅一定要站着，要居高临下，下笔的点画，波撇，屈曲 ，皆尽全身之力送出去。悬臂写字，就是练功，它能使笔势开展，收益无穷 。”老先生寥寥数语，深深地留存在他幼小的心灵之中。从此，父亲经过毫不懈怠的努力，养成了良好的书写习惯。 　　 1934年，家中遭了火灾，生活每况愈下。父亲才18岁，就自谋生路了。他凭着自幼熟 读诗文的基础，加上一手工整秀丽的小楷，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黄岩长途汽车公司。可是，没多久，抗日烽火遍地燃起，乡间公路遭到破坏，汽车公司自然就倒闭了。 　　 　　 　　 　　 　　 　　 　　 1938年，父亲离别了故乡，只身来到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准备投靠先期已到达的长兄。到了上海，他才知道，长兄两年前赚了点钱，逐渐成了个暴发户，与德 　　国商人合开了一家叫上海德华的染织厂。但是，兄嫂对他这个刚从乡下来求援的弟弟却很冷淡，不予接纳。父亲不得已，进了另一家在曹家渡的隆章染织厂，当练习生。当时，父亲已经22岁了，上海滩上，当练习生的一般都是14，15岁的孩子。其实，练习生是和童工差不多性质的，劳动时间长，报酬低，活又重。歧视和冷落，使父亲深深感到寄人篱下的痛苦。 　　行进在坎坷之路上，更需要韧性和毅力。在染织厂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抱着“即使是石缝中，也要拼尽全力钻出苗来”的决心和勇气，每天起早摸黑，补习英文，研读诗文及有关课程，终于百里挑一的考入了位于四川路桥堍的上海邮政局。当时，这还是个“铁饭碗”哩！此后，由于他的书法特长，很快被升为科员。不久，我母亲也从黄岩来到了上海。 　　在生活稍稍安定一些后，出于对书艺如饥似渴的追求，父亲的寻师拜教之情更为迫切。在当时的书坛上，马公愚先生享有盛誉，父亲日夜盼望着亲眼见见马老的挥毫。恰巧，在邮政局的一位同事，是高级职员，名叫徐绿芙，与马老熟识。父亲便托他带了几幅字给马老看，热望马老的指点。徐回来讲，马老看了作品，大加赞赏，要父亲不必拘礼，有空可以随时去马老家。在当时认钱不认人的社会中，马老这样破格的接纳我父亲，实际上是免去了拜师所需的修金和礼品，免去了一切的俗套了。马老的器重，使父亲非常感激和兴奋，更增强了学好书艺的决心。 　　父亲早在三十岁，已成名于海上艺苑。1947年，他的个人传略 和作品已被收录于《中国美术年鉴》（中国首部美术年鉴）。他所得评语是：“ ……书法各体俱精，行草宗二王，极刚健婀娜多姿之致；楷法初唐四家，平和简静；隶书于史晨礼器，曹全华山，得力最深；篆以石鼓为基，溯源古籀，肃 穆雍容，不失古雅。请益马公愚，王福厂，推为青年书家之有希望者，其造诣更将有期不可限量之前途。其家藏碑帖，极富且精……” 　　 父亲生活十分俭朴，粗茶淡饭，烟酒不沾。一年365天，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写字读书的。 　　初到上海，父亲曾经独自伫立黄浦江边，凝视滚滚的江水，久久沉思：这条大江不正是无数山溪流水汇集成的吗？在书艺上要有突破，创新，不正需要汇集前人的“山溪流水”？要登堂入室，我一定得尽可能博览名迹，广泛吸取历代的精华，以丰富自己。 　　从此，父亲就开始如饥似渴地搜集历代名家法帖和书法理论书。许多次，上午刚拿到工资，下班后就直奔四马路（现福州路）。见到一本好帖，不论价格多高，如果全部工资不够，他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卖了凑足了钱再买。回到家里不顾我母亲的埋怨，他只为得到一本好帖而窃 喜。 久而久之，旧书店老板和我父亲熟了，只要他一去，老板就把新进的帖任他挑选。运气好时，会捡到一块珍奇的“宝石”。但有时因见识不广，买进赝品，吃了大亏。 　　 　　 　　 　　 　　上海著名的碑帖收藏家唐希陶，是我父亲早年就结识的好朋友。在唐家，父亲翻读过几千本帖，视野大大开阔。尤其是在唐先生的悉心指点下，父亲获得了鉴别碑帖真伪优劣的宝贵知识。对唐希陶的藏帖，父亲除了细细观摩，还作了大量临摹。当时正处国内战争时期，唐先生怕家藏碑帖全毁于炮火之下，就把一部分寄放到我们家。