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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林万院纪念馆
共和国将帅园

我的人生历程

林万院

  我的人生历程
   林万院著
  一、童年的记忆
  我于1914年5月,出生在河南省太康县常营镇西刘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叫林福坦,他们兄弟姐妹四人,父亲是老大,有个姑姑是老二,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二叔叫根,三叔叫果,从我记事起,姑姑已出嫁,父亲他们兄弟三人也分家另过了。相比之下,两个叔叔家比我们家好过些。他们的生活虽然也不宽裕,但还算能吃得上饱饭。
  我的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她老人家生了我们兄弟五人,还有一个姐姐。家里穷,既无土地也无房屋。我们住的房子是用泥土堆的茅草房,一家八口就挤在一间房子里,生活很困难。父亲和大哥除给人家扛长活打短工外,父亲还当牙行(即集市上的牲口经纪人),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地奔波在集市上,在给买主卖主调解的买卖中得点小钱,那也解决不了一家人的温饱问题。我们几个小兄弟,每到春天万物复苏时,就跑到离我们家三四里地的一个庙旁去挖野菜。因为这个庙是公地,没人管我们可以随便挖。
  我真羡慕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什么活也不用干,拿着白面馒头,一边玩一边吃,背着书包去上学,多么叫人眼馋呀。我想着等我长大了就去当大官,非得叫天下穷人的孩子都能和有钱的人家孩子一样,能吃饱穿暖,都能去上学,大人们也能过上好日子,不挨饿、不受冻。
  这是我天真的梦想,而现实生活并不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书都读不起饭都吃不上,还当什么官,简直是做白日梦。可在当时能有这样梦想的孩子大概也不多,大概那时我心里就有一种不安分种子。可现实中的我们只能拼着命干活,才能勉强维持活命。
  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我们的命不好,所以不能和人家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不能上学,不能玩,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穿的也是破破烂烂,一天到晚和父母一样忙个不停。别看我们年纪小而干的并不少。这倒不是我生来就爱干活,而是家穷不干活就要饿肚子。我们就盼着冬去春来,春天比冬天好过,我们可以到地里挖野菜摘树叶充饥。夏天更好过,首先穿衣服好打发,还能到地里拾麦穗,秋天也比较好过,可以到人家刨过的红薯地里捡红薯,摘点红薯叶和芝麻叶积起来冬天吃。可是红薯并不是那么好捡,谁家不想把自己的红薯地收拾的干净点,我们能找到的不是半截的就是又小又细的红薯根和红薯尾巴。我们不但拾红薯,还到人家刨过的花生地里检漏掉的花生。可是捡花生刨红薯的不是就我们一家,那时穷人很多,别的穷孩子们也和我们一样。大家都争着去刨,抢着去捡。我六岁那年,在捡人家落下的小红薯的时候,一个孩子在我身后抢着刨,没注意把三齿扎进我的脚后跟里,当时鲜血直流疼得我大哭,看着满地的血,我差点昏了过去,坐在地上动不了。有个大人把我背了回来,母亲见了不知如何是好,她急中生智,顺手从茅草房的外墙上,抠了些雨水冲下的泥土糊在我的伤口上,又用破布给我抱扎起来,血虽止住了,但伤并未好,面且越来越重化脓了。穷孩子命大,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我的伤口竟慢慢地好了,只是我好久没能下地去拾花生挖红薯。
  人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都不假,我四五岁的时候就能识别很多种能食用的野菜,如:猪尾巴草、苦菜、芨芨菜、扫帚苗、挥条、大叶菜等;春天上树搂杨树叶、槐树叶、柳树叶,夏天到人家割过的麦田地里,捡掉在地上的麦穗,秋季又去人家收过的地里挖落下的花生和红薯头,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但这些可怜的收获也不能全部自己享用,我们兄弟四人辛辛苦苦从地里抠出的仅有的一丁点花生,自己是舍不得吃的。妈妈精心地把饱满的挑出来,炒熟了去卖,用卖来的钱,去换灯油和食盐,剩下又扁又小的花生才煮熟分给我们兄弟吃。我七岁的时候就学会了使称和算账,经常挎着小篮走村串乡地去卖花生。
  那个时候我们别说吃粮有困难,连盐都买不起,常常吃无盐的菜汤。记得有一次我发烧,母亲给我做了一碗汤面,家里没有盐,母亲拿了个小酒盅,到叔叔家里去借,叔叔家也穷,婶婶怕我们还不起,都不肯借。母亲难过地流着泪把我抱在怀里说:“孩子,听话,你就将就地吃点吧,发了几天烧,不吃点东西怎么行呢?”我有气无力地伸出手给妈妈擦泪:“妈,你别哭,我现在不饿等我饿了再吃吧。”其实我病得很重,要不母亲怎能舍着脸去向人家借盐呢?我要不是有病,别说是汤面就是一碗好的白面糊糊母亲也不一定给我做。我们平时都是吃野菜汤,真能有这碗无盐的汤面,我还不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地吃下去。父亲更是着急,担心我活不成了,生怕我死了变成饿死鬼,千方百计地哄着我吃点东西,向别人借了点钱,跑到常营镇买了一斤花生,半两白糖拿回来用花生蘸着糖水喂我吃。不知是饿还是谗,我吃得津津有味香得很。也许是这点花生和糖水救了我的命,我没死又活过来了。病好后,又和从前一样去干活了。
  我们最怕的是冬春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和哥哥找不到活干,地里和树上也没有能吃的东西,断顿挨饿是经常的事。一家人都饿得面黄肌瘦。我可体会足了挨饿的滋味,饿得狠了两眼直冒金花头晕得迷迷糊糊,那滋味难受极了!每到我们喊饿的时候,母亲就无可奈何地说:“去睡吧,孩子,人是一盘磨,睡下了就不饿。”其实母亲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编出了哄我们的话。肚子饿的咕咕叫,哪能睡的着呢?实在饿得不行了,只好去讨饭。有钱人家都养着狗,有时讨不到饭却被狗咬伤了。记得我九岁的时候,我拿了根棍子领着比我小两岁的四弟去讨饭,没小心从我们身后窜出个黑狗,把我弟弟扑倒在地撕咬他的背部。我急了,举起棍子朝黑狗的身上猛打,狗嚎叫着跑了。多亏是冬天弟弟穿着棉衣,虽然被狗撕破了棉衣棉花露出许多,但未咬到肉,由于惊吓他大病了一场。妈妈再也不敢让我带弟弟去讨饭了。
  为了活命,妈妈在无奈中,把我们哥儿几个打发到姑姑和姐姐家里混饭吃。可那总不是长久之际,姑姑和姐姐家也不宽裕不能总是给她们加重负担。父亲又跑到太康县托人找事干。父亲说:“我和大儿子、二儿子三个人干活,不要工钱,只要给我们一碗饭吃就行了。可是没干多长时间人家就不用了。没办法一家人又回到老家。回到老家还是没办法,还得借债,债就越积越多还不起。到了年关要债的踏破门,父亲和大哥只好躲出去,年三十才敢回家。有一年大哥被人抓住了,送到局子里,一家人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只知道哭。父亲求爷爷告奶奶,四处借钱,最后说好,三天还债,才把大哥放回来,可是我们到哪儿去弄钱呀?别说是三天就是三十天我们也拿不出钱。唯一的办法还得求人再借,借了新债还旧债,拆了东墙补西墙,躲过一天是一天。为了还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父亲在一次当牙行时,挪用人家卖牲口的钱拿去还了债。这就更麻烦了,父亲知道理亏对不起人家,可是用了人家的钱不能不还呀。手头没钱怎么还?急得挠头抓耳挠腮,团团转。人家来到家里要账,坐在床上不走。家里穷的叮当响,又没好吃的东西招待他。只有说好话求他宽限几天,人家说:“你还不钱我就不走。”父亲着急地说,“不是不还钱,实在是家里没有钱,当下又借不出来,你行行好再等几天。”一家人都跪下求他高抬贵手再宽限几天。他知道,再逼也不可能逼出钱来,我们又没有什么可以招待他的,只有清水煮野菜,不但没有油水连咸盐都没有,他气呼呼的说:“过几天我再来,如果交不出钱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二、逃出家门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好举家外出躲债。第二天的傍晚,也就是1926年的冬天,我们一家人忍痛离开了自己难舍难离的故乡。走时都没顾得上给姐姐打个招呼,她不知道要有多难过呢。我们逃到离家二百六十多里地的汝宁县玉皇庙。当地有一个年轻的地主小寡妇,一个人住着一套大院子,我们就用干活抵房钱,借住了她的两间房子,并把他家的活都全包了,她乐得有了做伴的,这不花钱的长工,在当地是绝对找不到的。而我们对她却还感恩不尽,因为一家人就在这里有了安身之地了。
  父亲和两个哥哥,除给这家人干活之外还给别人帮工。我那时也成了半大小伙子了,也能抗着锄头坐在街上等人雇短工。这样直到夏收,母亲带着我们几个不能干大活的兄弟,到人家割过麦子的地里去拾麦穗。经过一家人的辛勤劳作,一个夏天就积下了两石麦子。有了这点东西,学着打烧饼、炸油条,好不容易积攒下点钱,日子有了一点起色。但还没来得及高兴却遭了抢,那点东西和血汗钱都被狠心的强盗给抢去了。虽然是我们被抢,但却吓坏了房东,人家怕受连累不让我们再住她家了,逼得我们不得不再找活路。又搬迁到离玉皇庙五六里的地方,在一个姓李的人家的门洞里住下。我们哥儿几个栖身于一个用高粱杆搭起的草棚里,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个地方安身了。就这样的住宿条件还得给人家干活,来抵房钱。父亲又借了房东的一点钱,我们又做起了打烧饼炸油条的买卖来了,而我那时才14岁。每天天不亮就抗着二十斤面到乡镇上去摆地摊打烧饼。我和面打烧饼四弟给我打下手,打烧饼把手烤的又红又疼,烤得时间长了,肉皮都烤焦了结成硬痂,此时就不知道疼了。我们打烧饼炸油条,都是往外卖,自己根本舍不得吃,只有在烧饼被苍蝇爬的拉满了屎,卖不出去的时候我们才能烤一烤自己吃一点。平时我们吃的主食就是麸皮搀野菜,以及棉花籽磨的粉蒸的团子和苦垒,我二哥因为吃了棉花籽蒸的团子拉不出屎来,疼的直哭,我娘用小棍子给他往外抠,抠不好就把肛门抠破了,那日子可真难熬啊!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可那些强盗还雪上加霜,抢了一次又一次,第一次是把我们挣的钱都抢光,第二次是逼着父亲交出二十块大洋来。父亲说:“大爷你们行行好饶了我们吧。我们穷的叮当响别说是20个大洋就是2块也是没有的,不信你们就搜吧。”那些强盗把我们住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却没有翻出一文钱。一个领头的气势汹汹的说:“没钱你去借,”他把我大嫂抓住说“什么时候把钱交了,什么时候去领人。”可怜的大嫂被往外拉,我娘抓住大嫂不放求着说:“你们行行好别吓唬我的儿媳妇,她胆小还有病经不起这样折腾。”那个凶恶的家伙一脚把娘踢到地上,把我大嫂抓走了。第二天又传出话来,把钱交来换人交不上就等着收尸!把我们一家人折腾得坐立不安,妈妈哭的死去活来,没地方去借钱,只好听天由命了。那些家伙知道我们真的是拿不出钱来,也犯不上为我们这样的穷鬼杀人撕票,没把大嫂处死,过了几天就把她放了回来。
  在那个地方我们是待不下去了,不得已又一次地迁移,找到一个比较有钱的姓赵的人家,说好了我们住在他家后院,全家人都给他家干活不收工钱,管住就行了。父亲和大哥、二哥都是壮劳力,我和两个弟弟也能干活,娘和嫂子会做饭做衣服,讨得这家人喜欢。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姓赵的名叫赵立飞,他的寿命不长,不久就过世了。他死了以后他儿子当家,还留我们在他家,有一次他叫我去掏粪,我在粪池里掏出一个布包,我打开一看全是大洋。我一动也没动原数交给了他,他很感动,说我老实,还说他爸爸把大洋埋在糞坑里,并没有向他交代,要不是我挖出来,他绝对不会知道的。从此他特别照顾我,对我也格外好,有好吃的东西还分给我吃。
  我们在赵家住不成问题,但是不挣钱。父兄每天到外面去找活干,我那时也成了一个小男子汉了,也得抗着锄头坐在街上等人找去干活。可是,人多活少,偶尔能找点活,但大多数时间是没人找,有时候整天坐在街上没人理会。
  父亲还是想做打烧饼卖油条的生意,求东家帮助找个门面,正好有个小寡妇,看我们一家人都是好劳力,愿意叫我们住在她家,条件是把她家的活都干了。我们可以用她家的铺面做买卖,这对我们来说是求之不得。过了两个夏秋,我们又捡了一些麦子,又借来赵东家的几十块大洋,买了些花生油买卖又做了起来。
  这个小寡妇家里,只有她和五六岁的儿子,土地不算太多,我们能忙得过来,洗衣做饭,喂猪喂鸡我妈和我嫂子都包了,她回娘家都要我推着小车去接送。有了我们一家人的陪伴,让她觉的安全。再没有人敢来糟蹋她了,心里也塌实。我们到她家后,日子也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因为我们是外乡人,免不了要受些势利小人的欺负,经常有不三不四的地痞流氓吃了东西不给钱,我父亲胆小怕事从来不敢和人家要。两个哥哥也是敢怒不敢言。唯有我性子刚烈不愿意认倒霉,就经常跟那些吃了烧饼油条不付钱的人们吵架。但再吵也没有用,有的人仗势欺人,就是不给钱。钱没要回,还遭父亲的埋怨,说我不该惹事生非。
  1931年深秋的一天,又有一个地主家的管账先生,不但吃了烧饼不给钱,还顺手拿起几个烧饼就走,我拽住他不放,叫他把钱放下,那家伙瞪着一双老鼠眼说:“怎么着,给老子要钱,你打听打听去,老子到那个饭馆吃饭给过钱,我来你这儿吃烧饼就是给你们面子。”我气呼呼的说:“我们用不着你给面子,我们是小本生意赔不起。”“赔不起你别做这个生意,你这个穷小子给脸不要脸,想不想在这待下去?不想就滚蛋!老子保证能叫你们方便。”他这么一说把父亲吓坏了,一个劲儿的说好话:“你老人家别跟这臭小子一般见识,他不懂事怪我管教不好,你老人家看在我的面子上别跟这小子计较,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父亲一边给赔礼道歉,一边责骂我:“你还不去干活,看我怎么收拾你。”大哥急忙拽我走开,我就是不服气。一边跟着大哥走一边嘟囔着:“什么东西,狗仗人势,你也不过是李财主的一条狗!”大哥吓的赶快捂住了我的嘴。那家伙还不依不饶地抢步过来拽住我,非得叫我给他跪下来认错。我气得一把甩开他:“凭什么,你吃东西不给钱还要欺负我们,你讲理不讲理?”我父亲急的给了我一巴掌:“你这个臭小子怎么这样和先生说话!”我也急了转过来对爹说:“你太窝囊了”没等父亲再说话,那家伙就举起他的拐杖向我打了过来。大哥和二哥急忙架住了,爹扑通一声双膝跪在地上给他磕头,两个哥哥也顺势的向他跪下磕头求饶。那人走了,我却难以发泄心中的怒火,一气之下抓起一块面团就甩在了墙上。 我忍不下这口气,当天就跑出了家门,临走时,我在钱筐里挑来捡去,只拿了一个铜板就上路了,离开了我那受苦受难的父母和家人。
  我走出三十里地后大哥追了上来,他劝我说:“你走了咱大(我们家乡把父亲叫大)难过得一个劲儿地哭,你别怪大,他是没办法,咱们惹不起人家,不低头能行吗?大哥苦口婆心地劝我跟他回去,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说什么也不跟他回去。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把身上带的几个铜板交给了我,说:“拿着,饿了买馍吃,如果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就早点回家吧,省的大和妈担心。”一家人总以为我很快能回去,万万没想到我这一走就是二十年,再也没能见到我的母亲。那是1932年的春天。
  
  
  
  
  
  
  
  
  
  
  
  
  
  
  
