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六十年发展巨变 　　2009年10月 　　陈英贤 　　我的家乡福建省清流县余朋乡蛟坑（原名蛟溪）村，数百年来，村民世代耕作，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虽清贫却安宁，晨钟暮鼓间，皆是田园劳作的平和景致。然而到了民国末年，政府腐败无能，兵荒马乱，土匪猖獗，这份安宁被彻底打破，村民终日惶惶不安。尤其是1949年遭受罗江波土匪的浩劫，损失极为惨重。那年端午节前一天，全村人都在忙着准备过节，包粽子、备祭品，空气中满是节日的气息，突然，200余名土匪从沙芜方向窜来，冒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独立大队”，匪首是连城坑仔堡人罗江波。土匪进村后驻扎了半个月，在此期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里农户所有值钱的东西和粮食被洗劫一空，禽畜全被宰杀，不少房屋被烧毁，烟火弥漫数日不散。未逃脱的村民被当作勒索钱财的人质，有钱的需拿钱赎人，没钱赎的则被匪部带走，年轻男子沦为挑夫，日夜劳作、受尽欺凌，妇女遭受淫辱，苦不堪言。这场浩劫让蛟溪村元气大伤，村民谈匪色变，长期陷入极度的恐惧与贫困之中，村庄也一度变得萧条破败。 　　1950年，蛟坑村迎来解放，共产党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根除匪患，砸碎了压迫农民的枷锁，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生产生活水平逐步提升，萧条的村庄渐渐有了生机。 　　 　　1958年，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高举“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国农村普遍成立人民公社，推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开办集体大食堂，全大队（村）的男女老少集中在大食堂吃饭，彼时伙食虽简单朴素，多为粗茶淡饭，但能让人放开肚子吃饱饭，村民们也满怀热情，憧憬着美好生活。然而，当时一些人头脑发热，脱离实际鼓吹“少种、高产、多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虚报产量“放卫星”成为风潮，有人宣称亩产高达万斤粮，而当时实际亩产平均不到400斤，全国最高“卫星”甚至被炒作到亩产130343斤，虚报浮夸之风登峰造极。1958年8月，中央提出全民大炼钢铁，立志超英赶美，实现当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目标。于是，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轰轰烈烈地开展土法炼钢运动，据说连宋庆龄副委员长家中都砌起了小高炉炼钢，足见当时的热潮。蛟坑村自然也不例外，村民们齐心协力砌起好几个高炉，组织青年突击队日夜奋战炼钢，大家情绪高涨、干劲十足，当时的口号是“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无风无雨日夜干”。当年全国钢铁产量看似突飞猛进，突破了预期目标，但由于农民炼钢既无经验，又缺乏专业技术指导，设备简陋、方法原始，炼出的钢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投入实际使用，徒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由于这些人为因素的影响，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侵袭，1960年全国出现大饥荒，粮食极度匮乏，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蛟溪村也未能幸免，饿死了60多人，这一惨痛记忆，成为全村人心中难以磨灭的伤痛。1961年，农村政策进行调整，集体大食堂被解散，结束了“吃大锅饭”的模式。政府允许农民开垦荒地，以弥补粮食不足的困境，可惜1964年这些开荒地又被无条件没收归集体；同时，还按人口分给农民少量自留地，让村民可以种植蔬菜、杂粮，补贴家用。村民分到的口粮虽然依旧不够吃，常常以野菜、粗粮充饥，但已不至于再出现饿死人的惨痛局面。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慢慢恢复，生活水平也逐渐有了微弱提高。 　　1962年，尽管村民生活普遍还很拮据，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在乡贤陈森发、陈星辉等人的倡议和组织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重建起了蛟溪水口廊桥，又名寿龄桥。该桥始建于明末年间，是村庄通往外界的重要通道，也是村民休憩闲谈的场所，民国初年不幸被火烧毁，此次重建，不仅恢复了村庄的景致，更凝聚了全村人的心力，成为蛟坑村不屈不挠、守望相助的象征，重建后再次成为蛟坑的一大景致，见证着村庄的风雨变迁。 　　 　　1962年重建的蛟溪廊桥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场浩劫，给农村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当时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不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和外出务工，将所有劳动力都束缚在生产队的土地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模式，导致生产效率极低，农民收入少得可怜，生活再次陷入贫困的泥潭。笔者1966年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十来年，亲身参与生产队劳动，对当时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颇为了解，其中的艰辛，至今记忆犹新。