于是，父亲有了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 　　我还记得，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称“二，六”大轰炸。虽然，空袭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到了晚上人们依旧是心惊肉跳，怕再次空袭。我们家住在东新桥（现浙江南路）金陵东路的石库门二楼客堂间。那天，所有的邻居都躲到底搂灶披间里。我父亲却泰然自若的坐在写字台前，用一只黑色洋袜筒，套在电灯泡颈端，靠着一束射在桌子中央的亮光，继续他的临帖，还让六岁的我站在他身旁，看他写字。 　　 父亲有自己独特的学习计划和方法。面对卷帙浩繁的法帖，父亲采取力攻尖端的办法，对各体书法择其优秀几种，专心攻习，坚实基础。然后，他由约及博，博涉兼优。 　　 父亲曾说：“我常以我的姓名的谐音‘认真’两字自勉，用自己的书艺，为我们古老民族书园增添一分春色。” 　　父亲自号“兰斋”，既取芝兰之室的寓意，又有宗法“兰亭”的意思。他认为：雅非孤芳自赏，雅俗共赏才是理想的境界。 　　父亲既不骄不躁，又善于虚心求教于同时代的长者，能者。解放初，沈尹默先生从重庆来上海定居。父亲久仰沈老的大名，十分兴奋，在制笔大师杨振华的引荐下，趋前拜识。凭着他的谦逊恭谨的态度和学养技艺的水平，很快得到了沈老的接纳和赏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周末都上沈老家，时常还带我同去，一呆就是大半天。沈老与父亲谈论技法，鉴赏分析碑帖，但涉及较多的却是读书。我父亲是浙江黄岩人，沈老是浙江吴兴人，见是同乡，沈老话更多了。沈老说：“浙江有个传统，远在元代赵子昂，明代徐青藤，清代赵之谦，以至近代诸家，他们的造诣都扎根在学问的基础上。” 　　除了苦练技法，父亲也非常注重自身的修养。他曾要求我牢记《翰林粹言》中的一句精当之言：“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此“功”就是技法功夫，此“性”乃学问修养。 　　 不仅在书品上而且在人品上，父亲受马公愚和沈尹默先生的影响很大。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父亲总是不断进取，创作了丰富的的书法作品，写了不少的著作，还在上海各界做了大量的书法辅导工作。从六十年代后的二十多年里，他给广大青少年授课近千次。 　　“书法之道，人品为先。”父亲的一生，他真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他再次教导我说：“生命有限，艺术长存。我毕生精力，尽萃于此。”他还说：“历史是无情的，字的好坏与否，需由历史的检验，不该看它一时的荣耀，而要看它能否久久流传，两百年后见分晓！” 　　 　　 　　 　　 　　 　　 回想起来，感到欣慰的是，父亲在有生之年，还能亲眼看到，1979年，经多次遴选，最终任政体的行书脱颖而出，他写的7600个汉字（繁简各一套）行书字模，一问世就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后又进入了电脑常用汉字行楷字库，作为中国书法代表性书体为全世界所免费共享。如今，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人们随时可以从电脑，影视，报刊，杂志，，广告，店招等，看到飘逸秀丽的任体书法。一位书法家的书迹能如此在全球广泛而永久流传，可以说是古今中外鲜有其匹。 　　 父亲对人的真诚，质朴和坦率，就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它犹如春雨潜入过我的心田，给我鼓励，催我奋进。如今，父亲的遗墨仍和当年一样赢得人们的关注和赞叹，我不但深感幸福，更要以父亲为榜样，做人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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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8/27 13:5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