  
  三、当了壮丁
   大哥回去了,我漫无目的地往南走,不知走了多少路,心想:我能到那里去呢?想不出头绪,可我又不肯回头。我走到了一个大市镇——驻马店,在那里碰到了国民党的征兵站。里面的人吆喝着:“老乡,当兵吧,当兵能吃饱饭,混好了还能升官呢。”没容多想,我就被他们强拉硬拽地弄到了院子里,把我和在我前面抓来的一些壮丁关在一起。当天夜里就把我们押上火车。在车上我真后悔了,可有什么办法呢?我想这也许就是命吧,反正也没处去,这一去也许能混出个人样儿回来呢,等我当了官看我怎么收拾那些仗势欺人的家伙。火车经过郑州、徐州,而后被送到江西上饶的新兵营训练。由于是中央军,训练比较正规,但主要是进行队列和军人素质的培养,却不怎么进行军事训练。他们管得很严,行动没有自由,新兵的生活很苦。每天只吃两顿饭,还不给吃饱。
  这时候我真想家了,由于心情沉闷。晚上失眠睡不着觉,想起了妈妈那慈祥的容貌,想她老人家那含辛茹苦的神态:——在我病重时求爷爷告奶奶,给我做的那一碗无盐的汤面,哄着叫我吃的情景;我的双脚被冻烂时,妈妈千针万线在灯光下给我做的那双粗布棉鞋。——想到妈妈我情不自禁地伤心痛哭起来。我想开小差,可是跑不了,看管得太严了,就是能跑的了,离家那么远,路上没有盘缠能回去吗?别无办法只好熬着吧。
  训练了几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国民党第六师十二旅三十四团。师长是刘峙,旅长叫葛中山。这支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围剿红军时是急先锋,在抗日战征中到还立过些战功,但最终还是被我军消灭了。刘峙在淮海战役中是我军的手下败将。听说葛中山在尾追红军长征时被我军击毙了。
  四、 参加红军
   1932年8月三十四团奉命去江西东北部的山里,搞武装游行,企图吓住红军并寻找机会消灭红军。这一带山高谷深、林木茂密,我们沿着谷底的一条河边行进。在这样的地形状况下搞武装游行,实在是太狂妄了。本来是想消灭红军,结果却遭到了红军的伏击,部队根本没有准备,无法组织抵抗。当官的跑了,当兵的就像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队伍被打的七零八散。我很害怕,紧跟着一个老兵逃到了山里,这个老兵是我的副班长,曾被红军俘虏过,他说:“我被俘时因为想家红军就给我发了路费。万没有想到,刚回到家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他是个老兵,我知道跟着他跑吃不了亏,我们俩在山里转了一天一夜,肚子饿得受不了了。他对我说:“听不到枪声了,咱们下山找红军去,红军比国民党的军队好,他们是穷人的军队,我以前被红军俘虏过,亲眼看到,当官的对当兵的好,不打不骂,和士兵讲平等,对俘虏还优待,如果愿意当红军人家欢迎,想回家还发路费,我们去投奔红军吧。这次我也不再回家了,回到家也没法活,咱们带着枪去,红军一定欢迎。”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白军和红军,他们为什么要打仗?一心想着有了路费,快点回家去,哪怕把枪交给红军,再给他们干点活,能给我点钱,就谢天谢地了!我就跟着班副往山下走,一心一意想找到红军。
  在半山腰我们有幸碰到了红军的担架队,我们远远地跟着他们,人家也不理我们。跟着走了二、三里地,到了一个较大的镇子。站岗的把我们拦住了,他们看到我们背着枪就问:“你们到那去?”班副说:“我们要投奔红军。”“干吗要投奔我们哪?”我答:“我想把枪交了,领上点盘缠回家去。”“那你们就跟他们走吧。”我们俩兴高采烈地跟着担架队往前走,到了宿营地,红军战士们对我俩非常热情,带我们去了个地方,大概是团部吧。正赶上他们开饭,我俩被招待的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大馒头,还有猪肉粉条熬菜,这是我离开家第一次吃饱肚子,也是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
  后来听红军战士说,那顿饭是因为打了胜仗的聚餐。今后的战斗生活中很难再遇到这样的伙食了。但是红军对当兵的就是好,互相之间像兄弟似的,对我们也很亲切,向我们讲解革命的道理,我虽然不懂,但懂得了红军是咱穷人的军队,他们是为了解放穷人打仗的好队伍,因此,我打消了要回家的念头,就下了决心,不回家了,死心塌地地参加了红军。
  1932年的8月,我被送到瑞金的新编师教导队学习。我正式参加了红军开始了我的革命战斗生涯。值得庆幸的是,我在国民党中央军当了好几个月的兵,居然连一枪也没有放过,我的第一枪就是向着反动武装开的。
  1933年的春天,我从教导队毕业,分配到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营四连当战士。当时这个团的团长是耿飚,政委是杨成武,红四团是能打善战的红军老部队,其前身可追朔到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被毛主席称为一方面军的“三只虎”之一。(另外两只是红一团和红五团)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打法,善于进攻,善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红军的装备差,主要是轻式武器和大刀长矛,只能发挥自己地形熟悉、有群众基础的优势。在群众的支援下,队伍轻装便于机动,和敌人绕圈子,寻找战机,出奇不意地冲入敌阵,再顽强的敌人,也能把它打垮。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虽然毛泽东同志离开了指挥领导岗位,但我们四团还是应用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打了许多胜仗,和苏区人民一起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我们红军在根据地的生活非常艰苦,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上的封锁围剿,使根据地的物资供应及为困难,到了冬天还换不上棉衣穿,只有一件单衣,经常是吃不上饭,没有粮食不得不把地里芋头叶子和豆角叶子煮来充饥,盐是当时最贵重的东西,好长时间我们都得不到盐。武器弹药更是供不应求,他的来源全是在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取。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红军能生存下来,能够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离开群众的支援是绝对不可能的。红军苦,根据地的老百姓更苦,他们忍饥受冻,全身心的支持红军打反动派,父母送子当红军,妻子送郎上战场,为了打垮反动派,他们全力以赴送军粮救伤员,离开老百姓的支援,红军就不可能发展壮大。
  1934年的夏末,蒋介石发动了对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调动了百万大军,采取了堡垒战术,向根据地开始了步步紧逼的围剿。如果我们当时避其锋锐,跳出敌人设置的堡垒圈,在苏区之外和敌人去作战,是完全可能取得主动粉碎敌人围剿的。但在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下,却提出了“寸土必争”的口号。在这种错误的领导下,丢弃了红军的优势条件,以苏区的困难环境和红军的劣势装备与敌人打起了“堡垒对堡垒”的武装保卫战,致使红军打了一场又一场败仗。我们打得最激烈的一次是武装保卫广昌,战前杨成武政委做了动员,他说的不多,我却记得很清楚。他说:“同志们,我们又要打仗了,要打大仗,就是武装保卫广昌。过去我们能打硬仗,善于强攻,善于运动战,现在我们要能守得住,要打好阵地战。”大家是有誓死保卫苏区决心和勇气的,但阵地战毕竟是我们的弱点。战斗开始,敌人的炮火就把我们压在工事里,而我们既没有重武器,又缺少弹药,火力根本压不住敌人,只有靠反冲击打交手仗和敌人拼命。敌人每冲上来一次,就是一场血战,我们这些战士是勇敢的,指挥员更是做出了表率,当时我们连的阵地就在团指挥所的旁边,敌人的炮火打得阵地上沙石横飞,硝烟弥漫,我们都为团首长的安全而担心,我看到耿飚团长丝毫不为所动,仍在坦然自若的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用电话指挥战斗,这使我们对胜利更加有信心。然而广昌并没有保住,阵地丢了,我们不服输,一次又一次的反冲上去,阵亡了很多同志,减员大半,不得不放弃广昌。
  此后又有兴国保卫战,瑞金保卫战,均未胜利,地盘都丢失了,这都是由于受“左”的影响,抛开了适合红军自己优势的打法,去和敌人硬碰硬的打,使根据地越来越小,部队越打越少,最后不得不放弃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北上长征。
  在我参加红军的两年多时间里,正是中央苏区最为艰苦的时期。那时生活艰苦、作战频繁,每一次战斗都有牺牲的精神准备。我由于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技术提高很快,我成了一名机枪射手,还当了班长。打仗我是 没得说,可政治觉悟却不高。指导员动员我入党,并准备让我当排长,我不干,我说我受不了党员、干部们的开会,我让指导员放心,我不入党打仗也不比党员差。我那时的问题是还没有真正明白革命的道理,我只是一名红军战士,还不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五、 长征路上
  长征是举世闻名的壮举,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这367天的战斗历程,在我日后的战斗生活中,总是激励我克服一切困难,挺过去了一次次的磨难。它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听的故事。长征胜利将近70年了,想起这段征程仍令我激动不已。
  中央红军在长征的时候,我在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四连任班长,我们团在长征路上一直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仗打得最多,休息得最少。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雪山草地探路,突破天险腊子口,都是我们团冲在前面。那时候挨饿受冻是家常便饭,天天都有死神的威胁。为了抢时间夺下泸定桥,我们一昼夜跑了二百四十里路,那真是又累又饿又渴,我们有个战士年纪比较小,在夜间行军中走着走着就睡觉了,一头载在地上把头碰破了才醒来。尽管困倦、疲劳、饥饿几乎到了极限,但一和敌人接上火,战士们一个个又生龙活虎地冲锋向前,没有一个怕死的。在战斗中我曾受过三次伤,第一次是在福建边界作战时手被打伤了,但使我最难忘的还是在长征路上的两次受伤。一次是湘江战役,另一次是直罗镇战役。
  (一)血战湘江
  湘江封锁线,是敌人在红军长征路上布置的第一道防线。敌人利用波涛汹涌的湘江,作为天然障碍,修筑了一百多个碉堡,除了这道天然屏障,蒋介石还动用了四十万大军,五路追剿,企图利用湘江来个前后夹击,把我们红军主力消灭在,全县、兴县、灌县那么一个袋形地域里。白崇喜曾趾高气扬地说:“我们能在湘江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
  情况十分危急,这是红军能否冲出敌人重围的生死存亡的关键性一仗。
  开始时,我们红四团是在界首伏击广西军阀夏威的部队。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供应充足,所以目中无人,可是刚到界首就挨了我们一顿猛揍,打得他们四处逃窜几乎全军覆没。战斗取得了胜利,真叫人高兴,紧接又来了新的任务,命令我们团连夜奔向全州以南的觉山和红五团一起消灭敌人,掩护主力通过湘江和湘桂路。命令要求我团于11月29日连夜行走一百多里路,于第二天的凌晨到达预定的觉山阵地,与先前到达的红五团,共同阻击南犯之敌。当时听说在我们四团正面有敌军三个师的兵力,我们突然的到来,敌人毫无察觉。天刚亮,敌人就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过了不大一会敌人的飞机就来了,有几十架飞机轮流向我们的阵地上投炸弹、扫射,一批去了,又来一批。紧接着敌人地面部队就用炮火袭击我们,顿时我们的阵地变成一片火海,烟雾弥漫,树枝、石头在烟雾中乱飞,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什么也看不见。猛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连身体也被震得不停抖动。但是我们忍着,隐蔽在工事里,静听敌人的动静,多么猛烈的炮火啊!从我参军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碰到,我预感到这将是一场残酷的恶战。
  果不其然,敌人的轰炸了一阵不见我们的动静,以为把我们炸的差不多了,于是一群敌人端着枪,大着胆子向我们阵地猛扑过来。他们哪里知道,在我们每一个红军战士的抢膛里已经装满了复仇的子弹。当敌人靠近时,只听我们连长大喊道:“打!”我们的手榴弹,轻、重机关枪、步枪等武器一起开火,敌人立即栽倒在地上一大片,没打倒的敌人撅着屁股连滚带爬地退了下去。就这样第一次冲锋被我们打垮了。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顷刻,又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我们不停地投手榴弹、射击。敌人一批打退了又一批冲上来。尽管我们打得很勇猛,终因敌人太多,怎么也压不住,一些敌人逐渐冲上了我们的阵地。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红军战士不怕牺牲,立即插上刺刀冲了上去。于是,一场悲壮的肉搏战开始了。
  红军战士大多是贫困的工农出身,苦大仇深,我们善于近战,面对着敌人,个个英勇顽强,多数情况是我们一个要和几个敌人拼搏,我身高力壮,十几个回合就撂倒了几个敌人,敌人看我不好对付,就一起围上来。我看来得太多,急中生智,奋力跳出重围,与他们拉开一段距离,迅速投出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那几个敌人被我给报销了。就这样激烈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天,直打到黄昏才把敌人打退。阵地上丢下敌人无数的尸体。我们的伤亡也不小,大家含着悲痛的泪水,默默地掩埋了牺牲的同志,抢救了负伤的战友。此时,我们才感到又饿又困。赶紧吃了几口干粮。就在阵地上睡着了。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发起了攻势。飞机配合大炮,一齐出动。不仅加强了正面进攻,还调动大部队迂回到我们的侧翼向我们围攻,战斗打得更加激烈了。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我们必须顶住,在上级的指挥下,全体指战员,拼命坚守阵地,连续打退几次敌人的进攻。阵地前敌人的尸体一个摞着一个,我军伤亡也越来越大,战斗力明显减弱。到了中午我们的几个山头阵地被敌人夺去了。有的阵地是在指战员全部牺牲后,敌人才得手,有的则是在一边打一边撤的情况下放弃的。我们连的一百多人经过这一场恶战后阵地上只剩下三十几人,干部只有一个排长幸免于难。为了坚守尚存的阵地,我们仍在和敌人拼死搏斗,在搏斗中又有十多名战友倒在血泊中,排长也在反冲锋中牺牲了,阵地失守了。在没有干部的情况下,我是唯一活着的班长,就自告奋勇的主动带领本连幸存的战士,迅速向营指挥所靠拢。
  就在这个时候,侧翼的红五团的阵地也全部失守了,敌人便趁势全力向我们红四团围攻过来。正当情况万分危机之际,终于得到上级命令,命令我们团转移,并指示我们边打边撤,竭尽全力阻击敌人,以延缓其推进速度。这一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天上敌人的飞机不停的轰炸扫射,后面的敌人紧追不舍,我们在枪林弹雨中缓慢地移动,还不断的和敌人面对面的打交手仗,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二)死里逃生
  当天傍晚,我们甩掉了敌人之后,隐蔽在一个小树林里休息。激战了一天,真是又渴又饿又累,我和不少战友的嘴唇都裂开了好几道血口子。掏出已经干透了的米饭,还没有来得及吃,一架敌机突然飞过来,向小树林俯冲扫射,还扔下了几颗炸弹,其中一颗在我坐的附近爆炸了,顷刻间我被强大的汽浪推倒,短暂的昏迷之后,看到周围倒下了十几个同志,感到自己的右肩头火辣辣的,扭头一看,啊!身后的背包被炸的稀烂,右肩头上的肉被削掉一大块,骨头外露,鲜血直流,顿时感到剧烈的疼痛。我强忍着巨痛,急忙用左手去捂伤口,想把血止住,可是伤口太大,手掌捂不过来,血顺着指缝往外流。一天没吃没喝,又出了那么多的血,渴的要命,我觉得渴比饿还难受。头很晕眼发黑,不知什么时候我昏过去了。事后我才知道,就在我昏迷的时候,凑巧一个兄弟部队的卫生员路过此地,他听见我躺在血泊中呻吟,立即把我扶起来,进行包扎。怕止不住血,又从我那被炸破的被子上撕下一条粗布,紧紧地绑在绷带外面,他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匆匆的离开我去抢救其他的伤员。多好的同志啊!没有他及时到来,我可能在那天夜里就去见马克思了。
  后来我们红一军团的野战医院,收留我住了院。能住院是幸运的,因为是上肢负伤,还能勉强走路。对那些不能走的伤员在当时是没有能力长期抬着走的,只能做些简单的治疗后安置在老乡家。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他们活下来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一方面是没有医疗条件,另一方面是陌生的环境没有群众基础,很难逃脱敌人的追捕与迫害。活下来的人有些经历千辛万苦找到了部队,也有些从此隐姓埋名在当地终老一生。但他们都是革命的火种,当革命的火焰再次来到时,他们就会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我们的所谓“住院”其实还是天天行军走路,既没有固定的医疗场所,也不能住下来进行治疗养伤,而是由几名土生土长的医生和一些年轻的看护员组成的两个医疗所,把我们二百来个重伤员组成两个伤兵连,伤兵连和正规连队一样编制,每个连下面有三个伤兵排,排下面设三个班。每个所带领一个伤兵连行军。在行军的途中医护人员轮流给我们伤员做些简单的治疗护理,偶尔遇到有行军间歇或是夜间宿营时,才能给特重的伤员做手术。
  我住院后,一名医生对我的伤口作了检查,看看没有化脓,就用食盐水清洗了一下,没上什么药,重新用绷带包扎起来,然后找来一块木板,打了四个眼穿了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把我的右臂托在木板上,这样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当时我急于康复归队,便问医生:“多久能够治好?”医生说:“像你这样重的伤,别说咱们现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就是在后方医院,两三年内也未必能彻底治好,这就看你的运气了。”是啊,缺医少药是红军普遍存在的问题,更何况营养缺乏,频繁迁徙,又得不到休息,一旦伤病,是很难治愈的。我打了那么多仗,早将生死看得淡了,可是到了这时也难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求生的欲望反而强烈起来,我不想这么窝窝囊囊地等死。
  打住院那天起,我们几乎天天行军,不但得不到整天的休息,也睡不上一个安稳的觉。别说加强营养,一打起仗来,紧张得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甚至连口水都找不到。不几天,我的伤口感染了,脓血一股一股地往外流,臭得熏人,招来成群的苍蝇,真烦人。
  有一天,我觉得伤口处奇痒剧痛,扭头一看,伤口外面有一层白乎乎的东西在蠕动,是什么?我睁大眼睛细看,啊,是蛆!这可怎么办!在行军路上,怎么好麻烦别人。我在地上拣了根草棍把蛆一个一个地拨拉掉。可是,没过两天,蛆又有了,而且还越来越大,有的还长了尾巴,怎么也拨不干净。我的伤势更加严重了,胳膊肿的比大腿还粗,右边上半身疼痛难忍,我开始发烧,还脱了水,人也瘦成了一把骨头,走路晃晃悠悠的。有一天我终于昏倒在地,老半天站不起来,这时与我同住院的战友杨佛云同志找了根树杈子,把我扶起来让我拄着树杈慢慢地往前走。在他的照顾下,我又摇摇晃晃地前进了。
  到了宿营地,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姜齐贤来院检查,他看到我的伤势后,认为伤情很重,如不立即做手术就有生命危险。当天晚上,在一棵大树下,就点着火把照明开始了手术。因为没有麻药,怕我在手术中支持不住乱动,便找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轮流按着我。手术前,姜部长操着湖南口音亲切地对我说:“小伙子,你的伤很重,不手术好不了,但咱们没有麻药,你要坚强点,就做一次‘关公’吧,你能挺得住吗?”
  姜部长爱兵如子,医术高明,人称“军中神医”,他能亲自给我做手术,我觉得很幸运,从心里消除了对手术的恐惧。当听他说要我在手术中做一次关公,我立即想起了别的同志给我讲的《三国演义》里“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更加激发了我忍痛的勇气。想着姜部长在手术前的鼓励,他真是寓意深刻,用心良苦,听他讲完,我连连点头。
  手术开始了,姜部长先用镊子把蛆一个一个地夹了出去,然后清除浓血和脏物,再把烂肉割掉,还大面积的切除伤口周围的组织。刀剪所到之处,吱吱做响,疼的我浑身冒汗,牙关闭紧,但就是一声不吭。小伙子们按得很紧,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本来已经很虚弱的我,这时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虚脱过去好几次,每次又被剧烈的疼痛惊醒,伤口清理到最后,用食盐水冲洗消毒,这可比割肉还疼。但我还是挺过来了,伤口包扎好,手术顺利完成。术后姜部长激动地说:“小伙子,行!你真是条好汉。”
  姜部长医术精湛,果然名不虚传,这次手术治疗非常成功。手术几天后又上了一次药。我的伤竟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两个月后,我便康复归队了,继续投入新的战斗。
  (三)突破乌江
  我记得我们红四团到达乌江的时侯,正是新年的头一天夜里,我们连开了个晚会,这个会不象往年过年时搞庆祝联欢,而是进行战斗动员,每个人都下了决心“突破乌江,拿下遵义”。
  晚上下着雪,天气很冷,江边上浓雾弥漫,团首长指挥用机枪扫射对岸,敌人隔着雪雾摸不清我们的虚实,盲目地还击,火舌一齐向我们南岸吐来。这么一来,团首长了解到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兵多工事强,而渡口上游敌人防守薄弱,就决定佯攻渡口大道,其目的是要把敌人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住。
  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们团在第二天的下午就大张旗鼓的在渡口南岸搬运架桥的材料。敌人发现后,紧张的一个劲儿地用机枪和步枪朝我们射击,还拼命地加修工事。
  团里还布置叫我们抓紧赶制竹筏,还在各连挑选水性好的战士凫水过江,会游泳的人都争先恐后的报名,而我却没有资本,不会凫水当然不能报名了。报名强渡的人很多,后来只精选了十八名,但试渡时在十八人中仅选出八位下水的勇士。
  这八位同志在下水时每人给喝了一碗酒用以御寒。他们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腰里缠着驳壳枪,用一只手拉着绳子,一手划水,在冰冷的江水中英勇地向对岸行进。他们的心里装着首长的嘱托,要把缆绳拉过江去,以便后续部队渡江。可是任务没能完成,当他们划到江心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向他们猛烈的扫射。勇士们并未畏惧仍然顽强地向前泅渡。突然敌人的迫击炮弹打断了八位同志拉着的缆绳,他们不得不往回返,有一位同志不幸被急流冲走了。他是抢渡乌江牺牲的第一个红军战士。
  第一次,试渡失败了,又进行了第二次偷渡。这次是在夜间实行的。乌江水咆哮着,天上还下着大雪,在岸边看着三只竹筏先后下水,我们都急切地盼着他们快划到对岸,发出信号来,心情特别的焦急。大家身上的衣服都被雪水湿透了,通身冰凉冰凉的。我们在岸边都这么冷,那坐在竹筏上的战友们他们迎着风雪在乌江里与汹涌的大浪拼搏,该有多大的毅力啊,我真担心他们被敌人发现了。
  一瞬间,竹筏便消失在夜色中,十分钟过去了,还看不见对岸的动静,真叫急人啊!
  过了好久才听说,第二个竹筏划到江心后,被水流冲出好远,差点翻掉,不得不返回来。第三只筏的同志也返回来了,他们的筏也冲出好几里地,而第一只筏得不到消息。
  夜,漆黑漆黑的,滚滚的江水哗哗作响。不见那只筏回来,怎能不使人焦心啊!又听说国民党薛岳纵队离开我们团不远紧紧跟踪着我们,要是完不成渡江任务,那情况就更加危急。上级给我们团派来了工兵营,担负架桥任务,团首长又作渡江动员,讲明当前的形势。
  我们红四团的指战员听了首长的动员报告,各个情绪激昂,积极向团部请战,表示自己的决心,情愿做最大的牺牲也要奋不顾身地渡江过去,确保党中央和部队的主力顺利渡江。为了不失时机,团里决定出动六十多个竹筏进行强渡。
  竹筏在黎明前出发了,我们连此时进入到一片竹林里待命,天亮了后面的三个竹筏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得见,竹筏划得离敌人不远的地方时,忽然听到敌岸响起了机枪声。可是,机枪不是朝我们的竹筏打,而是向他们岸上的石崖上打。这是怎么会事?叫人纳闷。
  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的竹筏就慌了神,枪也不知道往哪里打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激烈的枪声。细细再听,那枪声是江对岸石崖边传来的,枪是朝着敌人的方向打的。怪不得敌人不打我们的竹筏却向石崖上放枪。不大一会儿从对岸的石崖底下钻出几个人来。我猜想这些人援助我们打敌人,大概是我们的游击队吧。
  敌人发现石崖下的人,就集中火力往崖底猛击。
  我们的竹筏乘机加速前进冲上对岸,并吹响了冲锋号。竹筏上的同志与崖底下的人形成了交叉火力,把敌人紧紧地夹住,敌人迫不及待地向后逃窜。我们的同志冲上敌人的阵地。身在南岸的我们高兴地欢呼雀跃。后来我们才知道,在石崖下出来的那几个人是我们第二次渡江失去的第一只竹筏上的同志,他们五个人带了一挺机枪,晚上摸黑上了对岸。他们上岸后等着后续部队过来,等了很久未见来人,却听到敌人又在修筑工事。他们在敌人的脚底下不能发信号,万不得已只好潜伏在敌人工事底下等待时机。第二天拂晓,他们看到我们强渡的大队竹筏时,才出其不意的从敌人鼻子底下蹦了出来。
  那几位同志和第一批强渡的同志会合后,团首长又组织第二梯队,撑着剩下的几十个竹筏向对岸的敌人驶去。团首长命令我们二营集中全部火力,加上数十挺轻重机枪,进行掩护,压制敌人的火力。我的伤还没好利索,但作为机枪射手,我顾不了这些,操起轻机枪拼命地向对岸扫射。一营先过了江,占领了高地。后来敌人的预备队开来了,把一营占领的高地夺了回去,我们的人就边战边退,被迫退在江边。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军团炮兵增援部队赶到了,迅速把炮架起,把炮弹送进炮膛。“轰”的一声巨响,炮弹落在敌群的背后爆炸了。接连发射了三发炮弹,向我们滩头冲击的敌群被浓烟掩盖的看不清了。待硝烟散去后,地上横七竖八地躺下一大片敌人尸体,未被炸死的敌人鬼哭狼嚎的向后逃窜。我们在滩头的部队乘胜发起攻击。
  工兵连的同志冒着敌人的炮火终于在滚滚的乌江上架起了通向胜利的浮桥,我们连乘胜踏着浮桥冲过了乌江,一军团和中央机关也都浩浩荡荡地跨过乌江。敌人号称的乌江天险被我们红四团突破了!
  (四)两夺遵义四渡赤水
  突破了乌江后,我们作为前卫连顾不上休息迅速向遵义疾进。路过一个小镇时发现了一个点心店,老板跑得没影了,可是刚出炉的点心还冒着热气呢。连里决定买下店里的食品,这样可以节省做饭的时间,也给大家解解谗。留足了钱款,大家便风卷残云般地般空了这个小店。我们边走边吃,点心是猪板油做的,又甜又腻,这对于我们这些饿坏了的小伙子来说真是天赐美食,一会儿就吃了个肚歪。没想到这东西吃多了可了不得,我们是空腹吃的热点心,先是口渴叫水,等喝了水就感到肚胀难忍,腰都弯不了,一个个直着身子往前走,又甜又辣的胃液直往上涌,可吐又吐不出来。坚持着走了一段,不少同志都掉队了,我这时想到点心就恶心,忙把挎包里的点心都到在了路边,一辈子也不想吃它了。想想那时真是年轻,只顾今天不管明天,好在东西糟蹋不了,后续部队会捡起吃的。
  我们占领了遵义城。当时城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说红军是天兵天将骑着“水马”渡乌江,是飞毛腿,上城不用梯子,穿着盔甲子弹打不透。敌人为了掩盖他们的无能和失败,也说红军有神兵神马,如何如何的厉害。以后又由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听到这种传说,我们觉得可笑,但却很高兴,因为人民群众把我们红军当做神兵去传说,说明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喜爱,敌人把红军当做神兵去传说,说明敌人对红军的恐惧,作为红军的我们,终于可以有机会好好休息一下了。那知没能休息成,当天就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红四团继续前进,迅速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杨成武政委做政治动员说:“我们不能在遵义停留了,任务紧急,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要在路上吃干粮了,等完成任务再争取时间好好地休息吧。”
  我们红四团的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别看政委的话不多,我们心里很清楚,一个个精神抖擞,队伍整整齐齐地出发了。
  遵义到娄山关路途还很远呢,从娄山关到桐梓还有几十里路,我们一刻也没得到休息,用小跑的速度前进,当天下午就赶到了娄山关南面的板桥。晚上就在板桥上宿营的,我抽空还睡了一会儿。
  天还没有亮,全团又出发了,悄悄地向娄山关的敌人接近,一部分绕到敌人的背后,大概有一个时辰,高山背后响起了枪声,正面的部队吹起了冲锋号,我们向敌人冲去,给敌人来了个前后夹攻。敌人迷迷糊糊出来迎战,激战了两三个小时,敌人招架不住,有的仓惶逃走,有的缴械投降,打死打伤的无数,我们闯进了娄山关。占领了娄山关后,我们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追了三十多里,又占领了桐梓。沒想到同梓比遵义还漂亮。有整齐的街道,马路宽阔,还有电灯,洋楼。那些官员、贵族在我们红军进城时早己逃之夭夭。正好留下空楼,让我们宿营。我这是第一次住洋楼,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哪儿都新鲜。我好奇地参观了发电厂。我还领到一双皮鞋,可穿在脚上不如布鞋舒服,就把它送给我们红四团的卫生队长了。在桐梓还发给我们几筒白金龙香烟,我把它当宝贝似的装在空粮袋里背着。在行军的路上抽上一口能解乏,累了吸上几口能提神,在桐梓住着很舒服。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有新的任务,又命令我们迅速出发了。虽然感到遗憾,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只能打起背包跟着队伍向前走。
  我们先占领了牛栏关,下一步前进的方向是松坎,一路上还遇上了敌人,听说敌人有四个团,一半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逃往松坎,还有些钻进山林。
  从牛栏关到松坎有上百里路。由于和敌人交战,前进的速度就快不了,一天都走不到五十里路。连夜追击敌人前进,敌人经不起打,一触即溃。就连敌人的机枪连。也被我们打垮了。就这样边走边打,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夺下了松坎。在松坎休整了一个星期。这时耿飚团长调离四团到一师任参谋长,新调来的团长叫卢子美,时间不长又换成了王开湘同志。我们团到松坎后还补充了一些人,少共国际师的一个团编入我们团。我们团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在松坎我们的任务是警戒,到第七天,听说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军委主席、周恩来同志当选为军委副主席。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就在于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军委的领导地位。我们为自己对遵义会议的安全贡献过力量而自豪,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喜事,大家高兴我也高兴。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军委在毛主席领导下,改变了过去的军事挥上的错误路线,摆脱了被动局面,采取了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敌强我弱不利于我们时绝不死守硬拼,而采取主动后撤。如在赤水河两岸与敌人打转转,找到有利时机一举全歼敌人。
  我们第二次攻下遵义后,进行了几天休整。蒋介石吃了几次败仗,赔了老本,很不甘心,乘飞机到贵阳亲自指挥,调兵谴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到达贵阳时,我们的毛主席给他摆了三个阵势,使他摸不透红军的虚实,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在墙上刷上了大字标语:“攻进贵阳城,活捉蒋介石。”还高呼口号。这些计谋令蒋介石信以为真,急忙退回昆明,并调遣部队回防。
  毛主席自遵义会议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亲自指挥红军攻占遵义四渡赤水。佯攻贵阳连摆巧阵,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军取得有利时机,大踏步前进,彻底扭转了形势。
  毛主席料敌如神,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我们的队伍再也不像以前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那时行军作战都是昼伏夜行。毛主席上台后转为昼行夜宿,虽不断行军打仗,但还有休息的时候,还能干点别的事。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做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心人民群众的饥苦,做调查研究,访贫问苦,所到之处都播撒下革命的种子,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与当地人民群众结下了魚水之情。
  (五)激战金沙飞夺泸定
  我们红四团完成了佯攻昆明迷惑敌人的任务之后,又连克禄劝、武定、元谋三个县城,紧接着直奔金沙江。那时候天气特别热,部队很多,我们背着背包扛着枪,气喘噓嘘的急行军,快到江边时大家每人抗上一根竹竿用于搭设浮桥。可到江边一看,水深流急,既无法架桥也无合适的渡口,只好向下游疾进,从干部团占领的绞平渡过江。到达渡口后,上级要求我们团前出警戒,负责保护渡口,掩护全军过江。我们连的任务是阻击向绞平渡进攻的川军。当时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敌人先后投入了一个旅的兵力向我连阵地轮番进攻。但是川军的战斗力和进攻意识都不强,似乎并不想真的突破我们的防线,可毕竟兵力悬殊啊,我们靠着有利的地形和坚强的战斗意志,以一个连的兵力顽强阻击了敌人一个旅16个小时的进攻,以很小的代价赢得了大军渡江的时间。但我们的连长不仅没受到表扬,却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被降了级。当时的连长叫邓雨,是个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当我们又一次打退敌人进攻后,团里用军号调我们连回渡口,但这时大家又累又渴,连长和战士们一起跑到后面喝水,离开了指挥位置,耽误了撤退的时间。因此受到了团里的批评,并降职为团部警卫排排长。我们都觉得不公平,可邓连长根本不在乎,拍拍屁股去团部上任了。
  我们赶到江边后想着赶快渡过江去,可是人多,江宽、水流湍急,时间短不能架设浮桥,全靠小船摆渡。在江边有个小庙,里里外外都躺满了人。我看一时半会过不了江,便靠着庙的一角席地而坐,本想休息一会儿就走,但觉得很困抱着枪就睡着了。在睡梦中忽听一阵脚步声,把我惊醒了,我们的部队不知什么时候己过了江,我立即爬了起来。发现我的粮袋不见了,连我当作宝贝的“白金龙”香烟也不知被哪个烟鬼顺手牵羊地给抄走了。真叫我心疼啊!但不容我多想,追赶部队要紧,我赶快跑到江边,也不管是哪个部队的船,挤上过来的一只小船就过了江,追上了我们的连队继续向大渡河前进。
  安顺场渡口已被红一团占领,正在找船渡河。大渡河水高浪险汹涌澎湃,令人心惊目眩。蒋介石命令他的那些干将追击红军,还歇斯底里的叫嚣,要让红军像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一样在大渡河上覆灭。“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他高兴的太早了,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可不同于石达开。但摆在红军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果我们红军不能迅速的渡过大渡河,那情况就十分危急了。大渡河水流太急,不能架桥。渡口只有几只小船,几万大军只靠着几只小船来渡河时间来不及。因为蒋介石的部队在后面追击,此时我们四团接受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在团首长的带领下我们从安顺场出发,沿着大渡河向泸定桥奔袭。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路程还很远,而且道路很难走。道路不平不说,有的地方是羊肠小道,左边是峭壁绝崖,右边是大浪滾滾汹涌澎湃的大渡河,在那万丈深渊的峡谷里,闪着寒光,使人心惊目眩,稍有闪失,就有落入河里的危险。那时已是五月天,山腰上还堆满了耀眼的积雪,闪着寒光。这里的积雪终年不化,走在中间,寒气逼人。但我们四团指战员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坚定了急奔泸定桥的决心。我们边走边喊口号,拿下三百二十里,夺下沪定桥!拿下三百二十里,夺下沪定桥!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反反复复地喊,越喊跑得越起劲。
  走了有几十里路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向我们射击,为了争取时间,团首长非常沉着,命令队部不还击,不走正道,爬山抄小路走,这条路,不但高险,还弯弯曲曲的很不好走,费了我们不少时间才避开了敌人。
  又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在一座大山上,先头部队和敌人的一个连遭遇了。团首长命令我们在前进中消灭掉敌人这个连。敌人的战斗力不怎么样,也可能是指挥失误,我们沒有费吹灰之力 ,一个猛冲就把敌人全打垮了。我们又走了十多里路才翻过这座大山。
  打了胜仗走起路来就更有劲了。尽管还有零星的枪声,我们照常爬山前进。前边的大山上又发现了敌人。团首长命令先头部队向敌人攻击,让我们二营从侧后迂回。
  敌人发现我们攻山的企图,便集中火力用机枪疯狂封锁正面路口。他们那里想到在他们背后响起了枪声。这是我们二营抄到了敌人后面。这下敌人可就乱了阵脚,不知往那个方向射击。团首长指挥大部队从正面向敌人冲去。敌人在我们团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很快被消灭在山脚下。此一仗,活捉到一个连长,一个营长,还俘虏了两百多人,缴获了不少轻重机枪和其它军用物资。又打了个大胜仗,士气特别高。我们精神抖擞地往前走。但是,前进的路越来越难走,前边都是山路,坑坑洼洼的沒有一点平坦的地方。天黑了,黑得伸手看不见五指,路就更难走了。这时河对岸发现了敌人,敌人在对岸和我们平行前进。这说明敌人也没有休息,他们知道红军要夺取泸定桥,所以要抢时间,赶到我们的前边。我们那能示弱,团首长早有准备,为了安全准时到达泸定桥,要求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射击。敌人点起了火把,我们也点,敌人和我们联络,我们就用刚消灭的敌人的番号联络,还真蒙过去了。老天爷不作美,猛然又下起了大雨。雨下得像盆子往下倒似的。本来山路就很难走,这一下雨,地下泥泞的走一步滑一跤,我都不知自己摔了多少跤。身上被雨浇的透心凉,又加上在急行军中肚子没得到补充,饿得肚里咕咕叫,忍着饥饿和寒冷,还得不停步地在那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地往前走。对面的敌人抗不住了,他们宿营了,这等于给了我们时间,加紧赶路啊!
  军团长——林彪,命令我们团,一定要在预定时间,赶到泸定桥。于是我们就竭尽全力,拼命往泸定桥赶。这时的我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雨越下越大,路滑得难以行走。大家互相搀扶,我拣了一根树杈拄着,饿得狠了就嚼两口生米,渴了捧把雨水喝。我那时真是又饿又乏,尽管走在疾风暴雨中,我竟不由自主的打起盹来。走着走着站住睡着了。后面的同志推了我一把,我才猛然惊醒,加快了脚步去赶前边的同志。
  雨大夜深,路面淌着雨水,滑得我们不断地摔跤。可以说我们的队伍是在滚爬中前进的。我们太困倦了,一不小心就有掉在河里的危险。为了防止万一,团首长叫我们把自己的绑带解下接起来,大家拉着绑带走。
  由于行军速度太快,我们班掉队的人不少,我是班长,得做收容工作。催着掉队的同志往前追赶。第二天早晨,部队终于赶到了泸定桥,我和这些掉了队的人,也赶到了沪定桥的西岸。那里有个天主教堂。神父们都跑光了,我们班就在那里警戒。教堂里放着一袋子白面、一桶食油和一些砂糖,见到了粮食,我喜出望外,精神来了,我知道,班里的战士都是南方人,不会做面食,我自认为在家时曾卖过烧餅和油条,便自告奋勇地承担起做烙饼的任务来。叫同志们先去睡觉等我把烙饼做好了叫大家起来吃。
  我想打烧饼是用盐和面和在一起用水揉成块做的,糖和面放在一起同样可以做成烧饼,肯定会更好吃。我很自信地把砂糖和白面倒在瓦盆里,烧了点开水准备一半面用开水烫,一半用温水和,没想到砂糖和在面里不像盐那样,面粘的一塌糊涂,把我的两只手糊得像猫的爪子插在了胶泥里,怎么也利索不了,根本沒法做剂儿,更不能放在案板上擀。急得我冒出一身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有再加上些干面用手抓上一块面,两手翻来覆去地拍拍,做成巴掌大的厚面片在锅里连炸带炕,好歹是熟了,虽然我的手艺不咋样,但又是油又是糖的都是好材料,也称得上香甜美味了。同志们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看到白面做成的糖饼子,迫不急待地抓起饼来就住嘴里填,狼吞虎咽地吃的还挺香。看到同志们那么爱吃,我心里也就踏实高兴了。大家都吃饱了也就有劲了。背起背包扛起枪,参加了随后的战斗。
  泸定桥是架在大渡河上的,听说二狼山就在河的东岸,特别陡,河水非常急,大浪翻起来有几丈高,河水地咆哮声震得人耳聋。水流太急根本不能行船。
  泸定桥是悬在十多丈的高空中,没有桥墩,只有十几根铁索,河的宽度有好几十丈,铁索有碗口那么粗,用铁环扣成,九根作为桥面,四根作为扶手,铁索用铁环扣成。原来桥面上铺的木板,在我们到来之前被敌人都给揭掉了。揭掉的木板敌人沒有全拿走,扔的东一块西一块。
  敌人所以要抽去桥板,目的是想利用大渡河的天险把我们红军挡住。在我们发起攻击前,敌人不断地向我们喊话,进行挑衅,气得我们恨不得立即飞渡过去把他们消灭光!大家要求连长去请战,争取团首长能批准我们连担任突击队。
  团里在二连组织了22人的突击队,还把各营连的机枪集中使用,以猛烈火力封锁敌人的火力点,我的机枪又要发挥作用了。下午,总攻开始了。王开湘团长和杨成武政委手握着短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
  全团的号兵组成军号队吹响了冲锋号。突击队员们精神抖擞地挺起胸膛冲向桥面,扛起枪,腋下挟着一块木板,上了桥。一手抓着铁索链,边爬边铺木板。铺上木板就往前冲。
  敌人使尽全力顽抗,用各种轻重武器喷吐着火舌来阻挡我们。可是无济于事,我们的火龙把他们的火舌全给吞掉了。红军指战员一个个斗志昂揚,越战越强。敌人被我们吓傻了,不顾命地抱头逃跑,我们的突击队就加快了步伐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前进。
  眼看突击队就跑到敌人的桥头,突然泸定城的两头燃烧起大火,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这个时候,听到杨成武政委高声喊着:“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王团长也挥舞着手枪喊着:“同志,冲过去!”大家也随同团长和政委大声喊着:“冲呀!冲呀!”
  我们的先头部队已冲进了城,三连紧随其后,上桥铺木板,并快速冲过去支援突击队。敌人反扑了,被我们给压了回去,我们连作为第二梯队跟着团长投入了战斗,奋不顾身的直向敌人冲杀。激烈的巷战打了有两三个小时,我们把敌人歼灭了一大半,一些散兵急急忙忙向城北逃窜。很快聂荣臻政委也带领军从安顺场渡河的部队,由河的另一侧夹击敌人,赶到了泸定城。我们四团一昼夜行程二百四十里路,没有白辛苦,终于按时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光荣任务,而且还胜利地占领了泸定城,我们高兴的欢呼着,跳跃着,胜利了!胜利了!
  过了两三天,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军团主力,都来到泸定城。又过了一天,红军的千军万马,从泸定桥上跨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这才知道红军的厉害,知道红军不是石达开,红军不但没有在大渡河上覆灭,而且越来越壮大!
  (六)翻越夹金山
  夺下泸定桥后我们四团又向夹金山进军,沿路上又打了几个胜仗,冲过化林坪、拿下山垭口、先后占领天全城、宝兴县城,紧接着又担任前卫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是个大雪山,海拔四五千公尺,我们团到达山下天快黑了,抬头向山上望去,山高看不到顶,云和白雾紧紧地围绕着山峰。据说夹金山长年积雪不化,为了保证安全的通过雪山,当好先锋,团首长叫我们每人带两至三天的干粮,每人再准备一根棍子,还交待说,大家要想办法做到爬过雪山不落下一个人,做到强帮弱,大助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动的抬着走,一定要让每一个战友安全的越过夹金山。
  我心里想,乌江、泸定桥我们都突破了,夹金山还能难得住我们吗?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它。那天早上,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河旁的小路向夹金山进发了,路被冻的硬梆梆的,棍子杵在上面能听到咯、咯、咯的响声,我们一口气就爬上了山腰,刚上去路比较好走,越往上越难走,山路又窄又陡,空气也越来越稀薄,呼吸也就感觉困难了,雪越走越深,身上越来越冷。我们使劲地往上爬,我一不小心掉进了几米深的雪坑里。同志们立即用绑带拴上根棍子递下来,大家拉的拉,拽的拽,把我救了上来,我掸掉身上的雪,继续跟着队伍向前走。
  走了有几里路队伍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了,我这时也觉得很累,甚至有点筋疲力尽的感觉。杨成武政委站在一个高坡上,大声地说:“同志们,老乡们都说雪山是神山,鸟都飞不过去,人烟绝迹,只有神仙能过,如今我们来了,岂不成了神仙!”大家一听都大声笑了起来。杨政委还叮咛大家:“要当心滑倒,路还长,上边更难走,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翻过山。”有一个同志带头高呼,“坚持到底,翻过山去,就是胜利。”大家齐声呼应,翻过山去就是胜利,胜利在前……!
  我们挺着胸膛,迎着大风在雪地里艰难的挺进。大风呼呼的吼叫,山峰的积雪顿时被大风吹得往下倒塌,大风夹卷着大雪无情的打在我们的脸上、手上,就像刀割一样。我们捂着脸,忍着疼,仍然跌跌撞撞的顶着风雪前行,身上冷得发颤,我们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了,还是感觉非常的冷。由于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我不停的咳嗽,头晕目眩,不得不走走停停。靠着战友的互相搀扶,用尽全身的力气与大风雪搏斗着。刚爬到山顶,突然下起冰雹,那冰雹比核桃都大,砸在头上生疼生疼的。山顶上没处躲藏,只能用双手抱着脑袋,拼命往前走。(从此以后,我就落下个气管炎的毛病,后来发展为肺气肿,又合并成肺心病,延至终身。)
  说也怪,冰雹一停,立即就变成万里无云的晴天。当我们走到山后,又是一片冰雪,觉得很冷,我们走到一个小庙前,识字的战友们看到庙门上写的三个字“寒婆庙”庙里堆着不少的柴火,我们七手八脚的搬了一些,堆起点着,围起来烤火取暖。烤了一会火又往前行,沿着山顶上的一条曲折的盘道,绕着山峰与风雪搏斗了好几个小时,终于翻过了山顶。下了山觉得轻松多了。我心里说:夹金山不是神山吗?人走不过去,只有神仙才能越过,而我们红军不也战胜它了吗?这么一想,高兴的也和战友们放声地喊唱起来:“我们飞过神山,我们就是神仙……!”
  再往前走,还有两座山,它们与夹金山不同,没有积雪,有挺拔的松树,地下还有一两寸高的绿色小草,这倒使我们奇怪,在这千里冰封的雪山上,竟有如此的景色。在半山腰上还看到了一些牦牛在吃草戏耍,这是我们翻越夹金山后第一次见到动物,顿时感到愉悦,充满生气。
  我们连走在最前面,快到山脚下时突然发现一支队伍,因为风大看不清对方也听不到喊话,对方鸣枪示警。情况不明,作为前卫营的二营立即展开队形,营长发出了战斗准备的命令,命令我们四连准备出击由六连掩护。我们加快步伐向前挺进,同时向团首长汇报。
  万万没想到,在我们前边发出枪声的队伍不是敌人,而是我们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情不自禁的一拥而下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亲切地握手拥抱,大声的欢呼,跳跃。
  在我们来到之前,四方面军就来到了山下的大维村,(后来才知道此村叫达维村)村里的居民大多都是藏族同胞,生活很贫苦。村中有个喇嘛庙,庙的周围,全是用木头搭的房子。还是楼房式的,两到三层,屋顶是用树皮、木板覆盖的。在喇嘛庙前还有几家小铺子,铺子里的货不多,除了盐巴、蚕豆和砖茶外在无其它东西。四方面军的同志就住在村里,他们热情地把他们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我们团住。
  四方面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和政委郑维山同志,带着二六五团的同志们来看望我们。向每一个战士问好,还送给我们粮食,做的面葫芦慰劳我们。
  在四方面军的热情安排下,当天给我们吃上了一顿有牦牛肉、羊肉、土豆等菜和青稞饭、还有玉米糊糊香甜可口的好饭。可以说从长征以来我们吃到的最好最饱的一顿饭,使我们几乎忘掉了雪山途中的疲劳。在夜晚举行了联欢会,我们尽情地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共同唱呀!跳呀!有说不尽的欢乐。
  (七)连续翻越大雪山
  我们还要翻越一座大雪山,它叫梦笔山。听当地藏民们说梦笔山比夹金山还要高,说梦笔山是一个神妖,它比夹金山那个神仙厉害得多,无论人有多大的本领,都无法从他的身上踩过去,它一发怒,就会刮起大狂风,把人吹得无影无踪。并说山上本来是晴天,突然就会下起石头大的冰雹来,打不死也会打昏,而且山上没有路,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雪窟里,那就别想爬出来。说得很吓人,他们那知我们红军战士是唯物主义者,根本不相信有神有妖,但相信翻越这座高山会遇见很多艰难险阻的,我坚信,我们红军一定能够战胜神妖——梦笔山!
  由于我们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加上当地的条件比较好,团首长事前就布置,部队准备好了充足的口粮,大家在上山之前吃饱了饭,每人还喝了些辣椒水,把能保暖的被子或毡子披在了身上。团首长告诉我们必须在下午两点前下山,还说:“这次翻山,六团担任前卫,我们就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经过一整天的艰苦跋涉,我们终于征服了所谓的神妖,从梦笔山的山腰过去了。当我们感到万分高兴的时候,突然听到前面响起了枪声,原来盘踞在卓克基的国民党反动分子,胁迫一部分藏民为了阻拦我们前进来袭击我们。
