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百年 　　今年是爸爸的百年诞辰，虽然他没能活到一百岁，但享年92岁也是高龄的跨世纪老人了。总在思索以什么方式纪念他？回忆与纪念的文章写得不少了，爸爸的那些经历大家也基本上了解了，尤其是妈妈，除了完成爸爸的回忆录，还在各种节庆时写了不少零星的回忆文字。但是百年诞辰总要说说和百年相关的吧，因此想把他老人家的一百年与中国、与世界的一百年做一个对照，看看是什么样的社会背景给了他一生坎坷的经历，也造就了他一生辉煌的成就。 　　爸爸出生的1914年，正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经历了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几十年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社会从封建帝王统治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走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大批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中国虽然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民国初年的战乱，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老百姓雪上加霜苦不堪言。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也由此进入了动荡的年代，中国虽然以输出劳工的形式参战，并且是战胜国，但民穷国弱，中国反而被列强瓜分占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中国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撕裂着人们的生活。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人民觉醒的开始，反帝反封建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历史的开端。 　　父亲一家的生活是当时广大贫苦农民生活的缩影。从父亲记事起，家里就没有土地，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资格都没有。中国的封建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村中大量的土地在地主手中，农民靠佃租地主的土地为生，农民失去土地也不要紧，只要能租到地种也可以生活下去。在平和的年代，这种关系是基本平衡的，统治阶级极力维护着这种平衡，很多皇帝和官员们每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协调租佃关系，一些开明的帝王通过一系列的德政使这种关系和谐稳定，并能够引导社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才有历史上的太平盛世。但如果遇到天灾人祸，或是利益集团的争斗，打破了这种平衡，使得大多数人民无法生活下去，革命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此而来。 　　不知道爷爷以上的祖辈是如何失去了土地，爸爸的童年生活来源就是靠拾荒、打短工、做小生意来维持。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有一段描述：“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爸爸的一家就属于后者，甚至连后者都不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能稳定地租种土地，生活极不稳定。爸爸的童年生活极其困苦，少年时期甚至为躲债外逃他乡。在外乡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寄人篱下，受着来自各方的压迫和剥削。爷爷和一家人只能选择忍受，要活下去就只有忍受。 　　动荡的年代带给人们苦难，但也带给人们更多的选择，忍受不了又不安于现状的父亲跑了，1931年的年末，倔强的他离家出走了，到哪里去他不知道。那时的中国到处都在打仗，中央军和地方军阀打，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兵匪横行民不聊生。爸爸还算幸运的，被国民党中央军抓了兵，这让他的军人生涯起点不低。这样他才能有正规军军人素养的训练，才能到江西围剿共军，也才有机会参加红军。而他加入的红军部队是响当当的红四团，也就是当年的叶挺独立团，团长是耿飚，政委是杨成武，他的革命生涯起点也不低。 　　红军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艰苦也是最值得回忆的，他良好的军事基础和不错的身体素质，使得他很快就从普通战士成长为机枪班长，成为连队的战斗骨干。