那时生产队的劳动报酬实行评分制，一个男青壮年在生产队出勤一天，一般可得10分，以生产队为单位在年终进行分红分配。不同生产队的分红标准差异较大，一般的生产队10分可分得0.4-0.5元，极差的只有0.2-0.3元，也有极少数条件稍好的生产队能分到0.7-0.80元。普通家庭的主劳力一个月出工26天左右，以中等生产队10分0.5元计算，一个月只能获得13元，一年下来也就150多元。加上其他辅助劳力的工分、自留地的物产以及养猪等微薄收入，充其量人均年收入不会超过100元，而且生产队分配的粮食在青黄不接时普遍短缺不够吃。 　　生产队分配收入低下，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搞大集体、吃大锅饭，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村民生产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下；二是生产队负担的社会义务工繁重，每年每个生产队摊派的开公路、建电站、修水库、进山垅（平整土地）等义务工多达数千个工日，占用了大量生产时间，同时还要上缴农业税（多以征粮形式缴纳，无现金）、上交大队公益金和公积金，并且负担民兵训练的误工补贴及大小队干部的补贴，负担沉重；三是粮食价格偏低，卖给国家的购粮和社员分配的口粮，每100斤才9.50元，而且分配前还要留足不能折价分配的储备粮，进一步压缩了村民的收入空间。因此，年终分配时，绝大多数社员（农户）都会出现超支情况。这里的超支并非平时借支过多，而是指全家全年总工分的分红收入，不够购买基本的口粮，超支的钱如果不设法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就会扣下相应的口粮不给。如此恶性循环，真是越穷越超支，越超支越穷，不少家庭常年在贫困线上挣扎。 　　由于当时普遍贫困，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从1960年起，布、糖、肥皂、火柴等各项基本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票证成为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硬通货”。物资价格虽低，比如供应给居民户和工人、干部的大米每市斤才9分，但对于收入微薄的农民来说，依旧难以负担。各生产队农户养的猪，要先完成国家的支前任务后（支前毛猪每斤毛重0.54元），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宰杀，猪肉统一价格每斤0.74元，且一般要到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才有猪杀，按人口限量分配。由于长年缺油少荤，大家都争着买肥肉，用来煎制猪油炒菜，瘦肉则无人问津，只能强行搭配，即便如此，实在困难的农户连肥肉也没钱买，只能望而却步。那时买布做衣服，虽然要按限量的布票购买，但布票并不紧张，因为大多数村民没钱买布，很多穷困家庭的布票常年用不完，过期作废。做一件新衣服更是难上加难，需要全家深思熟虑、精打细算，往往是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穿了妹妹穿，即便自己穿，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上补丁摞补丁是常态。当时又厚又牢固的卡机布最受欢迎，耐磨耐穿，适合农村劳作，但价格也最贵，每市尺要1元多，很少有村民能问津，大多数人只能买最便宜的粗乌、仕林蓝（每尺0.42元）做衣服。 　　为了增加各个生产队的副业收入，缓解村民的贫困状况，1973年余朋公社成立了集体林场，由各生产队派工到林场做工，赚取工分和补贴。林场场长陈昆辉，是蛟坑村人，为人踏实、勤恳负责，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任职六年后考干调离；继任场长陈森发，也是蛟坑村人，他有丰富的伐木生产经验，且领导有方、处事公正，林场十余年来，在他们二位厂长的有效管理下，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得到了公社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林场的收入除大约上交公社20%外，其余全部按社员出勤情况分到各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有效增加了生产队的分红价值，改善了社员的收入状况，否则，全公社每个生产队的分红价值还会更低。林场直到1985年解散，在其存在的十多年间，为提高余朋人民的收入、缓解农村贫困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成为蛟坑村那段艰难岁月中，村民们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之一。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场会议如同春风化雨，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取消成份论，让全体人民得以和谐相处、平等竞争。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农村改革的大幕也随之拉开。1981年，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将土地、茶山、公有财产全部按人口分到各户使用，实现了“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一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村民们的干劲被彻底点燃，粮食产量和其他收入逐年稳步增长。