  前卫部队为了保护藏民,没怎么还击,采取放慢行进速度的方法,一边喊话,一边前进。然而喊话无效,不得不看准时机对反动分子还击。没想到我们一还击,不一会儿,他们就撤退逃跑了。敌人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走到山下到了卓克基。离得老远就看到一座高大的建筑物,听说这座建筑物叫土司宫,是一座西式雄伟的大楼,可容纳两三千人。
  反动分子胁迫藏民,躲在土司宫里向我们开枪,先头部队无法靠近,停了下来,我们也随着停下。天黑下来了,先头团打亮照明弹,不料只响几发,土司宫里的人纷纷往外跑,向四处逃窜。我还觉得奇怪:怎么还没有打,他们就拼着命去逃跑呢?后来杨政委说,可能他们没有知识,不知道照明弹是什么玩意,还以为是红军用的是什么法术,这样使我们轻而易举的驻进了土司宫。
  这个土司宫非常大,宽有二十几丈,前后左右一共有四栋高楼,有四层的,也有六层的,有一栋高楼的下层是厨房,里面有十来口大铁锅,一口锅能做上百人的饭,可见这个土司宫里养活着多少藏兵。
  土司的住房很讲究,门都是选好木料经过雕刻制成的,窗子上的玻璃都是有色的,这在大城市也只能是洋人的教堂才能有的,屋子里的摆设也不一般,看得人眼花缭乱,对我们这些出身于贫苦农民,连续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来说,可算是开了眼界。但是它也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那些反动的土司——藏族人民的奴隶主,是一些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们之所以这样富,是由于他们残忍的鱼肉剥削藏族人民所得。
  听当地藏族同胞说,他们是土司的奴隶,每年要给土司缴纳两次租朝贡,土司不管干什么,都可以随便派他们的人,无偿地去为土司做工,他们见了土司就得下跪,什么时候土司走过去了,他们才能起来。土司一怒之下,可以把奴隶的人头砍掉,根本不说什么理由,也不会抵命。
  土司奴隶主,为什么敢于这样作威作福呢?因为他们和历代的统治者相勾结。在国民党统治的时期,那些军阀们经常把各地的土司请到成都、重庆,去玩耍作乐。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土司剥削奴隶,镇压藏族同胞的反抗。他们还发给土司枪炮弹药,在藏区组织反共武装。
  国民党反动派与藏族反动上层的勾结,给我们红军战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消灭剥削制度,解放全人类。
  离开土司宫,我们继续前进了,又翻了第三座大雪山。这个山叫长板山,即亚克复山,又称马塘梁山,翻过此山就到了叫芦花的地方,我们团进行了整顿。随后又往前走,翻越了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此山高达五千,既陡又高,行走非常吃力,费了很大劲才爬上山,抬头往上看乌云滚滚,往下看满山白雪,看不清树木和田野,大风狂吼,寒气逼人,这时的天气是阴历的六月,端午节过了没几天。要是在江西和福建天气已经很热了,在我的家乡河南,小麦也收割过了,可是在这里确是冰天雪地,仿佛成了两个世界。
  我们忍着饥寒,翻过了打鼓山。又翻过一个山,我记不清那山叫什么山,这个地方有时都没有路,我都说不清楚那叫什么道路,它在高山陡峭处,从石缝里插上木桩子,木桩与木桩之间,绑上绳子或架上条木,在绳索或条木上铺上木板,而成的小窄路。它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深谷,走上去晃来晃去,两边没有扶手,一不小心就有掉下深谷的危险,那就没命了。
  本来往前行走就很困难了,哪知走着走着,前边的路上板子被抽调了,而且连打在石缝里的木桩也被烧掉了。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反动的土司干的。反动派所以这么干,其目的是妄想拦住我们。但是他们估计错了,尽管他们绞尽脑汁给我们红军设下了前进的障碍,还是没能挡住我们。在团首长的正确指导下,我们采用了攀树枝、滑雪、滚爬、跳,终于克服重重险阻,翻过了这座山。在翻越梦笔山后的七天之内,我们翻越了三座大雪山,它们是:长板山、打鼓山、仓德山。
  (八)过草地
  我们到了草地边上的毛儿盖,这是松潘县内的重镇,是藏族居住之地,在我们来到毛儿盖之前,国民党为了堵住红军北上,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调集了几万兵力在毛儿盖周围布置,光毛儿盖就有一个营的兵力把守。他们哪里想到我们红军能在七天之内行程六百里,越过了三座大雪山,胜利的到达了毛儿盖地区。当我们的队伍到达这里时,他们的工事没修建好,主力部队还没完全集结起来,团首长利用有利地形,指挥部队向敌人开火了,敌人立即纵火,妄图阻拦我们,我们就像猛虎下山似的冒着烟火往里冲,把敌人打的稀里哗啦,多数被歼灭,有少数人从地道里逃走了。
  这一仗打得漂亮,缴获了很多战利品。我们红四团又奉命向前进军,向东北方向走了几十里路,遇上了胡宗南驻哈垄的兵站,经过一场战斗占领了那个兵站,缴获了不少物资,最可贵的是盐巴。
  为了做好过草地的准备,每个人都要筹足过草地的粮食或是牛羊肉,上级规定筹粮的对象是反动的土司,对他们的粮食及牛羊,可以没收,充作军粮,对广大的藏族同胞的财产,必须作到公买公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真正要到藏民手里买到粮食也是十分困难的,一是贫苦的藏民没有多少粮食和牛羊肉;二是即便有,他们也不敢卖给我们,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那些反动的土司们在逃走之前,就声称,凡是帮助红军带路或卖粮食给红军的人,一律处以死刑,若不将粮食藏起来,就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不跟他们去打红军的,就按“叛逆”处决,所以我们完成筹粮的任务是很困难的。
  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我们团还成立了一个筹粮委员会,团长和政委都带一部分人分头去找粮食和牛羊。我们克服了无数的艰险和困难,终于在一个藏民口里了解到少数反动土司勾结国民党的军队把粮食藏起来,把牛羊都赶到山上去了。于是政委带我们营,不顾天上下着雨就往山里追。
  雨不停的下着,走出老远也没见到一个人影,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也看不到一个房屋,我们又累又饿,政委下令就地宿营。此地树很多,我们就背靠背的坐着,迷着眼睡着了。到了天亮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喊:“羊!羊!”我们都被惊醒了,赶忙站起来,见杨政委趴在一棵大树上,用望远镜向正前方看,他惊喜的大声说:“找到了,有不少牦牛,还有羊呢!”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
  原来,这正是那位藏民说的,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反动土司,赶走的那批牛羊。这些坏蛋躲在这里好几天了,这下被我们发现了,政委命令我们把敌人包围起来。他们哪能经得住我们一击,很快就被我们击溃了,死的死,逃的逃,我们获得了不少枪支弹药,还有牛和羊。经清点除枪支弹药外,牦牛有几十头,绵羊就有五六百只。我们赶着牛羊回到宿营地。每个连分到一只牦牛,我们宰了牦牛,煮熟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可惜没有盐,要不然会更好吃。我们又将分到的牛羊肉煮熟,切成块,串起来放在太阳下晒成肉干,装在粮袋里。
  团长带的那部分人也得到了粮食,他们也费了不少劲,在一个反动土司家,拆开牛栏的墙壁,发现了盛放着青稞、青稞麦面的几口大锅,还有一坛坛的玉米、黄豆、辣椒、酥油等食务。这下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了。
  为了粮食准备的更充足一些,团首长还叫我们再想办法不多集点,我们就通过藏民的同意,在青稞麦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摘了一些,放在锅里炒熟搓了搓,把皮簸去,装在干粮袋里。
  在毛儿盖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除筹备过草地的口粮外,部队也有些变动。我们红四团所属的一军团,被编为第一军,归右路军指挥。四方面军的294团编入我们红四团为二营,我们二营变成了第三营。原三营分别编入一营和三营。
  我们四团的战斗力加强了,也做好了过草地的准备工作。过草地我们四团又是打先锋的先头团,毛主席指示要我们团在水草丛生的茫茫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来。
  杨成武政委在全团作了过草地的政治动员,如实地告诉我们,“过草地会遇到很多困难,草地荒无人烟,连树木也没有,水深过膝盖,夜间寒冷还有雨和露水,就是白天,气候变化也特别大,好好的晴天突然就会变成乌云满天,甚至下起瓢泼大雨,有时变成雨雪,还有连野兽都走不过的沼泽地,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也就是说我们要北上抗日,必须要过草地,那么我们就要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挑战,要征服连野兽都走不过的沼泽地,要同风雨、冰雪、饥饿搏斗。要粉碎反动派的骑兵,我们务必完成毛主席的指示,从茫茫的草地走出一条北上抗日的行军路线来。”
  听了杨政委的动员报告,我们红四团的指战员,个个意气风发,表示一定要以高度的战斗激情阶级友爱和团结奋斗去战胜过草地的困难。
  八月二十一日,我们红四团从毛儿盖出发向草地进军了,走了有几十里路进入一个山谷就到了草地的边缘了。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些干树枝,作为途中烧水、烧饭用。还背着一些用木头做的上面写着“由此前进”的路标。我们的负重很大,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背包和几斤干粮,又添了这些柴火和路标,行走起来就更加艰难了,但是为了战胜过草地时的饥饿和寒冷,为了北上抗日,就只有这样做。
  草地呀真难走,前面的草原望不到边,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沉沉的浓雾,根本分不出东南西北,根本找不出路来。脚底下是一片长年累月结成的“泥潭”踩上去软绵绵的,可不敢用力太猛,闹不好,就会陷进去拔不出来,有的人就不小心把整个身子埋了进去再也没有爬出来。
  草地上的水不能喝,都是陈年的腐草泡出来的,发黑有毒,不但不能喝,如果不小心身上划破沾上毒水,也能致人死地,所以团首长命令不许用草地上的水。
  草地的天气的确变化无穷,早晨农雾蒙蒙,到了中午突然就是一阵狂风,吹开了云雾。于是露出了晴空。可是到了午后,又是乌云密布,下起了瓢泼大雨,气温骤降,冷得人发抖。由于暴雨的袭击,河水又挡住了我们前进的去路,不得不选个小坡露营。就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大家背靠着背的,互相靠着对方的体温取暖。可是我们身上都只穿着两件单衣,不能抗冻。团首长命我们把从七星桥带来的柴禾点起来烤一烤,可是,柴禾都被雨水淋湿了,根本点不着。大家这时是又累又饿,身上冷得缩成一团。我叫班里的同志打开干粮袋吃点青稞麦,肚子饱了还可避避寒,我们还没吃完,可恶的老天爷骤然间下起了倾盆大雨,雨中还夹杂着冰雹,我们没有避雨的工具,只能用双手抱住头背靠背紧紧的挤坐在一起硬挺着。衣服都湿透了,冻得浑身发抖,在田野茫茫的黑夜里,我急切盼着天亮!
  尽管很累,肚子还未吃饱,无情雨水在击打着我们,实在是太疲乏了。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天还未亮,就听到集合的号声,大家急忙爬起来,揉了揉未睡醒的眼睛,收拾行装,抬起酸重的双腿又前进了。
  为我们带路的是一位60多岁的藏族老人,团首长把他当宝贝似的关心着,好几个人轮流抬着他,只怕他有个闪失,如果没有他做向导,我们就无法走出这个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降的乱草如泥的草地。
  越往草地的中心走,艰难困境就更多了,根本看不见路,水深漫过膝盖,地下是多年的腐叶烂草,土质松软,脚踏进去,就陷得很深,我们班里好几个人的草鞋被泥巴沾去找不到了,更可怕的是水草底下的泥潭,不管是人还是马,只要陷进去就出不来,越挣扎越往下沉,别人也无法救助,倘若别人援救,就会把救助的人也拖下去。可恶的是就在这时又下起雨来,行走起来就更加艰难了,每走一步,都要特别的小心慎重,纵然这样,陷下去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真正被救上来的也极少。
  在夜幕降临前,我们走到一个小山坡上,团里命令就地宿营。雨还在下着,我们还是背靠背的挤在一块,相互取暖。但是身上的衣服湿的透透的,地上又有积水,冰凉冰凉的,坐在地上比站着还冷,不得不站了起来,急切的盼着天亮。好不容易盼到快天亮了,突然传来了枪声。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发现我们往草地进军,派骑兵来堵截、袭击我们的。他们哪知道,我们团首长早做好了准备,派出一个连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打垮了。
  进入草地第四天,由于风雨、泥泞、寒冷得折磨和饥饿的煎熬,我们班有几个同志倒下了,他们头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就没气了。我这个当班长的怎能不痛心悲伤啊!这几个牺牲了的战友作战都很勇敢,经过多次战斗都未负伤,过雪山也没倒下,万万没想到,他们在这茫茫的草地中,由于缺氧、饥饿、风霜雨雪和冰雹及严寒,残酷无情的夺取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沉思着,我的好战友啊!你们为革命不幸牺牲了,活着的我们会永远记着你们的音容笑貌,记着你们的英勇事迹,把你们未完成的任务,我接着去完成。
  经过四五天艰难行军,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踏上了较为平坦干燥的路,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走起路来也觉轻快,看,太阳也露出了脸,使我们的身上感到温暖。
  团首长指示我们,趁天晴抓紧挖点野菜,把肚子吃饱好好的睡上一觉。我们就兴高采烈的爬上一个山坡挖起野菜来了。不但挖野菜,还挖了个坑,为的是防止敌人来袭击。而且我们还可以在这坑里睡觉,岂不两全其美。
  此露营之地叫“色既坝”,这是我们过草地最好的一次宿营,地下没有水,天上不下雨,在土坑里,我们班的同志还是背靠背的挤在一起,吃着煮好的野菜,还嚼着剩下的那没有咸味的牛肉干,简直像过大年似的,好高兴啊!
  还没等我们把这顿满意的饭吃完,天不作美又下起了雨,坑里积了水,又不能再坐了,只好站起来,互相紧紧地靠着不停的打盹。
  天亮了雨也停了。我们从泥水浆里拔出双腿,穿着湿淋淋的衣服,背着被雨淋湿的沉甸甸的背包和武器,又出发上路了。
  下了一夜雨,河水暴涨,昨天还是干干的路,如今成了泥泞。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费好大的力气,几天几夜没能睡上觉,又吃不上东西,在空气稀薄、缺氧的情况下,大家已经很虚弱了,又经这么折腾,更是精疲力竭了。若不小心跌倒,如果不马上爬起来,就有长眠在此地的危险。我们互相搀扶着晃晃悠悠的走啊,走。
  听到有人喊:“同志们前进吧,前面就是班佑!”我不知道班佑到底是什么地方,但相信如到了班佑可能得到休息,吃上顿饱饭。就鼓起勇气对班里同志说:“打起精神来,向前走,胜利在前头。”
  经过艰难的跋涉,我们终于胜利的到达了班佑。班佑是个有十几二十间牛屎房的小村庄。这些牛屎房是用柳条编起来,外面糊上牦牛屎就成房子了。这里都住的是藏民,他们在这里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把牛屎当作燃料,又当作建筑材料。别看他们盖的牛屎房简陋,它却能挡风遮雨。
  这里的主人们,对我们红军非常热情,让我们住进了他们的房里。相比之下,这牛屎房比雪山,草地露营就舒服多了。我们吃过干粮,美美的睡了个安稳的好觉。
  (九)腊子口战斗
  记得在一个深夜里,突然响起了集合号。不一会儿,我们红四团集合在路旁的草坪上。我们就议论起来了“要打腊子口了,我们团一定又是先头团”“对,今天的前卫总跑不掉是我们团……”
  果不其然,杨成武政委站在队前作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马上就出发了,我们担任先头团,要在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为大部队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以便迅速到达抗日的最前线。执行抗日救国的光荣任务。同志们!能完成吗?”我们高兴的齐声回答:“能!能!能!”
  我们连的指导员,带头高呼:“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夺取腊子口!赶到西北去! 打倒一切反动派!冲到抗日最前线!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我们随声应和着:“打!打!打!”
  在响亮的军号声中,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浩浩荡荡向腊子口进军了。这是黑夜,路不平坦,非常难走,总听到有人跌倒的声音。但是我们并未被困难吓倒,仍然兴致勃勃地在漆黑的夜幕下,踩着崎岖的山路,走过悬空的栈道,跨过一个又一个的独木桥。大家有说有笑的往前走。
  没想到天刚发亮,突然从前面传来了枪声,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先头连与藏族上层反动武装接上火了,他们哪能经得起我们打呀,没打几下就吓得跑到树林里去了,再没敢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就地休息的命令。
  休息了不大一会儿又出发了,我们进入了一个一望无际的松树老林,我们边走边唱,一个战歌唱完了,又起一个。不知不觉走出五十多里路了。在上山的路上,有人喊:“咱们比赛,看谁先爬到山顶。”我们谁也不肯示弱,就争先恐后得像小老虎似的一起向山顶猛冲,很快,三十里地的山峰踩在了我们的脚下。
  高原的气候和草地一样,天气说变就变,本来是晴朗的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顷刻间下起了大雨,冰雹也来参与。来势真猛。但是它吓不到我们这些经过雪山草地的人,有的人调皮得说:“老天爷,你又来给我们送白糖和冰糖来了?好,谢谢你,同志们大家快来吃呀!”
  我们正开心的欢笑逗乐,老天爷又发怒了,又是一阵狂风暴雨,把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似的里外透湿,那也没有征服了我们,在风雨中,没有停止脚步,一口气走出五六十里,才休息了一会,下半夜又继续前进了。冒着雨行军觉得很疲劳,一停下来,倒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的凌晨,也不知是几点了,我们在梦中被唤醒,炊事班的同志们辛苦了几个小时,给我们做出了一顿香喷喷的好饭,我们狼吞虎咽的吃了个美,紧接着又冒着毛毛细雨出发了。这是往腊子口方向走的。经过一片神秘的树林,看样子,在这片树林里还不曾有人走过,我们这一过就可踏出一条路来。
  走了有一个来小时,队伍突然停了下来,我估计前面又发现了敌人。还真叫我猜对了,敌人有一个营正在前面修工事。敌人还派出一小股部队向我们这边前来搜索。
  团首长做出决定,一营向敌人侧翼迂回绕到敌人背后,断其后路,又派一部分部队正面还击。没用吹灰之力,我们就占领了敌人刚做好的工事。把敌人的一个营大部分给消灭了。只有少部分敌人跑掉了。打的真叫痛快呀!从接火到清扫战场满打满算过不了二十分钟。
  部队继续向腊子口前进。我们的便衣抓了三个敌人,经审问,得知敌人有一个营埋伏在我们要去的路上,企图侧击我们。
  团首长就将计就计,把前边消灭的那个营,缴获的服装和武器弹药,来化妆我们一个连,让他们扮成敌人走在我们队伍的前头。
  我们那个连走到敌人跟前时,他们还没有发觉,以为是他们的人,当我们端起刺刀往上冲的时候,把他们都吓傻了,想还手已来不及,不得不乱窜一气,把东西丢下就跑,死的死,伤得伤,活着的只好举手投降。据抓获的俘虏说,腊子口离这里很近,我们就做好了战斗准备。
  我们到达腊子口时正赶上是个白天,看得很清楚,腊子口果然地形险峻。沿沟两边的山头,又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走,有一条河从沟底流出,水流很急,还有漩涡,恐怕难以徒涉,在腊子口的前沿的两山之间,横着一座木桥,把两边绝壁连了起来,要经过腊子口非得通过这座木桥,敌人在桥的东头修筑了好几个碉堡,据说这个工事里有一个机枪排防守,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口里的枪管。这个重兵把守的碉堡,成了我们前进的拦路虎。
  团首长为了快速的拿下腊子口,不但召集了干部会议研究对策,还召集了连队士兵开了大会,要大家群策群力,献计献策,没想到有一个小战士举起手来,说它能爬上峭壁,大家都惊奇的看着他,团首长高兴得把那小战士叫到一边和他谈话。究竟他有什么好的高招?大家在期盼着,看这个小战士怎么爬上悬崖绝壁。
  过了一阵,见那个小战士骑了一匹高头大马,涉水过了急流到河对岸,我们都提着心,站在这边小树林里,目不转睛的看他的举动,只见他过了河,下了马,手里拿着个长竹竿攀登陡壁,那陡壁离敌人只有二百米,向外突出的山形成了死角,敌人看不到他。他光着脚,腰上缠着用大家的绑腿结成的绳子,用长竹竿头上的铁钩子,钩住了一棵歪脖子树根,这棵树比我们的胳膊还粗,钩住后拉了拉,可能觉得很牢固,他握住杆子,一把倒一把地往上爬,两脚用脚趾头抠住石缝、石板,像猴子似的,爬到了竿头顶点,就歇了一下,喘了喘气,又向上钩住了一个石嘴。我们团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的摒弃看着他,生怕惊动了他,一不小心就会掉下来。然而他却非常沉着,只见他,忽而攀登,忽而停下。他终于爬上了山顶,把我们高兴的心里欢呼,但不敢出声,怕敌人发觉了。
  他过了一会儿又原路回来了,团首长迎接他,我们默默地为他的攀登成功而祝贺。天将黄昏,接到命令,二营担任正面强攻任务,六连是主攻连。杨政委亲自指挥我们的正面攻击部队,王团长率领迂回部队往敌人的背后移动,军团的迫击炮配给了我们团。
  我亲眼见到了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陈光师长,都来到前沿指挥。我们更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把绑腿解下,拧成长绳子,准备做爬崖用。
  那个爬上山顶的小战士这次又先爬上去了,他随身带着长绳子,从上边放下来,后边的同志就一个一个的顺着绳子往上爬。
  我们接受了正面主攻腊子口的主攻任务,别提有多高兴,杨政委检查了我们的准备情况,向我们交待,要我们从敌人的正面连续进行袭击,夺取峡谷上的桥,如果偷袭不成,也要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的弹药,牵制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以配合迂回部队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天黑了,我们就向敌人桥头阵地摸去。
  敌人没什么动静,我们就在正面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等我们靠近桥边时,敌人向我们还击了,投出一大堆手榴弹,火光在隘口翻腾飞舞。待敌人的手榴弹停了,我们又冲了上去。但几次冲锋都未成功,还伤了几个同志,真叫人着急。后来我们又攻击了几次,还是没接近到桥头,杨政委命令我们不要再继续猛攻,只进行牵制性的战斗,等待迂回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发出信号后再一起给敌人一个总攻击。
  我本是七连的机枪班班长,此时被选来加强突击队,和六连的同志一起冲到了桥下。偷偷的涉水过河到了桥那头,隐蔽起来等待时机,不但我们过了河,另一路也扑了过来,还有我们的一个排也压了过来。待前边打响了,就一齐开火。
  我们的迂回部队,突然在右岸高峰上升起了两颗一红一绿的信号弹。我们高兴的跳跃起来。总攻开始了。这时山上山下响起了响亮的冲锋号。我们突击队的同志抡起大刀,端起枪,向敌人狠杀猛击,所有的机枪和冲锋枪也一齐开火了,打的敌人喊爷叫娘,爬得爬,滚得滚,在我们前边倒下一大片,没用多久我们就占领了独木桥。
  经过两三个小时的冲杀,我们夺下敌人一群炮楼,占领了敌人的阵地和几个敌人的物资及弹药仓库。我们四团一边作战一边补充弹药,接着向敌人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敌人全部被击败了。被我们全部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我们四团打下腊子口后,继续追歼残敌,赶到了甘肃的一个小镇上——哈达铺。那里的回民比较多,上级不让我们进清真寺,不能借用回民的锅碗等用具,还规定,不得在回民家里住,更不能杀猪吃猪肉。
  我们到哈达铺时正赶上是秋天,和我们离开江西瑞金时的季节一样,都是秋天。离开江西有一年了。这里的人们对红军还是热情的,笑嘻嘻的看着我们,还跟我们握手,毫无敌意,还让出房子给我们住。
  军团首长和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的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也很快驻进了镇里。我们团在此进行了休整,最令人高兴的是,也是我参加红军三年多的时间里,开天辟地的第一次看到给全军上下,每一个人发了一块大洋,这一块大洋可顶事呢。一块大洋可买五只鸡,也可买到半只羊,还能买到一百个鸡蛋,这一块大洋在当时实在是很珍贵,我把它缝在了我的贴身的衣服里,不舍得花,心想:以后能和家里联系上,把大洋寄给父亲,就说我在外边做生意,叫妈妈不要为我担心。
  哈达铺这个地方交通不便,当地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所以东西很便宜,上百斤的一口大肥猪,四五块大洋就能买到。敌人逃跑时丢下好多白面和大米,还有上千斤的食盐,团首长指示,好好地给全团战士改善一下生活。好久没吃到面条了,领到了白面和大米,我自告奋勇地跑到炊事班,帮他们蒸饅头、烙烙饼、擀面条。炊事员们还为南方的同志,做出了香喷喷大米饭。我们可吃美了。
  听说在国民党报纸上发现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知道后特别高兴,我认为根据地,那就是红军的地盘,是红军的家啊,多么盼望能早日到达陕北根据地呀。
  在哈达铺休息了两天,部队进行了整编,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我们四团编为一纵队的四大队。我们还在往前走,在路上要经过渭河,听说这个河是姜太公钓过鱼的地方,河虽宽但不深,卷起裤腿就趟过去了。一路上我们和敌人还是边打边走的,但每次战斗我们都是胜利者。
  (十)到了六盘山
  六盘山地跨宁夏和陕西两个省。它的风光、气候、老百姓的穿着、住屋都迴然不同了。在田野里所见到的,一片片的黃土地,当地群众的住处,全是在山边挖的土窑洞,即便在集镇上建筑的一排排整齐的房屋,也都是黄土垒的。不管是树枝,房屋等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所到之处都是黄色的世界。
  窑洞里很暖和,我们穿着单衣进去简直舒服极了。坐在热烘烘的炕上真是一种享受。这里的人吃的主食就是小米了,吃起来口感不如大米好,对我们部队里那些南方人来说有些不习惯,但比过雪山草地吃草根树叶和野菜及青稞面就强得多了。
  快到青石嘴的时候,大队首长传达说我们又要打仗了,还说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毛主席赞扬我们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的红四团,鼓励我们发扬过去的优良战斗作用,使我们非常高兴,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战斗,从正面飞快的接近了青石嘴。我们大队分路出击,一齐压向敌人,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顺利的结束了。缴获了数不清的战利品,什么枪支弹药、高头战马、车辆
  在前进的路上,我们大队又消灭了邓宝珊的一个团。
  我们红四团,翻越万水千山,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经过无数次的激烈战斗,忍受了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多少战友负伤流血,多少烈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我们走过来了,我们终于到达了北上抗日的根据地——陕北的吴起镇。当我们看到一个窑洞的门前挂着一块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我们的心情别提多激动了,就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我们到家了。
  我们到吴起镇的时间不长,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以及中央领导机关也先后到达了吴起镇。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休整,敌人又追上来了,马鸿逵、马鸿宾,还有我们团在腊子口交过手的那个手下败将鲁大昌也赶来了,想对我们进行报复。
  他们没能得逞,听杨政委传达,中央军委决定这次要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这一仗。我们四大队担任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接受任务后,我们立刻向预定阵地进发,一路上看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到各自的伏击阵地。
  我们埋伏在一个山沟里,不一会马鸿逵的骑兵就出现了,我们紧紧地握着枪,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奋不顾身地冲杀上去。
  只听“啪”的一声,指挥员的发令枪响了,刹那间轻重机枪和各种长短武器一起怒吼起来,敌人的马队突然受惊狂奔乱跳,骑在马上的敌人左一个右一个地从马背上摔下来,有的脚还挂在蹬里,上不去下不来地被马拖着跑。敌人后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摆好阵势,就被我们打的败退下去,把他们的骑兵也给冲散了。那真是,人喊马叫不打自垮呀。
  杨政委在总结时说,这一仗我们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团,打垮敌人三个团,好不叫人高兴啊!
  (十一)血洒直罗镇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他调集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1935年11月我们到达陕北的直罗镇不几天,敌人109师在师长牛元峰的指挥下,兵分三路凭借六架飞机的掩护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为了使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 打出红军的威风, 党中央决定在直罗镇打一仗,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
  (1)抓舌头
  我军到达陕北后, 经过休整改编, 部队的战斗力更强了, 指战员们经过长征, 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士气高涨。这一仗,由四大队担任主攻, 我们连是突击队。11月21日子夜, 我们就潜伏到离敌人只有两华里的地方。连长命令我带两名战士先去侦察, 抓个舌头回来。我当即带着两名战士摸着黑向敌营走去。
  在前进中发现,村边有个麦场,旁边有个亮着灯的小屋。我们马上停下来,躲在树的后边观察动静。不一会,见有个穿着敌人军服的人从屋里出来,他端着步枪向四周观望了一会儿,没发现什么,就返身进了小屋。我断定这个小屋是敌人的一个哨所。我决定就从这里下手。我们三个人轻手轻脚地绕到麦垛后面隐蔽起来。继续观察敌哨兵的活动规律。
  当时已是11月中旬, 又是午夜过后,在西北地区己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了, 而我们还未换上棉衣,单薄的衣服哪能御寒,冷得够呛,身上冻得直哆嗦。别看我们冷的身上发颤,可心里却是火热的,因为我们有一股战斗的激情在鼓舞着, 一心想抓个舌头完成任务,更想着自己在这次战斗中为取得这一仗的胜利做出贡献。
  我们在麦垛后潜伏了一个多小时, 基本掌握了敌人哨兵的活动规律。他们过一会端着枪出来向四周看一下就回去了,除换岗外,别的敌人也不来这里。我摸清了敌人哨兵的动态。于是决定待敌哨兵换岗后动手。新来的进了屋,下岗的走远了,我指定一个战士在屋外警戒,我带另一位战士冲进屋里,那个战士用枪口顶住一位背朝门的敌哨兵,我的枪对准坐在坑上抽烟的敌哨兵,我俩异口同声地喊出:“不许动!交枪不杀!”其实他们的枪并未端在手里,而是靠在墻角上。我们这一突如其来地出现,可把他两吓傻了,结结巴巴地说:“不动,不动,动啥呀!”其中一个说:“都是当兵的兄弟,好说,好说,我们交枪,我们交枪。”
  听口音,他们是东北人,像是两个兵油子,没有一点反抗,乘乖地交了枪。我俩迅速地把他们的枪栓卸下,把枪又交给他俩背着,我们三人押着两名俘虏高高兴兴地回到我们的防地,把俘虏交给指挥部。据说,这两个俘虏提供了不少敌人的情况。后来他们也成了红军的战士。如果他俩还健在的话,可能也算得上离休老干部了。
  (2)负了重伤
  天亮前, 战斗打响了。由于事前组织周密,这一仗打得非常顺利, 第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而敌人却被打懵了, 我们的主攻部队直插敌人的师部。打到天亮敌人才明白过来,想反扑已来不及了,他们早被我们团团包围,困住了。激战至22日14时,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为继续歼敌,红1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106、111师。
  敌援军想从侧后袭击我们的指挥部,岂知军团首长指挥更神,直接用号兵吹号调动我们连。抢占制高点。这个制高点是战斗胜负的关键之地,也就是谁上去谁得胜。我们就与敌人展开了赛跑,争夺制高点。我们凶猛地往上冲,就在我拼命往上冲的时候, 被敌人的流弹打中了右脚, 我只觉得像被打了一闷棍,觉得脚踝酸麻,发木。因急于往上跑,连看都没顾上看一眼。我们抢先占领了制高点,把敌人压了下去。我们得胜了!我兴高采烈地和战友们大声地欢呼着,这时一个战友关切地对我说:“林万院,你负伤了,看,你脚下流了多少血!”我一看右脚,被子弹穿了个洞,血里还带有骨头渣子。这时我才知道疼了,而且疼的越来越重,疼的钻心,就一步也走不动了。疼得站不住,我躺在高低不平冰凉的地上。十一月的天气,陕北人都穿上棉衣和皮袄了,而我这个受了伤的人又流了那么多的血,还穿着一身单衣服,冻得浑身直发抖。好容易扮到担架队上来了,因为我个子高,抬担架的人都先挑个子小的抬,把我留在了最后。
  伤员们被抬下山后,进行筒单地包扎。我躺在担架上,等着包扎,伤口疼的难以忍受,天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冷得我缩作一团。
  战斗已经结束了,机枪连从我身边走过,我看到该连有一个同志正在拆缴获敌人的被子,我忙对他说:“同志!你别拆了,快给我盖上吧,我都要冻死了。”他把被面拆下拿走了,把被里和被套给我盖在了身上,要不我真有冻僵的可能。为了避寒担架队把我们抬到山沟里,找到个老乡家圈羊的窑洞里进行包扎。后来,包扎所又转移到一个小村子里。我们30多个伤员挤在一个老太太家的窑洞里。老太太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娘两个对我们很热情。忙着烧开水帮我们洗伤口,。老太太说:“你们都是做了好事的,要不子弹在头上乱飞没打着头。”我说:“我们还是没做好事,我的脚不是叫子弹打穿了吗?”“那是你的命大,是福气。”我想小便了,可当着人我小便不出来,想出去解手,自己又不能走。包扎所就有一个所长和一个护士,护士是所长的爱人,还有一个管理员,他们还忙地给伤员们包扎呢,那有时间照顾我小便,护士把尿盆放在我身边就忙别的去了。还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把我背到院里上的厕所。因为那次的重伤,致使我成了终身的残疾,再也没能返回战斗部队,被送进了残废医院。
  尽管我成了瘸腿的残废,不能再归队,但我为参加了此次战斗,并为获得胜利做出贡献而高兴和自豪!
  直罗镇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全歼敌109师, 活捉师长牛元峰; 击溃敌106师, 歼其一个团, 吓的其他几个师的敌人也缩了回去。 粉碎了敌人向我陕甘宁边区的进攻, 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扎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除了战略上的胜利,红军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武器、弹药、物资,还包括兵员,像我抓的舌头就是,就连后来上甘岭的名将崔建功将军也是在这一仗解放过来的。
  (3)战场上结识的好朋友
  我在战场上还结交了一个刚刚解放过来的士兵,他叫刘文林,他是东北人,出身在一个贫苦人的家庭里,参加国民党部队是出于无奈,他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部队,曾听被红军俘虏过的士兵们说,红军不像别的部队,他们纪律严明官兵平等,讲民主,讲团结。优待俘虏。他老早就有投奔红军的打算。
  在直罗镇战役中,109师被我们红四团包围了,夹击在两山之中,山谷中到处是枪声和喊杀声,在我们团的猛攻之下,本来战斗力就不强的109师,那些有点“经验”的士兵都纷纷举手缴械投降了,也有顽抗的,其下场却成了我们红军战士的枪下之鬼。刘文林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解放过来参加了红军的。可能我和刘文林有缘,一见面就成了好朋友,在一起无话不说。他思想进步,心直口快,有文化,深得领导的信任和喜爱,解放过来时间不长,就被保送到新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我俩分手的时候还互相交换了一个包袱皮。我负伤住院,刘文林还托人捎话慰问我。不久我痊愈后出院去中央举办的会计学校报到,路过瓦窑堡,还顺便到军政大学看了看刘文林同志,并把医院发给我的一双布鞋送给了他。我俩亲密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舍得分开,从那以后我们再未见过面,时间一晃过去70年了,我已至耄耋之年,非常想念我的好朋友刘文林同志,他还健在吗?真想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到他,但愿知情的人能给我通报个信。
  六、延安岁月
  (一)身残志坚
  我在直罗镇战役中受伤后,先是住在后方医院的包扎所,前面说过了该院只有一个所长,一个护士,护士是所长的爱人。还有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
  每天由护士负责给我们伤员清洗伤口、换药。医院没有被子,给每个伤员发了一件光板老羊皮大衣,白天穿在身上,夜间当被子盖,没有褥子,身下铺得都是草。
  我的伤好了,被定为半残废,要把我介绍到残废医院疗养,我不同意,要求回部队,院里就把我介绍到延安参谋处,一个参谋接待了我,他看了介绍信后说:“你已是残废了怎能回战斗部队打仗呢?我们得为你负责啊。这样吧,你先到清凉山卫生部做个伤情检查,如果身体没什么问题我就开介绍信,让你回你部队去。”我到了卫生部,做了个健康检查,又把我定为三等甲级残废。他们不批准我回战斗部队,还是把我送到残废医院了。没有办法,既然回不了部队就只好安心疗养和工作了。经过了长征中血与火的考验,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不懂事的穷孩子,也不是只有朴素阶级感情的普通战士了。是党把我培养成了共产主义战士,是长征筑就了我坚定的信念,我要入党,要革命一辈子。住进残废医院不久,上级就任命我兼该医院司务长,还被批准入了党。我积极努力地工作着,但我还是不太安心,想回战斗部队,实在不愿意在残废医院呆下去,一心想着重返部队参加战斗生活。
  (二) 上学
  1936年9月,就在我的情绪极端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央机关成立会计学校。通知残废医院选拔有文化,有培养前途的,已康复了的伤员,到会计学校报考。我的好朋友王云登(后来他改名叫孙如)被选上了,他鼓动我也去会计学校学习。那时我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院领导根本没有考虑叫我去学习。被选上的人打起背包出发了,临走时王云登又鼓动我,说:“院长心软,你去央求他,只要你有决心肯定能批准。”他们走了,我鼓起了勇气跑去找院长,央求他批准我也去会计学校学习。院长说:“你都不识字怎能学得了会计,这不是开玩笑吗?”院长不批准,急的我抓耳挠腮,死磨硬缠地央求院长批准,他不批准我就是不走,不吃也不喝,一个劲地缠磨院长。把他缠得没办法了,气不过说:“你去吧!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我一听院长放了话,立即跑回房间打起背包去追王云登他们,追了有六十多里路,在一个小村里,看到了我的那些朝夕相处的伤友们在树林里歇息。王云登看到我高兴地喊:“万院!你终于来了!”同志们都站了起来亲切地给我握手迎接,好像多年未见似的。王云登把我拉到他身边,问我:“院长怎么批准了你?”我说:“他架不住我磨呀!”休息了一会,我和大家一块起身往延安方向走去。
  兴高采烈地来到延安,没想到还要考试。考试的内容就是写一篇文章,没有具体要求,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什么都可以。发给每人一张纸,我看着这张纸可就傻眼了,不会写字,虽然入伍后多少学会几个字,可是当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端正,怎会写文章呢?我多么想把自己的身世写出来呀,可是识字太少,编不成话。坐在那儿发愣,干着急不会写。一气之下离开了考场,跑到延安街上去溜达。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王云登追来了。他得意地告诉我:“我写完了自己的文章又替你写了一篇。”“啊?还能替写?”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侥幸地被录取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这不是作弊欺骗组织吗?但在那个年代干部奇缺,老红军战士被当作革命的种子,所以把关也就不那么严了。考试的目的不是选优,而是摸底,凡是有一点培养价值的都会尽量选进去。
  我幸运地跟着王云登去报道。我非常感谢他,要不是他促使我,我后面的路可能就完全是两种样子了。也许以后也会被处理回家的。会计学校的负责人是林伯渠,那时延安还没有别的学校,只有我们这个会计字校,学校的学员都是些残废军人和领导干部的家属,林伯渠的爱人也在会计学校学习,叫高毕生。当时师资缺少,没有固定的老师,都是由中央首长和有专业会计知识的同志来代课。林伯渠、谢觉哉、叶剑英都给我们上过文化课和政治时事课。真正教会计知识的老师,只有一个,他教我们加、减、乘、除法和如何打算盘。就这个数学老师是固定的专职老师。
  我们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学珠算,墙上挂一个大算盘,老师教我们背珠算的口诀,然后教我们打算盘。
  在会计学校里唯有我的文化程度最低,学习起来很吃力,不得不加倍地努力,首先得学文化、学认字、学写字、学数学、背加、减、乘、除的口诀、背珠算口诀。要当会计就得学会珠算,得学会记算粮食的斤变两,两变斤的换算法。这对我来说,难度实在太大了,但我有学好会计的决心,在老师教过的课程后,抓紧一切时间去钻研,起早贪黑地学,学得很刻苦。通过三个月的紧张学习,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也学到了初步的会计业务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央首长给我们讲的时事政治课,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使我看到了抗战和革命的前途,使我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
  (三) 延安兵站部
  1937年9月,由于形势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杨立山同志负责组建延安兵站部,国民党给的编制好像是“国民革命军后勤总监部第十八分监部”,简称“十八分监”。杨立山部长被我们称为杨分监。兵站部实际上就是八路军的后勤部。
  兵站部从延安到山西临汾,建立了几个流动性的兵站,兵站下还设立派出所。因用人紧急,就在我们会计学校抽调了十几个男学员到兵站部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把我分配到延川兵站下设的派出所任会计,按国民党的编制,我被授予中尉军衔,这是我第一次授衔。我这个会计有点名不附实,那时连个报表都不会填,还是派出所所长教给我的。在工作中,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尽管我自己觉得能力不怎么样,但我非常努力,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张令彬同志看上我了,他把我要到兵站部保管处任会计。他当时是该处的处长,实际上这个处只有一个处长,一个炊事员,再就是我这个会计,还有张令彬的爱人。我刚去就被派到一个物资转运点单独工作,任务是管钱,给驮运弹药的农民们发放工钱。那时我手里掌握着五万元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可也没有什么正规手续,往来都是白条子。
  过了两个月,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回到了延安。我手里提着一大包发票,都是给农民工发的工钱的条子,拿着这包发票到八路军供给部去报销。
  保管处转移到富县十家窑子,后来保管处改为留守处,留守处的任务主要就是保管国民党拨发的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我们处还代管一个卫生学校。
  后来我被兵站部分配到丘川的兵站派出所,任会计。这个派出所没有所长,就由指导员朱华负责。派出所的工作主要是为过往的部队和首长服务,为他们提供食宿和草料。记得贺龙同志经常从那里过,对他这样的高级首长多少会有点特殊待遇,但也就是加一个菜,有时为他烧点儿澡水洗洗。那时候人们思想很简单,我们虽然都很敬重首长,可谁也没想过陪陪首长、拉拉近乎什么的。
  一年以后我调到兵站第二办事处任会计。办事处下设好几个派出所,每到月底各派出所的会计都到我这里报账。
  办事处的处长是叶再元,政委是林彬,我们吃的粮食上边不发,地方不给,都是自己买。冬天取暖也无取暖费也得自己想办法。为了取暖,我们上山砍柴,上树撇树枝。上树本是我的拿手好戏。可是有一次我和政委林彬同志打伙出去拾柴火,他非得逞能,说他上树撇树枝,叫我在树下捡,结果树技划得他的棉衣到处是口子,还差点被摔下来,不得不认输叫我上树撇技他在地上检。
  林彬政委后来去了战斗部队曾担任184师师长,我们在解放后还有联系,他担任过第二坦克学校的校长、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
  我最后一次见到叶再元主任是1988年,退休前他任国家粮食局的局长。老局长的住房不大,家里没有保姆,老伴身体也不好。中午他让儿子在附近的饭馆占位子,请我吃了顿饭。令我感慨的是,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军、八路军的后勤人员,后来都工作在部队和地方的后勤战线,为国家掌管着钱粮,一辈子恪尽职守的做着后勤保障工作。
  我们办事处设在通信寨,离国民党部队驻地很近。为了防止摩擦在此地我们有一个警卫排,说是警卫排但编制很大,有70多个人,都是精选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装备非常好,一水儿的冲锋枪。我们这个排住在好几个院子里,住得都是窑洞,在窑洞上边都修筑了工事,以防国民党军来袭击。国民党有一个团,住在离通信寨一二里路的地方。其实国民党这个团是地方武装,算不上国民党的正规军,他们战斗力很差,团长被我们称为豆包团长。别看他们是一个团,人数十几倍于我们,却很怕我们,不敢真跟我们打。可是他们还不老实,动不动还要给我们找点麻烦。为了国共合作我们有时忍让他们,但也不能过于迁就,只要找到机会我们就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一个团被我们打的经常喊爹叫娘,吃了亏也没法说,只能认输吃哑巴亏。不敢大规模地报复,要不是统一战线早就被我们消灭了。
  还有可笑的事,我们办事处经常要出去采买,经常通过他们把守的哨卡。我每次出去走到他们哨卡时,总要掏出香烟递给哨卡上一个当官的,他是个少尉,抬头一看我佩带的是中尉军衔,他接过烟后点头哈腰地说:“长官,谢谢!谢谢!你走好”。但我们多是穿便衣出去,后来我就印了名片,遇到国民党的哨卡,国军中尉的片子还是挺好使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也就是1941年5月,我被调到延安兵站部机关,先任会计股长,后任第二科的副科长,42年提升为科长。
  兵站部第一任部长是杨立山,他调到前线任八路副总参谋长后,由张令彬接任,后来张令彬调到联防军后勤供应部去任部长,何德全同志接任了兵站部的部长。兵站部的编制是四个科,一科管运输、二科管供应、三科管医院、四科是管理科,还设有政治处和几个兵站办事处。编制上有一个汽车大队,一个运输大队。四个科、政治处、兵站办事处是团级单位,汽车大队和运输大队是营级,中队和派出所是连级。兵站部住在延安杜府川。我在兵站工作了八年,从会计到科长,在一个窑洞里就住了五年。我在这八年中是边工作边学习,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低,除了业务和政治学习外,我很注意书法学习。兵站部的秘书——严洪波同志写得一手好字,我就拜他为师,每天请他给我写几个字,我再照着学写。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刻苦的磨练下我的毛笔字很有长进。后来在文件上的批示和签名,常常得到懂书法同志们的赞扬。
  部领导们对我的评价是工作认真负责、有魄力敢拍板、勇于挑重担爱护部署、敢于承担责任,所以很受领导的器重。在兵站部的团级干部里,待遇也不完全一样,只有我和一科的科长陈玉同志有资格能到中央听报告,这是个政治待遇。在生活待遇方面我和陈玉同志也比别的科长优越,吃的是中灶。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资格老吧。陈玉同志是个老资格,他以前跟陈云同志在上海做地下交通工作。他离开兵站部比我早,调到哪去了闹不清楚,以后再未见过。一科的副科长是丁江,他是个知识分子,找了个爱人也是知识分子,两人的感情特别好。使同志们羡慕不已。万万沒想到后来他俩竟然离婚了。这是北京解放后我们见了面他亲自告诉我的。更叫我不理解的是离婚了还瞞着其岳母。为了不使他岳母知道真像,他和岳母还不断地来往。
  王云登(孙如)是我的副手,任二科副科长。他原在东北军,直罗镇战役参加的红军,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我俩是在残废医院的伤友,要不是他鼓动我去上会计学校,又替我写了那篇考试的文章,我就当不上会计,更不会当上二科的科长。尽管我是正科长他是副科长,但他一点也不嫉妒,和我配合得很好,关系处得很融恰。他的任务是以在外地采购物资为主,在机关的时间较少。
  王云登喜欢留长鬍子,有一次,我们俩和一个老大爷在一起聊天,他问老大爷:“你看我们俩谁大?”“看你胡子八岔的,当然你大了。”他又问:“那你看我有多大了?”“有三十岁了吧”?他气得说:“我四十了!”其实我两同岁,当时才二十几岁,因为他留着胡子就显的面老。还有一次,机关兰球比赛,他投栏率高,看比赛的人见他又投进一个球,高兴地大声喊着:“看,那个老头又投进一个球。”他听到后气的够呛。但他的胡子仍然不剃。他还很幽默爱说风凉话,如有个女同志下巴比较长,他偷偷地对我说:“你看,谁要取了她吃饺子不要用醋碟了。”
  在延安,我们终于有了娱乐的机会。那时我刚刚学会打蓝球,很着迷。为了玩,星期天我安排下午3点吃晚饭。有时轮到我站在椅子上当球筐,不想让谁进球时,就把两个胳膊收拢点儿,想让谁进球时,就用两个胳膊去圈那个球,哪里有什么比赛规则。
  