反围剿、湘江战斗、突破乌江、飞夺泸定桥、天险腊子口、直罗镇战役，这些红军传奇般的战斗爸爸都参加了。惨烈的战斗、艰苦的征程、身负重伤和多少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完成了爸爸从英勇的战士到坚定的共产党员的飞跃。他的长征故事是我们儿时最爱听的故事，也是我们和小朋友们炫耀的谈资。但在爸爸的口中，除了身负重伤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做手术以外，似乎都是轻松愉快地经历，也许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爸爸的部队是中央红军的绝对主力，在长征中总是担任前卫，仗打得最多，但同时缴获和筹粮、筹款的机会也最多。长征跨越万水千山，过雪山草地，枪林弹雨艰苦倍尝，随时都可能牺牲，但他们就像《亮剑》里李云龙说的那样，“老子的部队可从没有吃草根树皮的经历”。让爸爸津津乐道的有两件事：一是在湘江战斗之前，他们占领了一个点心店，老板和伙计们早吓跑了，战士们风卷残云般的吃掉了全部刚出锅的热点心，（当然给老板留下了钱）爸爸还装了满满的一挎包。可是这东西后劲太大了，吃了太多香甜温热的猪油点心，加上喝了不少水，差点撑破了肚子，让人难受得永远也不想见到这东西了，他把点心一股脑地丢在了路边，也许可以给后边的部队打打牙祭。还有一次是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前，奔袭240里后，他们占领了泸定河右岸的一个教堂，他还用缴获的洋面、白糖和油，给班里的战士做了一顿香喷喷的炸油糕。 　　红军的历史虽然悲壮，红军的战例虽然辉煌，但现实是红军的长征是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转变了被动的局面，并挫败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但不可否认的是，红军在长征中越打越小损失惨重，要不是日本人扩大侵略战争，红军很可能根本没有机会战胜强大的国民党军队，陕北根据地能够坚持多久也很难设想。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时势造英雄，共产党抓住了抗战的历史时机，放下历史的宿怨，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由于共产党的真心抗日，真诚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赢得了大批的民众的拥护，全国各界的精英大量走向延安，走向各抗日根据地，广大青年积极参军，甚至一些杂牌武装也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加入八路军、新四军。 　　红军改编前的父亲已经是红军干部了，在残废医院养伤时当了医院的司务长，虽然受伤残疾，但他不愿离队复员，他感到回乡是没有前途的，铁了心干革命。命运再一次眷顾了他，他有幸上了延安的会计学校，不能上前线还可以搞后勤。红军改编时，他被分配到延安兵站部做会计工作，单位正式的名称为：国民革命军后勤总监部第18分监部，18分监部与八路军的三个师是平行的，相当于18集团军的后勤部，杨立三（我军后勤工作创始人，后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副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是部长，人称杨分监。延安兵站部是其下属单位，应该是旅级吧。（张令彬任部长，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后来八路军分赴前线，兵站部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陕北兵站部。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局面，牵制了日寇的兵力，消灭了大量的敌伪军。但也不得不随时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爸爸从1938年授衔时的延安兵站部正连职中尉库员到1941年升任正团级的二科科长，直至抗战胜利一直在陕北和晋绥一带工作，生活相对平静，虽然工作忙碌，生活艰苦，有时会与国民党顽固派有些摩擦，但没有遇到大的战斗和危险。1944年他与第一任妻子李宗林结了婚。 　　抗战胜利后，我党意识到内战不可避免，利用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来不及将部队部署到位的有利时机，派大批干部和抽调部队进入东北。爸爸就成了赴东北干部团的成员。我的妈妈那时也在干部团的队伍里。热西（今承德以北地区）是进入东北的第一站，他就在老首长张令彬的带领下留了下来，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兵站办事处副处长。