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婚恋历程 　　陈英贤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四类（地、富、反、坏）子弟结婚找对象，大抵是最难的，谁也不肯把自己的女孩嫁给备受欺侮、又无出路的四类子弟。等我到了婚龄，姑妈便带着我去周围邻村相亲——见了不少适龄的姑娘，她们的父母几乎都是同一句话：“这个后生我们看着满意，可家庭成分不好啊，怕闺女嫁过去受委屈，实在不敢应从”。 　　后来，本生产队里有个姑娘，天天跟我一起上工，相处久了，她摸清了我的品性、为人和本事，对我动了心，也不嫌弃我的家庭出身。她给我的印象也极好；虽没读过书，却心善务实，勤劳朴实，身材修长结实，尤其是不会嫌弃我家庭成分的这份心，在当年真是难得。 　　我们情投意合，便悄悄恋上了。可这姑娘自小父母离异，是跟着祖母长大的——老太太对我的人品没话说，可一提到我的家庭出身，就坚决不松口。那会儿的社会现实多残酷啊，谁也不敢担保嫁过来不会被株连受苦。老太太一心要给孙女找个成分好、有政治前途的青年才放心，后来就给她物色了个贫农出身的退伍军人，对方还愿意来做上门女婿。姑娘怕惹恩重如山的老祖母生气，不敢违逆，只好跟我忍痛断了情，违心地应了这门亲。婚后两人没感情，总吵吵闹闹，没几年就离了。 　　　后来我去了林场，一待就是十来年。除了手头宽裕了些，更意外的收获，是遇到了能跟我过一辈子的人——也就是我的妻子邱春娥。春娥是太山大队洋子段人，我们是我去林场时，路过洋子段认识的。她人善，贤惠，模样也周正。虽说认不得几个字，却通情达理，尊老爱幼，待人有礼，言行举止都透着从容大方。是那种典型的贤妻良母传统女性。 　　后来我跟她求婚，可我的家庭出身还惹来了不少风波——有人支持，更多人反对。春娥的父亲是当地生产队队长，平时公社干部下乡，常去他家吃饭。这些干部知道我们谈恋爱的事后，都来劝她，实则是阻拦。说她得从“大局”考虑终身大事，还说现在党的大政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类分子”家庭永远是阶级斗争的对象，子弟也得被另眼相看，当兵、入党、考干、升学压根没他们的份；平时稍有差池，还可能被当成阶级敌人批斗，所以跟成份不好的人结婚，不仅没前途，还得受连累，一辈子抬不起头。这些都是当时明摆的事，谁都清楚。可也有好心人支持我们，尤其是她的生母（春娥是从小被抱来的童养媳，原本是为了给家里招弟弟）——她特别看好我。还再三劝女儿：选对象得看人品、涵养和本事，这些才是能一起过日子、陪伴到老的根本。支持和反对的话都有道理，不过是站的角度不同。两边的声音天天在她耳边转。邱春娥毕竟才20出头的农村姑娘，不知听谁的好，一时拿不定主意。 　　正巧那会儿，我在林场的工组搬到了离她家不远的地方作业。我就趁晚上找她说话，给她讲“塞翁失马”的典故，说“好事能变坏事，坏事也能变好事”。更认真地跟她分析了当下的政治形势；那会儿确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得“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个揪一批，那个斗一批，被专政的对象从“四类分子”扩到了“九类分子”，连知识分子都 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被打成了“臭老九”——也是专政对象。算上家属，全国这类人起码过亿，是个庞大的群体，可这里面人大部份都是无辜的，不过是为了“阶级斗争”，人为树的对立面——这对国家安定团结根本没好处。照这么看，等提倡阶级斗争的领导人逝世后，不管谁接班，为了争取民心，肯定会平反这些冤假错案和取消或纠正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到时候就没了成分歧视，大家凭本事平等竞争。所以长远看，你妈说的对，眼下看，那些干部分析也没差。最终怎么选，还得看你自已权衡。春娥从没听过有人这么分析形势、预测将来，并觉得我分析的很在理，同时也为我有这种见解能力和知识面而感到佩服，恋爱的天平就逐渐向我倾斜了。 　　从相识到相恋，由相爱到结婚，我们的爱情就像一艘小船，闯过了风风雨雨，避开了无数暗礁险滩，扛过了重重考验，终于在1976年冬天，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了一对患难夫妻。 　　 　　2025年8月27日初稿于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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