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已古稀的著名戏曲音乐家刘如曾教授的专场音乐会在上海举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刘如曾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比较陌生，但上海这座城市不会忘记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祥林嫂》、沪剧《罗汉钱》、《星星之火》、京剧《智取威虎山》、昆曲《长生殿》等等剧目，这些剧目中有不少唱段曲调曾长久地回响在上海的街头巷尾，而这些曲调背后都隐藏着作曲家刘如曾的名字。
对于戏曲音乐的重要性，人们往往重视不够。论一剧之本，人们重视编剧；论舞台体现，人们重视导演和演员，后来又渐渐重视舞台美术；论接受美学，人们重视剧场气氛和观众心理，而戏曲音乐则长期没有在戏剧的宏观把握中处于突出的地位，这实在是很不公平的。我想这大概与西方话剧观念的影响有关，在一般话剧中，音乐确实只是个陪衬罢了，但在戏曲中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戏曲文化的发展史从本源上说是声腔系统的变迁史，直到今天为止，各种戏曲剧种安身立命之本仍然是它们之间不同的音乐特征。一部戏曲作品的剧作、表导演往往比较容易受到文化界的裁判，而这部作品如果要大广大观众中长时间流传则必然是以唱段方式活在人们口上的。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唱段可以脱离剧作整体而存在，实际上其重心已在演唱而不是演剧了。这就是说，在组成戏曲艺术的诸因素中，最具有社会渗透力的因素是戏曲音乐。遥想至今仍为中国戏曲艺术家津津乐道的明清时期苏州虎丘山中秋曲会，整个苏州几乎倾城而出，外地唱曲家也纷至沓来，参加昆曲大赛，从张岱和李渔的记载看，这种能吸引万众投入，一起演唱的自发戏曲活动，主要也是由于戏曲音乐的魅力。因为在月色迷朦的郊外，人头济济之中，剧作的魅力和表演是很难谈得上的。实际上，在不举行曲会的日常情况下人们对于一种唱腔系统的痴迷也同样带有全民的笼罩性，因为只有唱腔音乐才能最准确而微妙地传达出某一地域，某一时代独特的风土人情、心理节奏，因而也最具有吸附力和传播力。
刘如曾先生是学西洋音乐出身的，四十年代在田汉的启发下认识到戏曲艺术和戏曲音乐的重要性而投身越剧作曲，一干就是四十余年，为当代南方戏曲在音乐上的立足生根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悉心揣摩戏曲音乐的特点，又努力从国际视野提高它的音乐品格，使之既保持深厚的原味又具备更广泛的可鉴赏性。他作曲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成电影后即获得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便是证明。他作的曲子，既符合剧作主旨、人物性格、规定情境，又便于演唱和流传，在雅俗关系上获得了很好的平衡。这一切，都有值得年轻一代的戏曲音乐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年轻一代的戏曲音乐工作者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有些是刘先生遇到过并解决了的，有的则是刘先生没有遇到 过或没有解决的。但是我相信只要具备了刘先生当年二十余岁从音乐学院毕业踏进袁雪芬主持的雪声越剧团准备开创一番全新事业的决心，很多问题还是能解决的。但愿我们的剧坛能回响起更多醇厚而优美的戏曲音乐，并在广大观众中迅速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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