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军人物志何时月重圆——毛泽东与贺子珍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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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怎么会忘记1954年9月16日那天呢？那天也就是她在收音机里听到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的日子呀！
从苏联回国多年，住在上海湖南路原来陈毅在上海任市长时的住所里的贺子珍，那天惊喜交加，全神贯注，听遥远的北京传来的电波：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贺子珍眼里噙满了泪水，抓起葡萄酒瓶倒满杯，仰着脖子喝了个杯底朝天。那是一位瑞金时期的战友到上海看望她时送的东西，平常很少喝，甚至不喝，此刻她是非喝不可了。 那声音仍在继续： “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 听着井冈山时期战地伴侣浑厚的稔熟乡音，贺子珍不由鼻子一酸，泪如雨下。夫妻一场，到头来却如此天各一方，难得相见。想到此，贺子珍大恸，却又不敢哭出声来，以免遭人评说。 “伟大的共和国大厦矗立在世界的东方，我这个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却‘幽居’在这幢小楼里，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寂生活！”贺子珍悲痛不已地思忖，“知道吗，润之，您在领导着国家向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迈进，我却是个无职无业的大闲人！润之呵，你来看看我吧！看看我吧！”贺子珍悄悄地站起来，把窗上的苹果绿帷幕拉开一大半，透过敞开的窗口竭力向北方眺望。她的内心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 但是，贺子珍很快醒悟到：润之是不可能再来找她了。不用说伟人的行动不自由，也不用说他日理万机难得有闲空，就是他到上海视察顺便来了，那个待人刁钻苛刻的女人能放过他吗？这样见面到底是为了爱润之还是害润之？贺子珍尽力平静下心来，清理“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让记忆的浪花在心头徐徐跳荡…… 那是令人难忘的1935年，在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上。 大约是3月的一天傍晚，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部干部休养连的队伍，到达了贵州盘县的羊场。大家正在休息，突然天空传来敌机马达的轰鸣声，单调、沉闷。大家不约而同抬头一望，只见一架敌机钻进山谷，银灰色的机翼一闪一闪地抖动，像老鹰的翅膀。连长、指导员忙着转移几个伤员；贺子珍也当机立断，从一棵大槐树下一跃而起，指挥大家分散隐蔽。 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响，如滚滚的雷声。骤然间，穿出云层的敌机向着红军休养连的隐蔽处俯冲下来，先是一阵疯狂地扫射，接着投下了一颗颗炸弹。一股灰浪劈头盖脑地袭来，一下子遮住了贺子珍的视线，周围兴片漆黑，烟尘浓浓，气浪滚滚，充满火药味。当气浪减弱，稍许有点能见度时，贺子珍凭借过人的眼力，发现离她不远处，一个担架员已炸死，担架上的伤员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起来。 仔细看去，这个伤员是红二方面军的一位团长，是方面军中闻名遐迩的一员猛将。在攻打娄山关时，他身先士卒，指挥在前，猛打猛冲，立了战功。在随后攻打遵义城的战斗中，他负了重伤。贺子珍目睹这位战友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毫不犹豫地跃出隐蔽处，向着英雄团长奔去。她很麻利地把他扶在担架上躺好，然后给他掖好棉被。正在这时候，敌机再次俯冲下来。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不顾个人安危，一下子扑到伤员身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伤员得救了，贺子珍却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灰色的军装…… 17块弹片深深地扎在贺子珍的肌肤里，贺子珍的身体不时发出难忍的疼痛，可那时前方战斗频繁，日寇的铁蹄蹂躏上海已久，其它许多城市的形势也很危急，到哪里去开刀取出那么多炸弹碎块呢？ 谁能料到命运之神插手进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起来，革命形势出现了可喜的转机。恰在这时，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本来，不协调只是婚姻中溅起的波澜，也可以说是婚姻中徒然吹起的一阵烟尘，夫妻的眼里有净化它的溪流；可是在烟尘吹起以后，贺子珍偏偏没有让这股素丝般的小溪潺潺地流出来。反过来说，毛泽东也一样，也没有让这股小溪缓缓地淌过她的心田。那时候。倘若两条闪亮的小溪互相流向对方，那么，不仅可以使烟尘得到净化，而且还可以使夫妻俩的歌儿唱得更和谐，更响亮，更优美。 错！错！错！