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革命路 　　秦寄萍（鸿洵） 　　 　　1914年，我在济南出生，当时我父亲秦伯赣在济南工作，因此我是在济南长大。我的老家在山东日照涛雒上元村，但是我一生在上元村只住过很短的日子。日照县有五大姓：丁、牟、秦、安、李，秦家算是大姓和大家族。这五个大姓实际上也有亲戚的关系。我这辈排：“鸿”字，我母亲叫申月墀，他们共养育我们三个儿女，我大姐叫秦淑慎，我原名叫秦鸿洵，我的弟弟叫秦鸿沂。参加革命以后分别改为秦寄萍和秦亢青。 　　 　　我的小学是在省立模范小学渡过的。后随在铁路工作的父亲调动青岛，曾到青岛胶澳中学上学，又转胶济铁路中学。以后我父亲找了新工作到山东图书馆工作，那时山东图书馆刚刚建立，我父亲任总务长，因此我又回至济南入育英中学。 　　1928年日本鬼子在济奸淫掳掠，制造了“五三惨案”。济南、青岛各地各级学校停办，山东省府各机关移泰安办公。我亦转至泰安省立第三中学。以后日本鬼子撤出济南，当时我已拿到三中的毕业文凭，又回到济南。那时军阀时期，刚刚国民革命不久，我是在动荡中渡过中学的学习的。 　　 　　这时，同学周茂林和族兄秦鸿钤约我报考聊城省立第三师范。在征得各自家长的同意后，即雇骡车前往聊城。一路上看到贫困的农民及萧瑟的田野，使我想起了《响马传》一书。眼前幻觉丛生，不由得浑身起栗。大约走了整整一天才到达聊城。 　　到了聊城考入三师。过了数月，三师闹起了学潮，迫使校长孙维岳、训育主任张叙青和教务主任王大牛离聊，后来这些人都跑回济南去了。学校停课了，我们也回到济南。后来秦鸿钤考入清华大学，我也申请转入了省立第一师范。 　　 　　到省立第一师范报到的当天，由于没有正式上课，因此当晚我回家了。第二天就被学校当局记一大过，罪名是“深夜不归”，实际上是想给我们从三师转来的学生一个下马威。布告一出群情激愤，都在背后痛骂学校当局。有一个从上海转到济南一师来的刘义瑜也来安慰我，他好打篮球，和我关系甚好，对我帮助很大，常借书给我看并进行讲解。有些书如《唯物论》、《辩证法》，虽说当时看不大懂，但对我后来参加革命有极大的影响。当时我对《短裤党》、《在鸭绿江上》等蒋光赤的作品很有兴趣。鲍荻埃和狄盖特合作的《国际歌》，我就是在《短裤党》书中第一次接触到的。 　　 　　我在一师毕业后，到曲阜省立二师附小和济南市立小学当了三年教员。此间我和在日本学习的表兄牟友民联系上了，了解了在日本留学的一些情况，当时看到中国到处是军阀割据，内战四起，十分迷茫，为了能学习先进知识，然后救国，我毅然决定负笈东渡日本。 　　 　　1936年初，我乘船来到日本，谁知此时正值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准备大举进攻全中国之即，中国学生到处受气，但我们并不了解实情。我在日本省吃俭用，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考入日本铁路专科学院，学习铁路管理。在日本期间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学生经常在一起骂小日本。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我们从一些进步同学处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逮捕了。消息传来，除日本报纸和国民党特务学生外，我们这些深恶内战的进步学生无不欢欣鼓舞，雀跃不止。又听说蒋介石被放回南京，我们非常不理解。但从此我们也知道了中国有个力主抗日的张学良将军和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鬼子全面侵略中国，中国人纷纷回国，1937年下半年，我与一些恨死小日本的进步学生一起也回到了国内。 　　回到济南，正值日本侵略到黄河边，济南市里一片混乱，各种坏消息流传，日本人到处烧杀抢掠，非常恐慌，人们纷纷出逃，我们全家也弃家而走，返回日照故乡。 　　 　　没有多久，日本人也占领了日照，他们从石臼所登陆，同时占领日照和公路沿线。他们每占领一处，就在墙上涂写什么“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和“共存共荣”等大标语，同时用飞机和大炮对日照境内的各大集镇进行狂轰滥炸。听说日本轰炸南湖集时，老百姓血肉横飞。他们到处抓壮丁，修炮楼，修公路，修护城河。如果不从，就会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破肚子或是活埋，日本鬼子真是残忍到了极点。当时我们上元离涛雒只几里地，而涛雒很快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他们经常到处扫荡，家乡里人心惶惶，人们天天躲避日本鬼子，田根本就不能耕种，粮食严重欠收。 　　 　　消息不断地传来，我和弟弟秦亢青对日本侵略中国，充满着仇恨和怒火。由于亢青早在几年前在北京上大学时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的思想非常积极，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一二，九”运动。而我是由于在日本受了一肚子日本人的气，所以我们俩一回到家乡，就四处串联，宣传抗日。