  (四) 恋爱结婚
  我们和王云登那时候都二十大几了,还都是光棍,连对像都没有。那时候女同志少,男女比例是16比1,找对像可不容易。何德全部长很关心我的婚姻问题,老托人给我找对像,我在28岁以前还没有考虑结婚的问是题,一心扑在工作和学习上,当别人给人给我介绍对象时,我还脸红呢。尽管那时女同志少,男女比例是十六比一,找对象比登天还难.,尽管如此还有人主动追我呢。我在残废医院住院对,就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喜欢上了我,她叫胡林秀。我也喜欢她,我所以喜欢她不但是因为她长的好看,更喜欢她活泼大放爱说话。当时还有别人在追她,她谁也不答应,非得要和我好。我俩好的无话不说,但我却没想到提出和他结婚。后来她调离了残废医院,终究没能成就这段姻缘。
  1942年我患了阑尾炎。住进了中央卫生部下属和平医院做手术,术后,
  有一个女护士对我护理得很好,我出院后她经常来找我,别人说她爱上我了。开始我没在意,后来接触的多了,她主动提出要跟我结婚,但因某种原因我未答复她。何德全部长知道后就批泙我:“林科长,你干吗不同意和李宗林护士结婚?她的条件不错,人长的很漂亮又有工作能力,别人想追还追不上,她给你送上门来了你还往外推,你傻不傻!我知道你是腻歪那个事,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她是结过婚的人了,有点男女关系问题不算什么,你就大方点别记较。我想她和你结婚后不会再发生了。听我的话和她结婚吧。”部长不容我再说什么,当天晚上,就派人到和平医院把李宗林接来,把她的被褥往我的炕上一放,我俩就算结婚了。那是1944年的夏天。我们两人谈不上有多少感情,但她对我不错,我们生活的还算平静。
  