冀察热辽军区是东北军区下属的二级军区，兵团级，司令员是程子华。下辖冀热察、冀东、热河三个军区，分别组建了8、9、11三个纵队。张令彬时任军区后勤部长，兵站办事处主要在冀热察一带活动，为部队筹措物资给养。 　　当时地方是新区没有群众基础，部队除少量从晋察冀军区调入的骨干以外，大多是地方部队升级或收编的一些杂牌武装。所以部队与政府都很难站稳脚跟，只得频繁的转移和拉动。由于部队新建成分复杂，许多部队一遇到敌人和土匪武装的袭击就溃败甚至反水，部队和地方政府损失很大。爸爸就在一次带领后勤人员转移的时候遇到了敌人袭击，物资和人员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怀孕的妻子也被敌人掳去了。后经军区骑兵师的反击，击溃了敌人，但被敌人掳去的家属和部分工人还被土匪武装扣押着。当时的隆化县长郭小川亲自前去与土匪谈判，把他们营救了出来。妻子虽被救回，但在敌人的牢房里一对双胞胎早产了，没能活下来，妻子也因患产后热于几天后不治身亡。在战争年代牺牲是难免的，经过了短暂的悲痛，还是要继续战斗下去。爸爸后来被调到冀热察军区热西军分区，任供给处处长，后改为供给部长。他那时转战在热西、平北的山区，为部队筹措物资。由于热西地区大多土地贫瘠，物资匮乏，唯一的经济作物就是罂粟。他们不得不经常到平北地区，利用小商贩从北平贩运物资。虽然敌人严密封锁，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还是有人愿意冒险。部队急需的药品、棉纱、电池等稀缺物品都是通过这些渠道筹措的。加上平北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也为他们转运物资提供了便利。 　　那时我母亲在隆化县城关镇任妇女主任，后调到分区炸药厂任指导员。她的爱人也是老红军，任支队政委，在一次与叛军的战斗中牺牲了。他牺牲时母亲还怀着未出世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哥。经过组织的介绍和安排，他们这对经历了失去亲人痛苦的革命同志又重新组建了家庭。爸爸承担起了做父亲的责任，对大哥关爱有加视同己出。爸爸和妈妈相濡以沫度过了60年和睦甜美的生活。 　　1948年父亲担任了热西分区后勤副司令员，恰逢第二次攻打隆化的战斗，父亲任前敌副总指挥，负责战役的后勤保障。全过程了解了董存瑞牺牲的经过。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野战军进关，部队整编，冀察热辽军区解散了。父亲被调到由傅作义运输部队改组的察哈尔省运输公司任副经理，母亲也随调过去。但父亲不习惯地方的工作和生活，在全国解放前夕又通过老首长张令斌同志调回了部队，任总后勤部兼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粮秣处副处长。当时的总后军需部和华北军区军需部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他还未上任就被派到徐州担任采购处处长，采购处在江苏、山东、河南等地设立采购站，负责采购部队急需的皮张。在徐州父亲通过商人联系上了老家，得知奶奶病逝了，爷爷和一家人都还在。20年不通消息，一朝与家人在徐州重聚，让爸爸和爷爷感慨万千。一家人经历了1939年的黄河泛滥，辗转外乡多年后又回到了老家，自己开荒得到一些土地，经过土地改革，家里还分得了一些农具和牲畜，日子正慢慢好了起来，爷爷希望爸爸赶快回家看看。离家20年后父亲于1951年回家探亲了，这在老家引起了轰动，一个当年负气离家的毛头小伙，现在成了解放军的大官，还带着一家子衣锦还乡，的确是件值得庆幸的事。爸爸虽不在家乡生活了，但土改时还有他的一份土地和房基地，爷爷坚持要给他的三儿子留着，爷爷还高兴地指着家里最大的财产“黄牛”对大哥说：小宝，这头牛是你的。虽然以后爸爸很少有机会回老家，但家乡的土地始终是他的一份牵挂，寄托着他太多的思念。 　　1952年爸爸调回北京，这时军需部已经一分为二，他被划到华北军区，当时没人考虑级别问题，可现实是总后和军区就差了一级，他从副师降为了正团。他不太在乎这些，如果在乎，和老首长打个招呼就去总后了。好在55年评衔的时候还是考虑了他的资历，按副师级别授的上校军衔。爸爸长期搞后勤，管钱管物，三反五反的时候受到了冲击，查不出什么问题却稀里糊涂地挨了个处分，连授勋时都受了影响，把他的解放勋章降了一级。他在军区后勤干了很多年，担任过军需部检查室主任，运输部器材处长，运输部副部长。1962年成立后勤分部，他调到石家庄担任第七分部副部长。 　　七分部是爸爸军人生涯中的高潮，到分部工作初期是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经济逐步好转的时期，各项建设都在快速增长，部队建设也在走向正规，爸爸感觉他有了用武之地，虽然与家人两地分居，但他毫无怨言 ，工作干劲十足。可是很快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国家乱了，部队也不可避免的乱了。后勤分部既有正规的汽车团、工程团等建制部队，也有仓库、医院、工厂、学校等单位。在文革初期，那些医院、工厂、学校不顾军委对部队不许开展“四大”的规定，也纷纷造起反来。分部机关也受到冲击，甚至部长政委被揪到医院挨批斗，爸爸也有过一次带高帽的经历。