贺子珍把她与毛泽东一时的、个别的不协调看作是婚姻的裂痕，甚至是不可弥补的裂痕。于是，她首先提出要离开延安，要到苏联去治疗，除掉身上的隐患——可恨的17块弹片！她有倔强的脾气，而这种脾气促使她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因而也是坚如磐石的。 毛泽东得知此情，心里觉得很不安。他暗想：贺子珍怀有身孕，体质又差，要离开祖国，子然一身投奔异国他乡，怕有危险。她大约因为上海沦陷，改而想去苏联，然而会不会有别的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怄气了？倘有这层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自已会更加不安了，何况异国的民情、气候、而言和伙食等，对她这个怀孕的弱女子根本不利！因此，毛泽东一再劝阻贺子珍不要离开延安去西安，更不要去苏联。事后许多年，贺子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地说：“那个时候，毛泽东为了动员我留下，不到苏联去，确实动了真情，他曾经这样对我讲：‘子珍，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信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信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接着，他又对我讲：‘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不幸的是，尽管性格刚强的毛泽东，为着疼爱和关怀自己的妻子，讲出了自己最脆弱的东西，最富于人情味的东西，甚至讲出了连对妻子也不曾披露的爱的震颤，但贺子珍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要走，而且要快走，怎么办？ 出于无奈，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请洛甫同志给有关部门拍电报，同意将贺子珍的名字加进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名单里；另方面，他又给八路军驻西安、兰州和新疆办事处的负责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劝阻贺子珍留下来。这些领导同志殷切地好言相劝、要她止步，返回延安，以后再去治疗。但是，倔强的贺子珍没有接受这些劝解。相隔10年，她在苏联尝尽了人间苦果之后回到祖国，对自己的任性和固执懊悔不迭。这是后话。 在异国，那漫长凄苦的10年，使贺子珍遭受到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后来，每当她回忆起这段生活，总禁不住啜注起来，眼泪也总像断线的珍珠似的，配对成双地往下掉。 在莫斯科最初的日子里，贺子珍的生活还是很充实的，但好景不长，她便开始咀嚼苦果了。 1938年5月，是贺于珍到莫斯科的第5个月份。这月里，她忍受了分娩的剧痛，生了第6个孩子。这个落地的男孩，像春天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小草，从头到脚都是新的。稀疏的浅栗色，半覆盖着桃花似的小脸蛋，那样逗人喜爱。特别是那两只晶亮晶亮的圆眼睛，时而张开，时而又阖上，像星星，眨呀眨的，让你觉得，满屋的光辉，都是由这双眼睛里发射出来的。自然，这可爱的孩子给母亲孤寂的心注下了甘露。在异国他乡，甭说看到孩子甜甜的笑容，就是听到孩子的啼哭声，都倍感亲切。为了孩子的成长，贺子珍没少吃苦头。东方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非常紧张，倘无婴儿，她是能够支撑住的，但如今，儿子出生了，有多少事要她去做啊！ 白天，在课堂里，她总盼着能早点下课，好快快回到孩子的身边；夜晚，她巴望着曙光慢点到来，好让自己多为孩子做点什么。在孩子身旁，她熬过一个又一个深夜，以致常常感到头晕、困乏。作为母亲，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贺子珍没有料到，命运之神再一次插手进来。4个月后，由于婴儿缺乏营养，抵抗力弱，患了致命的肺炎。不久，孩子死在母亲的怀抱里。 可怜天下父母心！流干了泪水，伤透了心脾，似乎也不能减弱作为母亲心头的疼痛。就在那个凄谅的深夜，贺子珍在校园里找了个荒凉而僻静的角落，亲手替自己的儿子掘了个坑，把已经抿灭的小生命埋葬在泥上里。从那天起，有多少个万籁俱寂的夜晚，有多少个凄风苦雨的时刻，贺子珍好像丧魂落魄似地伫立在坟前，低头用手指抹眼泪，眼泪抹掉又溢了出来…… 当毛泽东从王美兰口中得知贺子珍的遭遇时（笔者注：王美兰来苏治病时和贺子珍同住一室），他这个性格刚强、轻易不吐露自己感情的伟人，也禁不住感到一种少有的压抑和悲哀。他的眼睛那样沉静，那样深邃，却噙满了泪水，储满了痛苦。一向相信男人不流眼泪的王美兰，第一次体会了“男儿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的含义。王美兰走后，天色不算很晚，毛泽东却破例地和衣躺下了。朦胧中，他仿佛看见贺子珍的白皙的脸庞，瞪着孩子气的眼睛，恳切地看着他，无声无息地向他倾诉着什么。他不能够平静了，泪水涌上他的眼眶，“啊！”他惊叫一声，从梦中猛醒，蓦地坐在铺上，忍不住抱头沉思，引咎自责，其实他已尽到了责任。就在这个不眠之夜里，毛泽东斟酌再三，毅然决定忍痛割爱，把留在自己身边心爱的女儿——毛娇娇，送到不远万里的苏联去，以抚慰贺子珍受伤的心灵。 毛娇娇，学名叫李敏。与她相识、相熟的人，都喜欢叫她娇娇。