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坎坷人生 　　陈英贤 　　一、家传及其他 　　父亲名叫陈忠钦，又名陈邦，字寅嘉，1927年出生于福建省清流县余朋乡蛟坑村一个富裕家庭。爷爷陈彩光是位教书先生，同时兼职行医，擅长中医，平日里教书育人、救死扶伤，在邻近乡里颇有声望；奶奶刘香娥主持家务，一生克勤克俭、为人宽厚、忍辱负重，是远近闻名、令人尊敬的贤妻良母。父亲共有兄弟姐妹五人，排行老三，大哥名忠良，二姐名生兰，四弟名忠财，五弟名忠河，一家七口，日子过得和睦安稳。 　　父亲自幼聪颖过人，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博览诗书，小小年纪便显露出众的才情。他少年时，邻近乡里尚无公办小学，仅有传授传统典籍的私塾学堂。父亲在私塾苦读数年，不甘于局限一隅，为求更高学识，毅然只身步行一百多里，前往连城县城就读小学，后又考入宁化县一中攻读初中。凭借过人的天赋与刻苦，他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各跳级一次，学业进度远超同龄人。初二读完后，因未达到报考师范的学历要求，父亲借用清流县陈才生之子陈邦的初中毕业证，报考了福建省长汀师范学校——这所创办于1919年、面向闽粤赣三省客家地区招生的学府，最终成功被录取，也自此将名字改为陈邦，开启了人生的新阶段。 　　1947年，父亲从长汀师范毕业，凭借优异的成绩和扎实的学识，同年被县教育局委任为清流县梦溪（余朋、沙芜、罗坊合称）中心小学校长。校址设在矾头村，梦溪中心小学便是这片区域方圆五六十里内唯一一所公立学校。在那个偏远闭塞、教育落后的农村，能走出大山读书的人本就寥寥无几，能学成师范毕业、成为公职人员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一事迹也曾载入清流县志，成为家乡的一段佳话。父亲仪表堂堂、风度翩翩，虽年轻却沉稳干练，办事严谨、治校有方，上任后悉心打理学校大小事务，悉心教导每一位学生，让这所偏远乡村的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蒸蒸日上，赢得了邻近各村村民的一致称赞与敬重。 　　1947年，父亲成家立业，妻子黄玉招是连城人，岳父母以经商为生，家境优渥，与我家可谓门当户对。1949年7月，长子降生，便是我——陈英贤。彼时全国时局动荡不安，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社会秩序崩塌，兵荒马乱、群雄四起，清流县也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当时，清流匪患猖獗，各路土匪横冲直撞、烧杀掳掠，百姓苦不堪言，梦溪中心小学也被迫停办。我的家乡蛟坑村曾多次遭到土匪洗劫，三叔陈忠财还曾被土匪罗江波绑架至永安，关押了半个多月，家人四处筹措，送去四百大洋才将他赎回来，这段惊魂往事，也成了全家难以磨灭的记忆。 　　二、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解放军和平解放清流县，随即建立起人民政权，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剿匪和土地改革运动，农村土地改革的核心，是按照各家各户的财产多寡、雇工情况及土地出租数量划分家庭成份，再将地主、富农的财产和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以此实现“耕者有其田”。当时的成份等级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中农、贫农、雇农等，其中地主、富农、反革命被划为专政对象，其财产被没收，土地被分配给贫下中农和雇农。 　　土改期间，大哥陈忠良早已成家立业、自立门户，他因曾担任过几年保长，得罪了部分村民，不仅被划为地主成份，还成为了全村首当其冲的镇压对象。我的祖父、父亲虽都是教书出身，一生清白，从未担任过社会行政职务，但家中有少量土地出租，还雇有一个长工种菜、砍柴，被认定为“构成剥削”，也被划为地主成份。就是这个“地主成份”，像一道沉重的枷锁，压在了我们全家身上，也让后辈们遭受了诸多不公与苦难。当时，家中年满十八岁的成员均被定为地主分子，祖父、祖母、父亲无一例外。 　　1951年春，父亲被政府集中送往永安劳动教养——当时的政策的是，所有被划为地主、反革命的人员中，罪行较轻、不够判刑，且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会被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教养。这次劳教，直到1953年夏才结束，父亲整整在永安度过了二年多的劳教时光。随着土改运动的不断深入，蛟坑村被划为地主分子的人，已有五六人陆续被枪毙。我的祖父也险些惨遭枪毙，当时枪毙一个人的报批手续十分简单，只需村公所提出申请、上报区公所（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政府），区公所便有权审批。祖父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始终专注于教书和行医，从未插手行政工作、担任任何社会职务，却被村公所罗列了诸多莫须有的罪状，列为镇压对象，相关材料已上报区公所审批，村公所还专门在五通庙召开全村斗争大会，那天在五通庙被斗争一共二个人，另一个是本村荷坊自然村的王家水（富农），据说当时已内定对祖父等二人进行批斗后执行枪决。