还好，部队的“四大”很快就平息下去了，分部的单位基本保持了稳定。 　　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国家遭遇了一场浩劫，人民遭遇了动乱，可作为军人的他，那个时期恰恰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因为在文革的动乱时期，部队是社会稳定的唯一支柱，军事管制是避免局面失控的唯一办法。他被派往石家庄地区专署军宣队任副队长，也是石家庄地区军管会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63军副军长阎同茂。由于军队的强力介入，石家庄地区没有发生大的武斗，社会生产基本能够运转，生活用品的供应在全国是最好的。以至于当时的省会保定发生武斗和派系斗争，使省直机关无法工作时，将省会迁到了石家庄。那时他既是部队的领导又在地方有一定的职务。石家庄成立革委会时，他被选为常委，地委委员。他在单位中虽然职位不高，可权力很大。他在上级眼中，是个有办事能力、敢于负责的得力干将，但有时不太听招呼；他在下级眼中，是个可以信赖的老首长，有问题找到他总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他是副部长却是党委第一副书记，排在政委前面，这在军队中是比较少见的。1975年至1976年他还代理了一段部长，可终因年龄限制没能正式任命。1978年才当了正师职顾问，结束了他整整30年副师的职务。1981年2月正式离职休养，1985年将待遇提升为副军级，算是实现了爸爸的将军梦。 　　1987年爸爸在北京禄米仓干休所分了房子，回到了北京生活。北京的生活是安逸和愉快的，生活待遇不错，除了工资以外，所里还有一些生产收入，给老干部们提供了不少福利补贴，医疗服务也很周到，看病100%报销。1998年还为他们配备了专车和专职司机。有很多老战友在一起，他们回忆过去，点评时政，高谈阔论；他们一起散步、健身；他们学习书法、绘画，好不快哉！但他们也有牢骚，对改革开放也有不理解的地方，对贪污腐败更是深恶痛绝，有时也骂骂人。但对党、对军队他们可以骂，别人不能骂，他们心底里的那份挚爱与忠诚始终是坚定不移的。 　　1989年动乱的时候，戒严部队遭到了部分群众的冲击，24军一些部队的单位被冲散了，有700多名战士进到了干休所的院子里。那些老将军们看到战士们被打心疼极了，各家都给战士们送水、送绿豆汤。所里为他们采购食品、安排宿营、联系部队。有几位老将军还把干部们找来开会，让他们把战士组织起来，理清单位和建制，帮他们制定归建的路径。这时的爸爸再也不发牢骚了，而是坚决支持戒严和维护稳定的决定。任何反对党的领导、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在他那里是绝不允许的。 　　爸爸对他晚年的生活是非常满意的，他总是说：我资历不浅但职位不高，可和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相比还有什么不知足？我当年评衔、授勋的时候被错误地压了一级，多少年心里都不痛快，但现在看那些当年没有被压，让我有些嫉妒的战友们都先我多年去世了。可我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享受着崇高的荣誉和优厚的待遇，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最重要的是健康的活着。他每年的生日都有所里和后勤的首长前来祝贺，赶上80、90整寿更要隆重一些。更让他兴奋的是，在他和妈妈金婚和钻石婚的时候，当地街道还给他和所里的几对老夫妇举办了热闹的庆典。他非常知足，总是以感激的心情对待生活。 　　时光飞逝，他已经离开我们8年了。在这8年中我们这个家，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里有了第四代人；我们各家的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哥哥也解决了进京问题；妈妈生活的健康、快乐、充实，维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我们真希望能够在她有生之年为她庆祝百岁诞辰。 　　虽然世界风云变幻，各国各地动荡频发，但我们的国家却基本保持稳定，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正在朝着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斗着。爸爸的一百年是中国和世界沧桑巨变的一百年，爸爸有幸经历和投身到这巨变的洪流中，也有幸看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愿爸爸在天之灵和我们一起迎接建党100年、建国100年。您一定会更加欣慰的看到中国梦的逐步实现！ 　　 　　 林冬 　　 二O一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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