由于我们是从省城回来的，又都是大学生，因此我们俩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很快周围的老百姓就都经常聚在我们身旁，听我们讲抗日的道理和抗日消息。 　　 　　1938年春，国民党东北五十七军１１２师几经战斗，师部进驻日照碑廓，其下属６６７团团部在费家湖，团长就是万毅。 　　 　　我们听说附近来了抗日的东北军，非常高兴。我们俩一商量，由亢青出面，找找他以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关系。很快我们俩就通过赵书扬（中共党员），与五十七军的６６７团建立了关系，并决定参加了６６７团。 　　 　　当时我们对父亲和家人提出去当兵打日本时他们，他们也是万般无奈，因为家里成为敌占区，没法呆了，村子也经常被日本人扫荡一空，我们决心参加抗战，当时就是有不如战死在战场上，也不愿意耻辱生存的愿望。 　　 　　实际上那时家中也已经被鬼子扫荡干净，记得我和亢青找到家中一个很旧的褥子，用剪刀中间一剪，然后用线一缝，就变成两个褥子，我们各背一个，就离开上元家乡，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到达57军667团后，亢青很快见到了北平上学时期认识的地下共产党员谷牧，该团当时还要共产党员张文征、李欣、赵志刚等同志。我们一到部队就受到他们的影响，从此，我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然后经过与６６７团商量，他们希望我们回去多找一些人一起参加打日本的队伍，我们俩就回去游说和动员、组织并带领日照家乡的一些进步同乡及亲戚报名去参加这支抗日队伍。我们很快组织了周围的96多人，参加了东北军五十七军667团万毅部队。 　　 　　我们到部队后被分配到新兵队，我们是第一期，当时第一期新兵队就有一百多人，其中有我带来的96多人。新兵队中有王国栋、陈先、吕志先、尹二、秦盾、牟锋、郑怡、王力、王冰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著名人士，大家都是为了抗日、打日本鬼子而走到一起来了。郑怡是我姐姐的女儿，后来与万毅结婚，牟锋本是亲戚，又是我弟弟秦亢青妻子的妹妹，后来嫁给了谷牧。当时他们都是风华正茂，既年轻又漂亮聪明。 　　 　　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新兵入伍训练，我们受到了革命理论的教育，知道了很多的革命知识。由于我有文化，又带来了96人，在新兵中有影响，所以我就留在团部成立了宣传队，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办油印小报，同时开展唱抗战歌曲。 　　 　　当时的团长万毅对部队的宣传非常重视，常常亲自写稿，为战士鼓气。他还经常组织唱革命歌曲，组织歌咏队，亲自指挥，对宣传抗战、鼓舞士气、活跃部队生活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每个连队都练会了许多的歌子，每当团直属队集合，万毅亲自指挥，各连互相拉歌，此起彼伏，歌声不绝。 　　 　　由于我们６６７团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战士们士气高昂，引起了全师的注意。各团的团长们都特别羡慕，纷纷向万毅团长取经和要人，当时万毅派我到６７２团去帮助他们成立宣传队，人手不够，就叫我们从地方招收知识青年。这些人后来成了开辟工作的骨干。 　　 　　后来３３４旅还成立了旅部战地工作团，由谷牧兼主任，刘准为副主任，我和弟弟秦亢青都是科长。战地文工团人数齐全，条件较好，是比较正规的宣传队。 　　 　　革命的环境和抗日的热情，也激发了我创作的激情，我自编自导了《流寇队长》、《松花江上》等抗日话剧，万毅和谷牧也曾亲自登台，扮演剧中的角色，受到了部队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６日，我们部队驻扎在山东腾县白彦区，夜里，由于白彦区区长孙宜耕的出卖，日寇突袭６６７团团部。当晚，我们刚刚结束慰问老百姓的演出，得知日本鬼子偷袭的消息，连忙转移，可是来不及了，我们已经被包围，没有退路了。我们大约有６个男的和８个女的，我指挥他们藏在河边的芦苇丛中，但还是被日本鬼子发现了，我们被俘虏了。 　　 　　在日本鬼子面前，我们非常地团结。由于我的日语好，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唱歌跳舞的，请他们不要伤害我们。日本鬼子看见我会讲日语非常吃惊，所以对我们比较客气。正好有一个日本的女特务叫徐春圃，他们想派她打入我们内部，就让她混入我们中间，假装我军俘虏人员，但很快就被我们识破了。后来日本人想通过我们将这个女特务带入我们抗日队伍，主动提出放我和徐春圃回去，我和他们讲条件说：“你放我走，我不会走，因为这里还有我的一个表妹和外甥女，要走，我们必须一起走”。他们为了将女特务徐春圃混入革命队伍，就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就带着郑怡和牟锋，一起回到了部队。我们到部队之后，立即向部队揭发了日本鬼子的阴谋，将徐春圃抓起来了（参见万毅将军回忆录75页）。 　　 　　