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少白 　　 　　　　我和少奇同志认识比较早。一九三七年，我刚到延安时，恰 　　好和少奇同志一起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皖南事变”以后，少 　　奇同志担任新四军政委时，我又在军司令部工作。一九四二年三 　　月，少奇同志奉调回延安，到党中央工作，我跟随军部领导同志 　　一起送他到老黄河边。 　　 　　　　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少奇同志作为我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 　　楷模。初见面时，他就对我说：“要有一个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 　　头脑。”他的亲切教导，一直鼓舞着我努力工作，鞭策我刻苦学 　　习。他那兢兢业业的品格，克勤克俭的作风，更是时时浮现在我 　　的脑海中。我就象学生反复聆听老师的教导那样，常常回忆起这 　　些往事。 　　 　　　　但是，十多年前猛烈刮起的一场风暴，把历史弄颠倒了。林 　　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向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所谓“ 　　审查报告”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刘少奇同志在新四军工作期间 　　，勾结汪伪，背叛祖国，从而达到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罪恶目的。 　　 　　　　现在，林彪、“四人帮”已经不齿于人类。刘少奇同志作为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恢复了他应有的崇高声誉。我是一 　　个幸存者和当事人，觉得更有责任澄清历史事实，抹去林彪、“ 　　四人帮”泼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污泥浊水。 　　 　　　　新四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 　　月间。“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 　　下，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声威大振。但是， 　　由于敌伪在经济上的严密封锁，也由于新开辟的根据地尚未巩固 　　，我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当时的部队给养，主要依靠征收公粮 　　。虽然采取了二五减租、交租交息、合理负担、发展生产等政策 　　措施，仍然保障不了部队的供给。最缺乏的是医疗器材、药品、 　　布匹以及日用物资，因为这些物品必须到敌占区的城市里去采购 　　。处于这种境况，加强敌占区的工作，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利用 　　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支援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了当务之急。正是这 　　个原因，组织上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已入睡了。突然，一个警卫员叫我起床去见 　　陈毅军长。陈毅同志见我进门，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开门见山 　　地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上海去辛苦一趟，利用你的亲戚 　　朋友关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了解敌情，早去早回。你有什 　　么困难么？”我自知责任重大，立刻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 　　。他说：“好！你去见少奇同志，听他有什么指示。” 　　 　　　　从陈毅同志屋里出来，我即刻赶到少奇同志那里。 　　 　　　　少奇同志一见我，就问：“陈军长找你谈话了吗？”我回答 　　说：“刚才去过，已经交代给我出去工作的任务。 　　 　　　　”接着，少奇同志拖了把椅子，示意我坐下来仔细谈谈。少 　　奇同志先是询问了我在上海的一些社会关系情况，我一一作了回 　　答。当时，我看他神色有点疲倦，就说：“今天太晚，首长身体 　　不好，可以休息了，明天再安排时间谈吧。”他摇摇手，喝了一 　　杯浓茶，提起精神对我说：“还早哩！你看，我这里一堆报告， 　　部队里的吃饭、穿衣等许多问题，都要我们处理呀！”我见少奇 　　同志执意要谈，就问：“首长对我出去工作有什么指示？” 　　 　　　　他很严肃地说：“我们到敌占区去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支 　　持我们的抗战事业。为了争娶分化、瓦解敌人，我们也要利用敌 　　人的矛盾，开展对敌斗争。你可以利用社会关系进行工作。”为 　　了在工作中更有把握些，我又问：“在敌伪方面，我有一些亲戚 　　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他们呢？”少奇同志思索了一下，说； 　　“对汉奸亲日派，我们采取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对其动摇 　　的方面加以争取的政策”，接着，他特意加重语气说：“但须注 　　意，在目前抗战的不利情势下，不可与汪伪上层的汉奸头子轻易 　　接触，要提高警惕，以防他们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破坏我们与 　　国民党的团结合作。” 　　 　　　　经少奇同志一说，我更加明白了这次出征上海的目的。我要 　　告辞了，但少奇同志却象母亲送孩子出征那样，左叮右嘱。他先 　　是说：“你这次出去，要走我们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可以派小 　　部队护送你到江边，这样行动比较安全。”接着，他又问我：“ 　　出去的便衣和旅费准备好了吗？”我说：“这些问题请首长不必 　　操心，我自己会处理。”少奇同志又说：“你的爱人程瑞蒙同志 　　临时调到农村去做新区开辟工作了，你又很快就要走，可能一时 　　见不到她，组织上会通知她，你放心吧！”听了这一席话，我的 　　眼眶不禁湿润了，少奇同志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你想 　　到的问题，他想得比你远；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却替你想到了。 　　当我站起来准备走时，他又叫住我说：“我们苏南区党委做供给 　　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上海被敌人逮捕了；你出去打听一下，找适 　　当的关系营救他。好，祝你一路平安。” 　　 　　　　在上海，我呆了一个月。一九四二年春节前，我就回到了根 　　据地。在军部的驻地苏北阜宁单家港见到少奇、陈毅同志时，我 　　把捐款和采购来的医疗药品交给组织，并汇报了一些情况，他们 　　都非常高兴。 　　 　　　　这就是所谓“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 　　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的全部情况。华中局、新四 　　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为进行对敌斗争去筹募捐款 　　，采购药品的。林彪、“四人帮”诬蔑是刘少奇同志派我作为他 　　的个人代表去进行投降叛卖活动，完全是颠倒黑白。至于以后三 　　次出征上海和南京，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新四军，林彪、“四人帮 　　”移花接木，罗织罪名，足见其手段之卑鄙！从少奇同志在我临 　　行前的一席谈话中，能见到所谓“勾结”、“乞降”的影子吗？ 　　丝毫没有。这里，充满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原则性和 　　灵活性，充满着一个共产党人对汉奸和日寇的蔑视，充满着一个 　　党的高级干部对普通党员的关怀和爱护！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伪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 　　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为此专作这 　　篇短文，一是为澄清历史真相；二是告慰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的 　　老领导——刘少奇同志。（原载五月十日《解放日报》）（人民 　　日报198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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