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芦沟桥事变前一年到日本上学的，那是１９３６年，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我去日本留学，当时的想法主要是到那里镀镀银，将来回国找个好的工作。 　　去之前，我已打听明白，那时中国钱七、八角可兑日本老头票一元，和在国内上学花钱差不多，当个穷学生，一年也就是三、四百元上下，省吃俭用，不用打工，也马马虎虎地够了。那年我２２岁，是个从未出过门的青年人，就置办了西装、皮箱，硬着头皮跟着同乡王崇五东渡扶桑了。 　　到了东京，我们住在淀桥区户塚町的一个公寓里，我和同乡曹韶明合住一间。不过四叠半的榻榻米，这是为了省钱才这样办的，在室内放置了两张桌子和椅子。我们不习惯睡在日本的草席上，便在壁橱里铺了被褥。这和日本人不一样，他们睡觉是把被褥铺在地上，第二天早上再把被褥放在壁橱里。我们干脆就睡在壁橱里，这样睡了好久，未被发觉。但是有一天终于被公寓里的老太婆发现了，她向我们提出了警告，说壁橱不是睡觉的地方。我们唯唯诺诺，事情过去了，事后也再未提起过，我们两人一上一下，照睡不误。这时我进了东亚学校补习日语。 　　日本这个国家，火山多，地震也多，有名的东京大地震，几乎把整个城市全毁了。因此，高层建筑较少，老百姓大都是住木板盖的房子，当然也怕火灾，但是即便有地震也无关宏旨。我们初到日本，感到地震特多，不过稍小一点的地震，我们不知道，日本人提醒我们才知道。有时正上课，地震了，我们毫无察觉，这时老师就指着天花板上的吊灯说，你们看，地震了。我们看见吊灯有些摆动，才知道真的是地震了。夜间睡觉，有时震级大些，我们在地上滚动，书从书架上掉下来，便知道震级不小。有经验的日本人都跑到院子里，我们才知道地震时在室内是有危险性的，也跟着跑出去躲避。据说怕房门受了震动，锁舌错了位，人跑不出去，万一有了火灾，人就会烧死在室内。于是有较大的地震时，我们都往外跑，以防危险。不过在东京一年多，却没见过因地震而烧死的。当然，日本地震频仍，是不可不防的。 　　在公寓里，中国人聚在一起，就易喧哗，非常地不安静，因此惹得同寓的日本人歧视和蔑视。尤其是在星期日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彼此免不了相互探望，如果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不免发生一些争论，声音就会越来越大，影响别人的学习和生活。因此，引起同寓的一些日本人的不满，他们常骂中国人为“支那人”、“五月蝇”，即讨厌之意。中国在１９３６年，正是受日本人欺凌之时，自己的国家不强盛，居外人员受欺凌也无人管，只好忍气吞声。另一方面，有些中国人到处不讲公德，受人辱骂恐怕也是难辞其咎的。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样子，也是早就领教过了，所以，“日本鬼，喝凉水，翻了船，沉了底”的诅咒语谣，也不是无因的。但是东京的凉水管子，大约是消了毒的，常看到挂着“饭凉水”的牌子，喝了是无碍的。 　　日本人虽然自号文明，但也有丑陋的一面，如美国驻日大使新到东京上任，就在东京站上被流氓用利刃割破了手腕，为的是窃取大使手腕上戴的手表。无奈技术不高，仅仅刺破了一层皮，这也把欢迎的人群吓坏了。当然干坏事者免不了受到应有的惩罚，最后还是被捕了。这一事件，当时在报纸上被当作丑闻登载了。 　　无独有偶，日本人又出了洋相，这次不是盗窃外国人的，而是日本人偷窃日本人的。日本人笃信佛教，很多日本人，不管是穿和服还是穿西装的，只要走过日本庙宇或神舍门前时，总是面朝着庙门，低下头，用手掌拍三下，这样就完成了仪式，然后离去。在庙里边神像供台前摆着一个大柜子，上边开着口，凭朝拜者往里边掷钱，施主们慷慨布施，而柜内的钱也越积越多。有一次，一个偷儿溜进庙内，把这些本来属于和尚的钱，竟偷了出来享用。这件事闹大了，报上大字刊出，连续报导，竟成了头条新闻。恐怕这也是不光彩的，最后也破案了。 　　还有一种乞儿，他们衣冠楚楚，用斗笠半遮着脸，吹着一种叫“尺八”的乐器，挨门挨户地吹，户主一听见，就赶紧出来布施。他们得到布施后，也不说话，立刻再到别的家去。据说这是效法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名伍员，当年为了报父仇，曾吹箫乞吴市。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东西太多了，伍子胥的故事便是其中的一种吧！他们学了伍的样子，不认为乞讨是不光彩的事。 　　