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使我怕见贺子珍 　　 　　１９４７年冬天，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李敏）从苏联回到阔别９年的祖国，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工作。那时，我已奉命从华东撤退到东北后方，上级通知我去哈尔滨看她。说实在，我却不想见她，或者说怕见她。为什么呢？因为听到过许多关于贺子珍的传说。无非是说她性格暴烈，脾气急躁，而且患有精神病，住过疯人院，至今神智不正常。但领导说，贺子珍回国后非常想念亲人，你就代表贺敏学去看看妹妹吧。 　　 　　我是怀着惶恐之心去看贺子珍的。然而，当她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却愣住了！她双目秀丽，容貌端庄，皮肤白净，眉弯似月，风采不凡，哪有精神病人的影儿！等领路人介绍后，贺子珍便亲热地唤我嫂子，拉着我和女儿小平的手嘘寒问暖，并给我们烧热水擦洗、暖身子。她的话说得有点生硬，舌头偶尔还打结。她解释说这是因为在苏联找不到人讲中国话所致，还笑道：“现在见到嫂子就好了，我要和你说个三天三夜。”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贺子珍的精神状态很好。在我们安顿下来后，她不断询问亲人们的情况。我告诉她：母亲在父亲病逝后到了延安，毛主席不仅亲自照料老人家的生活，还为她送终立碑。胡宗南侵占延安后，把母亲的坟给挖了，不久毛主席率部队收复了延安，请老乡重新把母亲安葬了。我抬头见贺子珍的眼角噙着一汪热泪，连忙打住了话尾。她极力忍着，不让泪水滚落下来，一边轻声地嘱咐我继续讲哥哥妹妹的事。贺怡在战争年代很勇敢，落入敌手后坚贞不屈，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并指示用俘获的国民党一将领交换她出狱。贺怡在延安做大手术，胃被切除三分之二，当时身边没有亲人，还是毛主席为她签的字。听到这里，贺子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看得出，她为毛主席对母亲和妹妹的关怀照顾而感动。在哈尔滨，我和贺子珍相处得很好。她生活有条理，对工作热情很高。周末，她还带我参加舞会。贺子珍的舞姿优美，旋转起来时，整个人像燕子一样要飞起来。从这流畅而动感的舞步里，不难想见她对人生充满信心和希望。东野参谋长刘亚楼也是留苏回来的，据说称得上是军中舞星，他对贺子珍的舞也赞不绝口。看到贺子珍无忧无虑的样子，我心里特别开心。 　　 　　无尽的忏悔和难熬的相思 　　 　　１９４９年３月，毛主席率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居北平后，在香山见着了他的弟媳、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人谈到贺子珍的情况。毛主席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具体怎么办，毛主席没有明说。贺怡认为主席是要恢复同贺子珍的夫妻关系，承认历史上造成的这个事实。 　　 　　贺怡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到沈阳去接姐姐。她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山海关站时，东北局书记高岗奉江青之意，派员阻拦她们进北平，指令她们南下上海，到哥哥贺敏学那里去。贺子珍一听就明白了这层意思，她沉默着。贺怡火爆爆地为姐姐力争。来人就板起脸孔，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毫无商量的余地，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姐妹俩只好转车来到上海。 　　 　　呆了四五天后，贺子珍接受了谭震林对她工作的安排，到杭州市妇联担任副主席一职。贺怡则被安排回江西老家，担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她本想在去单位报到前，把当年贺子珍和毛主席留在江西的儿子小毛找到，然后带着他再去见毛主席，当面问清为什么不让贺子珍到北平。她连夜赶路，因特务陷害，翻车身亡，同车的儿女也受了伤。贺子珍知道贺怡的死全是为了她，痛苦极了。她放下杭州的工作，来到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担负起抚养贺怡几个孩子的责任。 　　 　　１９５０年，贺子珍请我们和她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感谢主席对娇娇的照顾，信中还谈了我们三人的近况。这封信是我执笔的。毛主席很快就回了信，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一次，贺敏学到北京开会，娇娇告诉爸爸说舅舅来了。毛主席便约见贺敏学，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贺敏学在井冈山和他分开后的经过。最后主席讲：叫子珍成个家吧。贺敏学说：主席，这个不好说，她不愿意的事谁都拗不过她。 　　 　　１９５４年，贺子珍在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的一次讲话录音，一下子呆住了。这声音对她来说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遥远！ 　　 　　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她还一动不动地坐在老地方，耳朵紧贴着收音机上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便轻轻叫了她一声。她也没回头，只是说：“咦，收音机怎么不响了，不广播毛主席的讲话了？”我过去一看，原来收音机一夜没关，已经烧坏了。我见她脸色煞白，嘴唇哆嗦，心里一咯噔，忙将她扶起。贺子珍自此病了，处在一种时清醒时糊涂的状态。毛主席那久违的湖南口音给她的刺激太大了，她行将愈合的心灵创伤，又重新开裂、流血。 　　 　　贺敏学和我都急坏了，赶紧把她送进华东医院。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毛主席知道贺子珍发病的缘由后，少有地流下了泪。娇娇说这是她第一次见爸爸流泪。毛主席很快就提笔给贺子珍写了信，嘱咐她要听医生的话，配合治疗，好好养病，尽量不抽或少抽烟。他还要贺敏学代为照顾贺子珍。殷殷之情，溢于字里行间。这还不够，毛主席又派娇娇来上海探望妈妈。说来也真是奇迹，贺子珍看了这封信后，病情竟慢慢地好了起来。 　　 　　