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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7日下午,惊悉张开同志去世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心惊肉跳,欲哭无泪,又想怎么会呢!5月2日他还和夫人吴文安同志到我们家里来看望我们呢!经过多方核实,证实张开同志已猝然与世长辞,不禁连日哀思不已。 张开同志1966年5月调任青浦卫生科长,同我们一起在卫生战线共同战斗。他来到卫生科任职时,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岁月里,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记得那时他刚从农村调进卫生科工作,由于他的知识和才能超群,便很快掌握了工作情况。他很善于团结医护人员,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同时他也善于协调各部门的关系,使广大医护工作人员能够积极为病人服务。他为人正派、正直,工作认真负责。他本来在市级机关与领导同志一起工作的,因杨帆同志错案受株连,下放到农村公社工作,再调到卫生科来的。“文革”初期,张开同志作为卫生工作组组长,去朱家角人民医院蹲点。不久,工作组被说成是执行资反路线,医院造反派把他揪去批斗,所谓肃清资反路线流毒。“文化大革命”不断升级,卫生系统与社会上一样,造反派分成二派,而且形成严重对立。当时的当权派夹在中间,你保我打,你打我保,提出所谓站队,站在自己一边就是“革命”的,不站在自己一边,不听自己指挥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制造各种罪名,套在你的头上,如造反派要花钱,当权派不签字,他就说你不支持“革命”。总之一句话,他们是造反派,造反有理,叫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无所适从。天天要到各部门去接受批斗,批斗好之后还要写检讨,天天要向毛主席像前八十度弯腰请“罪”,写不完的检查交代,认不完的“罪”。1967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造反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当权派靠边站。王洪文摇身一变成为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又是工总司司令,来青浦煽风点火,发表所谓“九·九”表态,一派造反组织扛着工总司这面旗帜,吹捧他们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当时,张开同志对他们的行动非常不满,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抗争和反击,勇敢的写了一份“拉大旗当虎皮”的文章,批判他们拉一派,打一派,搞乱社会,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从此就惹下大祸。他们就抓住张开同志曾任过杨帆秘书,诬陷他是“历史反革命”,“拉大旗当虎皮”是攻击王洪文,是“现行反革命”。这两顶大帽子压在张开同志头上,一家老小都受牵连,扣发工资,抄家直至扫地出门,从原住处强迫搬至老浴室旁边小弄堂内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屋。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清理阶级队伍,由军宣队主持在金泽举办县级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又叫金泽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就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开展对“敌”斗争。张开同志无疑是对象之一,在学习班里是苦不堪言。造反派大搞逼供信、吊打,大会批,小会斗,弯腰八十度低头认罪,就这样轮番用残酷手段来审讯,面对沉重的政治压力和政治迫害,许多人不堪重负,有的被逼得用跳楼、投河、上吊、割腕等方法自杀,以求得到解脱,有多人自杀身亡,有的成为终身残废。至九月下旬国庆快要来临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派来几个造反派头头到金泽学习班开会,把我们所谓有问题的人都集中起来,如像大敌当前,拿着手铐、麻绳,看样子是要捉人了。他们先要我们低头认“罪”,并喊了“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他就不倒,决不能让他自由泛滥”等的口号。最后,公安局人员宣布张开二条“罪状”,一是张开曾任杨帆秘书是“历史反革命”;二是张开写“拉大旗当虎皮”的文章,攻击王洪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内的人”,是“现行反革命”。当时天气很热,他身穿汗衫,下身穿短裤,被他们用麻绳五花大绑,捆扎起来,押往青浦公安局。从此他被关押在监狱里,度过了近三年的“犯人”生活。 张开同志从1966年5月调任青浦卫生科,至1981年调离卫生部门约15年的时间,卫生科长当了几个月,被造反派夺权靠边站。68年9月开始至71年林彪事件之后,才从监狱释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与家人团聚。但继续靠边,到木工场劳动和做一些临时工作,直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背了几十年的政治包袱才放下,组织上正式安排工作,张开同志终于饮恨含辱地熬过了那段漫长的悲恨、苦涩和屈辱的岁月。 我们和张开同志在15年的时间内,特别是“文革”非常年代内,历经各种极度艰难的考验,我们在困境面前,始终是互相谅解、关心、体贴,应付各种难关,在困难当中建立起深厚的友情,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我们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我们的感情是经过15年长时期的考验,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张开同志是我们的好同志、好兄弟、好朋友。他的为人品德,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上。张开同志安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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