说日本女人最无地位，这也是真的，她们在男人出门进门时，总是马上到玄关门口跪接跪送，这些现象，我们经常见到。见人打招呼，总是弯腰鞠躬，口里问好，很有礼貌。可男人就不这样，他们的态度倨傲，语言粗鲁，令人可憎，不似女人那么温柔有礼。我们偶尔送点小礼物，她们也是连连道谢，如果再见到你，也提起这件事道谢不止。 　　我们房东太太就是这样，我们都称呼她为大婶，她有几个孩子，其中老二是个女的，大约十八、九岁，很美，由于我们经常出入家门，因此也混熟了。她对中国留学生很有好感，有时和我们聊天，也提到日本男人非常粗鲁，对女人根本不知道体贴，男人或长子总是一家之主，霸道极了，女人只有顺从，绝不会起来反抗。西洋人对女人表面上好像很尊重，其实玩弄女性的多，例如《蝴蝶夫人》这个电影就说明了一切。 　　我在业余时间学拉小提琴，一来是初学，拉起来难听，二来环境是幽静的，更显得琴声刺耳，即使放上弱音器也不行，声音还是很大。为了不影响大家，只有当客人全部外出时，才可以拉琴。这时二妹便通知我说他们都走了，可以练琴了。我真心感谢她的好意，便问起她的名字，她在我的一本拜耳钢琴集上写上了“青地菊代”四个字，字迹娟秀。我说日本女子都是叫什么子，为什么你不起个叫什么子的名呢？你看有水之江泷子、小夜福子不都是有子字吗？菊代说那倒不一定都带子字，其实名字不过是个代号而已。 　　菊代会拉手风琴，拉得很好听。问她喜欢什么曲子，她说喜欢托赛里的小夜曲和福斯特的歌曲，对日本夜静心寒曲子也很喜欢，她有时也给我们拉手风琴听。 　　东京的交通十分发达和便利，那时有高架电车、平地的汽车、电车，另外还有地下铁道。有公营的，也有私营的。如王子电车就是私人经营的。 　　高架电车、地铁，还有火车站前都设有投币式旅途指导，你只要看准你往哪里去，投上车票钱，马上就出来一张车票，即省时又省事。拿新宿车站来说，一天上下乘客五、六十万人次，多采用投币式的售票方法，就解决了许多问题。乘坐出租车也不贵，它可以送你到家门口。司机在挡风玻璃上，挂着一个“空车”字样的牌子，在马路上飞奔。如果有人招手用车，他马上把车开到你跟前请你上车，并随手把“空车”牌取下来，非常方便。 　　银座是东京最繁华的地区，入夜以后，总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灯火辉煌，亮如白昼，靡靡之音不绝于耳。当然，不止是银座，还有新宿、浅草等地，也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地带。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舞场、酒吧夜总会也非常兴旺，人间丑事也难与君子道。 　　街上流行众多的吃茶店，也是一个好去处，它与酒吧不同，专门播放一些世界名曲，你可以花上一角钱，坐在那里听听音乐，吃点水果，喝点咖啡，休息休息。还有一种娱乐性的地方，就是到处开设的一种“麻雀屋”（打麻将的地方）。里边摆着若干桌子，上边铺着绿毯白布，放着麻将牌，四人一桌，如果三缺一，这时店主还可以凑一个人，陪你打四圈。四圈完了，谁输了，谁就交三角钱的使用费，输家多了，就数人分担。因为没有钱的输赢，不是赌博，往往就故意造大牌，常见的有清一色。十三老么、大三元、四风全出现，店东就把这些胜者的姓名写在纸上，再贴在四周墙上，煞是好看。因为这里只是娱乐性质的场所，所以常常有人来光顾。 　　街上，特别是神田一带，书店很多，差不多的书这里都有的卖。除了中国的《水浒传》、《西游记》翻译书外，还有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等，当局也并不禁止。其他如《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悲惨世界》等书各有好几种翻译版本。他们都是开架式的经营方式，到书店看书是不要钱的。除书店林立之外，经常还有书法比赛和珠算比赛，参加者多为中小学生，无怪乎师中国之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方面，青出于蓝，堪称翘楚。 　　洗澡处离居处很近，每次五分钱，便宜的得很，还可以刮脸。那些地方只有镜子和冷热水，每人给一个箩筐，放自己的衣服。这里的服务员都是女的，我第一次去洗澡，脱衣服时还很不习惯，当然以后慢慢也就好了。 　　他们到处设有盖纪念印章的地方，你只要买一个本子，到处可盖印戳，以资纪念，这些都是免费的， 　　那时在日本的自费留学生，经济上并不都是有保障的。拿我自己来说，一时接济不上就发生经济困难，如果房租晚交，就要听房东老太婆的叨唠。对她的叨唠我们只好听着，反正我们是到这里来学习的，就应该好好抓紧学习机会，不能受到外界的干扰，但是也时常有留学生被房东驱赶的事情。