  
  
  
  
  
  
  
  
  
  
  七、奔赴东北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上级要抽调一批老干部赴东北开辟工作,后勤系统负责筹备工作的是张令彬同志,他负责挑选人,首先选上了我。何德全部长不舍得放我走,但出于无奈,因为张令彬同志是他前任的兵站部部长,加之工作的需要他怎能说不放我走呢?赴东北的干部,是在各个单位选拔出来的,一共30多人,都是团级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一匹马和一个马夫。别人的马都是分配的,而对我就不一样,何部长叫我到运输大队去挑,我选中一头高大的骡子,这头骡子是前方的同志从日本鬼子手里所获的战利品,我所以要挑骡子不要马,是知道骡子不娇气比马好养。
  我们从延安出发,不光是我们被选拔出的30多个人,还有工作人员和家属等随从人员。路上经过陕北的几个县城,陕北是老根地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老百姓对八路军视如亲人,我们不管走到那里都像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无拘无束,行动起来畅行无阻。而一过黄河情况就变了,那是国民党闫锡山的管辖之区,他们会给我们设障碍进行捣乱破坏,使我们不得安宁。所以每走一步都要提高警惕性,宿营休息更得加以小心,以防万一。
  在行军的路上我有幸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井秀珍同志。她是随同中央干部团四大队去东北的。那天他们在路上休息,我们路过看到她和另一位女同志被大家围在一个大圈里在演唱。我好奇地停了下来把骡子的缰绳交予马夫,凑近人圈里听她俩演唱。听说她们俩是绥德分区文工团的专业演员,难怪她们唱得那么好听。他们唱完就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到背包上休息。我走到她跟前问:“小同志你是哪里人? ”她答:“米脂县的。”我逗她说:“咱们还是老乡。”她惊讶地说:“是吗?”“是的,我是清涧人。”她傻乎乎地信以为真,还高兴地说:“我们文工团在你们县里还演出过好几次呢!”
  她的言谈举止,使我觉得她活泼可爱。不知怎么搞的,我就想和她拉近乎,又问:“你姓什么?”“我姓井”。“哎!米脂城十子街上有个姓井的老头卖包子,你认识他吗?”她天真地说:“他是我爸爸!”“是吗?我和你爸爸可是老朋友了,我每次从延安出差路过米脂城都要在你爸那儿买几个包子,包在手巾里,出了城骑在马上边吃边走。”她把我真的当成了老乡了,在行军的路上只要碰见了,我们总要聊好长时间。
  到了热河省会承德,我分配到驻栾平县的冀热察辽军区兵站处任副处长,袁健任处长, 我们兵站办事处隶属于大军区,主要在热西一带活动,是在热西军分区的地盘上,因此也要受热西分区和行署的领导。上面还有冀热察军区(相当于省军区),我们的活动范围包括承德、栾平、丰宁、隆化、围场等县,向北活动到内蒙的经棚、林西、多伦,向南活动到平北的密云、怀柔、昌平。兵站处的任务就是为过路的部队提供住宿和粮草。由于上级下拨的经费很少,主要靠自筹,所以我们自己开了个商店,还和一个要倒闭的私人饭庄合作起来继续营业。这个地方被日寇统治了十几年,日寇当年为了困死抗日武装,搞无人区,强制合并村庄,没收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当地的老百姓都很穷,很多人家全家才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所以买卖不好做,我们自己开的商店也不景气,更没什么人买饭吃。经费和物资都非常紧缺,我们只好通过商人到敌占区做生意。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后,为了统一战线,我们兵站处改名为大丰公司。这是对外的名称,实际上还是兵站处,任务未变。
  八、自卫战争
  (一)撤出热西
  蒋介石撕毁重庆谈判协定,发动起内战,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热河省也不例外,蒋介石派了两个军又一个旅向承德进攻,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指示撤出城市,到农村和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待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我军给敌人以阻击杀伤后,主动撤离了承德,带领主力部队向赤峰、林西方向进行战略转移。敌人战领了承德后就更加嚣张了,猛力向热西各县进犯。敌人来势猛烈,加之我们来的时间短,工作还未开展起来,政局不稳。我们没有牢固的武装,区小队和县大队都是刚接收过来的未经改造和教育的敌伪武装,一旦有了风吹草动,他们就掉转枪口攻打我们。这一次就发生了地方武装的叛变。我们办事处奉命往西撤,来了个大搬家。和我们一同撤退的还有军区供给部的一些工厂,加起来有七八十号人。还有一些伤兵、机关勤杂人员、家属,以及一些临时收编的零星队伍。我们把这些人临时编成一个团,袁健任团长,我任副团长。主力部队转移时,杨德志司令员把我叫去,把一批伤病员交给我们,说这些人都是很有战斗经验的老同志,虽然受了伤,但基本痊愈了,跟着你们行动也许会对你们有所帮助。我很高兴地接收了这批人,把他们和我们原来的一些警卫人员编成一个警卫排,由袁连福同志任排长。
  我们办事处或者说这个团,真正能够打仗的只有我、老袁及这个警卫排。我们这个警卫排的战士都是老兵,他们中间有几个曾和袁连福一起在铁道游击队干过,还有主力部队留下的受伤人员。其实袁连福也是主力部队留下的,来我们办事处之前是个连长,因为工作需要降级使用了。干部降级使用这在战争时期是常有的事,团级干部做营连级工作的也大有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就担任了分区副司令,后来不是也担任过团级干部吗。那时候的干部都是以工作需要服从分配,根本不记较职位高低,能上也能下,心情很愉快。在这个警卫排里,还有几个同志曾当过排长,所以他们排的战斗力非常强。
  
  (二)与敌人遭遇
  撤退开始了,我们的队伍拉得特别长,光牛车马车拉的东西就有几十辆,
  袁健同志骑马把脚摔伤了,坐在前边的马车上,马车上还有他爱人高峰及女儿延春和我的妻子李宗林。我步行跟随在马车的后边,牛车走的慢在最后。警卫排在排长袁联福的指挥下在后面押车运行。军区供给部大都是工人,他们没有武装,更没有战斗力。勤杂人员、家属和零星部队穿插在队伍中缓慢的行进。我们是从栾平出发,经过丰宁县到围场去。哪知走到与郭家屯之间的大白梁的山上,(这个地方两面都是大山,我们在山中间下面的马路上。)突然被当地叛变的地方武装给包围了,敌人在两边的山上往下冲,向我们扫射。我们的部队一下就被打散了,那些临时组编的部队根本不堪一击,四散逃跑甚至投敌了。我担心袁健的安全往他跟前跑,他大声地喊:“老林,你别管我,赶快向后冲出去,找袁连福把部队带上来,要争取时间保存实力……!”
  敌人的子弹射击的很猛烈,当时有好几个人被打倒,血淋淋地倒在我的周围。供给部的工人没有作战能力,听见枪声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袁健的警卫员李世海,是个老兵,非常机灵,枪声一响,他立即拉住架辕的马,把袁建从车上扶了下来。袁建隐蔽在大车旁,指挥在场的人:“赶快下车都卧倒!”并命令他的警卫员李世海随我一块往后冲。警卫员说:“我不能走,我要保护你!”小李作战很英勇,保护袁健下了车后,端着冲锋枪向敌人还击。袁健催了他几次叫他跟我往后冲出去,他就是不干,一直守护着袁健。
  在袁健的再三催促下,我对小李说:“你保护好处长。”然后握着盒子枪,带领着我们办事处的会计,和供给部的一个班长向后冲去。我们边跑边还击。那个班长没走出几步就倒下了。我们的会计也被打死了。我顺着公路边的一条小河,握着盒子枪,猫着腰左闪右躲边跑边还击使劲往外冲。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地落在我周围的河水里,嘟嘟作响。我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在一个山崖的拐角处,心想狗日的,你们追吧,老子的子弹有的是上来一个我就撩倒一个。我一摸才想到身上带的子弹放在了马车上,幸好敌人没有追我。这时我注意节省子弹,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开枪。敌人也不向我这方向开枪了,老半天也听不到枪声。就在这个时候,袁连福带着警卫排赶来了,我叫他快带队冲过去,解救被围困的同志。可是已晚了,敌人把我们的人全部俘虏走了。没有追上,他又返回来了。我们又押着牛车往郭家屯的方向走去。走出没有多远,天已全黑了。突然在路旁的草丛里窜出个人来,此人只穿一个裤衩。袁连福惊讶地喊出:“是袁处长!”我紧走几步到老袁跟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问:“老袁,你怎么在这呀!”他说:“我看你冲出后,就指挥李世梅和供给部的工人们和敌人周旋,可是工人们没有战斗力。敌人太多,我们走不动,最后都做了敌人的俘虏。敌人抓住我们后,首先扒光了所有人的衣服,然后要押我们往山上走。小李为了掩护我们,不但不走还照着敌人头头的裤裆就是一脚,那家伙疼的嗷嗷叫,举枪向小李射击,英勇的小李,怒视着敌人倒在了血泊里。我看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小李的身上,我不顾一切地滚下了山,山不高,在我往下滚的时候又被杂乱的树枝挡过几次,虽然身上挂破几处,但没伤到要害处。敌人见我滚下山,一连打了好几枪也没有打中我,我很清醒地隐蔽了起来。敌人看没什么动静,以为我中弹死了。就押着我们的人及马车上的物资撤走了。
  敌人走后我就慢慢地顺着公路的山下往前爬,刚爬到公路旁,就听到牛车的响声,接着听到有人说话。我听出你和袁连福的声音,所以就站了起来冲你们喊。”能和袁健相聚,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我把军衣脱下给袁健穿上,大家把他扶上车我们继续往前行。走出有四五里地的时候,看到路边不远处有一处房子亮着灯,这个地方只住着一家人。我们跑了一天了又饿又累就敲开人家的门。正好人家刚煮出一锅豆角,都叫我们吃光了。但我们没有白吃,把牛车上拉的粮食给那家放下一些。一锅煮豆角换来十多斤粮食,他们觉得很合算非常高兴。
  已经是夜间十一点多了,我们没敢休息,又上路了。到了郭家屯我们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继续向围场前进,到了半壁山住下了,这个地方是个寨子,还有城门。军区供给部比我们先到了一步,他们有三百多人,他们也是到围场去的。我们安安稳稳地睡了个好觉,没想到,第二天八点钟又被敌人包围了,这些敌人并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而是当地的土匪,大概有三四百人,他们从山上冲下来,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我们住的地方。他们这可是碰到硬钉子上了。我们这个排是非常顽强的,敌人冲了三次都未攻进来。如果敌人要是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供给部住的地方,那恐怕早就攻进来了。这次他们可攻错了地方,从早上八点一直打到下午三四点,还未攻进寨子来。
  这时大军区派了一个排来营救我们,他们带着两门小炮,炮弹在敌人群里炸开了,炸死不少敌人,分区派的一个警卫排也赶到了,敌人见势不妙吓的屁滚尿流地拖着尸体仓惶地逃跑了。
  (三)从林西到林东
  供给部的工人死伤的不少,我们的管理员也牺牲了。战斗结束后我们又往前走。一路上还算顺利,到了围场休息了两天,又向林西前进。走到坝上又遇见了敌人,由于事前没有防备,被突如其来的遭遇冲的七零八散。幸好大军区的骑兵师赶到了救了我们,把我们接到了林西。我们在林西就住了两天又奔林东。热河省军政领导都撤到了林东,那个时候国民党把东北四省全部占领了。我们的地盘越来越小,大军区召开了一个团以上干部的报告会,由程子华司令员做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说明我们的撤退是战略转移,敌人在热河的战场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将来的胜利还是我们的。我军即将变为全面主动,蒋军将变为全面被动,革命的新高湖将要到来。程子华在报告中说:华中敌后开始转入进攻作战,晋察冀的部队向石家庄外围进攻,冀鲁豫和晋南的主力部队也转入主动进攻,东北我军转入攻势,山东也对敌进攻,总之解放区各主要战场都已开展进攻性作战。整个战局已经转变为人我军稳步前进收复失地的局面了。他对我们说,热西是个战略要地必须夺回,大家要振作起来返回热西,回去开辟工作。
  (四)痛失妻儿
  由于骑兵大队打通了热西至经棚(现为内蒙的克什克腾旗)、林西、林东以及东北的交通要道。我们返回热西时路上比较顺利。我们回到热西时,丰宁和围场县都解放了。高兴的是我的爱人和袁建同志的爱人及他的女儿都得救了。丰宁县的县长郭小川同志亲自把她们送到我们的住地。老袁他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团聚。而我的爱人李宗林情况却非常不好,她被俘时已近临产,被俘后在敌人的百般折磨下,她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可怜的两个孩子一落地就断了气。李宗林得了产后热高烧不止,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奄奄一息处于昏迷状态,当时既没有药品,也找不到像样的大夫,只能让她静养,明知没什么希望也要有病乱投医,好不容易找了个中医,大夫开好药我急忙派人去给她抓药。可她没能等到药抓回来就咽气了。我陪伴了她三天她一直没给我说什么话,只在临终时她清醒了一下,大概是徊光返照吧,她喃喃地对我说:“把咱俩照的像片放在我的棺材里一张。”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匆匆地就走了。
  我们共同生活了两年,离多聚少,我好像没怎么爱过她,可人是感情动物,总会日久生情,现在人走了才让我想到她的种种好处。想起她在和我结婚后的艰苦岁月中无怨无悔;想起她在生活上对我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想起她被敌人俘虏后的英勇不屈;也想起她在敌人的牢狱中生下的那一对我期盼已久却无缘相见的孩子。我不禁悲痛万分,觉得对不起她,悔不该为她过去的事情而耿耿于怀不肯原谅她,甚止对她采取冷淡的态度,实在不应该。我一边掉泪一边给她擦洗身体,想给她最后的一点温情。我给她买了付棺材,按照她的遗嘱找了一个向阳的山坡地把她埋葬了。埯埋了妻子,我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和工作中。
  (五)购买军用物资
  大阁是热西的重镇,大阁解放后,热西分区和专署都来到这里。各县的干部都回各县开展工作去了。热西分区为了装备军队,解决服装和其它急需的军用物资,决定成立财经办事处,任命袁建同志任处长,我任副处长兼贸易科科长。
  袁建同志立即动身,从牛栏山到冀东去给部队做衣服。他当时,还经管着美国的救济物资,要他负责把那些物资从古北口装在火车上运到承德去。当时发动火车没有煤,就用劈材和棉花籽来做燃料。
  老百姓领到美国的救济品后有些食品吃不惯,像奶粉、魚灌头。就找我们换小米。他们用一筒5斤重的奶粉换我们20斤小米。我们把换来的食品再想法通过小商贩运到北京去卖掉,用卖来的钱买布匹。说实话,我们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一方面是用救济物资做生意不合法,另外是机构不合法,按编制上说热西分区没有财经办事处,部队是不允许做买卖的。行署党委书记牛树材同志,为此还批评了热西分区的领导。可那时的热西实在是太困难了,为了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我们也真是有点不择手段了。
  1946年秋天我带了几个人,以热西财经办事处的名义驻扎在北平远郊区的怀柔县黄坎村。那个地方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当地出栗子,外地的小商小贩来采购,也有用日用品拿来交换栗子。我们驻扎在黃坎的目的,就是想委托那些小商贩,把我们打土匪缴获的大烟土,及热西当地出产的土产品,拿到北平去兑换布匹、药品和电池等军用品物资。这些物资国民党地区是禁用品,如发现了是要杀头的。但为了赚钱,就有人敢冒这个险。我们当时经费非常紧张,热西地区的物产并不丰富,被形势所逼,有时我们不得不拿缴获土匪的烟土去换急需的物资,要不然部队的衣服、药品就解决不了,没有电池电报发不出去。
  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当地的群众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运输、警卫、押运等工作都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兵的支持。但是黄坎是平北军分区的根据地,在那种物资匮乏的时期,我们的工作不可避免地给平北的工作带来一些影响。幸亏当时热西分区的司令员是原来平北分区的司令员,有老领导的关系,协调起来容易一些。为此我认识了时任平北分区司令员的曾威同志,他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工作中我俩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没想到几十年后我们离休,竟都进了北京军区后勤部第四干休所,而且住在同一栋楼里,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
  我们办事处住在黃坎村北头一个农民的院子里。院里住着弟兄两家,哥哥已去世有个儿子名叫柱子。我们办事处的几个人和柱子家同住在正房一进两开的屋子里。柱子才十五六岁他妈就给他取了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媳妇。媳妇长得很漂亮,但很封建从不与我们说活。而柱子是个很贪玩儿的孩子,整天和我们办事处的人混在一起,晚上也不回他屋里去睡,总和我的警卫员于同明、葛书正等同志挤在一个坑上说笑打闹。别看他人小却很机灵,那时敌人经常来扫蕩,遇到敌情他能奋不顾身地带领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完成任务后要离开黃坎时,柱子非得要跟我走。我沒批准,因为他年纪小,他母亲和刚过门的媳妇都需要他,我劝他留在当地也一样做革命工作,同时可以照顾他母亲和媳妇。
  我们和黃坎的老百姓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尤其和柱子的感情更深。离开以后我总是念念不忘他,几十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对家人说起当年在黃坎居住的情景。2001年的10月我老伴她们单位组织老干部到红螺寺秋游,我也跟着去了。一到红螺寺我发现这个地方我很熟悉,那是我曾战斗过的地方,是通往黃坎村的必经之地,每次去黃坎的时候都要经过此地。不由地想起了柱子。就对老伴说:“这里离黄坎不远。”老伴说:“你是不是又想柱子了”?“就是。”“那咱们问问路,如果不远就到黃坎看看柱子去。”“好”这个时候我再沒心思在红螺寺游山观景了,恨不得一下就飞到黃坎。我问了一个卖柿子的老乡:“此地离黃坎有多远?”他说:“大概有20里路。”我当机立断地叫司机马云峰开车直奔黃坎。在去黃坎的路上我思绪万千。想起柱子那个顽疲像,晚上赖着挤在我的警卫员余同明的炕上,和余同明打闹的情景;想起战士们开他新婚玩笑的事儿:“就这么点小东西还取媳妇呢?”。余同明和他的关系特别好。一想起柱子,又引发我想起了朝夕相处的警卫员余同明同志。那时他跟着我南征北战,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死。打仗非常勇敢。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保护着我。在吃不上饭的情况下,他总要千方百计地,给我找点东西吃。如有一次敌人尾追我们,一天没吃东西了。在我们前边跑的地方上的同志,把带不动的东西都丢了,连肉都不要了。人家丢,余同明就捡,他把捡来的肉洗了洗给我煮着吃。后来佘同明和他表哥袁连福,(就是前面提到的警卫排长)他们得知在土改时家里分了土地,为了娶媳妇他们一同离开了部队。临走时袁连福把他仅有的一件毛衣留给了我。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有一次我们办事处被敌人团团包围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在激烈地战斗中,袁连福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枪林弹雨中把我和袁建同志掩护着冲出了重围。分别后再未见过,很想他们,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心想,今天我要到黃坎去,但愿能见到柱子。54年过去了,黃坎的变化可不小。柱子家到底在哪?我认不出来了。停下车见人就问,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知道谁叫柱子。人家再问我:“柱子姓什么?”我说:“不知道。”“他的大名叫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好不容易来到黄坎找不到柱子我好急呀。老乡们好奇地围在我们身边,都关切地想帮我找到这个人。无奈,我说不出柱子的大名,又不知他的姓。人家想帮也帮不上。一个好心人跑到村委会去找村干部,找来个妇女主任。她说:“查了村里的花名册,沒有叫柱子的老人,所从闹不清柱子是谁。”正在大家和我们一同焦急的时候,有个老头挤进了人群问:“你们找谁?”有人替我们说:“他50多年前在咱们村住过,说住在柱子家,可我们都不知道柱子是谁。”老头反问:“你还记得柱子家住村里的哪一头?”我答“北头,他哪会儿才十几岁,父亲去世了,他妈很早就给他取了个比他大两岁的媳妇。”老头对妇女主任说:“你玉凤大爷的小名就叫柱子,他家就住在原先的村北头,几十年前他家住过八路军,你领他们去看看。”一听这话我喜出望外,我和老伴及我的大女儿小玲紧跟在妇女主任的后边,她走得飞快,在上坡的时候我们被落下了,眼看着妇女主任进了一家院子,我们停下了脚步。不一会在院子里出来个高个子的老头。他定睛一看,指着我脱口喊出:“林处长!”我发愣了!看着他不认识。他说:“我是柱子呀!”我惊喜地啊了一声紧走了几步,他也向我奔来,我与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时,听老伴对女儿说:“小玲,快给他们摄像。”小玲遗憾地说:“摄像机和照像机都放车上没拿下来。”
  真沒想到离开黃坎时,柱子还是个毛头小子,现在见了却成了个满脸绉纹的大老头子了。要是在别的地方见了他,我绝对认不出他来。他的那个漂亮媳妇也成了个腿脚不灵的老太太了。他们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他母亲和叔叔都已去世。他们的生活不困难,老两口住在一个独院里,屋子还是一进两开的。右边屋是他老俩的卧室,左边屋做为仓库,虽有个坑,但不住人,坑上堆放了不少东西。地上用沙土埋着好多栗子,沙发也放在这间屋里,他们也不用。接待我们是在他们卧室,地下摆了一个小桌,桌上放着他家自产的梨和炒栗子;墙上掛着好几个镜框,装着他一家人及亲友的照片;院子里一头小毛驴拦在圈里;收获的玉米掛满了房沿,地下还堆放着许多,还有成垛的玉米杆和柴火。柱子也是70多岁的人了,早已退休每月可拿到一百五十多元的退休费。他告诉我:自留地里种粮食和蔬菜都吃不了,他家还有几十棵栗子树,收成好了光栗子一项也能收入万儿八千元。看到他们日子过得挺富裕,真让我高兴。
  柱子问起了余同明和袁连福的情况,我说不上。他还记得哀连福当年从热西跑来看我得情景。使我想了袁连福向我要面条吃的往事。袁连福说:“林处长,你如论如何得给我做碗面条吃,在热西工作了两年多,都沒吃过一次面条,你要不给我吃顿面条我就不走了。”
  在黃坎我们也难得吃上顿面条,但我不能叫袁连福失望,还是在柱子的帮助下,用玉面加上榆树皮粉给他做了顿面条吃。要是现在能见到袁连福,别说是面条,就是山珍海味我也要给他买。遗憾的是找不到他表兄弟俩。但找到了柱子,从此以后我们联系上了,并来往不断,不但和柱子来往的密切,还与张玉来也拉上了关系,他是这个村里我招的唯一的兵。他们每年至少来我家一次,带些土特产,我也去他家,给他准备些烟酒、点心和药品,能有两个农民朋友我觉得很愉快!
  (六)调到热西分区
  財经办事处撤消后我就调到热西分区,先在商店任总经理,上级给我的任务是,筹集经费,首先要解决部队的装备问题。那时,热西的大部分城镇还被敌人占领着。环境十分险恶,当地的群众基础也比较差,搞后勤保障工作很不容易,部队没有粮款资金,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打白条子在老百姓家吃饭。急需的军用物资紧缺,连发报用的电池都没有,做军服的布匹也沒有,怎么办?我就得想法没法把缴获敌人的大烟土,通过小商小贩拿到北京、天津、唐山等敌占区去兑换布匹,电池等军用品。但这些物资在敌占区是违禁品,买不出来,买不到大电池只好买些在手电上用的小电池,焊接起来在发报机上用。买不到军色的布,就买白色的洋布,白洋布也是禁运品,我们就采取把大幅的白洋布从中间撕开当小土布运出城,我们再用土法染成军色做军衣。后来解放了一些城镇,建立了根据地,情况逐渐有了好转了。我们开设了几个商店,一方面为部队筹资解决装备问题,另方面也为了搞活当地的经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统治了十四年,老百姓太苦了,人们没有衣服穿,有的人家,一家好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
  