1937年春天，江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她出生在吴家窑的一个阴暗、潮湿的窑洞里。9个月后，贺子珍把她安置在保安的儿童保育院，自己经西安、兰州、新疆去了苏联。 经过毛泽东的精心安排，几经辗转，4岁的娇娇和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安然无恙地到达莫斯科，来到分别多年的妈妈的身边。 这一天，对于贺子珍来说是难忘的。好似久治不愈的病人，骤然间服下了一服良药，病痛全消。她终于结束了沉默寡欢、郁闷沮丧的日子。从此，她的生活中，有了许多生气。她感到自己已经干涸的心田，又徒然出现了一条小溪。是娇娇，使她的心绪惬意起来；是娇娇，重新唤起了她生活的乐趣，成为她新的精神支柱。她对活泼可爱的女儿，不仅给予了全部的母爱，而且可以说倾注了她无以发泄的过多的爱。 娇娇从来到妈妈身边，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生活在妈妈的爱抚和温馨之中，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反过来说，贺子珍则从女儿的笑靥、歌声里，享受到天伦之乐，她心满意足，对毛泽东感激之至。 然而，命运之神对贺子珍太无情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了！残酷的战火，犹如一双力大无比的黑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刚刚沉浸在母女团聚的欢乐中的贺子珍，又推入了灾难的深渊。 德军的闪电战开始后的第25天，德国人在苏联境内已长驱直入40公里，离莫斯科只有220公里。余下的这段路程无河川天堑以及主要设防城镇的阻拦，因而德军很快就兵临莫斯科城下。在德军围城的那段日子，莫斯科的食品供应极端困难，一切计口购买的食物，包括面包、奶油、鸡蛋、白菜、马铃薯、葱、胡萝卜、甜菜和茶叶，对于领有购买券的人来说，已经难以买到所希望的数量，至于未领到购买券的人，要买到需要的食品就更加困难了。莫斯科人几乎断炊，中国的留学人员生活之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贺子珍在德军合围前，虽已随国际儿童医院退到伊万诺夫城，但在这个离莫斯科几百公里的小城市，物资同样十分匮乏，尤以食物为甚。在零下40度冰天雪地的严冬里，既没有劈柴可供生炉子，又没有取暖用的木炭。几乎看不到肉类、鱼和鸡蛋，蔬菜也很少。每天只能配给500克又粗又硬的黑面包。这点口粮在填饱娇娇的肚子后，还能剩下多少呢？出于无奈，贺子珍常常只能煮几片白菜充饥，有时连几片白菜也弄不到手，那就只好干瘪着肚子，用双手紧紧捂住空荡荡的腹部，以减轻饥饿造成的痛苦。 饥饿的苦难对贺子珍来说，已经够沉重了。然而，更沉重的苦难接踵而来。 5岁的娇娇，在严寒和饥饿的双重打击下，身体日渐羸弱，抵不住风寒，得了肺炎。肺炎，这个可怕的医学术语，在当年就像鼠疫和霍乱一样令人不寒而栗。贺子珍忘不了，她来苏联不久出生的那个孩子，就是生这种病而夭折的。她不能再让这种病夺走娇娇的生命。为此，贺子珍不得不拼命地工作。她在上班之余就是替别人缝补衣裤、织毛衣、袜子，做农活，以便挣点钱，换回来娇娇急需的药品、牛奶和面包。 也许，贺子珍的行动感动了上帝，娇娇竟然奇迹般地渐渐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大概也是调养得当，干瘦的小脸慢慢现出了些许红晕，那双活泼动人的眼睛，又显露出一派朝气蓬勃的生命的活力。为了娇娇的身体进一步好转，贺子珍死也不肯让她在保育院过夜，而坚持白夭送，晚上接。凶悍的女院长被激怒了，便诬蔑贺子珍神经失常，横蛮地把她送进了疯人院，过着非人的生活…… 1946年夏天，王稼祥偕同夫人朱仲丽到莫斯科治病。在此期间，王稼祥会见了留苏的一些中国侨民，了解在苏德战争中没有回国的中国同志的遭遇与下落。严酷的战争，浸透了人间的苦辣，包容着离散、饥饿、痛苦甚至死亡。那些来不及撤退的中国同志有的散失，有的饿死了，有的下落不明。人们在介绍中提到贺子珍母女的悲惨遭遇，引起王稼祥的同情和关注。他们夫妇据理力争，要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几经周折，贺子珍才安然无恙地来到王稼祥夫妇的身边。王稼祥向她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已进入决胜阶段的情况。这些，使与世隔绝多年的贺子珍欣喜若狂，但同时也感到有点愧疚，因为中国革命胜利进展那么快，而她，却没有做出什么有义的事情来迎接这个美好时刻的到来。因此，她要求立即回到生养自己的祖国去，为自已的党、自己的国家做点什么。尽管她自己在国内已经没有了家，但还有哥哥和妹妹，有同志们，有党和革命的事业。“回国去！”这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 王稼祥是个慎重的人，他很快给毛泽东同志发了电报，汇报了贺子珍的近况和愿望，请毛泽东定夺。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回国。 数月后，王稼祥安排贺子珍母女回到祖国，留在哈尔滨暂住。虽然经过那么多磨难，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她已经疲劳不堪，但一到哈尔滨，当李富春同志问她有什么要求时，她回答说：“我个人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想早日工作。” 不久，她终于如愿以偿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东北局财政部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的职务。 