为了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我们只好在每月的开支中，先把房租留出来，保证安心学习。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经常遇到断炊的困难，只好去牟友民处吃饭。牟友民是我的表兄，又是同学，先我去的日本。他和一位郭姓同学搭伙，自己做饭，这样即省，吃得也好，我常去打抽丰吃白食。他住小池袋，我住早稻田，路远，车费也多，不划算。于是我又找了个叫凌丛义的同学，借钱吃饭，才克服了困难。因常与饥饿打交道，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在学习上也孜孜以求，勤奋刻苦。我记得那时晚上学习到１０点钟左右瞌睡不止，怕影响学习，于是就喝一杯咖啡，这样就又清醒了，而且特别兴奋，再继续苦读下去，直到次日凌晨３时才睡，每天只睡３个小时。就这样一连３个月，终于考上了铁道专科学院。看来人生不吃苦，是难以享受到成功乐趣的。 　　１９３7年春天，我接到我弟弟秦亢青的来信。信中述及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如何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曾数次参加游行示威，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大刀水龙的镇压和迫害，他也挨了水浇和棒打。当时他是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学生，他的来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受到了一些启发和教育。因此，我常接触我班的罗姓同学，他常借给我书看，如蒋光赤的《少年漂泊者》和《短裤党》等书，我也从中吸收了一些进步思想。 　　有时和日本同学在一起谈起排日抗日的事来，他们的认识和论调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日本是侵略者，欺负人，特别对中国更甚；有的则认为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强国，而中国则是弱者，弱肉强食，这就是公理；还有的认为日本文化，大抵来自中国，可是日本数典忘祖，对中国的态度，只是少数军阀所为，而日本人民大多数还是希望和平，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有的愿意和平，认为与中国做生意是好事；也有的认为中国是冒险者的乐园，可以走私赚大钱，靠的就是日本有飞机大炮，物质条件优越。等等论调，不一而足。 　　我们都知道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进北京都少不了日本人的份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代替了德国占领青岛，要求中国签订不平等的２１条，这些都是日本人干的。往近里说有“九.一八”事件和成立伪满，在华北各地勾结汉奸，到处闹独立等等。 　　在日本国内，一些人认为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来只是花钱的，人越多，他们的市面就越繁荣，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留学生到日本来，他们对我们一般还是有礼貌的。但是他们对进步学生都不欢迎，特别是对有反日思想的学生。日本有一种便衣警察，其实就是特务，他们的名字叫“刑事”。这些人不时到中国留学生住处，讯问、侦察，如果是公派的留学生，他们认为这些学生不反日，和他们是一流的。如果是自费的，他就常来住处骚扰，打听你的行踪，询问是谁供给你的等等，经常不请自来。因为我们都了解这一点，所以敬鬼神而远之，和他们虚与委蛇。“不问政治”便成了我们的挡箭牌。 　　１９３５年底，上海沈均儒、史良、沙千里等７人，因救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以致被捕，酿成“七君子事件”；还有蒙古上层反动分子德王公开投降日本，配合殷汝耕大汉奸向中国进攻，中国危亡就在旦夕之中。这些消息都传到日本。