  (七)再结良缘
  李宗林病故后,组织上和周围的同志们,都关心着我的个人问题。曾有人给我介绍过两个,我觉得不合适没有谈。其实我早已喜欢上一个人,就是在赴东北的路上,我骗她说我是她的老乡还是她父亲的朋友的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承德,有一天,省军区请从陕北来的同志在饭馆吃饭。就在那个饭馆的门口,她出门我进门碰见了。我俩又聊了一会,在互相谈话中得知她原已分配到军区剧团了,但她不愿意在剧团,想去战斗部队,或做些实际工作。后来她到底分配到哪去了,她结婚了没有,都不得而知,可在我心里总是有她的影子。
  其实论这个女孩子的长像并不是个漂亮人,也不知她那点吸引住了我,我就是喜欢她。自从李宗林去世后别人给我介绍对像起,我首先就想到了她。自己对她并不了解,知道是空想,可有时竟想得睡不着觉。谁知却是机缘巧合,我们竟走道的一起。
  1947年夏天,我和袁建同志要到龙门所,了解我们开办的那个商店是否景气,路过黑河川,在热西分区供给处住了一夜。该处的处长熊机巧和政委于鸿奎同志,热情地的接待了我们。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俩得知我爱人已病故有一年了,还未找到个满意的对像,两个人就琢磨起来。这时,熊处长想起了一个人来。他说:“分区炸药厂的指导员井秀珍的爱人,牺牲也有一年了,追他的人很多,她都看不上,你要有意,叫老于帮你介绍介绍。”我一听是井秀珍,嘴上没说,心里乐的都了开花。顺口说出:“怎么她结过婚了?”于政委说:“不但结婚了,还生下个儿子,你认识她吗?”我把我和井秀珍认识的经过对他们细说了一遍。老袁还惊奇地说,我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个情况。你是不是早就喜欢上她了? “有那么一点”“喜欢就说喜欢,干吗说有一点?”“我喜欢管什么用,人家能看上我吗?”于政委说:“不怕她看不上,就怕你没胆量,老林,你勇敢点,我来给你打前站。炸药厂要整顿扩大,分区派我去他们厂蹲点,你和老袁先去办别的事,过个十天半个月你们再到炸药厂去找我,然后咱们再商量,一定要用什么方法把她给攻下来。
   我和老袁按于政委说的去了炸药厂,井秀珍见了我非常热情,但提到和我谈婚事时她不答应,一是嫌我年纪太大了,我在她心中是个可爱的老乡,是她爸爸的朋友;二是她和前夫有一个遗腹子,爸爸没有见过孩子就牺牲了,她还没有从悲痛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坚决不同意和我结婚。但她终究没能扭过组织、战友和同志们,大家都劝她:战争年代牺牲是常有的事,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老林忠厚老实,既是老革命又有发展前途。他年龄大,一定会疼你和孩子的,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就算是为了孩子,你也应该找个老林这样的。在老战友们的围攻及组织的压力下,她最终还是屈服了和我结了婚。我能如愿以尝的和心爱的人结为伉俪,首先要感谢热西分区领导的支持,还有余鸿奎、贾兰波、李雪等同志的热情帮助。
  (八)参加土改
  我们结婚没几天因工作的需要就分开了。1947年冬天,热西分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我和井秀珍同志都被调去参加土改工作。但是我们没在一起,她在离大阁城十几里路的南新营子村,我在燕窝村,两村相距有五六里路。地委书记韩纯德同志亲自挂帅坐阵指挥土改。指挥部开始设在大阁城,但不固定,经常移动到各村去指挥。在我的记忆中他到南新营子去的多。省公安厅还调来几个同志来参加热西分区的土改工作,其中有个局长叫夏衍,他就负责在南新营子指挥土改。
  热西是个穷地方,真正的地主富农不多,农民自认命运,以为穷富是天拄定的。加上我们的政权刚建立,农民们对共产党不了解,尽管我们费尽心机苦口婆心地,绐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发动他们起来和地主富农作斗争,夺回自已应有的土地。但他们理解不了,有的人说:“不是我们的土地,我们怎能要?你们真要分给我们土地,我们当然高兴了。可是你们能在这里呆的住吗?你们走了怎么办?我们会遭殃的。”群众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所以很难发动起来。在斗争地主的时候人们甚至害怕的住后躲,不敢发言。我们的一些同志性急,不注意掌政策,甚至过左地包办代替,引起群众的反感。比如动手打人,具体情况我没有详细了解,只知道有个比较有钱的人家,大人们都逃跑了,家里只留下一个十六、七的姑娘,参加土改的同志,找不到她家的大人,就把这姑娘吊在大树上抽打,叫她交出浮财来。我当时感到不妥,被认为思想有点右,觉得我们处理的不合适,人家姑娘年纪还小,并未参加剥削,对她应和其父兄区别对待。我尽管有这样的想法,但当时还不便说,怕说出影响别人的积极性,想再观察一段时问再说吧。这种做法在后来的运动中逐步得到了纠正,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土改运动搞得如火如荼。
  (九)调往供给处
   1948年初,由于工作需要,土改还未结束我就被调到分区供给处任处长。为了照顾夫妻关系,组织上任命我爱人井秀珍为供给处管理股指导员,接替调往分区政治部的张启林同志的工作。我俩就同行前往供给处。供给处住在围场县的西边三家村。当时围场县和丰宁县都已解放。环境比较稳定,路上也安全,我们是背着背包步行的,有个名叫葛书正的警卫员跟着我们。通过丰宁到围场,然后再往供给处的住地三家村走。沿途人烟稀少比较荒凉,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苦。我们吃饭,还是打条子在老乡家吃派饭。我们在路上走了三天,走到一个小村里,经打听,三家村离此地还有三、四十里地呢。因天已黑了下来,我们就住下了。我们住的这家农民,对我们很热情。这家的老大娘叫我们坐在坑上,说:你们累了先歇歇,我们家没什么好吃的,我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吧。就在这个时候,跑来一个中年男子,说是来看我们的,其实他是来有求我们的。他说,他家四口人就有一条库子,想拿两只鸡,换我们一条裤子穿。正好我爱人为了轻装行军,把棉裤的棉花掏了出去,做成了夹裤包在背包里。她很痛快把夹裤取出来交给那人。中年男子感激地给我爱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抱着裤子走了。不一会他真的抱来两只老母鸡,交给房东老大娘。大娘叫她儿子把鸡杀了,当即她就找了个大罐子把鸡放在罐子里,也不知她放了些什么作料,在炭火盆里煨着,时间不长就发出了香味。我们和老大娘一家美美地吃了一顿。这一次的罐闷鸡,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次鸡。房东老大娘还说,他们那地方就是鸡多布缺,像我们那条夹裤能换三只鸡。看得出来老大娘也想用鸡换我我们衣服。遗憾的是我们实在没有富余的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就到了供给处。供给处设有正副处长和一个政委。下设管理股、会计股、被服厂、修械所。听起来机构不小,实际上名不附实,机构大人不多。被服厂只有八九个缝纫工。还有几个临时寄托在供给处的部队的干部家属,她们在被服厂里做点手工活。缝纫机也不过四、五台。说是修械所,其实只有一个所长一个副所长,修理工也不过三四个人,其中还有所长的爱人。会计股只有四个人,一个股长两个会计和一个公务员。管理股有五个人,后来股长调走了,只剩下一个管理员、一个指导员。前任指导员调走了由我爱人井秀珍接任。还有一个理发员、一个通信员。人不多任务重,工作特别紧张。生活还很艰苦,每天就吃两顿饭,没有菜吃,光啃粮食。主食就是高粱和玉米。到五月份了还发不下单衣来,只好把棉衣的棉花抽去当夹衣穿。
  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保证部队的物资供应,解决部队的装备,我经常带领我的警卫员往返敌战区,通过各种渠道为部队筹措经费,采买军需、装备,每次都能完成任务。
  (十)攻打隆化
  1948年5月,著名的第二次隆化战役开始了,董存瑞烈士就是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那时我就担任热西分区的前敌副总指挥,负责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提供参战部队的武器弹药和粮草供应。组织医疗救护,物资运输等工作。
  可以说,在这场战役中,物资准备的非常充足,供应及时。更重要的是战略战术英明,组织作战指挥正确,指战员们英勇善战,董存瑞同志是最突出的一个。在解放隆化的战斗打响后,他的所在部队,开始向隆化中学外围工事运行,董存瑞带领爆破组,连续爆破敌人四个炮楼,五个碉堡,顺利地完成了扫清中学外围工事的任务。当我军发起第二次总攻时,突然从隆化中学东北角,一座横跨旱河的桥型暗堡里喷出六条火舌,风狂地向我冲锋部队射击,冲在前边的战友倒下去了。这时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要求再次担任爆破任务。连长认为他刚完成爆破任务,要另派别人,出去的三名爆破手有的牺牲了,有的受了伤,他心急如焚,对连长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任务不只是炸几个碉堡,而是要解放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现在隆化还没有解放怎么能算完成了任务呢?连长在他强烈的要求下,批准了他的请求。在战友们的大力配合下,他机智勇敢地冲到桥型暗堡下面。桥下两旁是光滑的墙壁,没处放炸药,如果把炸药放在河床上又不能发挥威力,他两次把炸药放在桥沿上都滑了下来,附近又找不到能当支架的东西,他心里万分焦急,又看到头顶上敌人六挺机枪在疯狂地扫射,一些冲在前面的战士倒下去了,他毫不犹豫地拉燃导火索,忍着左腿负伤的巨痛,用自己手臂作了炸药包的支架,然后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随着一声巨响,敌人的桥型暗堡被炸毁,董存瑞同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我军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战士们踏着董存瑞烈士的血迹奋勇前进,消灭了敌人,解放了隆化。
  (十一)重大事故
  隆化解放后,供给处移防靠近分区,搬到郭家屯西边的大房身。我们修械所修复了不少缴获的枪炮,有一天刚修好一门炮,部队派来几位战士来验收,把炮拉出去试放。这些战士大概没多少是炮兵出身,对火炮不太熟悉。因炮弹生锈了,一位战士就想把炮弹上的锈去掉,没有合手的工具,他就把炮弹放在石头上去磕锈,我一看不好急忙喊到:“别磕,危险!”我的话音未落,炮弹“轰”的一声爆炸了,那个战士和在场的几个人都被炸倒,我离得很近,当时也被汽浪推倒,风纪扣都炸飞了,身上的扣子也炸掉了,可能就是扣子替我挡住了弹片,我毫发未伤。而站在我身后的理发员张德山同志却倒在了血泊里,肠子都流了出来。我立即组织抢救,把伤员往医院送。张德山同志在担架上拉着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处长,我恐怕再不能为人民服务了,如果我死了,请你给我家里写封信,叫我媳妇不要守我,她很年轻再找个好人家……。”我安慰他说:“你别想得那么多,你的伤一定能治好,快去医院吧。”他的伤实在太重了,走出没多远他就断气了。供给处没有一个人不为他流泪。张德山同志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同志。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在战乱时期,他为了活命15岁就远离家乡,从冀中跑到沈阳,在一个理发店里学徒,受苦受累熬到出师。张德山又跑到天津给一家理发店打工。抗战胜利了他回到家中。1946年他结婚了,婚后第三天,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八路军。离开了家乡到了热西分区供给处当了一名理发员。他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但担任理发员还帮助炊事员担水、做饭、喂猪;帮助卫生员照顾病号;沒有他不干的活。他没打过仗,干的都是平凡的工作,但是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绩。大家喜欢叫他理发,爱听他讲评书,两年之内张德山同志立了三次三等功。前几天刚给他开了个由三次三等功合并为一个一等功的表彰会,喜报还未发给他家他却不幸牺牲了,死于事故,怎不叫人痛心?从他的死,我想到了张思德,他不也是个张思德一样的战士吗?除了简单的追悼会,我只好按他的嘱托,写信给他父母和媳妇连同他的立功喜报一同寄去,以寄托哀思。
  
  
  
  
  
  
  
  
  
  
  
  九、 组建察哈尔省运输公司
  热西分区供给处改为供给部,我任部长。1948年8月,我又被任命为热西分区后勤副司令员。这一时期形势发展很快,不久张家口解放了,部队面临大量的接收、改编和城市管理工作。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热西分区与北岳分区合并。机构减少了,许多同志或调往地方工作或被降职使用,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没听说谁因为工作安排而闹情绪。
  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张家口,接收改组傅作义的运输部队及后勤单位,我和爱人一同调往。
  1948年12月组织又决定,将接收改组的傅作义运输部队组建为察哈尔省运输公司,由北岳分区来的齐振新任经理。我任副经理。我的爱人井秀珍在组织科任组织干事。
  运输公司的机构,有组织科,业务科,运输科,管理科,还有一个骡马大队。工作人员大多是敌伪时期的留用人员,思想工作很不好做,好多人吃喝嫖赌、抽大烟,不务正业。
  因为是地方企业了,我们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但发的不是现金而是小米。那时没有食堂,大家都是自己做饭。虽然有了难得的和平环境,可对我们这些东征西杀惯了的人,过起小日子来也不是简单的事。井秀珍10岁不到就参加了工作,对带孩子做家务一窍不通,她还要上班,所以吃饭常常是一件难事。开始由我的警卫员帮忙她带孩子,可后来她又怀孕了,经申请,组织批准于1949年4月把我岳母从陕北接了过来。
  五口之家靠我每月300斤小米井秀珍180斤小米过日子,光吃粮食没问题,不会饿肚子,可是还要买菜穿衣,孩子还得有些花费,就觉得日子不太宽裕。好在岳母是过惯穷日子的人,很会精打细算。在他们老家陕北,女人和不下地受苦(干农活称为受苦)的人是不吃干粮的。她把我当作重点照顾对象,用小米换的莜面和白面给我和孩子吃,她和秀珍每天吃的就小米粥,很少吃干粮。把一些小米卖了换来的钱买点青菜,给我炒点吃,她们娘俩就是吃咸菜。我不忍心也不习惯,我们又不是封建家庭,何况我和秀珍都是革命干部,怎么能搞男尊女卑那一套呢?所以我总要给她俩夹点菜吃。
  那时袁健同志担任了察北分区的司令员。有一次他到我家来,见我们伙食那么差,心疼地说:“老林,你们的日子怎么这么苦啊?”我说:“这还能叫苦么?比在长征路上幸福得多了。”他回去后派人给我送来一袋子白面,这下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啦,我们一家人都能吃上白馒头了。
  这个察哈尔省运输公司,后来随着省的撤消也改成了后来的张家口地区运输公司,至今仍然有这个单位,不过名字可能早就改了,估计也改国有为股份制了。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做地方工作,虽然我知道革命就要胜利了,今后主要的工作要转到建设上来,但我还是想回部队,还是想做和军事相关的工作。公司的组建基本完成并逐步走上正轨后,我就总是想着找机会回部队去。
  
  
  