贺子珍的回国惊慌了江青。这时这个妇人的胸腔内，简直似有一条蛇在缠她，咬她，咀嚼她的心肝一样。她一面急忙找康生商量对策，一面引经据典在毛泽东面前大讲特讲有“疯女人”的国家不会平安。 毛泽东原来平静的心境，徒然一下子被搅乱了。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回到自己的祖国和党的怀抱，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何况这个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贺子珍，无论在井冈山，在赣南，还是在长征路上，她和毛泽东都是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的夫妻呢！凭感情，毛泽东无论如何也忘不了贺子珍，忘不了在井冈山、赣南和长征中贺子珍对自己的支持、关心和体贴。 192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这时的贺子珍是个刚从永新县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高材生，身材颀长，脸庞椭圆、白皙，晶莹得宛如美玉。长长的睫毛里，闪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活力。她还娴读诗书，对古诗研究得尤其精熟，可算得一位窈窕多姿，学问过人的美丽少女。她加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武装起义中作过战，其机智、勇敢，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她与毛泽东邂逅不久，就在一起共同生活，但是直到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才算正式结婚。他们夫妻10年，结晶了6个孩子，只有娇娇一个存活下来。贺子珍回国时，毛泽东虽然同江青结合多年了，但同她还不时提起贺子珍，讲过去同贺子珍在一起的旧事。 在黄洋界下的宁冈县茅坪，一座古朴庄重的八角楼。这是一栋双层木质结构的小楼，位于茅坪的中心。那是毛泽东工作的地方。每天黄昏，当落日的余辉渐渐隐去，深沉的夜幕笼罩茅坪时，毛泽东就在一盏小油灯下进行工作，一直辛劳到月落星稀。与他长夜相伴者，唯有贺子珍一人。她在油灯下盘腿而坐，一瓶浆糊，一把剪刀，一堆旧报纸，一个小本子，一支红蓝两色铅笔，全摆在眼前。她，轻缓地翻阅着报纸，一双敏锐的眼睛，好似把一切都能映摄到心灵中去。每看到有点参考价值的新闻、报道，她会用红铅笔画条杠，或打个圈，然后摆在案头或靠近八仙桌的窗台上。一看到不堪人目的东西，或对共产党、红色根据地咒骂的篇章，她会一边翻着，一边蹙起眉头，口中低吟：“无耻！无耻！”有时，贺子珍剪刀在握，用灵巧的手指旋弄着剪锋下的纸片，于是，一则则有用的新闻，从剪锋下纷纷而出；一篇篇难得的资料，争着在她的手中摇动……这剪下来的“豆腐块”大小的东西，或是中国国内形势的晴雨表，或是世界形势的测试仪，对毛泽东的写作都大有用处。 一天深夜，毛泽东在八角楼的熠熠灯光下，饱蘸浓墨，奋笔疾书。万籁俱寂之中，不时有剪子发出“沙沙”的轻微响声。这声音不会干扰他的思路，只会缓缓地引出他的思潮。写着，写着，毛泽东忽然停下笔来，神情专注地翻阅着放在他面前的一本剪报。忽然间，他看到一块特别有价值的资料，便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乐滋滋地走到贺子珍身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止不住地连声说：“好！好！好！”满脸堆着笑，深情地望着贺子珍。原来，毛泽东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正缺少这样的材料，真是“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如梦令”，不亦乐哉！ 那时由于敌人封锁，井冈山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盐吃，没有纸张用，甚至粮食、蔬菜也发生了问题。 毛泽东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写文件，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饮食又太差，眼睛凹下去，颧骨突了出来。贺子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身体力行，拿起镢头，用自己的汗水，硬是开挖了六七分菜地。小菜园里种上毛泽东喜欢吃的各种蔬菜。使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尝到可口的菜肴。 在毛泽东受到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排斥，处于极艰难，极孤立的日子里，贺子珍不是离开他，疏远他，而是用她那颗善良的心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特别是，那时贺子珍在长汀的辛耕别墅医院里分娩，身体非常虚弱，人顷刻瘦了下来，又没有什么营养品滋补身子，她不言苦，也不给毛泽东添麻烦。