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张开同志相识半个多世纪。1949年上海解放时，张开随杨帆同志从解放区回到上海。当时，杨帆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后任局长），张开他在杨帆身边，担任秘书。我在1949年6月调到市公安局，和张开同住在岳阳路195弄12号的一幢楼里的同一个房间。没多久，我因工作调动，宿舍搬离岳阳路，不住在一起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开同住一个宿舍，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就是这几个月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相互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青年时代建立的友谊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但是，不幸的事件突然发生了。杨帆同志蒙冤入狱，张开和我都被株连，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因此事被审查了八个月，张开被审查的时间更长一些。以后，他又被调离公安机关，被迫下乡。我们之间中断了联系，虽然互不见面，但是心是相通的，总是有好心的人为我们传递信息。十年动乱期间，我和他都遭受更大的委屈。我被扣以莫虚有的罪名，被关押了近五年，张开同志被关押了二年多。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两个再次得到解放，先后恢复工作，调到市委政法办（后改政法委），在王鉴同志领导下共事。这是我和张开第二次共事，第一次共事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青人，风华正茂；第二次共事时，都已年过半百，历经坎坷。弹指一挥间，过去了几十年。我们再次共事时，没有再去询问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各自的遭遇，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没有怨言，没有牢骚，象年青时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着手审判“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时，市委责成王鉴同志负责，从公、检、法、司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审判办公室。张开和我也受命参加。我们两个除了掌握了解审判办公室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王鉴同志汇报以外，主要任务是负责起草起诉书。我们根据清查办提供的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的大量材料，遵照中央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严格区分罪与错，依法审判其反革命罪行的指示，审阅马、徐、王及其同伙的大量材料，依照依法审判的要求，分别列出他们的罪行，写成起诉出的初步框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时作为集团起诉的，上海也曾考虑对马、徐、王等作为集团起诉，我们开始起草的起诉书是一份总的起诉书。起诉书草稿中所列罪行，在进一步调查取证过程中，取得证据，证实犯罪的，予以保留；不构成犯罪的，予以剔除；发现的新的证据、新的罪行的，予以补充。这份起诉中列举的条款，经过反复查证核实，反复修改补充，不断去芜存菁，不知道修改了多少稿，最后形成一份事实查证清楚，证据充分确凿，符合法律要求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起诉书。张开和我两人，自始至终在起草、修改这份起诉书，一直到正式开庭审判。后来领导上决定对马、徐、王等人作个案处理，逐个审判，有这份总的起诉书，把它分解成各个对象的起诉书就容易得多了。由于上下左右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审判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审判工作结束后，张开和我负责起草审判工作的总结。这份总结和起诉书都是历史性文件，记载了人民对“四人帮”余党的庄严审判，必将永垂史册。 　　张开和我都是深受“四人帮”迫害的，也可以说是在十年浩劫后余生的幸存者，能够参加这场历史性的审判是万分荣幸的，领导上要我们负责起草这两份文件，深感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没有辜负重托。 　　回到政法委机关后，我和张开各自回到原来的岗位，我负责办公室，他负责研究室。后来我们都提升为政法委的副秘书长，责任加重了，但分工仍然没变。张开担任的任务中，最吃重的是负责起草每年的政法工作总结和当年的年度部署。要总结新经验，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措施，对上海全年的政法工作作出总体部署。这两份文件，是为一年一度的政法工作会议做准备的，也是政法工作会议的指导性文件。他为了写好这两个文件，时时刻刻注意学习领会中央对全局和对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央各政法部门的部署，注意掌握了解上海各政法部门的工作实际，经常到基层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当年的政法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张开就进入下一轮的循环，为下一年的政法会议文件积累资料，预作准备。所以，他总是能举重若轻、顺顺当当地写好这两篇文章，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足见他平时练就的深厚的功力。 　　张开同志离我们而去将近一年了，他走得太突然了，是那样急匆匆地走的。那天，我得知这令人心碎的消息时，立即赶到医院去，想见最后一面，可惜晚了一步。他的音容笑貌，宛如昨天，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写此短文，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一些路程，以志纪念。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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