那次娇娇回京时，贺子珍特地买了南方鲜嫩的青菜和藕，让女儿捎给毛主席。她记得毛主席是油耳朵，专门买了个精致的骨雕耳挖送他。所谓礼轻情义重，个中情由让人唏嘘不已。 　　 　　那次病愈后不久，她三天两头便要谈及过去和毛主席相聚的岁月，并急切地要贺敏学带她去见毛主席。从哥哥那儿打不开缺口，竟又央求我去北京见毛主席，反映她如何如何地思念，并说贺怡已死，只有我适合去见毛主席。 　　 　　我在安慰中又略带同情和嗔怪道：“大姐，你太天真了，你到新疆和苏联后，主席还几次让人劝你回去，可你却不听。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主席没有错。”贺子珍确实想得太简单了，她要强的性格让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为此饮恨终生。 　　 　　毛主席的关怀是医治贺子珍的良药自从辞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一职后，贺子珍再也没找着具体的事来做，成了个大闲人。为了打发时光，她在上海住半载，又跑到福州我们家住一段（当时贺敏学已调到福建省任副省长），再回南昌看看，尔后折回上海。如此周而复始。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突然提出要见贺子珍，这意外的惊喜让她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真是天不遂愿，江青突然要来庐山，毛主席怕生出意外，只好让人领贺子珍匆匆下山回南昌。见面突然，分离更突然，二十多年盼望的相逢就在这样一场夜风中结束了。大喜变成大悲，使得贺子珍的情绪大起大落。她认为是有人违反主席的意思，强行把她送下山，于是单枪匹马去江西省委讨说法，口口声声要见省委书记。因为没带证件，卫兵不予理睬。一次，南昌大雨滂沱，贺子珍没带任何雨具又去了省委。她呆呆地在大门口站了半天，淋得像个落汤鸡。卫兵和过路行人还以为她是个疯子。 　　 　　贺子珍又一次病倒了。她打发时光的最好办法就是对着毛主席的肖像，一坐就是半天。 　　 　　在东北时，就有同志追求过贺子珍，解放后这些年也总有好心的战友试着为她做媒，但贺子珍一点也不动心，她把全部情感都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心里也不是没有贺子珍，但他的感情只能与众不同地受到约束。一次他曾对娇娇说：江青对我不好，嫌我老了，是个土包子，不上我那了，她不爱我，同你妈妈完全不同。说到贺子珍，主席当着女儿的面流了泪。娇娇便说那让妈妈来北京吧。毛主席叹了口气，搂着女儿说：不行啊，李讷也长大了，她会怎么想？毛主席和贺子珍结婚１０年，生的６个孩子大都寄养在民间。建国后，他出于种种考虑，并不主张从老百姓手里找回来。可听说贺子珍精神无所寄托，想下落不明的儿女想得快疯了，他竟一改初衷，主动建议娇娇帮助妈妈去寻找丢失的哥哥姐姐，他的良苦用心不难想到。 　　 　　自贺子珍回国开始，江青就到处讲她的坏话，说她是精神病人。只是慑于毛主席的威严，而不敢过分放肆，但还是把她作为防护对象，禁止她同别人谈话，也不准她同亲属以外的人接触。江青一伙企图把她从历史和现实中一笔勾销，于是，这个１９２６年就投身革命的老红军，竟是一个没有任何档案材料的“黑户”。 　　 　　贺子珍对毛主席怀有终生不渝的感情。每每在她精神病发作时，娇娇只要捎来毛主席的问候，她很快就能恢复健康。可以说，毛主席的关怀是医治贺子珍精神病的良药。但随着娇娇搬出中南海，贺子珍和毛主席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了，但她还是期盼着。毛主席的去世，令贺子珍哀痛不已，派我女儿贺小平、贺怡女儿贺海峰等亲属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主席的灵前敬献花圈。她还对特地赶到上海安慰她的娇娇夫妻说：“你们没有照顾好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她因无法控制感情波澜，再次被病魔击倒。 　　 　　命运对这个不幸的女人何其残酷粉碎“四人帮”后，贺子珍又来了一次福州。我们这次会晤，是多年来最融洽最快乐的一次。因为江青下了监狱，再没有人敢软禁贺子珍了，贺敏学也得到全面解放。这次，贺子珍十分想见上一面被哥哥找到的当年在闽西龙岩所生的女孩。医生怕她到龙岩后会受刺激，而且当时一些领导人不同意贺子珍去见这个女儿。贺子珍只好让女儿娇娇、女婿孔令华代她到龙岩去见那个已改名叫“杨月花”的女孩。 　　 　　贺子珍带着未能亲赴龙岩认亲的伤感回到上海后，一腔热血向组织提出了工作的请求。正当她满怀希望向往着未来之时，新的不幸却又降临到她的头上。一天上午她一觉醒来时，发现左手抬不起来，左腿也不听使唤了。医生诊断为中风，左半身偏瘫了。于是，她很快就被送进了再熟悉不过的华东医院，从此再也没能站立起来。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罪行昭示于众后，国人怀念“骄杨”，也尊敬健在的革命功臣贺子珍。１９７９年６月，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次踏上了三十多年来只能从电影或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北京天安门。她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并率娇娇夫妻敬献花篮。毛主席生前说过：我在井冈山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东西，很多是贺子珍帮抄的，有的还是根据她的意见修改的，我这个时期写的东西的稿费，有她的一半。所以，在贺子珍返沪时，中办给她送去了两万元主席的稿费。她用这些钱托人买了一台２０英寸的彩电，一部录音机，放在病房里使用。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９日１７时１７分，贺子珍怀着太多的遗憾和难了的心绪，在我们的泪眼中走完了一言难尽的坎坷人生，终年７５岁。 　　 　　贺子珍的后事怎么办？骨灰安葬在哪？这些事上海市委做不了主，专电请示中央，中办又请示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最后拍板：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小平同志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

原文 发表于５月１３日《重庆晚报》）  浏览：1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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