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的气焰，10月份，万毅率667团在驻津浦路上的日寇进行了突袭，这次大大的打击了日寇，还活捉了日本的远山芳雄少将，当时万毅审讯远山芳雄时，我还当了翻译。看着日本的少将成了我们的俘虏，心里真解气。 　　 　　大约1940年，五十七军军长缪徵流投敌，想当汉奸，被万毅领兵除奸打跑。这时，八路军的115师正好进入了鲁南邹、腾、费地区，我们积极抗日的一百多人从五十七军军部和各团秘密出走，在共产党组织的护送下，奔向八路军的115师，当时徐向前任司令。 　　 　　后来，由于日照的抗日工作需要，在谷牧、刘居英等同志的安排下，我回日照参加抗日宣传等革命工作。当时主要的任务是扩建地方工作队，做民运工作，发动群众，筹办给养，搜集情报，发展地方武装，协助民主政权。 　　 　　从1938年起，日照已经建起了抗日民主政权，中共日照临时县委书记是赵志刚，我弟弟秦亢青任临时县委宣传委员。 　　 　　我回到日照后，参加了日照县抗日民众自卫联合会等工作。我也在日照县参议会任驻会委员，进行抗日民主宣传工作。后来为了加强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们成立了一个“血花剧团”，我们组成抗日宣传队，深入各村召开村民会，热火朝天向群众宣传，并组织民众自卫队。 　　 　　其间，我曾任日照县文化界抗敌协会会长。 　　 　　在这期间，我主持编导并主演了《放下你的鞭子》、《民族英雄》、《沦陷以后》等抗日剧目，还配合当时的抗日工作以及土改、送公粮等工作。 　　 　　记得一次在给老百姓演出时，我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地主，我的外甥女郑怡和我演对手戏。我们演得很真切，台下的老百姓很多人都被戏中的剧情所吸引，演到深处，台下哭声一片，老百姓都群情激愤，现场一片喊打声。当我演完回到后台时，一个老乡冲到跟前，看见我大喊着，冲过来就打，其他演员连忙把他拉开。 　　 　　还有一次在部队演出，我还是演地主，在演出时，突然下面哗声一片，原来一位战士看着看着完全被溶入剧中的情节，他气愤地举起手中的枪，将子弹上膛冲着我就瞄准，他旁边的人一看，连忙将他枪口往上推。这个战士一边哭着，一边喊：“我要杀了这个地主！” 可见当时我们的演出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从１９３８年开始，革命浪潮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创作了革命歌曲《谁养活谁》，歌词是这样写的： 　　　谁养活谁呀？ 　　　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 　　　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 　　　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 　　　大家来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 　　　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做不了， 　　　新衣裤大棉袄， 　　　全是咱们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 　　　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咱劳动， 　　　那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房全是咱们出力干， 　　　自己房两三间， 　　　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谁养活谁呀？ 　　　大家来想一想, 　　创造世界全是咱们的力量， 　　吃穿用住生活不能少一样， 　　不是咱送上粮， 　　地主早已饿断肠， 　　到底谁养活谁，不用仔细想。 　　 　　谁养活谁， 　　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穷人开荒山， 　　　财主哪来的千倾田？ 　　　没有穷人来种地， 　　　财主家粮食哪能堆成山？ 　　　没有穷人把屋盖， 　　　财主家哪有楼堂瓦舍一片片？ 　　　没有穷人种棉养蚕纺线和织布， 　　　财主家哪有绫罗绸缎穿？ 　　 　　　想一想，看一看， 　　　穷人养活地主还是地主养活咱？ 　　　想一想，算一算， 　　　咱穷人养活地主多少年？ 　　　不信神，不靠天， 　　　全靠共产党把身翻。 　　　斗倒地主和恶霸， 　　　封建势力连根端。 　　　斗倒地主和恶霸， 　　　也有吃来也有穿。 　　　斗倒地主和恶霸， 　　　穷苦大众坐江山！ 　　 　　这首歌曲曾在解放区和抗日队伍里广泛流传。直到解放战争期间，在全中国一直是革命队伍中进行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及争取广大农民的经典歌曲和精神力量。 　　