  十、建国以后
  (一)徐州采购处
  1949年8月,张令彬同志组建华北军区后勤部。当时总后的机构和业务部门还不健全,他是总后军需部部长兼任华北军区后勤军需部部长,机构也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部队要正规化,要制作武装带和皮鞋,急需皮革。张令彬同志是我的老首长,这时他想到了我,指定调我回部队,担任总后军需部徐州采购处处长,任务就是采购皮张。总后军需部的处长应该是正师级,可这个处是个临时机构,我的正式任命为总后军需部粮秣处副处长,但我并未真正到该处上任。
  那时侯人们没有什么职级的概念,一切都由组织安排,对我来说能回部队就令我万分高兴了,所以明知任务艰巨还是信心百倍地上任了。徐州采购处是临时组成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采购处设在徐州,在济南、郑州、开封、商丘、漯河等地分设几个采购站。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个新的挑战。因为在刚刚解放的地区,社会很乱,情况复杂,打交道的都是商人,同志们都没有过这种经历。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考验,是糖衣炮弹的威胁,闹不好就有犯错误的危险。我深知该任务的艰巨,组织上把几百亿的边区票交给我,这是对我多大的信任啊!
  张令彬在延安兵站部任部长时就是我的直接领导,他了解我,信得过我,看着我做了几年管钱管物的工作,所以推荐我到徐州采购处当处长。还说:“林万院是个忠厚老实的正派人,工作踏实,认真负责,虽有点小脾气,但没有邪门歪道的毛病,别看他文化程度不高,却很有办事能力,我对他绝对放心,把任务交给他,他一定会完成得很好。”
  我有决心有信心把工作做好,绝不辜负组织和领导对我的期望。我到任后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要求同志们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警惕,站稳立场,不准收礼受贿,不能私人动用公款,做到站在河边不湿鞋。首先我自己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吃上小灶伙食了,任师职干部也很长时间了,吃小灶无可厚非,可在徐州时,为了节约公款,我和大家一同吃大灶,能省的钱尽量省。因为徐州地区雨水多,我批准采购员每人买一双雨鞋,而我就不让给我和我爱人井秀珍买。我爱人是现役军人,连级干部,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夫妇生活,任命她为徐州采购处党支部书记兼出纳。她经常跑银行,外出也不少,因为下雨没雨鞋,两只脚踏着泥水脚都泡白了。老会计赵荣身同志给我提意见:“处长,你做得也过分了,要是秀珍不是你的爱人,是别人做她这个工作,你能不给人家买雨鞋吗?这不是不该花的钱,节约也不能在她身上节约呀。”我虽然觉得老赵说的对,但她毕竟是我的爱人,所以还是坚持没批准给她买雨鞋。
  由于我们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加上全处干部职工的自觉和努力,我们圆满地完成了皮张采购的任务,没有发生任何问题。1951年我被调到华北军区军需部任检查室主任。一位姓熊的同志去徐州采购处接替我的工作。
  到徐州工作离我的家乡很近,我又想家了。1931年我离开家,在解放前怕连累家里,没敢和家里通信,全国解放后我给家里写过几封信,却总不见回信。在报纸上看到,蒋介在于1938年6月9日命令蒋在珍部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泛滥,太康县正在被黄水吞没的地境。
  从我记事起,河南太康就经常闹灾荒,不是旱、就是涝,还有蝗虫害。历史上每遇灾年,就造成饿殍载道、尸横遍野,甚至有食人的悲惨景象。那次黄河决口后,情景就更惨了,太康县一百多万亩土地被淹,上千个村庄村庄被吞没,逃荒在外者20余万人,淹死、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人口减了有一半。我一直惦记着家人,担心家里会不会遭遇不幸?
  从1949年我调到徐州采购处工作,我就努力和家里取得联系,这次总算有了回应。半个月后有个名叫聂芳领的人来找我,说他是我们县常营镇人,在常营开杂货铺。父亲收到我的信后,因为不识字就请他帮助看,并托他来徐州买货时顺便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非常热情热接待了他,让他转告我的家人,因为工作忙暂时不能回去,过一段我请假回家探望。
  聂芳领回家后,除给我父亲作了汇报外,还到处宣扬, 说我在解放军里当了大官了。 父亲高兴的合不上嘴,乡亲们成群结队地登门贺喜。 姐姐得知后,跑回娘家摧父亲快去徐州看看我们一家。 家里的四个兄弟争先恐后地都抢着要陪父亲来看我们, 父亲更是迫不急待, 恨不得一步就跑到徐州看到我。他指定四弟陪同,在1950年春节过后来到徐州,岳母高兴地赶快腾房,为了使我们父子三人说话方便,她叫我们父子三人住一个屋,她和秀珍、我儿子住一个屋。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从一见面父亲就不断地责怪自已:“是大(我老家把父亲称为大) 没材料,(即没本事) 胆小怕事把你逼出了家门。 你走后你妈一个劲地哭,她埋怨我,就像疯了似的,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全家人都为你担心为你妈着急,我好后悔呀!”父亲一边说一边哭,我和四弟被父亲的哭诉也引得都哭出声了。我问父亲:“我妈还好?”“好什么!她没了。自你走后她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想你想的总是哭。眠晴都要快哭瞎了。父亲还告诉我:有一天我去赶集,遇见很多人围着个老先生算命。人们传说他算命可灵呢,把他称为李半仙。我也挤进人围请他给我算算说:“老先生你快给我算算,我那三儿子还在不在人世?” 算命先生问了我的生晨八字,又在地上画了个圆,手指头又重划到圈的西北方向。肯定地说:“老哥恭喜你,你三儿子就在西北,他不但活着,还会回来,他回来可不是一人,要给你带回来一家子。”我高兴地给他盍了三个响头。周围的人还高兴地鼓掌贺彩。李半仙又上下打量着我问“你家里有病人吧?”“有。”“你快回去,她不行了。” 我急地求他:“老先生,请你给我破破,救救她!” 他说:“我可以绐你破, 但你必须听我的话去做。”“只要能救人,你怎么说,我怎么做。”“那你快去买上一条红腰带拿回去叫你大儿媳妇系上,你再买上块红布包在你头上赶快往家跑。在路上大声喊:你等等,你等等,咱们的三儿要回来了。”
  我按他教的买了红布包在头上,一路喊着跑回家。家里的人都围在你妈床前哭。我把红腰带递给你大嫂,叫她赶快系上。家里的人看到我这样的举动,以为我疯了,你大嫂发楞了不知咋回事!我急地说:“别楞了我没疯,快系上救你妈” 她接过去系。我爬在你妈耳边喊:“你醒醒,你醒醒!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院”就要回来了。” 我把李半仙给我算命的话对着你妈的耳朵一五一十的说了好几遍。全家人惊喜地也学着我说的话一遍-遍地呼叫她。说也奇怪,她慢慢地苏醒了。从此她就不再哭了,搬着指头算时间,就是盼着你带着一家子回来。咳!她还是没福气,去年走了。” 听着父亲的述说我失声痛哭,默默地哭诉着:妈妈,妈妈呀,我苦命的好妈妈,您怎就不再等等我呢!孩儿再也见不到您了……。我们父子三人哭作一团。
  使我欣慰的是,在黄水泛滥的时候我们家早就逃荒在外,躲过了灾害。黄水下去后我们全家迁回故乡。父亲说,那时我们的村庄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芦苇乱草地,没有住房,父兄们自己动手用芦苇和茅草塔建人字形的草棚住下。全家人齐动手开荒种地,那时侯我家人口多都是壮劳力。没用多长时间开出了几十亩荒地。打下的粮食吃不了。父亲说:现在的日子更是好过了,你快点回家看看吧。
  1950年4月经组织批准我和爱人带着孩子回家探亲,一些商人得知后跑来送行,带来了礼品,还有钱,都被我谢绝了。
  我做了多年的会计和经济方面的工作,经手的钱款和物资不计其数,从来没有发生过问题,生活上自己从不搞近水楼台。我每次从徐州到北京部里汇报工作或者开会,在火车上,从来不舍得到餐车里吃饭,总是拿着一个凉馒头,就着一个咸鸭蛋作为一顿饭,或者就买上一碗面条。论说我是师职干部,要在部里,那是要吃小灶的,可是单独在外面我却如此的克扣自己,为什么,就是为了给公家省点钱,
  结果怎么样呢?在那种极左偏激的年代,动不动就搞运动,凡是接触钱物工作的人总是难以逃脱“运动员”的命运。
  (二)含冤挨整
  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为了完成指标把我打成了大老虎。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做内查外调,无凭无据地怀疑我,说我有贪污受贿的问题。大会小会地批斗,残酷无情地逼供,叫我坦白交待。我没有贪污也没有受贿,我坦白什么?交待什么?我一再地声明:我可以用自己的党籍和人格作保证,如能调查出来我有一分钱的贪污或有受贿的事实,可开除我的党籍以军法处治我。还说:“请你们别用国民党和日本鬼子那套办法来整治我。”这下可就把整我的人们惹火了,他们暴跳如雷,歇斯底里,毫不讲理地逼供审讯,还拍桌子。我不服,也跟他们对着拍桌子。虽然结果可想而知,却引起了一些同志对我的同情和佩服。季芳同志就是一个,后来她对我爱人说:“林主任不愧是老红军、老党员,在批斗他的会上,表现的多勇敢,多坚强啊!”
  他们在我的身上挤不出油水来,就去整我的爱人,她当时在太原文化学校学习,他们派人把她揪了回来,不让回家,隔离起来,也不让我俩见面。采取挑拨离间、造谣污蔑的手段,骗她说:“林万院自己承认不但有贪污受贿,还乱搞女人。”叫我爱人主动揭发我,我爱人说:“他都交待了,还用得着我揭发吗?我根本不相信他有贪污,更不相信他作风不好乱搞女人。我知道他不是那号人,也不会给自己乱戴帽子,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
  那个负责人气急败坏地说:“叫你揭发林万院的问题,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你不识抬举,到时候林万院坦白了,得到了宽大处理,而你就等着被枪毙吧!”
  那家伙对我爱人进行体罚逼供,画了个圈叫她站在里面,连轴转地整她,不让她睡觉,真是惨无人道!她本来身体就不好那能架得住那么整。连着整了三天三夜,加上气愤,不吃也不喝,坚强的她,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等她醒过来,已睡在了华北军区陆军医院的病床上。(就是现在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她是被送进医院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后又让她在医院住了十多天。他们知道在我爱人身上不会再捞到什么了,接她出院后再没有整她,并且还让她了回家。最后在三反总结大会上,时任军需部部长的杨直亭同志宣布说:井秀珍是个好同志。经过调查她沒有贪污受贿的问题,经济手续都很清楚……。”给她算是做了结论。而对我呢,还是抓住不放。被隔离了好几个月,派有专人看管着,行动上没有自由,我的警卫员也给换了,连每天给我送饭的也换成了新战士。
  据说对我的问题后来也派了好几个人南查北调过,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可是并未查出我有贪污受贿的问题,那些整我的人明知道我沒有问题,又觉得不好下台,不肯向我赔礼道歉,就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说我在三反运动中态度不好,还有官僚主义,决定在行政上给我记大过,党内撤销纪委委员和党委委员职务,还给予当众警告的处分。我当时觉得可笑,党内哪有当众警告的处分这么一说,太沒有党纪知识了,简直是笑话,毫不严肃。
  在三反运动后进行评级,把我降级评为正团级,我当时所任的职务虽然是正团职,但应保留副师级别。1942年我就是正团级,1948年我就被任命为热西分区后勤副司令员,以后也一直担任师级职务,此次评级授衔的时候,被授予上校军衔虽也属副师待遇,但如按副师评衔就可以授为大校。(此话是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后勤部部长吴宪恩同志在和平医院住院时,亲口对我说的)后来全军在晋衔的时候与我同时授为上校的同志都晋升为大校了,如刘大礼、范镇平、陈子望等同志,唯有我不予晋升,能叫我不打个问号吗?
  1952年夏季父亲知道我在“三反”运动中被整,心急如火,喝了点闷酒,一头栽倒在地闭了气。父亲因我丧命,好不叫人痛心!我不得不再次请假为父奔丧。走到扶沟县,离我家还有30多里地,我顾不得天上下着瓢泼的大雨,冒着大雨脚下踩着泥泞小路,我拼命地往回赶。回到刘庄老家雨停了。四弟忙叫我进屋休息,我没进屋,叫他先领我到父母的坟地去看看。走到坟地,四弟开口说:“大、妈,我三哥回来了。” 我双膝跪在二老双亲坟前好嚎淘痛哭,心里唸叨着:妈妈,前年我回来跪在您老人家的坟上哭悼,没想到亊隔一年的今天,却在二老双亲坟地上痛泣。大,儿对不起您,您老人家是为不孝孩儿之事而痛心地离开了人间。但请二老放心,您们的三儿子“源”从不做亏心亊,办事一贯光明正大,我虽然挨了整暂时受到些委曲,我相信共产党不会冤旺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个坏人,我的问题早晚会水落石出还我清白的,我有信心。我所痛心的是,“大”因担心我而折寿了。
  因为挂念工作,在家只住了两天。回家的当天给父母在坟上做了悼念,第二天带着寄养在老家的二女儿小勤去常营镇看病,空闲之间了解到太康县于1951年元月全面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情况。我家开出的荒地不少,由于家里人口多,按土改的精神,每人可多到分四亩多地。我们家开的荒地。还不够人均的土地数。开出的荒不但未分出,给我们家还分进了-些土地。连我和老伴、大儿子、大女儿都分到了土地。土地改革时,我家被定为贫农成份。
  (三)还了我清白
  我对三反给予的处理非常不满,曾经给组织写过申诉信,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处分根本不是问题。我不理解,既然不是问题,我早就是师职干部了,为什么在评级时把我低评为正团级,为什么在授勋时把我的解放勋章低评一级,这又是为什么?1969年,原后勤部部长吴宪恩同志在石家庄和平医院住院,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才良心发现地说:“老林对不起,在评级时低评了你一级,授衔时又摘了你一个豆。”他说得好听,实际上没给我解决问题。经过我不懈地申诉和反映,真正给我解决问题的还是后任的后勤部长伊瑞伦同志,他对我的问题,给于了重视,说了公正话,并指示后勤政治部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经过调查才给我做出了平反的决定。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三日我收到后勤党委的密件,原文如下:
  (1983)后党字第037号 密秘
  中共北京军区后勤部委员会(决定)
  对林万院同志“三反”中受处分问题的复议决定
   林万院,一九一四年生,一九三二年入伍,一九三六年入党,一九八一年二月离休,正师职,行政十一级。
   一九五二年林万院同志在后勤军需部任检查室主任,“三反”中以贪污,严重官僚主义的错误,经后勤党委决定,给予林万院同志行政记过,党內当众警告的处分。当时认定的錯误事实:贪污受贿人民币(旧币)三百零四万五千元(一九五四年复议改正为二百一十八万五千元);利用职权将公款一千万元借给其父做贩运牛皮生意,使其获利二百万元;让私商占用公款五千万元,约一月之久,使其获利八百万元;由于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在负责采购工作中,使国家损失达八亿元之巨。
   对上述处分和错误事实,林万院同志不服,多次申诉,后勤纪委于一九五四年曾进行复议,对原定错误事实作了些修改,但原处分未变。经此次进一步调查复议,“三反”中认定林的错误是根据检举材料,没有调查核实,对林万院同志的处分缺乏可靠证据和旁证材料,当时认定的错误属不实之词。经研究,决定撤销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七日后勤党委给予林万院同志行政纪过,党内当众警告的处分。
  中中共北京军区后勤部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日
  我终于得到了平反还了我清白。在三反运动中我所受的冤屈,是在军需部检查室任主任时遭受的,三反结束后,也就在1952年8月我被平调到后勤运输部检查室任主任,后来改为车管部,我还担任检查室主任,还任过办公室主任
  (四)有幸上了最高学府
  1955年授衔时,我被授予上校军衔。授勋时,我获得一枚三级八一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枚三级解放勋章(如果不是三反中的错误处理,我应该获得二级解放勋章)。1961年,和我同等资历和职务的同志都晋了衔,就是没有给我动,为什么?除了三反中的问题以外,可能是因为我爱说实话,得罪了个别当权的人。但组织上对我并不是完全排挤或不重视,授衔不久,组织上就决定让我到后勤学院学习。这下我可一步登天了,参军前我没上过学,只在延安会计学校学了三个月,仅有的一点文化都是靠自学的,这下却进入了解放军的最高学府。我很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在学习中是非常刻苦的,毕业考试成绩每门都是满分。毕业后又回到车管部工作,先后但任车管处处长、器材处处长,后提升为副部长。
  (五)在七分部的二十年
  1962年全军后勤供应体制调整,组建后勤分部,我被调到后勤第七分部任副部长。七分部是驻地石家庄的一支后勤部队,是负责河北及山西南部地区部队供应保障、管理所属后勤部队的机关,管辖范围广、下属单位多,有十几个医院、军医学校、研究所等医疗卫生单位;十几个仓库、物资站;两个汽车团,还有工程部队和工厂,最多时下属的团级单位有四十多个。
  我作为常务副部长和党委副书记分管直属队,经常主持全面工作,有职有权,敢于大胆管理,敢说话敢负责,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一方面是我的秉性所致,在长期的工作中养成了敢说敢干的作风,另一方面也由于自己资历较老,在那种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一般的问题打不倒我。我又把个人得失看得较淡,好些事情别的副部长和副政委都不敢承担,唯有我敢。分部和我共同工作过的三任部首长,第一任部长是廖德贵,政委是刘水;第二任部长是郭超,政委是马柄恒、齐丕桓。第三任部长是巩治甫,政委是田九德。他们对我都很信任。由其是郭超部长和马政委、齐政委。他们对我更是信任放手。如有了问题他们都能挺身而出勇于承担责任,使我的心情特别输快。
  (1)经历文革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到处都开展了“四大”,军队也自然会受到影响,中央并没有让军队开展“四大”,但我们是后勤单位,虽然下属的建制部队没有乱,但一些医院、学校和工厂都动起来了,并且到处串联,很快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卷入运动,领导也受到了冲击。首先是部长和政委被卫学校的学员拉去批斗,我是党委副书记,也未能幸免。头一天部长、政委被卫校批斗,到第二天和平医院的造反派又要来分部找部长、政委。我让他们俩先躲一下,我出面接待。造反派想整他们的院长金有志,让我交出金的黑档案。我说:“院长这一级的档案不在分部,在军区后勤保管。”他们不信,勒令我“明天下午三点交出金有志的黑材料”。第二天他们真的来了,二话没说,扯掉我的帽徽和领章,给我戴上一顶六尺长的高帽子,从楼上把我押到楼下。我严厉地对他们说“我是军人,没有中央的命令,你们无权这样对我!”这几句话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威力,中央首长、国家的元帅和将军们也照样被批斗。但他们毕竟是军人,也没有见过大的阵势,突如其来的一番言辞,竟然把他们镇住了,起到了一点作用。他们不敢把事情闹大给我摘去了高帽,一位女护士还给我缝上了领章,给我别好帽徽。然后继续向我要金有志的黑材料。我对他们说:“分部没有金有志的材料,即便是有,未经上级党委的批准我也没权利随便交给你们,请你们掌握政策吧。现在中央没有批准在部队开展‘四大’,你们任意冲击领导机关,是违法的,要犯错误的,请你们考虑后果。”我听到在他们之中有人议论:“林副部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出身好,没有问题,要不他怎么敢那样强硬地说话,对他不能向对待郭超(部长)和马柄恒(政委)那样。”经过一番软磨硬抗,他们无奈地走了,后来没有再来给我找麻烦。
   把和平医院的造反派对付过去,又来了汽车修理二厂的(7420工厂)一批造反派。这些人可不好对付,他们并不是要来造我的反,而是要求我批准开除他们党委书纪的党籍。我说:“我没有这个权力,你们党委书纪要是犯了什么错误,必须要开除党籍的话,也得党内研究决定。你们是群众,不能干涉党内的事情。”
  他们辩不过我,就开始无理取闹,喊起了口号:打倒林万院!打倒林“老鳖”! (当时石家庄造反派对走资派时髦称呼)打倒以林万院为首的部党委的一群“老鳖”!在机关楼前还张贴标语,又在院子的地上画了个圆圈,圈里还画了个大乌龟,写上打倒林“老鳖”几个字。
  他们不止一次的来找我,有时深更半夜闯来,闹得我睡觉都不敢脱衣服。大冬天下着大雪,把我围困在院子里和我辩论,把机关闹得不得安生。后来中央下了命令,不准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同时明确规定, 部队不准开展“四大”,不准任何人到部队揪斗领导干部。我们才得以解脱。
  部队的文革基本平稳了,可地方的文革却愈演愈烈。石家庄和全国一样,地方党委、政府都被夺了权,走资派靠了边,群众也分成了两大派。1967年,按照毛主席“三支两军”的指示,上级命令我带军宣队到石家庄专署“支左”,专署的军宣队由63军和7分部共同组成,63军副军长阎同茂同志任队长,我任副队长。专署有两派,我的原则是一视同仁,对两派不偏不向同样对待。两派组织斗争很激烈,我采取调和态度,极力稳定局面,对领导干部,我想尽办法保护,不使他们受到伤害。在造反派中,有人指责我在和稀泥,思想太右。我嘴上不承认,实际上我就是想和稀泥。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尽管他们说我右,可实际上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执行了当时的“极左”路线,很多事情回想起来是错误的。
  一年以后,我从专署的“支左”工作中撤出,但石家庄地区的“支左”工作还由我们领导。石家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我被选为常委,后来又成为地委委员。直到1974年才完全脱离“支左”工作。在“支左”中我们尽力调解两派的矛盾,及时制止了多次“武斗”的苗头,使石家庄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斗”,社会生活基本保持了稳定。我想尽办法保护老干部,很多老干部得以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最典型的是原电机制造工业部的副部长朝纯德同志,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犯了错误下放到河北省。后来又因他对大跃进有看法说了些真话,被扣上了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大跃进的罪名,由行政八级的副部级干部,一下降到十四级的科级干部, 还下放到河北省平山县劳动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他犯有错误加之家庭是破落地主经常被造反派揪去批斗,大热天让他罚站,在强烈的太阳光下暴晒。我去看过他,他们夫妇住在平山县一个仓库里的一间很小的平房里,他的爱人是个大学的助教,由于他的问题受到牵连跟着他受苦受累。
  他知道我在专署支左,还被石家庄地区革委会结合当选为革委会的常委,又被选为地委委员,他就来找我要求我帮他做他的平反工作。他以前是热西的地委书记,对我很器重,他还是我和井秀珍同志的结婚证婚人,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太原市的市长,后来调到中央机关,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时,他被任命为该部的副部长。井秀珍同志从部队转业还是韩纯德同志按排的工作。我们的关系不一般,我虽然对他后来的工作情况不十分了解,但他来求我,我哪能置之不理?别说是我的老领导,就是不相识的老同志要求我帮他落实政策,我也得按政策去尽力帮助解决。为他的问题我是费了不少周折,但最终总算给他落实了政策得到了平反,他回到了北京现在享受着正部级待遇,这些老同志都和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2)文革中的思考
  我们这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不理解,但由于对毛主席的感情太深了,再加上林彪强调的什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得不强迫自己违心地去执行。然而执行了心情并不愉快,却引发了我对历次运动的思考。我们的党和军队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多少挫折啊,除了敌人的打击以外,还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呀?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要发扬党内民主,可在延安整风中对自己同志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土地改革中的过激行为;在“三反、五反”中的不讲政策,不都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了吗?想想在大跃进时期提出:“超英赶美、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合作社、大跃进、高级合作社、一大二公、吃大锅饭”。我不理解想不通,把好好的锅砸烂炼铁,箱子、柜子上的锁鼻撬掉炼铁,结果铁没炼出来,就是炼出来的也不能用,多大的破坏浪费啊!说什么吃大锅饭是解放妇女家务劳动,使她们抽出身来参加生产劳动。就不想想,中国几千年一家一户过惯了的日子,突然来这么大的急转弯,人们怎能接受得了?吃饭要排队,年轻人可以,老人和小孩,有病的人怎么办?那时候的浮夸风严重,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千斤,弄虚作假,说天津一个公社的稻田密集的把鸡蛋放上去都掉不下去。甚至报纸还刊登了一个小孩坐在稻穗上的照片。实际上是把成熟了的稻子挪在一起制造的假象。为了虚报产量,把大大小小的红薯,用女人们梳头蓖子,把刺取下来,用蓖子刺把红薯与红薯串在一起,串成个特大的红薯去放卫星,搞展览。知道真像的人谁也不敢揭发,闹不好就会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罪名,甚至会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这种违背客观实际的做法造成了农业的大减产,粮食紧缺,人们吃不饱。别说普通百姓,我当时因为粮食少,买不到副食品,营养缺乏得竟然浮肿起来。
  我的四个孩子当时都在八一小学上小学,孩子们的粮食定量低,吃不饱都分饭吃,干粮不够吃就以稀饭为主。我爱人因病住院,病号们也照样分饭吃。这个困难不是一家一户,而是遍及全国。我们本是个农业国家,还要进口粮食。
  1958年本来是个大的丰收年,可是由于搞大炼钢铁,把壮劳力抽去炼钢铁,成熟的庄稼没有人收,红薯、花生烂在地里没人刨,这都是人为造成的损失和困难。因为粮食不够吃,还创造了新的蒸粮法,做干饭多加水。我不满意地说:“要是加上两桶水,还吃不了呢!”我甚至气愤地说:“看着吧,等饿死一些人他们就知道错了。”把我爱人吓得赶快捂住了我的嘴说:“这要是叫别人听着,还不打成右派!”
  违背客观实际就是得不偿失,我很赞赏彭德怀这句话,但因为他说了真话,不但没被采纳,反而被打倒了。说实在的,我心里是支持彭德怀的,在老同志里有很多人和我的思想一致,只是不敢说。通过这些思考,我的思想更加理智了,我认识到什么时候违背了事实求是、一分为二的理论,什么时候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就要遭受损害。对毛主席也不例外,对他老人家的绝对正确产生了疑问,认为对他也要一分为二。从那时起,我对毛主席已不仅仅是盲目地崇拜了,而是有了一些客观的分析和理智的思考,只是那时只敢和非常要好的老同志交流一些想法,绝不敢公开说。
  
  十一、我的战友与亲人
  (一)六位老战友
  我这一辈子结交了六位最亲密的战友,他们都是我在战斗生活中结识的,与他们深厚的友情和多年的交往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回忆这一生的时候,不能不说一说他们。
  一个是杨佛云同志,他是福建人,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我在长征路上受伤后住进了一军团的医院,和杨佛云同志住在一起。在带伤行军的路上,我们互相搀扶、关照,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没有他的帮助我也许就永远留在长征路上了。红军到陕北后我参加了直罗镇战役负了重伤,住进了残废医院。巧的是杨佛云也受了伤又和我住在起,在一起交往多了我俩的感情就更深了。后来我到中央会计学校学习,他伤好后分配了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们失掉了联系,还是在一九四二年我担任了兵站部二科的科长时,才知道杨佛云在延安监狱合作总社工作。他开了个饭庄,我经常到他那里去玩,也没少在他那儿吃饭。他是福建人,特别热情,最大的特点,就是爱鼔捣吃的。在长征路上,我们住在医院里,遇到打了土豪他总能弄到点东西做着吃,实在没东西他就捡人家丢掉的鸡肠子,翻洗干净做给我和朱华同志一起吃。每当我回忆起那段苦中作乐时享受的“美味”,就让我的心情难以平静。记得胡耀邦同志去残废医院看老乡还尝过他的手艺。没想到,到了延安后我们三人又相见了。朱华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们经常在杨佛云同志处聚会。他腌制了腊肉和一些小菜。我们一去他就动手做饭,有时也在他们的饭庄要一两个菜,或者就在他们饭庄请我们吃。总而言之我和朱华没少吃他的东西。
  抗战胜利后我离开延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十天,我来北京住在华北军区招待所,可巧杨佛云也调来北京,我俩在招待所相遇了。后来还都在后勤军需部工作。他从邢台仓库的政委调任军需部协理员,我任检查室主任,来往的又密切了。尽管后来我们的工作有变动,但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来往。
  1984年杨佛云同志得了黄胆性肝炎,那时他已离休在邢台干休所。我在后勤(石家庄)第七分部任副部长。为了照顾方便,我叫他来石庄家住进和平医院传染科。我每天去看他,医院規定,传染科探视病人只能在窗外隔着玻璃跟病人说活,而我却进了病房坐在杨佛云的病床上,面对面地和他聊天。医护人员感动地说:“林部长对这个战友比亲兄弟都亲,也不怕传染。后来他被批准回到北京,进了后勤第一干休所。万万没想到他又因胰腺癌住进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当我从石家庄赶来,看他痛苦地一个劲地摇晃脑袋,根本不省人事,我怎么呼唤他,他都没有反映,我一直守着他咽了气,算是给他送了终,我失去了一个亲密战友叫我好伤心啊!
  我的第二位亲密战友是朱华同志,他是江西省于都县人。我俩也是在残废医院认识的。他也和我一样是个苦孩子,在家总是吃糠咽菜没吃过一顿好饭,他父亲早就参加了红军,他在童年的时候,就给地主放牛。他是1933年参加红军的,他的个子小,又是个小白脸还很话泼,在残废医院我和杨佛云都喜欢他,爱和他一块聊天一块玩,我们三个关系最好,无论干什么总在一起。我离开残废医院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和他见过面,也是到了延安才得见,而且我俩还在兵站派出所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他任派出所任指导员,我任会计,相处得多了,关系越拉越近很密切,好得简直形影不离。
  1945年我离开延安就和他失掉了联系。北京解放后,他打听到我在北京,那是1953年。那时候的他已是辽宁省对外贸易局的局长。有一次他来北京开会,他爱人赵润也跟着来到北京,他俩来到我家,见到我岳母。赵润不但认识我岳母还把我岳母称为嫂子,原来她是我爱人奶奶的堂侄女,关系还比较近,我们之间不但是亲密的战友,还成了一门亲戚。遗憾的是因为离得太远接触得少,连朱华去世我都不知道。他比我年纪小却走在了我的前边。
  我的第三个好友是王云登(孙儒),他原来是东北军的,是在直罗镇战役负伤后参加的红军,我们一起住在残废医院。是他促使并帮助我进了中央会计学校。要不是他,可能我早被打发回老家了。我们在一起共事多年,从延安分手后,一直到北京解放才取得联系。1958年他带他爱人和其小女儿来到北京,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时他在新疆军区后勤部任二级部部长。他经常头晕,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医院也检查不出来,他很痛苦。后来他离开了部队,转业到新疆自治区,我记得他说是在自治区轻工业厅任厅长。
  1972年我在石家庄,北京军区后勤部第七分部工作时,王云登又在他爱人张墨池的陪同下,来到石家庄看病,他还是头晕浑身无力。我带他到和平医院检查,还是查不清他得的是什么病。后来他去了上海不幸病故了,我又失去了一个亲如兄弟的战友!
  闫洪波是我在延安兵战部工作时,从会计到科长时期的老战友。他那时在兵站部任秘书,他不但是我的战友还是我的老师,他写的一手好毛笔字,我写毛笔字全是他教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他喜爱书法,在延安时他经常给人家学校、商号写字提词,到承德后还为一些饭馆、商店、学校写牌、提匾。他总是忙忙碌碌的闲不住。后来他不知调到那去了?一直到1984年,他离休后住进了石家庄铁道兵干休所,我们才得见面。这时候的他可不像以前那么爱写字了,我求他在画轴上给我写幅字留作纪念,他答应了,可是我把画卷交于他一年多了他都未动笔。这也难怪,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有点变态。连他常给我说的最喜爱的小脚媳妇(老伴),都觉得他的性格变了。1987年我离开石家庄回到北京。不幸这一别却成了永别,一个好战友又走在我前边去了。
  袁建同志是山东人,长征时在中央纵队干部团,抗战时他在八路军某旅任参谋长,他是个军事家,他作战勇敢指挥有方。我俩在一起工作时,是在抗战胜利后,被冀热察辽军区派往热西栾平县建立兵站处,他任处长我任副处长。袁建同志非常热情,他比我年纪大参军早资格也老,但他对我很尊重,不管干什么事都要和我商量,从不自作主张。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我们总是互相关心照顾,互相保护,经历了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考验。在患难与共的情况下建立起了无产阶级牢固的革命感情。因为工作需要我俩才分开,我到察哈尔省运输公司,他去了察北军分区任司令员。全国解放后他上过速成中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晋东南军分区任司令员。他所到之处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好交朋友没有一点司令员的架子。不管是农民、工人、理发的、唱戏的、饭馆跑堂的,各行各业的人士他都接触来往。他有病住院时探视的人络绎不绝。
  1970年他突然因脑溢血病危,我带领着和平医院的专家及医护人员,由四航校派专机从石家庄赶到长治给他看病。总算是从死亡线上把他救了出来。没想到他出院后回到家里,病情却又一次复发,倒在了自家的厕所里。参加他追悼会的有几千人。人们对于他的穾然离去真有些接受不了。我更是悲痛万分,失掉一个生死于共的最亲密的亲人!
  于鸿奎是河北省冀中人,他比我大两岁。我俩是热西分区供给处的搭当。他任政委,我任处长,工作协调,关系融洽,合作得非常好。他还是我的婚姻介绍人。1948年张家口解放,我离开热西。五十多年我们失去了联系,虽然互相都寻找过,但总得不到对方的消息,互相都很想念以为都不在了。没想到我老伴写了一篇文章被《中国老年》杂志社采用了发表在1999年第二期上。杂志社还把我老伴写的文章的标题排写在书的封皮上。由于标题省目《金婚回眸组织包办的婚姻也有爱》吸引的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老干部局的一位名叫边家祥工作人员翻开书细阅。当他看到我们老俩口的婚姻介绍人是于鸿奎时,他惊奇的想:于鸿奎是我姑父的名字,为了证实书上说的于鸿奎到底是不是他姑父,就给他姑姑和姑父写了封长信。于鸿奎夫妇接到信后立即电话告诉他说:“我就是林万院和井秀珍同志的婚姻介绍人,你赶快帮我找到写文章的井秀珍同志。”他很机灵打电话给《中国老年》杂志社找到了给我老伴编排文章的编辑朱维扬,通过她我们和于鸿奎夫妇联系上了,不但有了书信往来,经常还打电话。2000年6月我老伴单位组织离退休干部到大连健康疗养,顺便到旅顺看望了他们老俩。他和他老伴韩彬不但热情招待,还陪她到处去玩。2002年,他带着老伴、女儿、女婿、外孙女来到北京,我和老伴到机场,把他们一家五口接到我家来住下。几十年未见面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我们老两口陪他们看了我们买的墓地,还请他们下馆子,穿着宫庭服合了影,玩得好开心。在我的老战友中,于鸿奎是唯一的一个健在者。但愿我们俩能长寿再长寿!
  (二)我的老伴
  我和井秀珍同志结婚已六十年了。回想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日子里,过得真是不容易。在战争年代由于工作需要,我们很少在一起,但我们始终互相信任,互相尊敬,并且时时关心体贴照顾着对方,我们的感情一直很好,被周围的人公认为模范夫妻。
  以前她身体不好,贫血严重,吃饭时我总把好吃的菜挑在她的碗里。孩子们常常在饭桌上拿我们老俩开玩笑,可他们那里知道我这样疼爱他们的妈妈,因为她确确实实是个好妻子,在战争年代遇到险情,他能舍命救我。张家口解放不久我发高烧,上吐下泄,她也发烧而比我烧得还高,达到了三十九度六,我烧到三十八度九,尽管我沒她烧的高,而我的自觉症状特别难受,几乎不能自理,她还得侍候我。她不让我下床给我端屎倒尿,喂饭喂水,洗脸洗脚。每次我生病住院她都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带病给我陪床,把心全放在了我的身上,她是个心脏病人,只知道照顾我却常常忘了自已吃药。把我照顾的又周到又细致,可以说是无微不止。同科住院的病友及医护人员,不但感动还羡慕地说我有福气,有个好妻子。听到大家对她的赞扬,我很得意,为有这么个比我小得多得贤惠的妻子而自豪!
  不是我夸口,我的小老伴就是好,她不但是个贤惠的妻子,还是我离不开的保健医生。别看她比我小十四岁,却很知道疼我,尤其是我离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長,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脑软化、肺气肿发展为肺心病,还患有糖尿病,以及我在长征路上负伤致残的两条腿,又患了严重的主动脉血管闭塞症,行走起来很困难,现在就更加严重了,腿上没劲迈不开步,连站都站不稳了。前些年,老伴为了减轻我的病痛,她学理发、学修脚、学头部足部及全身按摩。她每天早晚给我从头到脚地做按摩,坚持了近二十年,冬天按犘一次她就要出一身汗,到了夏天就更是汗如雨下。看着她那辛苦的样子,感动得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常对别人说:“秀珍长像不算漂亮,但她的心特别好,她诚心待我。不但在家里对我好。出门在外,走亲串友,她照样对我照顾得很周到。一九八四年夏天,我们老俩口到西安去看她妹妹井梅。有一天,井梅带我俩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去看她姐俩的原绥德文工团老战友,也是米脂县的老乡郭阳廷老两口。郭阳廷夫妇对我们非常热情,招待我们吃了丰盛的午饭,饭后还不让走,留她姐妹俩想多说会活。秀珍知道我有个睡午觉的习惯,就对郭阳廷俩夫妇说:“老林需要躺一会。”人家把我安排在他俩的卧室。我老伴叫我躺在床上给我蓋上毛巾被,拉上窗帘,才轻轻地带上门离去。她的举动使郭阳廷羡慕不已!说:“没想到秀珍会这么贤惠!”
  我们的二女儿,嫁给了我们的老战友王春林和张启林的儿子。我们送二女儿到他们家结婚期间,在亲家那里住了三天,秀珍每天晚上睡觉前帮我洗脚,把王春林羡慕地说:“我就沒有林部长这样的福气。”秀珍忙解释;“他头晕,肚子又这么大,弯腰洗脚不方便,所以我就帮他洗洗。”他老伴启林一听得了理,对春林说:“我的肚子比林部长的还大,弯腰更困难应该由你来帮我洗脚。”把孩子们逗的哈哈大笑。我小儿子回忆起这件事,还对他爱人陈峰说:“妈妈给爸爸洗脚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就在那年的六月我的头暈病加重,到总院住院检查。老伴要给我陪床,我沒同意,因为高干病房刚装修完,陪住不方便,她身体不好,我怕把她累垮了,再说我还能自理,医院条件也不错,医护人员照顾的很周到,何必叫她陪着受累呢?她虽然沒在夜间来陪床。但白天总是要来看我,就是怕我孤独。说实在的,我也总想看到她,还沒到探視的时间我就早早地爬到走廊的 窗口上,远望着大门口,聁着她的到来。
  我的老伴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对老人也很孝顺。一九五零年我老父亲在我的五弟陪同下来北京看我们。当时我们还是供给制,我们沒有钱。只有两个孩子每月发点保育费,根本无积蓄。
  我老伴知道老父亲爱喝酒,她想父亲己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来一次不容易,作为儿媳妇应对老人尽点孝。她就找管理科长说明情况,借了五元人民币,说是下月在孩子们的保育费里扣。管理科长听她借钱给老公公买酒喝,非常感动,并在他们科动员女同志们像我老伴学习。他还亲自来我家看望父亲,并把我老伴借钱的事对我父亲说了。我父亲激动地说:“我上一辈子积了德,这辈子摊上这么个好儿媳!”老人家回到家后逢人就夸:“我三儿子娶得这个大兵(当兵的解放军)媳妇可孝顺呢!”他还跑到我妈妈的坟上,向我妈妈诉说他在北京看到我们一家的情景,说:你呀太没福气,要是晚走一年不就看到咱们“源”儿的一家了?你可不知道咱三儿子的媳妇有多好!这话后来是大哥来了说的。
  我老伴不但对我父亲孝顺,凡是我老家来的人她都是热情接待,一九五六年我大哥的二儿子二毛,患肺结核病来到北京看病住在我家,老伴很关切地叫我带他到结核医院去检查治疗。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孩子的病治好了。我老伴高兴地说:“给二毛治好了病,我们就算做到了他爷爷的嘱托”因为我父亲曾对我们说过:“我要是死了你对二毛多关照一下。”二毛病好了,老伴好像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所以很高兴。这孩子后来还参了军。
  二毛回去时间不长,我姐姐在我姐夫和大嫂的陪同下又来北京看病。这个时候我老伴因早产保胎,住了院。她得知姐姐又有病来到我家,嘱咐我好好地照顾他们,只要能治,咱们一定要尽力。可是姐姐得的是子宫癌,已到了晚期,我带她跑了好几个医院,大夫们都说沒救了。老伴叫我多给她买些营养药,只要她提出要求一定要满足她。我都做到了。可是姐姐回去刚一个月就过世了。
  我老伴参加革命前因家贫沒上什么学,入伍后整天忙于工作沒时间学习。离休后时间充实了,她渴望学习的劲头特别大,学什么都能引起她的兴趣,五十多岁了还学英语天天看电視讲座,还动员大儿媳妇和她一起学,她的学习精神感动了儿媳,不但与她同学,还敬佩地对她们的同事们说:“我的老婆婆学习劲头真大,我要有我老婆婆一半的学习精神我早就学好了。”的确她的学习劲头很大,见什么学什么,而且坚持性很强,说学就得学会。三十多岁学缝纫,学会了就给孩子们做衣服 ;四十多岁,借了别人的一本速记书自学,在她的刻苦努力下还真地学会了。每天听广播听报告他都用速记符号记。前面已经说过了她五十多岁学英语,跟着电視讲座学到了中级课程,我们的二女婿看她身体不好年纪又大了,都到了离休的年龄,学英语用不上,就劝她说:“妈妈,你一不出国二不当翻译学会了英语也用不上,何必自找苦吃呢!花费那么大的精力,还不如多休息休息有多好!”她觉得女婿是在关心爱护她才放弃了继续学英语的打算。但她闲不住,总得找点事做。她六十多岁开始学书画,坚持不懈一直到现在。在书画学习中她获得两个大学书画专科毕业证书。我们一些亲属和战友及几位邻居家都掛着她送的画。还有二百多幅画曾飘洋过海,叫我二女儿的小姑子拿到美国去给朋友欣赏。我二女儿的美国同事、朋友和老师也有人索取我老伴画的。有一对美国老年夫妇来中国旅游,在我女儿的陪同下到我家来做客,他们看上了我老伴画的画,不但他们要,还为他们的朋友索取,一下挑了五幅画。还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声称是我二女儿的朋友,通过我二女儿的小姑子到我家取走两幅画,她接到画后高兴她给我老伴写来了感谢信。还说她把画掛在了她的客庭里,画的颜色和她家墙的颜色非常协调,她很感谢!她邀请我老伴有机会到美国去旅遊在她家里做客。有的人得到了画之后,夫妇俩把画装在鏡框里,两人抬着与画合了影,然后把像片给我们寄来了。
  我老伴文化程度不高,还很喜欢写作,在长征六十周年纪念时,她代笔替我写了两篇文章,被《陕西日报社》、《陕西各界导报》河南《周口日报》、陕西《新大陆杂志》发表了。她自己写的在文艺团体工作生活的回忆录,也被《延安文艺》和《青春的脚印》一书采用。她还写过另外一些文章也被《中国老年报》、《机械工业报》、《金秋杂志》、《中国老年杂志》等报刊选用发表。用现在的话说,我老伴称得上是个女强人。她是做什么学什么,干一行爱一行。工作学习中获得过模范党员和好指导员的称号,立过两次三等功并被授予模范青年和劳动模范。离休后她仍然忙忙碌碌,不忘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不忘为党为社会做奉献,要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她爱学习先进人物的事迹,用别人的长处,找自己的短处,她爱在事过之后思考检查自身的不足,如觉得自己做错了事,就自我反省默黙地改,甚至可以公开认錯
  她是个演员出身,离休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尽量发挥她的专长。一九八七年我们进到后勤笫四干休所后,她为了活跃干所老同志们的文化娱乐活动,她主动编出了一个秧歌舞,请原战友文工团歌舞团的政委华江同志帮助寻找适合的音乐。在她两人共同配合以及老同志拥跃参加排练下,秧歌舞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出了。得到大家的赞扬。有位老休干说;“看咱们老同志的演出,比看战友文工团的节目还带劲!”她在公园晨练时向别人学会了中老年迪斯科回到院里就教干休所的老同志。后来干休所就形成了制度,协理员吴伯清和医务室主任刘金华积极带头参加晨练,每天早上六点钟,休干、家属和工作人员,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有好几十人在院子里听着音乐、在我老伴的带领下一起跳迪斯科舞。从未跳舞的原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夏一超等同志都参加学跳迪斯科舞,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学会了跳迪斯科健身舞,还学会了打太极拳和气功,都是向我老伴学的,那真是既锻炼了身体又淘冶了情操,好不快乐!
  建国门办事处成立老年舞蹈队,在各居委会选拔演员,办事处指名要我老伴参加,舞蹈队的老师非常器重她,说她学得快舞姿好,每到有重要演出时,老师总要自豪地向采访者介绍;“井大姐是我队年纪最大的。”后来她离队之后,老师再见到她时,对她仍然赞不绝口。对别人说:“井大姐是我们舞蹈队的主力,为我们舞蹈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她们单位她也是个文艺骨干,演戏跳舞她导演,合唱她指挥。她今年已是七十七岁的人了,单位的领导还要求她支持他们的工作,希望她把文艺工作担负起来。老同志们也欢迎她去。她当然会满口答应了,不但参加活动还特别卖力气,又是跳又是教。我为有这样的精神饱满的老伴而自豪。以前我担心她的身体,不愿叫她多出去,可是她喜欢蹦蹦跳跳的,她有哪份精力干吗我去阻拦她?再说她并沒躭误照顾我,说良心活她对我很关心,沒有她的精心照顾我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精神状态,更不会活到了九十一岁。她使我愉快,她使我温暖,使我甜蜜,我离不开她!
  
