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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得知刘如曾同志因心肌梗塞而走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怎么走得这样匆忙突然呢?!怎么能不告而别呢?!……
就在我住院手术前的10月15日,我们在一起讨论《越剧艺术论》的部分初稿时,他还曾对我说:“越剧音乐部分还想再修改,重新写一遍。”我特意问了他身体行吗?总是笑呵呵的他说:“与往常相比反而好了。”我说:很高兴!你的身体健康与你一贯的乐观精神有关。于是,也忘记他亦已81岁的高龄了。我们50多年苦乐与共的共事合作中,不断地创新精神,使我们忘记了岁月的沧桑,心态也显得更加年轻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50多年来难忘的镜头一一映现在我的泪眼中…… 记得大刀阔斧改革越剧的第四年(1945年),我总觉得越剧音乐跟不上表演的要求,正到处寻找作曲者。经乔奇先生介绍,刘如曾参加了雪声剧团,担任作曲的工作。他比编导南薇、韩义和我年长几岁,他又长了个大脑袋,大家都叫他大头(意思是老大)。他以学院派的眼光,看到越剧伴奏乐队只有鼓板、主胡、三弦等几个人,且各自还要兼小锣、堂鼓、箫、笛、唢呐、大锣、钹等,伴唱伴奏极为单调,再加进广东乐队在幕间演奏,这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这种状况使得刘如曾无法作曲。于是,他提出去掉广东乐队,聘请了几位白俄罗斯的贝司、大提琴和吉它手加入乐队,先加强低音伴奏部分,使演唱艺术有厚度感,必要时我可用钢琴伴奏。好在我们越剧改革几年来都在摸索尝试中,马上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就在他参加第一部戏由南薇编导的《月光曲》中尝试了,即主题曲“月光曲”。剧中由我扮演的女主人若耶郡主演唱,刘如曾在台口乐队旁用钢琴为我伴奏,观众也觉得好新鲜。在《断肠人》中,我演到“离家别亲”唱大段清板时,刘如曾要求贝司、大提琴和吉它点板伴奏,唱得我荡气回肠,激起观众深深的共鸣。 1948年,田汉先生特为我与范瑞娟再度合作演出写了《珊瑚引》。刘如曾与我们经过尝试实践后,提出:越剧音乐应该在民乐基础上发展,伴奏除越胡外要有副胡、板胡、大胡(替代贝司)、琵琶、箫、笛、笙等十几人的乐队。他还对乐队进行培训建设,改“工尺谱”为简谱伴奏。大大增强了音乐表现戏剧的气氛,沪上的一些兄弟剧种乐队也前来观摩。我们这支乐队出现后,不少越剧团也相继仿效。 1952年,刘如曾同志为我们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编曲,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音乐创作奖。 1953年,刘如曾同志又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国产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音乐创作。翌年该片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获音乐片奖,此刻的他既感到光荣又觉责任重大。 1955年,周恩来总理与苏联和民主德国签订了文化协定,命我们加工排练《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并以中国越剧团名义为文化使者赴上述两国访问演出。我们特邀刘如曾同志参加《西厢记》音乐的重新创作和排练。刘如曾同志对《西厢记》的音乐处理不仅在当时感到很新颖,今天听来仍有新鲜感! 他艺术上博采众长,是戏曲音乐创作的高手,在与我们几十年的合作中,总是相互启发、互相补充。我与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张桂凤、吕瑞英、金采风等,都是自己设计唱腔的,老刘对我们总是十分尊重,常常起到画龙点睛作用。如在《祥林嫂》中摸烛台的音乐,我觉得不够贴切,他马上改成似泣如诉的板胡独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解放前戏曲是受人歧视的,解放后,也仍有些人对此不屑一顾。但刘如曾同志认为戏曲音乐不是低下的,特别是他听到周恩来总理亲口说:有人讲中国没有音乐,我认为中国的戏曲就是民族音乐的半爿天。此时,虽已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他,对民族戏曲音乐创作的热情,不仅没有减弱,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他是我国毕业于高等音乐学府的新音乐工作者,投身戏曲音乐的第一人。 他的戏曲音乐创作不仅在越剧领域,还参加京剧、沪剧、昆剧等十几个剧种的音乐创作,在戏曲音乐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爱。我们不会忘记:早在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就因他“对戏曲事业有卓越贡献”而荣获文化部奖状。这在全国戏曲音乐家中仅有他一人获此殊荣。1992年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举办的首届中国戏曲音乐评奖中,他又荣获唯一的特别奖。 他为世人留下了一笔丰富而宝贵的艺术精品。他的作品,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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