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同志是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调来城东公社担任党委委员、社长职务，当时公社党委书记是王芳亭同志，我担任党委副书记。一九六五年张开调去青浦县人民政府任卫生科科长，我担任党委书记继续留在城东公社。在我和张开同志一起共事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留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比较稳定，能够安心农村。张开同志从上海市区调来青浦，较长时间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可以这样说，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年代里，农村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他作为一社之长，搞好农业生产是首要的任务。在平时，他不管骄阳似火，刮风下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田头，检查生产和工作。在农忙季节里，他带领机关干部，背起行李，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遇到台风季节，他总是赤着脚，冒着雨，顶着风，深入现场，察看险情。那个时候，农村人民公社是从来没有星期日休息的规定，更没有奖金、劳动保护等福利待遇，连下乡蹲点的行李和生活用具全是自备的。就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张开同志从无怨言，情绪始终是稳定的，常常默默无闻地奋斗在农业第一线。 　　第二，勤奋学习，刻苦钻研，逐步适应工作对自己的要求。张开同志较长时间在市区公安部门工作，几乎很少接触农业生产。到了农村人民公社以后，必然遇到许多新的课题，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张开同志凭着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努力学习和熟悉党在农村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抓好每年农村的年终分配。他平时很少坐在办公室里，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田间，虚心向基层干部和老农请教，努力学习农业生产知识。他还利用下乡蹲点的机会，对一些关键性的农活，先在自己蹲点的生产队里，与基层干部、有经验的老农一起，做出样板，从实践中学会本领，然后召开现场会议，在全公社推广。通过这些努力，张开同志基本上掌握了农业生产的规律，从一个门外汉，转变成一个入门的生产指挥者。他的艰苦踏实的作风和钻研奋进的精神，受到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好评。他们说：“我们的张社长已经不像大城市下来的知识分子了。” 　　第三，接受考验，正确对待。据我知道，张开同志是受“杨帆事件”牵连而下放来农村的。他对这件事，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流露任何委屈和消极情绪。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九六四年秋天，市委通知召开全是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同时，通知还规定每个公社至少出席二人。当时，城东公社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只有二人，一个是公社党委书记王芳亭同志（十七级），一个就是张开同志（十六级）。可是，县委却不同意张开同志去上海参加这次会议，让他留在家里掌握工作。后来，县委要我和王芳亭同志去参加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回来后，党委书记王芳亭同志找张开谈了一次心。他明确表示服从组织决定，自己能够正确对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如既往，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受“杨帆事件”的牵连，被无辜关押了二年多时间，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了彻底平反，重新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我看到他更加精神奋发地在努力工作着。 　　总之，我认识的张开同志，他是一个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勤奋刻苦，热爱事业，虽经多次挫折，却能顾全大局的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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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3/22 13:3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