随后在抗日及解放战争期间，我又陆续创造出脍炙人口的《我们的救星八路军》、《我的村庄》、《槐叶绿》、《小蜜蜂》等大量的革命歌曲和诗歌等，受到解放区部队及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有些歌曲解放后在广播电台中多次播放并被选编在《中国革命歌曲选》和《革命歌曲大家唱》中，被广泛流传。 　　 　　从参加革命队伍开始，我编写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和诗词，大约上百首，我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非常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抄走了，他们荒谬地认为我保留这些资料是为了给自己歌功颂德，因此被他们付之一炬，这些都是我的革命激情和心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一直在山东进行革命工作，以后由于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我又被调到山东交通总局工作。并在《山东战邮报》任总编。下面简单谈谈山东战邮的情况。 　　 　　山东战邮创建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1942年2月7日，省战工会下达了“关于建立战时邮局的决定”，山东省战邮总局在临沂地区的沂南县双泉峪子村宣告成立，赵志刚任局长。 　　 　　山东省战邮总局成立后，非常重视对战邮干部职工的培养教育，努力提高战邮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以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确保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更好地完成战时通信任务。 　　 　　1942年9月，省战工会决定将大众日报社的发行系统并入战时邮局。我由于曾任《山东战邮》的总编，那时我们是一套班子，两套报纸，因此《大众日报》曾纪录我是《大众日报》的总编就来源于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们还来到北京采访过我。 　　 　　当时，为了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培养创造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号召，把它当作“是目前工作中的一项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山东战邮总局于1944年6月发出通知，在全省各级战时邮局、站中广泛开展“创模”运动。 　　 　　同年9月，在召开的第一次全省战邮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创邮务员、交通员、战邮干部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条件的决定；10月，发出了要在１９４５年2月7日召开全省战邮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的通知。 　　 　　赵志刚局长对我指示，要我配合根据战邮模范人员评选条件，编写一些歌曲，我以秧歌调曲谱写了“模范交通员”、“模范邮务员”、“模范干部”等歌词，刊登在《山东战邮报》上。 　　 　　这些歌词简明通俗，易学易唱，很快在全省各战略区的广大战邮人员中流行。许多同志在工作之余和吃饭的路上，边走边唱，非常鼓舞人心。在当时战火纷飞、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这些歌词激励他们勇往直前，为做好党交给的通信任务而努力奋斗。 　　全国解放前夕，我随部队参加了解放上海及接管上海的任务，在上海军管会工作。 　　 　　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我随老领导赵志刚同志一起调到北京，参加组建邮电部工作，先在办公厅工作，后任邮电部翻译室主任。 　　 　　1953年，邮电部派我参与组建人民邮电出版社，任人民邮电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几十年来，用我的努力和知识为中国的邮电通信事业、为邮电通信的出版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这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机会，当时文化部、铁道部的领导都曾经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去工作，但是由于邮电部领导不放，我没有调成。现在想起来有些遗憾。直到一九八四年，从邮电部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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