相反，她得知“左”倾领导者已撤销了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还展开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罗明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的时候，毅然不顾产后的头晕乏力，白天抱着哇哇啼哭的婴儿，赶到长汀偏僻山坳里的一座大庙里（那时毛泽东正在这里的红军医院养病）看望毛泽东，让他看看孩子的小模样儿，使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孤寂的。妻子儿女就是一团火，寂寞许久的毛泽东不再寂寞，妻儿将他寂寞的心灵温暖。尽管山里很冷，棉被又薄，但有一回贺子珍伏身向他问道：“你觉得冷吗？”毛泽东紧紧握住妻子的手，一种温暖的感觉渗透了他的全身，他快乐地朝贺子珍眨眨眼睛，笑着回答说：“不，我觉得很温暖！” 那时毛泽东虽然深受王明“左”倾路线之苦，但是，每当他看到贺子珍抱着孩子到来，便感到由衷的喜悦和高兴。正是这种天伦之乐，一次又一次地冲淡了毛泽东心中的痛苦。然而，为着这一切，贺子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每天清晨，她以虚弱之身，抱着小毛毛走十多里山路赶往大庙。到夕阳落山，她才抱着孩子一步一滑、一步一颠地回到住地。常常一进家门，她便觉得全身的部位都不听支配，身子轻飘飘的，头却异常沉重，头晕目眩，甚至呕吐不止，不得不躺下来休息。 ………… 追忆着往事，俯拾着零碎的记忆，毛泽东激情澎湃，感动不已。这些峥嵘岁月的旧事虽然时隔近30年了，但还时时扣动着他的心扉。他，同马克思、列宁这样的伟人一样，既有崇高的思想，又有浓烈的情感；既有钢铁一样的意志，又有小溪一样的柔情。他怎能忘记贺于珍呢？他又怎会忘记贺子珍呢？然而，再伟大的人也难免会遇到棘手的问题，在棘手的问题面前，失去以往处理大事的果断性也是难免的。考虑了种种因素之后，毛泽东将贺子珍的事暂且搁置下来，不打算召她回陕北。 而贺子珍带着娇娇回国后，先在哈尔滨暂住，继而在沈阳居住下来。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时间如流水一般悄然逝去，但时间并没有冲淡她对毛泽东的思念和回忆。算起来，她同毛泽东离别已有十多年了，别离日子太久，日夕苦思，正是“人间别久不成悲”，欲哭无泪啊！她常常忆起昔日的往事。这些在事，犹如夕阳落山时的云影天光，尽管渐渐地淡下去了，淡下去了。但是，它那无比绚丽的色彩，却似斧琢刀镌般地嵌入她的心中，怎么也消失不了。在一个又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她躺在床上禁不住暗暗垂泪。她感念毛泽东对她的旧情。特别是，长征时她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尽力保护她少受长征之苦。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后，他派他的贴身警卫吴古清和王亚堂去照料她，而他，却没有了生活上的帮手……低回往事，贺子珍有时不由抬起一双泪眼，仿佛看见一个穿着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戴着灰布八角帽的身躯魁梧的人，向她走过来，拉过她的手，把她那满是泪水的脸贴近他的心口，用胸口微微冒出的热气温暖她的面颊。可她一定神，什么也没有了。这是幻影，不，充满柔情的情爱并没有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和她，这就是他和她的情爱的继续。 回首往事，贺子珍越发觉得对不起毛泽东。现在，她不能不反思：如果不是自己任性，多次拒绝毛泽东的劝说，不肯回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绝不会弄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事到如今，完全是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毕竟与毛泽东离别十数年之久啊！他已同江青结婚，自己应该割舍对他的感情。然而，情感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它好像一条湍急的小河，桀骛不驯。离愁也好，思念也好，都是由于和难忘的人发生联系而引起的情感所致。哲人把理智的东西归之于逻辑，而把情感的东西归之于心灵，它往往扎根于心上，而心自有自己的道理，是理智所不知的，而且有理智所根本不能理解的理由，贺子珍正是如此。从逻辑上说，她不必再去朝夕想念毛泽东，但从心灵（情感）上讲，她又不能不去苦思毛泽东，因为她和毛泽东一起生活的日子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在许许多多个晚上，她不禁躺在床上扣心自问：为什么要把对他的思念久久埋藏在心中呢？为什么不可以给他写一封信呢？她和他毕竟是10个春秋的恩爱夫妻啊！这种想法与日俱增，犹如潮水一般中翻滚着，它使她想把心里的一切东西，都告诉给她的亲人毛泽东。但这一切的一切，她又怎么好轻易地向毛泽东流露出来呢？思来想去，斟酌再三，她决定全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要把永世难忘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所以，往后的日子里，她常常独自落泪。别人不知道这水珠是啥，不知道这是她思念毛泽东的眼泪。 这难道是苍天赐予正直、善良的贺子珍的苦果吗？难道是历史对这位不惜献出性命的红军女战士的还报吗？呵，苍天呵，历史呵，你为什么这么残酷无情？ 她的妹妹贺怡的突然到来，使贺子珍欣喜若狂，也给她苦难的命运带来了转机。她是在随同红一方面军在1934年10月撤离江西瑞金时同妹妹离别的，贺怡当时任云都县委组织部长，有孕在身。