  
  
  
  
  
  
  
  
  
  
  
   离休后的生活
  1982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很快就进了北京军区后勤石家庄第一干休所。离休后,我并不觉得无聊失落或是寂寞孤独,而过得很愉快,因为那时我老伴也办了离休手续,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天到晚总是忙忙碌碌的,她的生活有计划有规律,早上一醒来就在床上做她自己编的按摩和体操。起了床在院子里打拳练剑,然后直奔鸡窝,先打扫外鸡场,然后把鸡赶出来,打扫鸡窝里面。接着扫院子,早饭后不是给花浇水就是在房前屋后的菜地拔草,闲下来看书看报,把有保存价值的资料剪下贴起来。她还有个写日记的习惯,天天写,一天也不落。
  她为了养好花栽培好果树,还买了不少养花育果树的书。经她反复的研究实践,我们家的花开的很茂盛,果树挂果率也比较高。在院里他成了义务果树技术员,邻居们有了问题就来请教她,问什么时候给果树上肥,什么时候浇水,发生了病虫害怎么办,打什么药,怎样修剪树枝等等。
  老伴忙我也闲不住,我干农活还是把好手,老伴不会锄地,这方面我是内行。她养鸡我得帮她买饲料;种菜我帮她买农药和化肥。
  我们在这些养鸡、种菜、侍弄树木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生活得很充实。
  1984年我和老伴到西安看她的妹妹井梅及老战友们,顺便到延安去玩玩。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1935年直罗镇战役中我负了重伤,被定为半残废,离开了战斗部队住进了残废医院,侥幸上了中央举办的会计学校,后来分配到兵站部。住在杜府川,一个窑洞里一连住了八年,抗战胜利后才离开延安。有39个年头了。在这39年中,我经过历次出生入死的战斗和多少风雨坎坷,能够精神抖搜地重返延安,怎能不使我自豪激动呀!
  延安变化不小
  延安变了,变得有些地方我都找不到。延安城以前被日本的飞机炸的破烂不堪。然而眼前的延安城,南、北、东三条大街上车水马龙,夜晚的街上华灯如昼,人群川流不息,到处是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延河两岸也不像我们离开前那样空空荡荡,建起了不少高楼,宝塔山下桃红柳绿。宝塔山仍然那么雄伟使人起敬。
  革命圣地延安,它不再是封闭的山城,公路四通八达,已具有了现代化的城市气息。当年吃水难现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延安人民都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我们住在延安饭店,我觉得其设备比北京一些大饭店相差不了多少。
  延河上架起了现代化的桥梁,再不用脱下鞋袜淌水过河了。边府礼堂还在,我曾在这个礼堂里开过不少次记念会,听过中央首长许多报告,看过鲁艺文工团演出得《带枪的人》、《白毛女》等节目。还有其他文艺团体的演出。八路军大礼堂原建在大贬沟,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我们没有找到,难到是我们走错路了,还是被拆掉了?新市场也没看到,大概是被林立的高楼或新建筑物代替了吧?
  枣园和杨家岭我们都重游了一遍,甚感亲切。我想,枣园的窑洞杨家岭的灯,永远是世人想往的地方。中央大礼堂和以前一样没有翻修另装,看上去很小,可是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在此处召开的。到了延安好似回到了老家,那山、那水、那沟、那峁所到之处,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凡是延安之物,看到眼里都觉得顺眼好看。
  参观故居
  我领着老伴来到杜府川,参观我们兵站部曾住过的窑洞。我们住过的地方没什么变化,都被当地的老百姓住了。我住的窑洞还在,住着一家普通农民。经我介绍,那家老乡知道我是当年住在此窑洞的主人,很热情地把我们请了进去。老乡对我们说,他家是1941家从米脂县移民来到延安的。我老伴高兴地说:“咱们还是老乡呢!”他们知道我老伴也是米脂人后,对我们就更加亲切了,拿出了他家自产的炒南瓜子招待我们。老乡又说,他家刚搬到延安时住在坡下,那时他还小才六岁,弟弟四岁妹妹还不到两岁。父亲是个壮劳力,母亲身体很好。两个老人起早贪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辛辛苦苦地打了两眼窑,开出了两三垧荒地,还喂了四只羊,两头猪十几只鸡,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美。那知天降大祸,1943年延安发大水,窑被大水冲垮,羊、猪、鸡被冲走,庄稼淹没了,许多人家和我家一样都遭了殃,那个惨呀!同志你也经过吧?”我说:“当时我就住在这个窑洞里。”老乡接着说:水势来的很猛,行动快的跑上了坡逃出了命,行动慢的被冲走。我们一家都被水冲散了,小妹妹被大水卷走了,多亏你们兵站部,有水性好的八路军同志救了我们一家四口。人是救活了,东西都没了,急得母亲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她就归天了。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延安可不是一家两家。
  我说:的确是,那场大水很厉害,大雨下个不停一连下了十多天,引起山洪暴发,冲垮好多窑洞和房屋,死了不少人,牲畜和物资冲走无其数。我们兵站部大部分人住在山坡上,每个窑洞都收留了不少受难的人。就在这个小窑洞里,竞有三十多个幼儿园的孩子住了进来躲雨辟难。
  39年后,我又返回延安,在自己住过的窑里,遇见了几经磨难的这家农民。他们活过来确实不容易,1943年发大水使他们家破人亡,在政府的帮助下进行生产自救,好不易容缓过气来,蒋介石又发动内战,1947年大举向陕北进犯,毛主席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老百姓又不得安宁。他父亲参加了民兵与敌人作战,在青化砭战斗中不幸牺牲。十二岁的他,领着弟弟跟随参加了解放军的家属们逃出家门,经过一年多的艰难困苦的生活。终于熬到了延安解放,他才和弟弟随大家回到杜府川,住进了我住过的这个窑洞。后来他弟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是个连级干部。他二十五岁成了家,经过土改他有了自已的土地和住处。并且生有一男二女,小日子过的红红火火。我为他们有了幸福的生活而高兴,更为回到延安,在自已住过八年的窑洞里,遇见了这家农民他还是我老伴的老乡而感到欣慰。
  回忆当年
  回想起当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情景。我们是那么不愿意穿国民党的军服,戴那钉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难舍红军戴的那八角帽和红五星。其实蒋介石是假合作真分裂,他背信弃义,后来又用重兵围困陕甘宁边区。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毛主席发动大生产运动,号召边区人民动员起来自力更生,生产自救,要求部队,政府机关带头,自已动手搞生产减轻人民负担,达到丰衣足食。为了把生产搞上去大家齐动手,我们兵站部也开荒种地,还自制纺线车,在我住的窑洞里炕上地下放了五个纺车,请了个纺线能手教我们纺线。我纺线一直没学好,然而捻羊毛线成绩很出色,一天我除工作学习外,还能捻二至三两毛线。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种过地,所以开荒种地不发愁,可以说干地里的活,我在兵站部算得上是一把能手。几位知识分子,在文化学习上他们是我的老师,在开荒种地上我是他们的老师。我除和大家集体开荒种粮食外,自已还开出一片荒地,种上小白菜、水萝卜和菠菜、还有小葱、韭莱。别的同志也跟着我学种蔬菜,但是兵站部的人谁种的菜,都没有我种的菜长势好。人常说人勤地不懒,要想地种好,肥、水不能少。那就得勤快点不能怕脏怕累,我掏大粪积肥,挑着水桶跑到延河边上去担水浇地,好的蔬菜是用汗水换来的。
  一九四二年,我和一科的科长陈玉同志就是正团级干部了。在兵站部除部首长外,只有我们两个科长批准吃小灶。我们俩还可在大灶上吃饭,另外每个月还可以领到十五斤白面二斤猪油。我是河南人喜欢吃面食。找来一个钢盔轧成个小锅,在阴天下雨的时候不想去大食堂吃饭。我就把王云登,阎洪波等同志招到我屋里来,我给他们在钢盔锅里烙葱花饼吃。还在我的地里拔些菜,不是炒,就是凉拌做两三个菜。有时还用白面猪油给他们炸油炸糕、包饺子、擀面条吃。大家还夸奖我手艺好。
  又是一个下雨天,我们的出纳老李同志,当时他已是六十岁的人了,他兴制勃勃地跑来和我商量:“林科长又下雨了咱们吃饺子吧。”他还自告奋勇地要去买肉,我同意了,把钱交给他去买。他把肉买回后就坐下休息。待我们快把饺子包好了,他就在锅里添水烧火。没想到他往长矮凳子上一坐歪倒了,倒下去再没起来。他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想吃饺子也没吃上却含笑地走了。这顿饺子吃成了为他送终的饭。
  我们失去一位勤快热心的好战友。同志们都沉浸在悲痛中,一个个都很难过,给他举行了追悼会。会后,我们四个由我、王云登、阎红波、裴畏农四人抬着装他的棺木,把他埋葬在一个高高的山顶上。我还满满地装了一碗饺子献在他的坟头上。此后只要吃饺子,我都要端上一碗跑在山顶放在他的坟上纪奠。
  此次回到延安,我叫老伴陪我去给他上坟。非常遗憾,他的坟被迁走了,尽管没有了他的坟,我们老俩口在埋过他的山顶上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以表悼念。
  回顾延安时期的往事,我还历历在目,记得在延安整风的那时候,来了个抢救失足者运动,从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都当作怀疑对象,动员他们自动坦白交待自已的问题,否则就采取组织手段关押起来。如果承认了自已是日本或国民派的特务,不但不关押还请吃饭。裴畏农同志也是个知认分子,他就是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所以就被关了起来,他爱人也受到了牵连被隔离了也不让他们见面。我对这种做法有点看不惯,认为这样处理问题太不严肃,哪能不作任何调查研究,还没有任何凭据就关押人呢?我甚至还怀疑那些坦白交待自已是特务的人,是不是真有问题?会不会是嘴馋想骗顿好饭吃?随意给自己扣上顶特务的帽子呢?如此地不顾后果,对自己不负责任,岂不太轻率了吗?我担心他们给组织找下麻烦了。我很佩服裴畏农同志的坚强和不屈服的精神。他虽然被折磨了好长时间,但到后来在甄别的时候,明确了他和他爱人都是好同志没问题。
  
  生活在第四干休所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七日,我由石家庄后勤第一干休所转到北京后勤第四干休所,这个干休所是后勤最大的干休所,建在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七十三号,这个院子是古代皇上存粮之地。直到现在院里还有几栋大库房,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文物不能拆除,干休所除盖办公楼及工作人员宿舍食堂等公共设施外,还盖了三幢休干楼。一号楼住着师职干部,二号楼和三号楼是军职干部,还有少数兵团级及个别副大军区级的干部。我们这些人正像毛主席所说,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干休所成立时间不长,但办得很活跃。我们进这个干休所比别的休干晚了好几个月,但来到这里后很快就适应了,因为很多老同志都是多年的战友,即使不认识的,一聊起来也有许多共同的经历,院里的休干们就象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所里经常组织休干和家属们参加各种活动,还办起了老年书画学习班。在原后勤部副部长马海亭同志动员下,我和老伴也报名参加了书画班学习。这个书画班,是北京老人大学的分校,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派的讲师,叫梁志斌,这个同志年纪不大,学识渊 博,能写会画,尤其书法非常精通,行楷隶篆草写的都很好。他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每到课间休息,他不是给同学们写字就是作画,一点也不得休息,有画不完的画或写不完的字,就拿回他家里去作。我属虎,老伴属龙,梁老师还为我们老俩各写了两个属像的字虎字和龙字,一个字是隶书字一个篆书字,他也是拿回他家写成送于我们的,使我俩非常感激!珍惜地掛在我家的墙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和老伴都因为小时家庭贫寒没有上过学,更没有学过书法,在这次书法班里由梁老师细致地讲授了,行、楷、隶、草,篆字的写法虽然时间不长,我们在书写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毕业典礼的会上教室里掛满了我们学员的作品。我的毕业作品是抄写杜甫的诗:“远上寒山石经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开于二月花。”这幅作品,除在毕业典礼悬掛外,还被选入我们干休所汇编的岁月如歌一书里。更使我高兴的是,我这幅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五十五周年华涎之际,参加了解放军老干部俱乐部,同驻京部队大单位和武警部队老干部部门,联合举办的庆祝建国五十五周年共和国将军书画作品展。展后被解军俱乐部收藏,又被编编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将军书画作品》一书里。当此书送到我家时,使我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比获得几万元的奖金都高兴!
  在书画班学了一年多,我们老俩都拿到了,北京市老人大学的校徽和毕业证书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我这个沒有上过学的穷人的儿子竟然取得了两个大学专业证书。一个是后勤学院车辆管理系的毕业证,一个是老人大学书画系毕业证,这怎能不使我激动和高兴呢?
  在干休所里,使我们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都近八十岁的人了竟学会了跳迪斯克舞和健身操。每天早上七点多大家听着音跳舞,打太极拳,做医疗保健操,心情很愉快!
  参加金婚庆典
  更使我高兴的是,一九九八年的国庆前夕,经干休所推荐,建国门街道办事处为我们三对老红军夫妇,在有六十多年经历的北京紫房子婚庆公司举办金婚庆典, 在庆典之前给我们照了婚纱像,一共照了五张,叫我们挑选出一张自己最满意的来,放大到二十四寸,在庆典会上当场送予我们。
  庆典会非常隆重,我们三对金婚夫妇在另外一个屋里,听到主持人宣布:“请三对金婚老人入场!”我们步入大厅。走在前边的是刘华香和林波夫妇、中间是廖德贵与他老伴郝玉兰同志、我们老两口跟随在其后。都是并排着妻子挽着丈夫的左臂行进。
  我们一进场,看到大厅里已坐满了人,大家见我们步入大厅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把碎花纸和彩带往我们的头上和身上撒。一群记者围绕在我们周围,又是照像又是摄影。紫房子公司的小姐们掺扶着我们走上舞台,刘华香脚下拌了一下差点摔倒,一位小姐把他扶住了。老伴紧紧地挽着我,我俩在紫房子公司的俩位小姐的掺扶下走上舞台,坐在右边的座位上,刘华香老两口座在中间,廖德老俩坐在左边。
  那天我穿着一身西服,我老伴穿了一套紫红色的连衣裤裙,我觉得我们俩都年青了精神得很。偷眼看了看我得老伴,觉得她不减当年,气质还是那么好,有风度很大方,我心里美滋滋的,高兴极了!
  主持人先介绍来参加我们金婚庆典的来宾,他们是: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办事处、北京军区、后勤部、后勤第四干休所有关领导同志,然后介绍我们三对金婚老人的经历。接着叫我们互相贈送礼物。我把一枚翡翠戒指戴在我老伴的左手无手名指上,她把自己事先画好的一幅老寿星图,展开送于我。俩位小姐急忙跑过来接住她拿着的寿星画,高高地举了起来。记者们争先恐后地举起照像机、摄像机来抢镜头。主持人拿着活筒问我老伴:“请问井女士,你为什么要给林老画这幅寿星图?”她说:“请看,我画的这幅寿星图上的配景,在高高的山上有棵大松树,松树的寿命特别长,它像征着我老伴延年益寿,那老寿星骑着一只长寿鸟仙鹤,更是意味着我老伴长寿,我所以要给老伴画这幅图,就是要为他增岁添寿,我聁望他长寿!长寿!再长寿!想要他越活越年轻!”大家为我老伴说的话热烈鼓掌,我高兴极了。
  主持人又宣布进行下一项,叫我们三对老夫妇喝交杯酒。这可难住了我们,不知怎么个喝法,转身向右看,刘华香他们俩接过酒杯各喝各的,廖德贵他们把洒杯拿手里,俩人的胳膀互相挽住,你喂我,我喂你。我们老俩,就学着他俩的方法互相喂了起来。我忙于喝老伴递在嘴边上的洒,而我拿的酒杯还没等老伴张口就急地往下倒,这下可怀了,一杯酒都灌进她的脖子里了,引来一阵哄堂大笑,我连连地对老伴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慌了。”
  在典礼会上我还出了个洋像。当主持人让我们表示的亲热一点时,我由于过度激动情不自尽地在老伴脸上吻了一下,又引的嘉宾们开怀大笑,晨耕同志在庆典会结束后,拍着我肩头伸着大拇指说:“老林你真行!够勇敢的。”
  回想起我这一辈子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小的时候,于由家境贫寒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人间的苦和难,还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如同扔进了火海。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遇见了红军,我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央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参加了巧渡金沙江、强渡过大渡河、飞夺沪定桥、攻打腊子口、拿下直罗镇等战役战斗。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多次负伤出生入死,我不畏强暴,不畏艰难,党指到哪我就打到哪,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为党的事业拼死拼活任劳任怨,从不讲价钱,做到了严于律己。在多年的经济工作中沒有私自动用过公家的一分钱,可算是两袖清风,可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还蒙受到了委曲,被整的死去活来。事过之后我依然积极工作,无怨无悔。我敢于说真话,办实事,能实事求是地与錯误的行为作斗爭,以共产主义的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真正共产党员的觉悟,严格地要求自己。我感谢党在我晚年时给了我宽厚的生活待遇,卖给我宽敞的住房,配备了专用车辆,我很知足!生活得安然、自在、幸福、美满。所以就想好好地活着,活到人寿的顶点。
  后记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也曾写过点回忆录。这次是我老伴受了别人写回忆录的影响发起的,她劝我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也出本书,给儿孙们留个纪念。我说:不是我不想写,而是心有余力不足,因为我没有写作能力了。年纪太大了提笔忘字,手还颤。你知道我患了脑软化经常头晕,看书看报都头晕,那有精力写东西呢?”她说:“你写不了我给你代笔。”
  她这种不怕困难任劳任怨敢挑重担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在他的督促和鼓动下,我才下了决心,回忆过去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也翻阅了一些记述历史事件的书籍,一点一滴地向她诉说。回忆历史是把自己尘封多年的情感翻腾起来,难免心情起伏,时而欣喜时而悲伤。遇到我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或者因想不起细节时就烦她提问题,还没好气地顶撞她:“你写得那么多那么细干什么,有谁看呢?一生气不但不开口还不理他”。老伴理解我的心情,她不生我的气,像哄小孩子似的来哄我。事过之后我很后悔,心想;干吗那样对待她呢,她容易吗?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人身体又不好,起早贪黑的要帮我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她为什么?不是为了我吗?我没有钱财,只有这么一点光荣的历史。她就是想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当作精神财富留给晚辈们。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除过她还会有谁愿意耽误宝贵的时间来承担此任呢?我反复地在想:自己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她实在不应该。我想明白了,知道自已做得不对马上向她陪礼道歉。
  老伴一点也不计较我,她知道我心烦是一种病态,只要我能往下说她就满意了。可是我总是出而反而地犯老毛病,一不高兴就罢工不开口了。她还得哄着我再往下说,使进度缓慢延长了时间。尽管我从中捣乱,她还是不厌其耐地埋头去写。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我的人生经历》这本书的草稿。
  她写好后交给我看,我用了多两个星期的时间通读了一遍,我认为写得不错,完全附合事实。但有的词句还有不通顺的地方,描述过于直白,缺少艺术性。我对老伴说:我的回忆录又不是什么艺术作品,只要真实就行了。先交给孩子们看看,小冬的文笔不错,叫他帮助修改一下再出书。
   下面这首诗是我小儿子林冬帮我整理的,我哪会写什么诗啊,是以前写了几句顺口溜,在我90岁的时候,由林冬把它扩充整理并润色了一下,形成了这首90感怀,算是对我一生的总结吧。
  九十感怀
  荣辱兴衰已尘封,一生坎坷常入梦。
  自幼贫寒多磨难,投身革命为求生。
  闽赣硝烟反围剿,湘江浴血显忠诚。
  突破乌江夺泸定,雪山草地当先锋。
  飞跃天险腊子口,直罗镇前侦敌情。
  艰辛倍尝苦中乐,万里长征信念成。
  身残难消革命志,入党改做后勤兵。
  服务延安建兵站,转战晋绥陕甘宁。
  日寇投降赴东北,亲临自卫战争中。
  几度生死冀热察,全国解放进北京。
  虽受冤屈仍无悔,终获平反两袖清。
  后勤建设付心血,志为部队献毕生。
  军旅生涯五十载,解甲离休心难静。
  笑看改革创新业,国富民安军强盛。
  子孙有成殊堪慰,安享晚年实有幸!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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