直到１９３６年１１－１２月，傅作义部在绥远一带奋起抗战，屡屡打退敌人进攻，进而收复了百灵庙，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这时中国人才稍微舒展了一口气，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都自发地行动起来。有的捐款，有的投笔从戎。在日本的留学生也不例外，为了支援傅作义的绥远抗战，也进行了募捐献金活动。 　　我曾向一位“满洲国”留学生许壮国募捐过款。我俩感情极好，彼此不分谁是什么“国籍”，反正都是中国人。许对我说“我是东北人，可是现在都成了满洲国人了。我们到日本上学的人除个别的甘心当亡国奴的外，都怕日本人知道援助绥远抗战的事。你这次募捐危险性很大，如果被刑事知道了，对我们和你们都会添麻烦的，向东北满洲国人募捐不如由我来办，我知道谁好谁坏，然后将款交给你，别写名字就行了。”我觉得这样办很好，于是就告诉了罗君。以后就这样进行下去了。 　　罗君思想进步，常和我们几个人谈谈，发表一些言论，当时我们接触不到进步书刊，只有以《大公报》为准，那时常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来教育和提高自己。 　　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发生，在日本也不能不有所反应。留学生中，有的得意洋洋，有的就痛哭流涕。蒋被释放后，那些拿官费留学的人破涕为笑，竟开起庆祝会来。日本人也故意在报纸上把张学良兵谏写成张学狼兵谏，或简称学良二字而无姓，来对张少帅进行侮辱。 　　日本政府对抗日言行，深恶痛绝，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当然更加变本加厉地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所以国民党大使馆就对公费留学生施加压力和怀柔，使学生就范。但自费留学生却不听你大使许世英的那一套，到处请愿、示威、集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媚日卖国的真相，使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的丑恶面目在老百姓面前暴露无遗。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驻北平附近宛平县境的日寇，以寻找失踪的一名日军为借口，悍然在芦沟桥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挑衅，向宛平城开炮。中国的吉星文将军部下首开抗日战争的第一炮，揭开了伟大的民族抗战序幕。从此全国遍地燃起了抗日烽火，中国人民开始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武装斗争。 　　这时我们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也受到影响，常被日本刑事“来访”和干扰，今天调查这个，明天又调查那个。而房东老太婆却又以中国人在这里很安全，不需要回国等论调，进行欺骗。这是谁都明白的，不回国就是当亡国奴，当汉奸，背叛祖国。我们一方面和这些刑事、房东周旋，另一方面也在为安全回国做准备。 　　这时我们已秘密听到居住在千叶县的郭沫若已经化装回国了。我们本是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但后来受到郭事的启发，我们几个亲朋好友终于布置了迷阵，掩护我们自己，逃脱了魔掌。我们把平时的摆设照旧放置，衣服也排列整齐，和平常一样。那时菊代往甲府去了，我们就打着去甲府观光的幌子，坐火车到大阪，再由大阪乘船平安地到了青岛。接着又回到济南家中。 　　我们全家团聚了，当时由于战时的关系，全家又赶着回到了故乡山东日照。这时已经是１９３７年年底了。 　　翌年，１９３８年４月，亢青以民先的关系找到了赵书扬同志，他介绍我们参加了东北军五十七军６６７团第一期新兵队。这个团的团长是万毅，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的领导是刘曼生（谷牧），赵志刚等都在６６７团。在这个团里还有张翼、陈先、吕志先、陈冰、文菲、王冰等。从此我们生活、学习、战斗在一起，开始了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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