她的丈夫毛泽覃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随同项英和陈毅留守赣南，这样贺怡也跟着留了下来。时至今日，两人已有14年未见面了，姐妹彻夜长谈，倾诉衷肠，贺怡是个相貌隽秀、心细如发的人。尽管姐姐贺子珍将思念亲人的苦痛，埋在自己的心田又久又深，却瞒不过她那双敏锐过人的眼睛。渐渐地，她看出了贺子珍的心事。这天夜晚，贺怡把电灯关掉，过来替贺子珍掖好被子，她也解衣躺下来，拉往姐姐的手，低声问道： “姐，听说你常常哭泣，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 贺子珍说：“哪里话，我会有什么心事嘛！” “没什么心事为啥掉泪？”贺怡快人快语，紧追不舍：“姐，你还是把心里话掏出来吧，也许我能替你排忧解难呢！” 贺子珍不语。 过了一会，贺怡忽然听见低低的啜位声，她把目光转向姐姐，仿佛说：“有啥，你就快讲出来啊！” 可贺子珍只是啜泣，依然不语。 贺怡急了，直视着姐姐：“你不用瞒着我，其实我全都知道了。” 谁知、贺子珍还是啜泣着，贺怡往日那股泼辣劲头又涌上来了。她咬了咬牙，怒吼起来了。 “你哭啥！要把痛苦永远埋在心底吗？要活活被这痛苦憋死吗？” 贺子珍显然被启迪了，被感动了，禁不住连声说：“我不哭了！我不哭了！” 这时，贺子珍心潮澎湃，如大江东去，如潮水涌流，又如山洪飞泻。顷刻间，她把离开祖国十多年来所思所想的一切东西，都向妹妹倾倒出来…… 听罢姐姐吐出的苦水，贺怡直言不讳他说：“我的好姐姐，既然你如此思念毛主席，就应该尽快与他联系呀！” 这话说到了贺子珍的心坎上！是的，她很想与日夜思念的毛泽东取得联系。这不仅因为情感使然，还因为贺怡直言相劝，并给她讲述了她们的母亲在延安去世前后，受到毛泽东无微不至关怀和照料的详细情况，特别是贺怡在延安多次见到毛泽东，他虽然同江青结为夫妇，但同她还常常提起贺子珍，讲过去与贺于珍一起在井冈山、瑞金和长征中的战斗和生活情景。所有这一切，都激起贺子珍对毛泽东的不胜怀念和深深的感激之情。这两股情绪搅在一起，在她的胸膛里翻腾着使她终于萌发了给毛泽东写第一封信的念头。20年代，她是永新县福音教会中学的高才生，文字水平那时在学校、后来在红军申都是出了名的，但此时此刻伸开信纸，满腹的心里话却不知从何写起。她一边写，一边想，写了，又抹掉，再重写……就这样苦苦折腾了半夜，最后总算写好了。她站起来，突然感到身体轻起，不但身子轻，心扉也像渐渐轻了许多，有如一块石头落了地。在给毛泽东倾诉完心里话以后，她心情舒畅，体会到一种长久以来从未有过的渴望的感觉……不，幸福的渴望在她心里燃烧着。 她写，她还说服娇娇也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娇娇4岁离开爸爸，至今已有几个春秋了。她对爸爸似乎没留下什么记忆，因而她还不习惯称一个没留下记忆的人为爸爸。她像普通中国老百姓一样，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写道：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生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未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为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娇娇 很快，毛泽东收到了装在一个信封里的两封信。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给贺子珍回信，只给娇娇打了个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 娇娇我的女儿，你的信我收到了，你好好学习，做一个中国的好女孩。爸爸很好。 诚如哲人所言：“爱是一座坚不可摧的桥梁，它跨过了冰封雪冻的江河，超越了停滞不前的空间；即使关山阻塞，迢迢千里，使大地雪冻冰封，天空云暗雾障，爱也能使亲人和亲骨肉手携手跨进阳光普照的天地。”已经音讯断绝许多年的父亲与女儿又联系上了！当贺子珍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封电报的时候，一行行热泪，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扑籁簌地湿了衣襟。一霎时，她觉得娇娇是那样的幸福，不由得一把搂过娇娇来，想亲亲她的宝贝女儿。咳！一个母亲的心呀！她用这么一个细小的动作，表达了她对这个天大喜事的由衷高兴。从此以后的许多日子里，她心里像落下来一只翘尾巴喜鹊，又像数不清的牡丹花在心头怒放，那忧郁不安的脸上，换成了5月的石榴花。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进入了1949年。这年3月，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中共中央由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西郊香山。毛泽东住进了香山寺下的双清别墅。这里原有两股清泉，清乾隆在泉旁石崖上题刻“双清”二字，1917年熊希龄在此修建别墅，因以得名。别墅淡雅幽静依旧，清泉潺潺流淌依旧，但是无情的岁月还是为它易了主人。毛泽东在此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商大计，指挥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并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萌生了召唤娇娇的愿望。