有一位知情人暗中托人转告祖母，告知她斗争会结束后，祖父就要被拉去枪毙，让她提前做好后事准备。祖母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却又无可奈何，只能默默流泪祈祷。万幸的是，斗争会刚开到一半，余朋村公所送来紧急通知，要求蛟坑村民兵火速出发，前往抓捕潜逃的土匪小头目。斗争会被迫暂停，祖父也暂时逃过一劫。后来我们才得知，余朋村的伪保长邓善生（曾当过土匪）和蛟坑村的反革命分子陈德旺（当过保队副和土匪），持枪潜逃已有半年多，当天恰好被一位农民在余朋与蛟坑交界的寨背坑山上的草丛中发现，农民立即下山将消息报告给余朋村公所，余朋村公所随即通知蛟坑村民兵协同抓捕。 　　或许是老天有眼，就在斗争会召开的第二天，上级传来文件通知，明确规定“凡是镇压对象，必须有血债在身”。我的祖父一生行医教书、救死扶伤，从未有过血债，不符合镇压条件，得以被排除在镇压对象之外，成功躲过了这场生死劫难，全家也得以暂时喘息。 　　三、父亲的婚姻 　　土改期间，我家的财产、田山和其他地主家庭一样，几乎全部被分给了贫下中农，只留下几亩边远贫瘠的山垅田，以及人均不足八平方米的矮小破旧房屋。当时家中共有七口人——祖父、祖母、两个叔叔、母亲、我，还有正在劳教的父亲，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了极度贫苦的境地。 　　母亲黄玉招难以承受地主成份带来的各种歧视，也不堪忍受被强迫劳动改造的苦楚，再加上同村一位未婚贫农青年的挑拨离间，最终动摇了与父亲相守的决心。在那位贫农青年养父的陪同下，母亲专程前往永安，找到了正在劳教的父亲，坚决提出离婚。父亲虽有不舍，但深知母亲的难处，最终无奈答应了她的请求。 　　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很快便与那位贫农青年结婚。可婚后相处数月，她才渐渐发现，那位青年除了家庭成份占优势外，无论是学识、品性还是能力，都与父亲相差甚远，根本无法与父亲相提并论。其实，当初母亲提出离婚时，我的外公、外婆就坚决反对，曾多方劝阻，甚至以“断绝父女关系”相要挟，可母亲当时心意已决，执意要离婚。也正因如此，母亲离婚后，有好几年都不敢回外公外婆家，心中满是愧疚与不安。不久后，母亲便开始后悔，悔恨自己当初一时糊涂，做出了草率的决定。 　　1952年夏，父亲劳教释放回家，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仅仅劳教了二年多就回来了。她心中的悔恨愈发浓烈，主动来到父亲和祖母面前赔礼认错，痛哭流涕地表示，只要父亲能重新接纳她，她愿意立刻与那位贫农青年离婚，与父亲复婚。面对母亲的忏悔，父亲虽心中有憾，却还是平静而和气地拒绝了她，只说了一句：“若知今日，何必当初。”母亲无言以对，只能默默流泪，心中的悔恨难以言表，终究是悔之晚矣。 　　母亲的续夫性情暴躁、好吃懒做，还缺乏谋生技能，母亲嫁过去没多久，便常常遭到打骂与呵斥，生活过得愈发贫困艰难。尤其是在大集体时期和三年困难时期，家中常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母亲的生活陷入了绝境。真是一步踏错，满盘皆输，母亲用一生的苦难，印证了当初那个草率决定的沉重代价，也留下了终身的悔恨。 　　1954年，经人介绍，父亲与我现在的继母陈银娥相识、成婚。继母出身于芹溪村一个贫苦家庭，此前曾有过一段婚姻，因结婚多年未能生育，被前夫误认为无法生育而要求离婚。介绍人当时就明确对祖母和父亲说明：“陈银娥可能无法生育，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日后再来责怪、后悔。”父亲却坦然表示，子女皆是命中注定，何况他身边已有我这个儿子，即便继母嫁过来后真的不能生育，他也毫无怨言。 　　由于两人都是再婚，再加上家境贫寒、父亲又有地主成份的牵连，他们的婚礼办得极其简单，没有摆酒席、没有请宾客，只是两人一起前往区政府办理了结婚证，便算是正式成婚。继母出身穷苦，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子，她身材瘦小，却身体结实，无论是田间耕种、上山采茶仔，还是摘红菇，都娴熟利落、手脚麻利，很快便成为了家中的主要辅助劳力，为父亲分担了诸多生活重担。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却聪慧贤淑、通情达理，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即便生活极度贫苦，也始终用心打理家务、照料全家老少，让一家人在苦难中相互扶持、和睦相处，日子虽苦，却也有着难得的温情。 　　祖父是邻近乡里闻名的老中医，尤其擅长儿科和妇科，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继母嫁过来后，祖父看出她患有平时不被引起重视的妇科病，正是这妇科病导致她未能正常生育，便利用自己的医术，为她悉心调治了几个月。在祖父的精心照料下，继母的身体渐渐恢复正常，没多久便怀上了孩子。此后数年，继母相继为父亲生下了三女二男。那时，土改、镇反运动早已结束，国家正全力以赴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社会秩序逐渐稳定，我们家也终于迎来了一段相对平静安稳的日子。 　　四、平地又起风波 　　本以为平静的日子能长久延续，可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无妄之灾再次降临，打破了家中的安稳。1955年，继母的前夫突然向政府控告，诬陷父亲挑拨他与继母的婚姻，导致两人离婚。