每家农户都精耕细作自家的责任田，想方设法提高产量，同时还节余出不少时间搞家庭副业，大家充分发挥各自特长，有的开店做生意，有的经商办厂，还有的买车载客或跑运输，年轻人大多走出山村，外出打工学技术、学管理，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农民的积极因素得到有效发挥，生产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二十世纪中期相比，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天壤之别。据有关方面统计，2008年蛟坑农民人均收入达5000多元，是“文革”时期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的50倍，这一巨大的跨越，见证了改革的力量。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站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回望蛟坑村与共和国同行60年历程，感慨万千。前40年，中央政府实行以农哺工政策，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尤其是建国后的前30年中，我国还承担着支援世界革命的使命，对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大量物资和金钱等各方面的无私援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当时农民负担沉重，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蛟坑村的村民也深受其影响，在贫困线上艰难跋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家开始转变发展思路，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带乡，全力减轻农民负担，推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国家相继减免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还给农户发放农资、种子补助，确保粮食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保障农民的种粮收益。国家财政每月给农村困难户发放低保（生活保障金），让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为防止农民因治病返贫，每户农户都加入了由财政出资80%的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报销有了保障，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所有农户购买农机、电器、摩托车、汽车，都能享受国家财政13%的补贴，鼓励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尤其是2004年以来，省、市、县各级政府财政拨款，协助乡村修建水泥路，彻底改变了农村“土路泥泞、出行不便”的现状，所有乡村都通了水泥路，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环境，为农村经济发展打通了“绿色通道”。为解决农村农民老有所养问题，国家出台了农村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所有60岁以上农民每月都能领到55元养老生活费，让农民也能安享晚年，感受到国家的温暖。 　　蛟坑村的农户和全国亿万农民一样，真切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村庄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如今，村里普遍农户都建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瓷砖贴面、门窗崭新，不少家庭还装修得精致美观；每户基本上都有电视、摩托车和程控电话，成年人都配备了手机，通讯便捷，随时能与远方的亲人联系；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还购买了小轿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2005年，村民集资重建了五通庙，延续了村庄的民俗文化脉络；2008年，村里开通了宽带，电脑逐渐进入农户家中，村民们通过网络了解外界信息、学习农业技术、网上购物，标志着蛟坑村正式迈入网络信息时代，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曾经“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贫困村，如今处处呈现出社会和谐、邻里和睦、人民安居乐业的欣欣向荣景象，村民们脸上的笑容多了，心中的幸福感、获得感也越来越强。 　　 　　笔者出生于1949年，与共和国同龄，亲眼目睹了共和国曲折艰难的成长历程，经历了农村的贫困与艰辛，也欣喜地见证着祖国的进步和发展，见证着蛟坑村一步步从贫困走向富裕、从萧条走向繁荣。庆幸自己能与这样的时代同行，能亲身参与并见证这翻天覆地的巨变。值此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将自己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情记录下来，简述60年来各个时期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及蛟溪村在艰难中奋进、在改革中崛起的历程，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以飨后人，也希望后辈们能铭记先辈的艰辛，传承奋斗精神，让蛟坑村的明天更加美好。 　　200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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