因为这时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去苏联养病，他身边没有自己的亲人。大凡一个人在孤寂之中，最容易思念自己的亲人。在亲人团聚的时候，由于大家生活在一起，有说有笑，即使有矛盾，有不炔，至少也不会感到寂寞，可是处于孤寂的境况之中，人就不能不想亲人和亲情，无意中会将真实感情暴露出来。毛泽东当时就是这样的。在那些日子里，每当他思女心切时，便不由拿出娇娇的照片，久久地凝神注视着。一天晚上，他又一次灾把娇娇的照片捧在于中，照习惯仔细看她的面容，略高的前额，额头上有几绺卷曲的刘海，润泽俊美的脸蛋闪射着青春的光彩，一双圆而发亮的黑眼珠，常常忽闪忽闪的，像两个大问号。这使他忆想起她前些时的来信，他的脑子里跃现着信中提出的两个问题：“到底您是不是我的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这两个尖锐的问题越在他脑子里闪现，他内心的痛愧和不安就越大。他这才忽然明白：他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想到此，不禁眼眶潮湿。暮然，他拿起笔，伸开纸，在上面一挥而就，投笔后他抬起头，对着夜色长叹一声。然后，低头一看，赫然是“娇娇”二字，写得龙蛇飞舞；情意盎然。使人一眼看去，就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房里，正在荡漾着“明月清风伤别恨”的纤细的波纹。 从这个真实的细节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想念娇娇已到“惆怅夜来烟月”的地步。先前他想娇娇，他可没想叫她回到自己的身边来。因为那时候，贺子珍在异国他乡，孤独寂寞，她比自己更需要女儿。可是现在，贺子珍回国了，她有许多老战友相聚，又有了一份工作，也许不会那么寂寞了，所以，毛泽东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能够把娇娇接到中南海，让她在自己身边生活一段时间，以便尽一点父亲的责任，那就太好了。可是能够吗？ 能够，当然能够！ 毛泽东的想法，很快传到在沈阳暂住的贺子珍耳边。她毫不迟疑，立刻同妹妹贺怡商量，让娇娇到她的爸爸身边去。 来自永新县的湖南妹子贺怡尽管历尽人间沧桑，尝遍世上苦辣，却依然辣味不减，一如往昔，心直口快，办事雷厉风行。她不再多说什么，带上娇娇踏上了去北平的路途，去找毛主席。 她们坐火车到北京车站乙一辆黑色轿车把她们一直送上香山的双清别墅。 进了屋、娇娇见到一个身躯魁梧，天堂饱满，脸庞温和，目光慈祥的中年人，穿着干净的灰布制服，脚蹬一双平底布鞋，与她在画像上所见的一模一样，没有一点领袖的派头。他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一种热情而亲切的微笑，充满喜悦地望着他的女儿，欢迎她的到来。 原来心情紧张，心里扑扑狂跳的娇娇，看到爸爸那和蔼可亲的面容，不由得回眸一笑，拘束与紧张的情绪，随着这纯真、甜美的笑意烟消云散了。初次见面，娇娇虽然不好意思叫“爸爸”，但她这张堆满甜蜜笑容，显得格外可爱的小脸蛋儿，就足以使毛泽东感到心满意足了。 娇娇的到来，使毛泽东的情绪欢乐愉快。他的脸上常常罩着兴奋的光辉，一双锐利而深邃的眼睛，因为愉快发出明朗的光亮，显得比以前更加精神抖擞了。由于心情极佳，毛泽东特地请来了好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乐滋滋地说：“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外国女儿，喏，这就是。”说着，他把自己的“洋宝贝”一一介绍给在座的几位亲密战友。他们都喜爱这个长相酷似毛泽东的小姑娘。她那饱满的天庭，乌黑的大眼睛，两根又短又粗的小辫子，似乎都特别逗人，特别可爱。娇娇回国时间不长，汉语阅读能力很差，听写能力也很是糟糕，面对七嘴八舌、问长问短的叔叔伯伯，她费了很大劲也弄不明白他们说些什么，一着急，说了一长串俄语。毛泽东爽朗地哈哈大笑。那笑，充满了兴奋和快乐。他的几位亲密战友们，也忍不住像孩子般放声地笑。 两天后，趁毛泽东兴致正高，贺怡再次来到双清别墅。当就要踏进她熟悉的客厅的时候，她的心里忐忑不安，这忐忑不安是深恐辜负了姐姐和许多老战友们的期望。 是啊，重托在身，贺怡的心岂能平静？贺子珍回国已有些日子了，如今、仍只身住在沈阳，对毛泽东朝夕苦思，很想与他见见面，说说心里话，却苦于无人穿针引线。她这次上山，很想做一个穿针引线的人，责任之大，可想而知，望着毛泽东的会客厅，想着自己身上的责任，她暗暗为孤苦伶仃的姐姐祈祷，祈祷她早日走出情感的阴影。 贺抬再次见到毛泽东，些许寒暄之后，便直截了当他说道：“主席，我这次来，一是护送外甥女，二是给子珍争得她应当得到的地位。” 毛泽东听贺怕这样说，不由轻轻地“哦”了一声，没有说什么。他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那当口，贺怡是否揣摸到毛泽东的心态，现在已无录可考。但是，事后看来，贺怡显然没有想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谁个能有回天之力呢？ 贺抬见毛泽东不吭声，不便立刻再说，只好呷了口茶，等待片刻，才谨慎地、简明扼要地把她的来意又重说一遍。 毛泽东黯然无语，边听边思索。 少顷之后，毛泽东笑道：“这一次你来，给我送来了娇娇，很好。子珍的事，我知道了，留着以后再谈吧。” 贺抬绝对没有料到，毛泽东三言两语，巧妙地回避了正面回答她的要求，却忽然提起笔来，在一张通天十行笺上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大意是： 子珍：向您问好！