在那个阶级分明、成份至上的年代，这样的控告，对身为地主分子的父亲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厄运再次无情地降临在他的身上。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正围坐在桌前吃晚饭，村道上突然传来阵阵急促的敲锣声，村干部大声通知村民，晚上要召开斗争大会。不一会儿，两名背着步枪的民兵便来到了我家门口，通知父亲立即前往会场。父亲恳请他们允许自己吃完晚饭再去，却遭到了断然拒绝。无奈之下，父亲只能放下手中的碗筷，在两名民兵一前一后的押送下，默默前往会场，接受无端的批斗。 　　那一夜，父亲被批斗了整整一夜，批斗结束后，便被关押在了村部。第二天一早，他被民兵押送前往沙芜区公所，我们一家人——祖父、祖母、继母、叔叔和我，早早便来到村口等候，想送父亲最后一程。没过多久，我们便看到父亲在两名持枪民兵的押送下，从容地向村口走来。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反绑的绳子还留出了一段约三米长的绳头，被押送的民兵紧紧牵着，生怕他中途逃跑。父亲经过我们面前时，眼神中满是不舍与牵挂，想停下脚步和我们说几句话，却被民兵厉声制止。我们一家人强忍泪水，默默无言地目送着父亲的身影渐渐远去，心中满是无助与悲痛，却无能为力。 　　父亲被押解到县城后，在没有任何证据、未经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被含冤判了三年徒刑。事实上，继母与她的前夫早已离婚，两人离婚许久后，才经熟人介绍与父亲相识，父亲从未插手过他们的婚姻，更谈不上挑拨离间。试想，当时父亲身为地主分子，处处受到严厉管制，一举一动都被监视，连基本的人身自由都难以保障，又有多大的胆子，敢去挑拨别人的婚姻？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诬陷。可在那个年代，贫农的一句话，远比地主的千言万语更有“分量”，他要告，父亲便百口莫辩。父亲纵然满身是嘴，也无处申诉、无人说理，最终只能含冤入狱，再次踏上劳改之路，直到1958年5月，才刑满释放回家。 　　在这次三年劳改期间，父亲并未消沉，而是利用空闲时间，自学了大量医疗知识，凭借着自己的聪慧与刻苦，逐渐掌握了基础的诊疗技能，还当上了劳改场的卫生员，在劳改之余，为其他劳改人员诊治小病小痛。1959年2月，蛟坑村爆发了麻疹疫情——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是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隐患，麻疹更是高发传染病，当时政府高度重视疫病防治工作，提出“早预防、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要求。由于疫情紧急，大队（当时行政村称为“大队”，乡镇称为“公社”）决定建立保健站，专门应对麻疹疫情，可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医生。情急之下，大队便抽调父亲前往保健站，负责全大队的医疗保健和麻疹防治工作。与此同时，祖父也被启用，于1958年调到余朋公社卫生院工作，父子二人一同行医，守护乡邻健康。 　　 　　此后，父亲又先后被调往余朋公社卫生院、东坑保健站工作，前后任职长达十年之久。余朋乡的东坑村，是当时偏远乡村之一，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父亲到任后，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对待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待乡亲们格外关爱，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有村民求医，他都会随叫随到，用自己的医术为乡亲们解除病痛，他的医德与医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深切赞誉与衷心爱戴，乡亲们提起他，无不竖起大拇指。 　　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阶级斗争再次愈演愈烈，父亲作为“地主分子”，再次成为了批斗的对象。1967年5月，父亲被开除公职——当时他正在东坑保健站工作，东坑村的乡亲们得知他要被离职后，都恋恋不舍，一百多名群众自发联名上书，恳请政府让父亲留职，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请求终究无济于事。被开除公职后，父亲被迫回到蛟坑村，下地种田，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改造，再次承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 　　1968年夏天，父亲被公社拘捕关押，公社拟定第二天召开批斗大会，对父亲进行公开批斗。父亲深知，当时的批斗野蛮而残酷，他不愿再遭受无端的折磨与羞辱，便在当晚趁看守不备，打破关押房间的窗户，成功逃脱，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流浪逃亡生活。起初，他与难友李金旺一同前往龙岩一带，隐姓埋名，靠行医卖药维持生计；后来，两人又逃到岩岭、大岭的深山之中，躲在偏僻的山林里，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日子；1970年，父亲与李金旺分开，只身隐逃回到东坑村——东坑村的乡亲们念及他昔日的恩情，不顾自身安危，纷纷暗中为他提供食宿，掩护他的行踪。 　　