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 您要注意身体，好好治病，要听医生的话。 听说您烟抽得很厉害，这样不行。不要抽那么多的烟，烟抽多了对身体不好。 望您精神愉快，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这些叮嘱，是否表现出毛泽东既对贺子珍充满殷殷之情，又有不便外露的难言之隐呢？ 一遍又一遍读着贺怡捎来的这封信，贺子珍感到有一种多年来不曾有过的兴奋——越是细细咀嚼信里丰厚的情意，这种兴奋在她心里就越强烈，忧郁和苦闷的重荷，从她的精神上离开了。在那原本是蒙上了淡淡的暗雾的脸上，如今现出了十分开朗的光彩；一双原本是忧伤的眼睛，如今那样勃勃生辉了。她的女性，她的温柔，她的满足，以及她的兴奋和欢愉，似乎都从她眼里发射出的光芒中体现出来了。她那久经压抑的感情，一涌而出，欢跃沸腾，叫她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喜悦。这种得意和快乐，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此以后，毛泽东和贺子珍曾经不止一次地通过他们的女儿传递书信，借以表达彼此之间的怀念之情。很可惜，这些信件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资料可以查考。也许，出自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这些珍贵手迹，可能早已不在人世间了。 那么，先是呆在双清别墅，后来随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居住的娇娇，如何能担当传递书信的角色呢？ 这当然要归功干毛泽东的精心安排。 自从李敏（这是娇娇上学前爸爸给她起的正式学名）来到毛泽东和身边，每年暑假，他把女儿留下来，而每到寒假，他则特意打发女儿去看望她的妈妈贺子珍，让她们母女一年至少团聚一次。这样，李敏为她的亲生父母传递书信自然是很方便了。除传递书信外，李敏还为她的亲生父母相互捎些吃的东西。她记得，妈妈曾多次叫她给爸爸带来芥茉、盖菜、太古菜、冬笋、苦瓜等他喜欢吃的蔬菜，而爸爸也曾多次叫她给妈妈带水果等食品和为她治病的药物。 有一年寒假，李敏准备起程到上海去看望妈妈贺子珍，（贺在东北和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又在浙江当了几个月的杭州市妇联主任，随后就到上海的一幢小楼里定居下来）她望着桌上放满了爸爸特地让警卫员为妈妈买的北京土特产品，高兴得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喜悦。突然，她的爸爸推门进来了。细心的毛泽东，每次都要亲自打点李敏的行李，此次也不例外。他把目光投向书桌，东瞅瞅，西看看，骤然间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忙问道：“给你妈妈的东西准备齐了吗？” “一都准备齐了。”李敏忽闪着豁豁亮亮的大眼睛，高高兴兴地回答。 毛泽东望着李敏，微微一笑说：“我看还缺少一样东西啊！” 李敏回眸一笑：“还缺什么呀？” 毛泽东依然快意地微笑着，敏锐的目光直瞅着李敏，充满着兴奋和自信的样子：“娇娇，还有九包半烟没有带上啰！” “哦哦！”李敏领会了爸爸的话，不自觉地脸上一阵热，就很快地说：“你不提，我还差点忘了呢！” 原来，不久前一位外宾送给毛泽东一条名烟，他打开一盒，抽了几支，觉得味道很不错。这次李敏去看望妈妈前夕，毛泽东特地嘱咐女儿，不仅要带上水果、燕窝、蜜饯和“六必居”酱菜等北京的土特产品，还要把剩下的九盒名烟，连同抽过的半包一起给子珍带去，原因是她喜欢抽烟，让她好好过过瘾。 当毛泽东亲手把这九包半烟放在书桌上，再三嘱咐李敏给她妈妈带去时，她看到爸爸的眼睛——那两只充满真情的眼睛，正定定地注视着她，目光温柔流连，叫人说不出地激动和感慨。这时她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嘀咕：“妈妈啊，妈妈！爸爸让女儿带来的仅仅是几盒烟吗？不！不！这是一颗血肉相连的心呀！” 一年一度见妈妈，自然是李敏天大的喜事，但何尝不也是贺子珍天大的喜事呢！李敏把爸爸置办的土特产当做黄金首饰店的珍品一般，一件一件地摆在客厅里，让妈妈一样一样地过目。她发现，尽管妈妈的心肠早已被锤炼得十分坚硬，但是老人家细细看着爸爸让捎来的东西，也禁不住眼里潮润起来。她极力忍住泪水水没有让它涌流出来。 贺子珍最高兴的，不只是品尝毛泽东特意捎来的北京土特产。更让她兴奋不已的，是听女儿讲爸爸给妈妈捎来的口信，以及女儿讲她在爸爸身边的生活。当贺子珍从女儿的叙说中得知毛泽东再忙，也要抽时间教李敏学写字，还要检查李敏的作业的时候，当她从女儿的叙说中得知毛泽东再三嘱咐要她保重身体，还要她多看看社会主义；当她从女儿的叙说中了解到，有一回毛泽东给她写信，不禁淌下几滴热泪的时候……她强烈地意识到毛泽东对她那未了的丰厚感情，她甚至强烈地意识到秦观所抒发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诗句像是专为她和毛泽东写的。是啊，只要双方真诚相爱，是不在乎朝夕聚在一起的，她理解毛泽东要她“保重身体，顾全大局”的良苦用心，她也时时要求自己要“顾全大局”，接受既成事实。 贺子珍虽然努力这样去做，不给毛泽东增添任何麻烦，但是，她内心却依然十分想念毛泽东，有时甚至萌生了想见见毛泽东的念头。不管怎么说，她和毛泽东到底是10年的夫妻了，他们又分别了十几个春秋，该有多少知心的话要向毛泽东说啊！她觉得，这些话并没有多少秘密，可就是想说给他听听。此情此意，没有她那种经历的人是难以体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