可终究纸包不住火，1971年春天，父亲的隐藏地点被公社发现，他再次被抓捕，直接押送前往县看守所拘留，再度身陷囹圄。事实上，父亲出逃的原因，仅仅是畏惧残酷的批斗，他在逃亡的三年多时间里，从未做过任何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的坏事，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与良知。也正因如此，公安局和执法部门始终无法给父亲定罪，只能将他无限期拘留。就这样，父亲在看守所里被关押了三年，直到1974年，才被无罪释放回家，这场无妄之灾，再次让他承受了数年的牢狱之苦。 　　五、生不逢时，留下精神财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开启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唯成份论”被正式废除，一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纠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父亲的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他的冤、假、错案被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1981年，父亲正式恢复公职，重新回到余朋公社卫生院工作，再次拿起听诊器，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重获工作机会的父亲，心中满是感激与憧憬，他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本想趁着自己年富力强，在有生之年好好施展自己的抱负，用心行医、勤恳工作，以回报社会、回报乡亲们多年来的信任与关爱。可天妒英才，就在他准备大展拳脚、实现自身价值之际，不幸突然降临——1984年2月下旬，父亲在县城参加会议期间，突发心肌梗塞，经全力抢救无效，英年早逝，年仅58岁。他的离去，不仅让我们全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也让余朋乡的乡亲们深感惋惜，许多受过他救治的乡亲，都自发前来送别，缅怀这位一生坎坷却始终善良正直的好医生。 　　父亲的一生，是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的一生。他刚步入社会，便遇上了改朝换代的重大社会变革；紧接着，又经历了长达近三十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殊时期。只因他出身地主家庭，又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便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靶子，沦为了时代的牺牲品。 　　 　　父亲遗墨 　　父亲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一生恪守做人之道，勤勤恳恳、善良正直，从未做过任何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事。可在那个缺乏民主与法制的年代，评判一个人的标准，不是事实与法律，而是阶级成份与斗争需要，这也让父亲多次蒙受不白之冤，三陷囹圄，前前后后共承受了长达十余年的牢狱之苦。文革前，父亲曾在卫生部门工作了十年，可在那个阶级斗争高度紧张的氛围中，他只能处处谨小慎微、收敛锋芒，不敢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除此之外，他还在家种田十多年，接受劳动改造，饱尝生活的艰辛与磨难。可以说，父亲的一生，基本上是在劳改、种田、行医这三种生活中度过的，三者占据的时间相差无几。 　　父亲一生怀才不遇，空有满腔抱负，却始终未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时乖运舛，一世清贫，直至离世，也未能给我们儿女留下什么物质财产。但他却用自己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我们，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要坚守本心、光明磊落；无论遭受多大磨难，都要自强不息、坚韧不拔；无论生活多么贫苦，都要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一个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 　　父亲的坎坷人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苦难与坚守，他的善良与正直，将永远铭刻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永不磨灭，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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